春雪瓶小说阅读

Ⅰ 铁骑银瓶重要提示

请注意，我们的讨论将基于王度庐的经典小说《卧虎藏龙》和《铁骑银瓶》，或者聂云岚改编的《玉娇龙》和《春雪瓶》。这些原著作品是我们的参考依据，而非粗糙改编、胡编乱造的电视剧《铁骑银瓶》(特别指出蒋勤勤版本，其与原著及聂云岚的改编作品有显著出入，包括人物描绘、历史背景、情节发展和角色关系等方面，存在大量偏离原作的改动，令人难以接受，实为对读者的误导)。在进行分析或讨论时，请确保您的理解建立在这些原著之上。

电视剧版本往往不能完全忠实于原著，因此在阅读或讨论时，务必区别对待，以免产生误解。《铁骑银瓶》的原著小说承载了丰富的内涵和细腻的情感，它的魅力在于文字构建的世界，而非影视改编的简化版本。因此，我们鼓励读者深入阅读原著，以获得最纯粹的文学体验。

Ⅱ <<玉蛟龙>> 的作者是谁

聂云岚
武侠大家王度庐
王度庐（1909－1977），原名葆祥（后改为“翔”），字霄羽，出生于北京贫困旗人家庭。七岁时父亲去世，家境益发艰难，全靠母亲和姐姐为人帮佣及做针线维持生活。由于家贫，王度庐没能接受系统的学校教育，才十二岁就被送入眼镜铺当学徒，不久却因身体瘦弱、手脚不灵而被辞退；又去给一个小军官当听差，也同样遭到解雇。但他刻苦自学，中学未毕业就做了小学教员，开始为家庭分忧。

度庐先生自幼爱好诗文戏曲，虽然学业中辍，他却从不放弃自己的努力。当时王家住在地安门附近，离北京大学原校址不远，王度庐便去风气开放的北大旁听，得遇颇多名家讲授；他还常到北京图书馆看书，或者去鼓楼上的“民众图书阅览室”阅读。就这样日积月累，逐渐打下了坚实的中外文学基础。王先生不仅熟悉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西方文学和文化思潮，他也有独到的领悟。比如在《落絮飘香》等作品中，就曾对莎士比亚剧作等西方名著作过精当的分析。另外他还善于运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表现人物心态，并能将西方小说技巧融纳于传统的叙事模式。

王度庐从十几岁起就常写点小文章或旧体诗词向报刊投稿，到三十年代初期，他因投稿结识了北平《小小日报》主事者宋心灯，并受到宋的赏识，被邀任该报编辑。编辑《小小日报》时，王度庐开始在该报及其他报章发表连载小说，多系篇幅不长，仿《福尔摩斯探案》的侦探作品，署名“霄羽”。

1933年后，华北局势日趋紧张，王度庐离开北平，流亡到陕西、山西、河南各地。其间，曾任西安《民意报》编辑，当过小公务员，由于既无学历，又无高亲贵友，加以性格孤僻，虽然文笔好，肯苦干，终未逃脱每被辞退的命运。1934年，他在西安与李丹荃女士结婚，婚后生活仍处于颠沛流离、衣食无着的境地。1937年春，王氏夫妇赴青岛投奔李丹荃的伯父，不料几个月后抗战爆发，青岛沦陷，全家数度逃亡，伯父资财亦损失殆尽。

困居之中，王度庐偶遇在《青岛新民报》（1942年与《大青岛报》合并，更名《青岛大新民报》）担任记者之旧友，遂应邀为该报撰写长篇连载小说。1938年6月1日始载武侠小说《河岳游侠传》，取笔名“度庐”，意思不外是“寒门度日，混混生活”而已。此后刊载《宝剑金钗记》，以写英雄儿女的爱恨情仇故事而始受重视，这时，他的另一类重要作品言情小说也逐渐得到肯定。抗战期间稿酬微薄，作品数量虽丰，却仍不足以解决生计，使得王度庐不得不兼做其他工作。

青岛十年间，先生曾兼任中学代课教师、“摊贩公会”文案、赛马场售票员；1946年岁暮，全家甚至靠摆地摊卖春联而度年关，生活困窘，可见一斑。据李丹荃老人回忆，当时写小说首先是为了糊口，每日把要连载的部分写在一张纸上，由报馆派一小童取去，创作环境极为艰苦。王度庐的代表作品，差不多都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完成的。

王度庐性格内向，又体弱多病，平时沉默寡言，不喜交际。写小说出名后，也常有人慕名前来拜访，他总是装病躲避；又很少上街，过着自我禁闭的生活。由于工作劳累，他的健康受到损害，家人曾劝他放弃笔耕，另谋生路，他却写上了瘾，直写到1949年方才搁笔。

1949年初，王度庐携全家移居辽宁，曾先后在大连、沈阳等地任教。文革中，王氏夫妇被“下放”到昌图县大苇子沟安家落户，1975年，他们迁居铁岭。两年后，正值旧历年底，王度庐以久病之身在铁岭去世，享年68岁。

王度庐在文化思想上颇认同于“五四”新文化传统。对他而言，自己那些包括武侠小说在内的通俗作品只是“为了混饭吃”的不得已之作，大概并不符合他的文学理想。因此，对自己“如同伶人唱堂会”般地写小说，先生甚感不满，乃至自认为是“一生犯下最大的错误”。

然而，正因为有着“五四”传统的自觉认同，王度庐在创作中才能不经意间以新文学对旧形式进行改造，从而推动了通俗文学的“雅”化和“现代化”进程。单从这一意义上说，他给后人留下的也是一笔宝贵的文学及文化遗产。
聂云岚改写风波
王度庐一生坎坷，他的书也命运不佳。其作品在青岛连载时，因战争激烈，交通阻塞，难以有大的影响。抗战胜利后，上海的励力书局开始大量印行王度庐的书，他的作品才得以广泛流传。然而解放后武侠小说被当作封建文学而遭贬斥，王的作品也没有逃脱被尘埋的命运。

有趣的是，《卧虎藏龙》等作品并没有给生前的王度庐带来多少名誉和财富，但在四十年后，却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成就了一名作家，还有一本成功的杂志。1983年，《今古传奇》杂志在当年的第三辑开始刊载一部名为《玉娇龙》的“长篇大书”，标题后署着“聂云岚改写”，但是却没有注明改写自哪部作品、原作者是谁。这部实际上源出王度庐《卧虎藏龙》的改写之作，一出世便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玉娇龙》载完之后，聂云岚再接再励，又将《铁骑银瓶》改写成《春雪瓶》继续载出。随后，中国文联出版社印行了《玉娇龙》和《春雪瓶》的单行本，聂云岚名利双收，《今古传奇》的发行量也从41万份飙升到273万份。

聂云岚为什么要改写《卧虎藏龙》？他在书信中解释说，其“心愿和动机”，“确是出于对著作的倾心和解放后那几部书的遭遇”。

聂云岚之子聂嘉陵后来回忆，“父亲在小时候就看过王度庐的《卧虎藏龙》，印象很深刻，一直想把它写出来。后来父亲被打成右派，仍喜欢给我们讲《卧虎藏龙》的故事。1978年落实政策后，在朋友的鼓励下，父亲根据《卧虎藏龙》写出了《玉娇龙》。”由于聂云岚“原来一直以为王度庐是清代人，没想到王度庐先生也是现代人”，所以也就没有想到里面会牵涉著作权问题。

1987年，李丹荃得知了改写之事，随即通过书信与聂云岚进行交涉。她在信中对改写提出反对，“关于有人准备改编事，那是我坚决反对的。……改好改坏是一回事，改编本身合理不合理又是一回事。……

不然的话，我将《李调元佳话》（按：聂云岚作品）改写一下，添点什么，算我写的，看大家会说什么。尽管您理直气壮地说‘光明正大’、‘尽人皆知’，都不能算改编合理的理由。”聂云岚作了解释，并在回信中对他引发效仿者纷纷改写王度庐作品表示歉意，“我的改编虽然自问目的、动机无它，当时的情况（时间、形势）又有所不同，但我毕竟是‘始作俑者’啊！”之后在《今古传奇》杂志社的调解下，李丹荃出于对聂半生遭遇的同情而没有再作追究。如果不是今年又掀起一轮版权纠纷，我们倒可以把这些往事当作文坛佳话看待。
回答者：gm151617 - 大魔法师 八级 1-28 15:37

这最早是旧式武侠小说,大概是平江不肖生或者他那一辈的哪个作家写的,文革后被改编成新式武侠小说,是一位湖北作家,名字忘了,并且在<今古传奇>连载.后来又续了一部<春雪瓶>吧.
再后来才有电影<<卧虎藏龙>>.
所以,楼主把时间关系说反了!

楼上比我快啊!呵呵!
补充一下:
聂云岚开始时不是直接改写,而是在五七干校凭记忆给人讲故事,后来情不自禁对故事进行改造,使之更丰富细腻,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文革结束后,才诉诸笔端.出版后惹起武侠热,因为当时金庸作品还没有进入大陆,所以非常轰动.
后来不但引发了王度庐后人的交涉,并且导致发了财的出版社内讧!
这就是湖北省文化界的人都记得的<今古传奇>风波.

Ⅲ 那里有玉娇龙和春雪瓶两部小说作者聂云岚，

下个小说阅读软件，在软件中搜素小说《卧虎藏龙》与《铁骑银瓶》，应该是可以找到的。例如小说快捕等。

Ⅳ 王度庐的作品评析

在“北派五大家”中，王度庐独以悲情武侠著称，使得言情武侠小说旁支斜出又出现新的类型。从1938年开始，他连续写下《鹤惊昆仑》、《宝剑金钗》、《剑气珠光》、《卧虎藏龙》、《铁骑银瓶》五部互有联系，又各自独立的武侠小说，成为他的代表作品。五部小说共包括三个悲剧侠情故事：江小鹤（后称江南鹤）和阿鸾、李慕白和俞秀莲、罗小虎和玉娇龙的爱情纠葛。最后一部《铁骑银瓶》写玉娇龙产下与罗小虎的私生子（韩铁芳），却又被人调换为女（春雪瓶），上一辈的情义演化为下一辈的情义；后来韩铁芳千里寻亲，在荒漠分别遇到生身父母而不知，父母又辗转死在儿子的面前；韩铁芳和春雪瓶虽然有情人终成眷属，然“龙埋大漠”，“虎葬冰山”，弥天之憾，复何以堪！
这五部作品构成了所谓“鹤－铁系列”，其中人物最多，情节最复杂，展示社会风貌最为广阔生动的，当属《卧虎藏龙》。
《卧虎藏龙》1941年开始在《青岛新民报》连载，连载时名为《卧虎藏龙传》，题中暗嵌主人公罗小虎和玉娇龙之名，并喻示了他们的命运。玉娇龙身为九门提督之女，虽爱罗小虎，但为维护父兄官誉却不得不嫁丑翰林鲁君佩；玉、鲁大喜之日罗小虎闹婚，玉娇龙出走，倚仗盗来的青冥剑之利横行江湖；又因盗“九华秘籍”而受制于女贼耿六娘，为此遭李慕白、俞秀莲等“侠义道”围攻；后来得知母死家败，借机巧施跳崖之计，遁迹后与罗小虎相见，但又碍于封建门第观念，认为侯门之女终究不能委身盗匪，遂于一夜温存之后，仍然孤剑单骑，远走大漠。
小说刻画玉娇龙这一人物极为成功。她是刁蛮任性、为所欲为的侯门之女，又是敢爱敢恨、豪情万丈的江湖女侠。她既具争强好胜的叛逆性格，不服输不信邪，所以敢于盗剑，敢于向俞秀莲挑战；却又冲不破传统名教观念的束缚，不敢“败坏门风”，只能怀着一颗破碎之心黯然离开。她那官家大小姐的身份恰是她心头无形的桎梏。台湾学者叶洪生先生认为，“作者悲悯地将玉娇龙这种对封建门第观念视同‘原罪’，并予以无情地揭露、鞭挞，正要世人认清其祸害本质所在。”而其震撼人心的力量，正是借玉娇龙的悲剧性格和悲剧命运方得以显示。在揭示人物内心上，作者甚得力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运用较为成功。
《卧虎藏龙》中另一个成功的人物是铁小贝勒府的教拳师傅，绰号“一朵莲花”的刘泰保。他不仅是书中起贯穿作用的线索人物，而且是一位被塑造得最为血肉丰满、最具“浑圆”特征的角色。书中的刘泰保生性嗜赌好吹牛，喜欢管闲事、打不平；又爱慕虚荣，想入非非，常自以为是。他是北京市井中的混混头儿，故有几分“青皮”习气，但遇事却能“咬住不放”，用徐斯年先生的话说，是能够“用咬住不放的‘青皮’精神来伸张正义”，屡败屡战，永不气馁，既可憎可笑，又可爱可敬。由于熟悉北平下层社会生活及这一阶层各种人物的生动个性、语言心态，王度庐写起刘泰保这样的市井人物显得得心应手，格外入神。据说李安的电影里，刘泰保的戏要比较重，可惜的是，为了突出女主角，很多都被剪掉了。
王度庐不擅长写武打，他小说里最绝顶的武技无非“点穴”，春雪瓶的连珠袖箭即可射得众多高手望风披靡。对他作品以情取胜的特点，叶洪生是这样评价的，“说来也怪！王氏书中没有奇幻情节，没有神功秘技，甚至连江湖帮派、武林高手都没有——简直不像是一般所熟悉的武侠小说！乍看之下，王派‘江湖’平平无奇，‘武艺’十分笨拙！其塑造的英雄儿女常唉声叹气，又心有千千结！似乎没一个叱咤风云的好汉，只有‘举杯浇愁愁更愁’……但细加品味，掩卷深思，他们的身影却都活生生、血淋淋地直逼眼前！泣诉江湖儿女生命的悲情、现实的无奈；令人感同身受，低徊不已。”
王度庐的语言朴拙，虽然有时失之粗糙，但并非缺乏功力。深厚的传统底子加上新文学的滋养，使他的小说妙笔时出，常得意境之美。作为北京长大的旗人，王度庐行文幽默，有一种自然流露的京味儿，他的作品应当算作京味儿文学和旗人文学的一部分。
客观地讲，聂云岚的改写使玉娇龙的故事广为人知，但引起的混淆，却足以令原书及其作者遭到掩盖。不光普通读者不知有《卧虎藏龙》和王度庐，文学研究的专业人士也闹出过把《玉娇龙》当原著的笑话。电影出来之后，很多人都以为是从《玉娇龙》改编的，以至有的文章竟发出了“《玉娇龙》被大材小用”的感慨。
长久以来，虽然普通读者对王度庐和他的作品知之甚少，但很多研究者却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如徐斯年、叶洪生诸位先生，就撰写过不少介绍和评论文章。
在武侠小说家里，新派大侠古龙曾给予相当高的评价：“到了我生命中某一个阶段中，我忽然发现我最喜爱的武侠小说作家竟然是王度庐”。
在海外，美国的《侨报》90年代初就连载过王度庐的小说。然而，直到李安电影《卧虎藏龙》问世，才真正使王氏作品光芒再现。
李安在台湾首次阅读小说《卧虎藏龙》，之后便一直都想把它拍成电影。他在接受采访时是这样说的，“我最欣赏作者的传统手法，对中国古典社会文化充满怀旧味道，某种程度上，它十分写实，没有哗众取宠，没有离经叛道，而且女角的设计尤其突出，还有一个悲剧结局，两者都是武侠片绝无仅有的。”对于从小做着武侠梦，但又向来以文艺片见长的李安，文人气息重、传统意味浓的王度庐作品恰好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发挥空间。
电影《卧虎藏龙》的成功掀起了“王度庐热”，群众出版社向王家买下版权，出版《王度庐武侠言情小说集》（已出《卧虎藏龙》）；日本的一家出版公司也前来联系，要翻译“鹤－铁系列”。影视方面，李安表示要把“鹤－铁系列”继续拍下去，而大陆与台湾合资拍摄的电视版《卧虎藏龙》也正在紧锣密鼓的准备之中。新世纪带来了新契机，王度庐和他的作品终于受到了公正的对待。
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登基那年（一九○九），北京「后门里」（「后门」是地安门的俗称），一户姓王的贫困旗人家庭添了个儿子。父亲给他起名葆祥，字霄羽，他就是后来的王度庐。
也就是这一年，清廷废除了八旗「俸禄」制。霄羽的父亲在清宫一个管理车轿的机构当职员（这个机构当是内务府的「上驷院」），虽有部分薪金可领，但生计毕竟日蹙。一九一六年父亲病故后，家境更趋拮据。所以，霄羽是以高等小学毕业的基础，靠自学而成材的。
他的第一部武侠作品是一九三八年六月一日开始在《青岛新民报》上连载的《河岳游侠传》（未曾单行），接着就是著名的「鹤——铁五部」悲剧侠情小说：《舞鹤鸣鸾记》（即《鹤惊昆仑》、《宝剑金钗记》、《剑气珠光录》、《卧虎藏龙传》和《铁骑银瓶传》。一九四五年之前，他还在该报发表过另两部武侠题材小说和《落絮飘香》等四部现代社会言情小说。从一九三九年四月开始，几乎每天同时刊载一部武侠、一部社会言情作品，后者一律署名「霄羽」。也就是说，当时他是「左右开弓」、「一心二用」地写成《卧虎藏龙传》的。
「鹤——铁五部」当时就很轰动，不仅沦陷区流传甚广，而且不胫而走，影响远及大后方，以致在重庆出现过有人冒充「王度庐教授」、连日演说「九华奇人传」的事件（原著里李慕白等的师承渊源在九华山）。可见，「文化管制」终究是限不住作者的。度庐先生在日寇的文网之下，照样展示了中华文化的魅力，演绎出刻骨铭心的人生悲剧，给苦难中的读者以精神的慰藉。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度庐先生又撰有《洛阳豪客》等十一部武侠作品和《粉墨婵娟》等四部社会、言情题材作品。都未连载；而由励力出版社直接印行。
一九四九年，先生夫妇先到大连工作，四年后调至东北实验学校（今辽宁实验中学）任教。当时，在左的文艺政策之下，武侠、言情小说都被打入冷宫，「王度庐」也就在文坛上「消失」了。「文革」中，先生被「送」到农村，一九七七年病逝于铁岭。
《卧虎藏龙》的情节直承《剑气珠光》（其主人公杨豹是罗小虎的亲兄弟），但就风格、氛围、情感内涵而言，与之内在关系最密切，而且互相形成对比、构成「复调曲式」的，倒是《宝剑金钗》。这里显示著作者写作《卧虎藏龙》时，有着一种超越表层情节的深度宏观构思，这种构思与人生观念、情感流向、作品「格体」密切相关。
《宝剑金钗》写李慕白和俞秀莲的爱情悲剧。这是一个伦理悲剧：孟思昭的牺牲，不是为李、俞的结合扫清障碍，而是决定了伴随他们的永远只能是柏拉图式精神恋爱。当“义”与“情”发生冲突时，他们宁愿舍“情”取“义”。然而，作为人性的永恒内涵，“情”又是无法消灭的，所以他们永远得不到快乐。
电影《卧虎藏龙》里李慕白、俞秀莲的“戏分儿”很大，以致有人把玉娇龙当成了“配角”。作为“改编”，这也许不算妙笔，但是改编者对《宝剑金钗》的理解是深刻的，而且大概相当偏爱。
美国有评论家说，电影《卧虎藏龙》中玉娇龙对婚姻的反叛，「是奥斯汀式的故事结构」，而李慕白、俞秀莲的爱情「却受传统的束缚」。他们所看出的，「正是小说《卧虎藏龙》和《宝剑金钗》在内涵上、观念上、主题上的反差。反差之间又有内在联系：李慕白、俞秀莲的遗憾，在玉娇龙那里得到了「补偿」。这样，两部作品也就构成了既对比、互补，又承接、发展的关系。
在风格上，小说《宝剑金钗》的精彩之处在于「武戏文唱」，其叙述方式比较传统。《卧虎藏龙》的叙述行为则更加「现代」，作者常取多层次、多视点的非全知叙述角，充满悬念和张力。书中对市井人物、市井生活的描绘，更加色彩斑斓、生气勃勃，「京味儿」、「旗味儿」十分浓郁。原著中，刘泰保是一个写得非常生动的「闾巷之侠」（这是度庐先生的长处），在电影里这个人物却显得「扁平」，这是可以理解的——改编必须「减头绪」。
小说里，玉娇龙虽因罗小虎的「盗贼」身份而终于离他而去，但她为了「爱」（也就是李慕白、俞秀莲为「义」而压抑的那个「情」）和自由，却是不顾一切的：可以与贵族家庭永远割断联系，可以与「白道」大侠们拚死奋战。她的性格更为复杂、丰满：亦「正」亦「邪」，亦「善」亦「毒」，既工于心计又不无天真，既决绝狠辣又时或优柔。最后她所不能战胜的「敌人」，正是「自己」。这是一部深刻的「性格悲剧」。
李安对这个人物的把握是准确的，但是由于「戏分儿」有限，对其性格的刻画就不能如原著那样游刃有余。电影结尾的跳崖，虽很浪漫，却不如原著的厚实（小说里是宣称，为尽孝道而舍身跳妙峰山还愿，实乃又是切断家庭羁绊的妙计）。
这些悲剧的总体风格趋于阴柔而较少阳刚，苍凉、悲怆多于雄奇、壮烈。这是作者情感个性和审美个性的集中表现（王度庐先生特爱《纳兰词》）。
作者早年失怙，他笔下的主人公也多是孤儿。孤独、狷傲、寂寞、惆怅而时或优柔，是这些人物普遍的心态。这也是作者心态、性格的投射。
度庐先生武侠作品的特点是世俗化、平民化，「玄学化」与他基本搭不上边。「青冥剑一出，天下武林将如何如何」之类的话，他的作品里绝找不到。就此而言，电影未免把王度庐「金庸化」了。是「得」是「失」可以讨论，因此而失却了原著的一些「神髓」则是肯定的。
代精神和现实意义
玉娇龙的反叛精神，其实质首先令人想到个性主义，这反映著作者对「五四」精神的认同。作者熟知佛洛伊德学说，所以，书中的冲突更是「生命意志」与现实生活「僵硬外壳」的冲突，而且这种「外壳」又内化为人物性格的一部分。这样的悲剧观念和悲剧构思是十分「现代」的。我曾引用佛洛伊德的话，证明度庐先生笔下的悲剧具有佛氏所谓「心理悲剧」的特征，这对中国现代文学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侠」企图凭借「个人的独立自足性」来伸张正义，这就注定了他们与生俱来的悲剧性。度庐先生致力于展现这种悲剧性，这就把中国武侠文学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五四」以来长期贬抑通俗文学，这是一种偏见。度庐先生的创作表明，立足于自己民族的小说传统，积极吸取西方文学、「五四」新文学的营养，是中国通俗文学「通变」的正确而且必然的途径；他的作品也表明了「俗」可以与「雅」融会到何种程度。
因此，以历史的观点考察，没有王度庐这样的作家，也就不会有金庸。
度庐先生及其作品由影响遍及全国，到「销声匿迹」，又到重被人们「发现」，并且经由李安「阐释」而成为世界的艺术瑰宝，这本身就是一出悲喜剧——中国文化的悲喜剧。想想度庐先生和许多中国作家的遭际，我的「悲剧感」要大于「喜剧感」，这种悲剧感的色调亦非「壮美」而是「苍凉」。但愿中华民族文化的运行不再使人产生此种「悲剧感」，这也许是《卧虎藏龙》最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