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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急求关于阎连科先生小说的文献综述...

阎连科
文学家、作家、学者

姓 名： 阎连科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58
出生地点:河南洛阳嵩县田湖瑶沟
民 族： 汉族

河南嵩县人。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1991年又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78年应征入伍，历任济南军区战士、排长、干事、秘书、创作员，第二炮兵电视艺术中心编剧，专业作家，文学创作一级。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199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情感狱》、《最后一名女知青》、《生死晶黄》、《日光流年》、《受活》，小说集《阎连科文集》(5卷)、《和平寓言》、《乡里故事》、《黄金洞》、《阎连科小说选》、《横活》、《朝着天堂走》、《欢乐家园》，散文集《回望乡土》，随笔集《桎梏》，中短篇小说《天宫图》、《年月日》等。《两程故里》、《祠堂》分别获1988年、1989年《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瑶沟人的梦》获第四届《小说月报》百花奖、第三届《十月》优秀奖、1990年-1991年《中篇小说刊》优秀作品奖，《夏日落》获1992年-1993年《中篇小说选刊》奖，《耙耧山脉》获上海市1994-1995年中篇小说大奖，《黄金洞》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其作品曾获军内外奖20余次。 《黄金洞》（中篇小说）---第一届（1995-1996）鲁迅文学奖
《年月日》（中篇小说）---第二届（1997-2000）鲁迅文学奖
第八届“小说月报”百花奖
第四届（1996-1997）上海优秀小说大奖
《耙耧山脉》（中篇小说）---第三届（1994-1995）上海优秀小说大奖
首届“中华文学选刊”优秀作品奖
《耙耧天歌》（中篇小说）---第五届（1998-1999）上海优秀小说大奖
《夏日落》（中篇小说）---1992-1993“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
《大校》（中篇小说）---第八届解放军文艺奖
《朝着东南走》（短篇小说）---1999年“人民文学”优秀作品奖
《黑猪毛 白猪毛》（短篇小说）---2001-2002年度“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
04年他的新作《受活》引起文坛强烈关注，被称为中国的《百年孤独》，获第三届老舍文学奖。
阎连科的小说创作有三个明显的阶段：温情时代，作家创作的“三个系列”充满着对人的处境的理解及其选择的宽宥和温情，这是他早年家庭命运和生活经历给予他的气质和情感，作家还没有摆脱自我体验，还没能从具体的人、具体的事件和经验中挣扎出来，进入一个更为阔大的世界；激情时代，疾病对阎连科的写作产生很大的影响，生命在绝望、反抗之中显示出强大的意志和激情，小说的事件和人物出现在茫茫无涯的空间之中，没有时间的局限，没有特定性和规定性，作家对于命运力量的阐释具有双关性，它既是个人的，又是人类的；既是特殊的，又是普遍的，充满了隐喻意义。暴力性是这一时期作品明显的审美倾向；平静时代，在对生命、命运以及人的存在本质有了更深刻的体验之后，作家把思考的向度重新转向社会和现实，在历史和文化的语境之中思索并批判“耙耧山脉”的性格及其所代表的中国生活。不管在哪一个时期，阎连科小说的价值取向都有一定的道德倾向性，即“回家”。在描述这一“回家”的过程中，展示了作家最本质的思索：世界与人的关系，它们以何种冲突、何种形式存在。他的所有小说都致力于寻找、揭示这一存在的形态和内涵。

一

署名为阎连科的作品最早发表于1979年，《天麻的故事》，刊登于原武汉军区的《战斗报》上。那一年，阎连科21岁。那篇小说早已找不到了，它的意义在当时并不清晰，今天看来，它却标识着阎连科作家生涯的最初开始。
1958年8月的某一天，阎连科出生于河南嵩县的一个偏远小镇田湖镇。耙耧山脉从远处延伸而来，山下是宽阔的、深深的谷沟，田湖镇就散落在这谷沟的尽头。在离田湖镇几里远之外，就是宋代理学大师程颐、程颢两兄弟的故里，现在只剩下一座残存有很少遗迹的寺庙和他们的后代。这座寺庙在作家的少年里，并没有太多的印记，他只知道“程寺”是耙耧山脉人的圣地和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源地，而与他的人生，似无太多的干系。至到有一天，当他拿起笔，游荡于“耙耧山脉”之间时，寺庙才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仿佛看到寺庙的象征意义和无形的力量，看到了人们对“程寺”的敬畏和对“程寺”精神的继承，正是它们，主宰着耙耧山脉人的生活和灵魂。于是，诞生了《两程故里》、“瑶沟系列”、《黄金洞》、《年月日》、《日光流年》和《坚硬如水》等一系列令人惊异的作品。
在这耙耧山下，阎连科度过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初期。父母亲都是农民，善良，忠厚，为了让四个孩子上学，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艰辛。大姐身体一直不好，“我童年最强烈的印记之一，就是大姐在病床上不绝于耳的疼痛的哭声，腰疼、腿疼、以至全身的疼痛。大姐躺在光线黑暗的屋里，一家人愁在一墙之隔的正间，大姐每一声穿透墙壁的尖叫，都深刻地刺在父母的脸上，使父母那本来瘦削缺血的脸上，更显出几分云色的苍白。（《大姐是老师》）”后来，父亲陪大姐到省会做手术，经常有要钱的口信捎回来，小小的阎连科就在家帮着大人卖正长个儿的猪、卖刚收的粮食、卖还不成材的树。这一切在少年阎连科心中留下深深的伤痛和阴影。《瑶沟的日头》和《瑶沟人的梦》里面那淡淡的温情和悲凉反映了家庭生活给他的最初情感。1988年，阎连科在《昆仑》1期发表中篇《两程故里》，这是耙耧山脉和程寺真正进入阎连科小说世界的开始，“程寺”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象征第一次出现在阎连科的小说中并与经济改革下的道德观念产生冲突，乡村矛盾显得阔大，内蕴丰富。另外，阎连科语言的“黏稠”和“透明”已经有所展现，这使得他小说的气息始终有潜在的温情和湿润的感觉，它和乡村生活的沉滞、暗淡和地火的奔突相辅相成，使小说结构处于一种张力之中。
1989年阎连科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院读书的阎连科进入了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只要铺开稿纸，阎连科就如老僧如定，完全进入状态，同宿舍人的活动一点也不影响他的写作，一天下来，少则八千字，多则万余，稿子一遍成，不抄不誊，没有太多的涂改。当时流传一个说法，阎连科写小说“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周”，写作之快可以想见。在军艺的第一年，阎连科连续在《昆仑》、《解放军文艺》、《中国作家》、《十月》、《莽原》、《时代文学》等大型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七部中篇小说，为阎连科赢得了广泛的声誉。第二年，阎连科的小说更是几乎覆盖了全国的大型文学刊物，《收获》、《人民文学》、《当代》、《小说家》、《黄河》等上都刊登有他的小说。他独特的创作风格和创作倾向开始引起评论家的关注。从1989年到1994年之间，阎连科的小说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系列。
“瑶沟系列”。这一系列包括中篇《瑶沟人的梦》、《瑶沟的日头》、《往返在塬梁》《乡间故事》等，其中《瑶沟人的梦》获第四届《小说月报》百花奖和《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及《十月》优秀中篇小说奖。后来结集出版长篇小说《情感狱》。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系列实际上是带有自传体性质的小说，作者虽然有所否认，但作品中所蕴含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生活却的确有生活的真实在里面。阎连科曾经这样说过，“《瑶沟人的梦》、《瑶沟的日头》等作品写得笨、实，但非常亲切，非常质朴，是对现实生活感受的真实描述，普通百姓喜欢看、尤其是从农村走出来的青年人特别喜欢。但是现在，要想回头再写那样质朴、温情的小说，怕是已经回不去了。……瑶沟系列可能是我所有小说中与日常生活经验最直接相通的小说了。……它可以说是来自心灵上的伤害。我宁可写不出这样的小说，也不愿有这样的伤害。”（阎连科、梁鸿：《巫婆的红筷子》，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页）应该说，“瑶沟系列”是阎连科真正意义地描述苦难的开始，姐姐那病痛的呻吟在耙耧山脉深处回荡，他无法忘记这痛苦，无法忘记为摆脱贫困，家庭、村庄所做的努力和尊严的丧失。它们犹如“情感的炼狱”包围着生活在其中的人，这使他初步感受、理解到乡村的生存逻辑、乡村的苦难和权力的意义，并影响着他以后小说的倾向性。在这“情感狱”中，主人公始终处于强烈的耻辱感和不知所措的困惑之中，“我”被推向乡村的政治舞台，不被允许有丝毫的任性，不被允许有尊严和自我的表达，而“我”的每一次行动，包括爱情都有强烈的功利性，不得不暴露于几百双眼睛的盯视之下，这种人的“个体性”的丧失和痛苦应该说是阎连科对村庄思维最深刻的阐释，也是他所说的“心灵的伤害”的真正意义。
“东京九流人物系列”。对于作者来说，这是一个偶得偶失的系列作品，据阎连科所言，他是在开封大街上买到一册《文史资料》，里面有人物志，于是，就按照上面的情节进行想象和扩展，最后，产生了《横活》（1989年）这部中篇小说。但是，对于当年的文坛来说，却带来巨大的新鲜和惊喜。小说充满浓郁的民俗气息和传奇性，人物命运大开大合，可以感觉出作者对故事情节和语言的用心经营。1990年作者又发表《斗鸡》，通过开封故都里老人斗鸡的一生，展示百年来中国的社会变迁和人的遭遇，语言生动，情节曲折，可读性非常强，深得读者的喜爱。但是，也正是因为过于追求故事性和传奇性，在这两篇小说中，具有阎连科特征的语言和小说观念却很少显示出来，小说意味较为淡薄。在两年后发表的《名妓李师师和她的后裔》、《芙蓉》（1993）中，可以看出，作者的语言功力和文学感觉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由于一些具体的原因，作者放弃了这一系列的写作，以后再也没有拾起来。
“和平军人系列”。在这一系列里面，作者关注了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农民军人，致力于展现农民军人在当代语境中的遭遇和自我选择。主要作品有《中士还乡》（1991）、《从军行》（1992）、《寻找土地》（1992）等；二是和平时代军人的精神困境，如《和平雪》（1992）、《自由落体祭》、《夏日落》（1992）、《和平寓言》（1993）、《和平殇》、《和平战》（1994）等。
二
“也许这是天命。写完这部小说我就病了，不能说是因为写这部长篇病的，更不能说就是积劳而成疾。但这短短的二十几万字是我这一生身体好坏的一个分水岭。此之前，我写小说一天数千字乃至上万字可以坚持很长时间，曾经让同行们咂舌。此之后，因为腰椎病我再也不能坐在桌前写一篇小说，甚至连稍长的一封信也不能坐下写了。为此，每当我趴在床上写作时，时常黯然伤神，流下泪来；而到了如今，因长时期趴着写作，又使颈椎疼痛不止，百治而少有一效。到万不得已不能不写之时，我强迫自己仰躺着写作的时候，没有人能够体会到我对坐在桌前写作的那种怀念。”(阎连科：《最后一名女知青·自序》，1995年，百花文艺出版社)
写这段话的时候，是1995年。阎连科病了。
早年姐姐和父亲的病痛已经深深浸入阎连科的血液和情感中，他还没有从那阴影中走出。这一次，轮到他了。其实，从1992年开始病症已经出现了，刚开始还以为是单纯的腰病，治一治就好了，因此，并没有在意，仍然集中力量写作。从1992年到1995年间，阎连科共创作了将近20部中篇小说，一部长篇小说，同时，还创作了几部长篇电视连续剧。病却越来越严重了。极度的腰椎间盘突出，腿麻，腰痛，不能走，不能坐，不能干活，只能躺着不动。于是，阎连科在腰上绑一个非常宽的大腰带，用钢板做的，把腰硬支撑起来写作。最严重的时候，系上宽腰带也坐不起来了，就只得趴在床上写作，却又引起了颈椎疼痛。后来阎连科找到了一个写作的“姿势”：躺着写作。他在一家残疾人机械厂订了一张特殊的椅子：座位是半躺着的，前面固定着一块斜板，稿纸夹在上面，象写毛笔字一样，悬肘写作。
但是，对于作家来说，疾病虽然痛苦，却也成为他们获得独特生命经验和社会感受的途径。当笔者问到身体疾病对阎连科创作的影响时，他回答到，“身体状况会影响一个人对生命的认识，它对生命的认识肯定会不同于健康的时候。身体不健康的人可能对生命的感觉更复杂、更敏感一些。病虽然不是致命的，但对生命的韧性加强了，对生命与活着的渴望也增加了许多。一个不健康的人对生命常有一种绝望的情绪，但是，常常在绝望中会爆发出一种激情。一个人肉体的抵抗力在减弱，但是他内心的、精神上的抵抗力一定在增强。健康人可能不需要对生命有什么对抗的东西，但是，非健康人的内心可能始终处于和生命的某种东西在对抗之中。（《巫婆的红筷子》）”疾病对阎连科的生命观、哲学观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影响。1995年也因此成为阎连科写作的重要分水岭。如果说1995年前的作品更多地来自于他的生活，他的家庭和他的军队经历等等具体的生活经验的话，那么，1995年之后的作品则与他的身体感受密不可分，由此重新进入世界，进入耙耧山脉。这时候的天与地，世界的构成，在作家的思维中已经不同于前期作品。耙耧山脉富于本质意义的色彩开始浮现了。
世界病了。耙耧山脉病了。与以往作品中耙耧山脉淡淡的温情和温暖相反，世界染上了疾病的色彩，病态的耙耧山脉，病态的社会和人，暗淡、灰色，却也有作者隐隐的暴烈在内，那是对生命的绝望、无奈，和绝望之后的反抗和挣扎。他把这种感受通通转化为文字表达出来。中篇小说《年月日》、《耙耧天歌》和长篇小说《日光流年》集中传达了这种生命的挣扎和呼喊，绝望和反抗。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度、密度，生的痛苦，生的挣扎，生的意志，要活着，活下去！这是生命发出的最微弱也最坚硬的呼喊，穿越时间、空间，回荡在耙耧山脉之中。读者被作品中的气息惊呆了，他们还不能习惯作家的这种极端惨烈，更不能接受作品中这种狂暴、绝望和激情。他们不明白这是从哪里来的？
还没有一个中国作家在作品中把生的希望和绝望交织得如此复杂、如此彻底、如此真切。生的意志如此强烈，文字中所蕴含的色彩、声音和欲望汇合成巨大的洪流震撼着读者，撕裂着读者，从感官、视觉、听觉，到经验、理性、智慧，都经受着炙热的炼狱般的考验。这强流、这激情最终化为巨大的象征力量呈现于文本之中。《年月日》、《耙耧天歌》基本上就是一个神话或寓言故事：一个老人，一条盲狗，一株随时都可能死去的玉米和荒漠、干旱的原野，以及无穷尽的饿鼠，生与死之间进行着殊死搏斗；一位母亲，在茫茫的耙耧山脉行走，为她的四个傻儿女寻找健康，母亲的形象是母爱的象征，也可以说是牺牲、是奉献、是人类对活着的焦灼和最大欲望，能阐释出多重的主题和意义。如果说这也是长期处于病痛之中的阎连科内心世界隐秘的要求和渴望也并不过分。对疼痛和生命的体验，对生存和活着的渴望折射进他的小说中，成为小说的基本底色和哲学意识。这些人物没有姓名，但却有具体的生命感。他们为着一种生存的本能生活，但最终却展现出一种崇高、庄严甚至阔大的东西。世界表现为一种超验的神话和寓言，那有着地方色彩的耙耧山脉被带入了普遍的、精神的世界之中。
在《年月日》、《耙耧天歌》甚至《日光流年》中，没有时间的局限，没有特定性和规定性，事件和人物出现在茫茫无涯的空间之中，是永恒的存在，具有某种象征的意味；人物陷入不可知的命运之中，无法逃避，也不去逃避。在这耙耧世界里，对于命运力量的阐释都具有双关性，它既是个人的，又是人类的；既是特殊的，又是普遍的。人物在毫无意义的挣扎、冲突，最终仍陷入命运的网罗之中，正如俄狄浦斯的弑父娶母，无法避免。他们所面对的不是社会的压力，或者说，社会的压迫性背景在小说中被淡化，而命运的力量则被强化。先爷面对的是大旱年，尤四婆面对的是遗传基因，三姓村人面对的是大自然中的微量元素，这些都是无法克服、无法逃避的东西，是命运，人就是要与这不可逆转的命运抗争，因此，也更见惨烈，更见绝望和其意志。其实，在《日光流年》中，作者也涉及到社会道德、文化和权力对三姓村人的影响，但是，你会感觉到，那只是背景而已，对三姓村人的命运没有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真正对三姓村人施加压力和暴力的还是命运，即不可抗拒的“天命”。作者把笔墨的着重点放在人对命运的抗争上，三姓村人对活着的渴望实际上是人类命运的缩影。因此，作者才在前言中写道：“谨以此献给给我以存活的人类、世界和土地，并以此作为我终将离开人类、世界和土地的一部遗言。”
这一时期的作品充满了暴力性。这里所说的“暴力”并非指暴力事件，而是一种冲击力和震撼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审美倾向。暴力形象在阎连科最初的小说中并不多见，生病之后，作家对意志的强度、生命的韧性和极端性的东西非常感兴趣。小说语言、情节和结构的设置变得极为峭奇，超出人的一般想象力之外，也远远超出生活经验范畴和通常的承受能力之外。在毫无防备下阅读阎连科的小说，你真的会被击倒，你的整个感官神经会为之颤抖，常规的理性思维被完全打乱，你会为那绝望的生命状态而恐怖、为那荒谬和酷烈的人生而震惊、慌乱，它对你的内在世界构成一种巨大的威胁，你不得不进入他的世界去思考。你得做好全方位地被侵犯和被挑战的准备，这种侵犯和震惊最终成为一种暴力审美，并且逐渐成为阎连科小说的美学特征。但是，这种暴力激情里面却又蕴含着特殊的诗情和诗性，我们为其中的残酷而震惊，却常常在同时，感受到某种温柔的诗意。阎连科小说的每一个事件，每一次对话和生活场景中，整个耙耧山脉都参与其中，作者给我们呈现的始终是整体的氛围：有植物生长的声音，有日光的味道，有山梁坚硬的影子和灰暗的天空，它们形成小说的色彩、背景和带着土味的气息缠绕于小说之中，无处可寻，却又无处不在。这枝枝蔓蔓的繁复色彩和土地气息使小说充满着温柔和诗意。
这几部小说所呈现出的文体特征也暗示了阎连科创作的某种本质性变化。《年月日》和《耙耧天歌》巨大的象征意义使小说本身具有一种文体的意味，而《日光流年》则用宏大的文体结构和生命还原的逆叙展开人物的命运，有人把他的这部小说称之为“索源体小说”，“在逆向叙述中叩探生死循环和生死悖论及其与原初生死仪式的关联，由此为探索中国人的现代生存境遇的深层奥秘提供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奇异而又深刻的象征性模型，似乎正是这种索源体的独特贡献所在。”(王一川：《生死游戏仪式的复原——〈日光流年〉的索源体特征》，《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6期)然而，阎连科却对文体有自己的看法，“我个人，还是更愿意从他们的故事中去体会文体，而不愿意从文体中去体会故事。……掌握故事与文体之间的平衡之度，我想那不仅是一种技能，而且是一种神圣。仿佛，没有神喻的暗示，似乎永远达不到你想要的平衡的境界。”(阎连科：《寻找支持——我所想到的文体》，《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6期)《日光流年》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次尝试，也是他所渴望的故事和文体之间“平衡之度”的一次探索。

三
正象他作品所表达的那种对生命的抗争一样，阎连科一直与疾病作着艰苦卓绝的斗争，身体有了很大程度的恢复，早几年那椎心的身体之痛和心灵的绝望逐渐淡了。在对自己前期的高产和健康状况做了检讨之后，阎连科逐渐放慢了写作的速度，每天上午写作，下午读书，思考，散步，处理一些琐碎的事情。那张椅子已经被放在了阳台上，成了昔日疼痛的见证和象征。对于阎连科来说，生命象河流一样，在经历清浅透明的跃动，艰难曲折的急流险滩之后，慢慢进入了宽阔然而平缓、深沉的流动之中。
如果说在激情时代，阎连科把整个思想放在对生命存在状态和命运的思考之中的话，那么，从2000年开始，作家逐渐把笔回转过来，开始重新关注人与社会的关系，关注人的社会存在。前者展示的是生命本质的虚无、绝望和抗争，后者则着重于展示社会、文明对人的规定性以及对历史的反思。其实，在阎连科的“温情时代”，作者所关注的大部分也是社会主题，但是，更多的却是经验性的描述，作家自身的力量还不够强大。1995年之后，作家的生命观和世界观的改变使他对社会的观察点也改变了，在经历了命运主题之后，在对生命有了更深刻的体验之后，作家把思考的向度重新转向了社会。这时，作者超越了原来过于实在的经验叙述，进入历史和文化的语境之中思索耙耧山脉的性格和所代表的中国生活。《日光流年》中三姓村人修建灵隐渠，从山外面引来污水的悲剧已经初步展示了作者对社会、文明的愤怒和控诉，在随后的长篇小说《坚硬如水》和《受活》中，作者把这种批判意识发挥到了极致，集中力量描述社会对人的规定性以及人对这种规定性的反抗和付出的代价。“令人震惊的不是触目惊心的事物本身，而是它的自然明了。”(乔治·卢卡契（匈牙利）：《弗兰茨·卡夫卡抑或托马斯大林·曼》（节选），《论卡夫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39页)阎连科把这种“自然明了”推向了极致，迫使人物和它的读者进入这种荒谬之中，也就是进入历史之中。而一旦成为历史中的人，这种“自然明了”就变得混沌不清。荒谬开始发生作用，作用于历史和人生。“历史中的人”以一种天真、毫不知情的态度开始自己的人生，也与其生活的外部世界发生着各种具体的联系，朴素、真实，却又荒谬异常，这形成小说的叙述基调。
2001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坚硬如水》使读者又一次陷入震惊之中。最明显的就是语言风格的突变，从以往的“黏稠、浓厚、沉郁”和“内在的密度”一下子变得“狂放、急切、张扬”。表面上似乎与阎连科平静时期所应有的感觉并不一致，但是，这却是内有的、真正的平静。摆脱了事件表层的障碍和情绪化的东西，阎连科直接进入了文化象征层面。他看到了语言在文革中的密码作用。作者在谈到《坚硬如水》时，曾经说过，写作时他只在桌子上放一本毛主席语录和一份文革时的旧报纸，整个时代的感觉和语言马上被还原了出来。扑天盖地的语言。对联、语录歌、演讲、民间三句半、样板戏等等许多种文革语言形式出现在小说中。一开始你会以为是作者的语言有点失控或者显示了作家思维的某些贫乏，但是，随着语言形式的重复使用，它在文中具有了某种隐喻：它给我们提供了时代的某种情绪和症状。抒情、韵律、口号式的激昂代替了民族日常生活用语，在诗情中一个民族走上思维的极致暴动。在这其中，政治话语控制了人和人性，人完全失去了自我的话语权，而仅仅是时代的符号和被动的参与者。这种“人”的意识的缺失，人与政治之间的不平等性恰恰是中国文化最基本的匮乏。《坚硬如水》用一种几乎是象征性的狂欢化语言和文体为我们揭示时代的荒谬和民族文化中的悲剧特性，这让人不由得想起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的一句话，“法国革命令人惊讶的结果，是它经历了一个向自身对立面的转变。让人获得自由的决心，演变为破坏自由的恐怖。”(雅斯贝斯（德）：《时代的精神状况》，王德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2002年阎连科在《广州文艺》上所发表的短篇小说《黑猪毛、白猪毛》也显示了作者对社会问题中所包含的文化性格的再思索。镇长开车轧死了人，村庄里的人争着替镇长去认罪，坐牢，甚至不惜给其它人下跪求情，到最后，“去坐牢”竟成了“奔前程”的最佳出路。这乡村的悲喜剧让人无法不感叹，无法不去面对那让人窒息的中国权力和文化网络。
长篇小说《受活》的写作意味着阎连科对社会、政治的进一步探索和思考，在语言和文体上，也有全方位的变化。毫无疑问，这将又会给文坛带来一次新的震动。小说荒诞、残酷，充满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激情和象征意味。许多读过这部小说的人都认为，这是一部“不可说”的小说。“汇集了不可思议的奇迹和最纯粹的现实生活。”瑞典皇家学院对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评价对这部小说来说也许很合适。在这里，奇迹和现实生活并不相悖，想象、夸张和现实生活也不相悖，相反，任何奇迹都是现实生活的表现和象征。在某种意义上，这部小说是作者对现实主义的一次挑战和重新定义。《受活》的底稿上曾有这样一句前言，“现实主义，我的兄弟姐妹；现实主义，请滚到一边去。”我不知道出版单行本时会不会用这句话，但是，它至少表明了作者的一种思考。现实主义对于中国作家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他们全部的文学营养都来自于此，但是，中国的现实主义又是一种经过被修正了的现实主义，早已失去它应有的内涵和外延，对作家来说，更多地是一种束缚，影响其创造力的发挥。在和阎连科的一次谈话中，他说道，毫无疑问，现实主义是最具生命力的创作方法，中国作家几经周折，最终都不约而同地回到这条路上，但是，现实主义究竟是什么？这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贰』 读书使我感受快乐作文500字！要真实要原创

说到读书，有人会摇头：“读书苦啊！”是的，读书并不是一见件轻松的事，它需要动脑、用心，还要有毅力。

可我觉得读书很有乐趣，读一本好书，就像与高尚的人对话。

我从小就十分喜爱书籍，和书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把书当作不可缺少的营养品，看见书就像饥的人看到面包一样，爱不释手。爸爸，妈妈给我的零用钱，我舍不得花，攒起来买书，星期天到图书馆和新华书店看书，常常是等到关门时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每逢生日，爸爸、妈妈问我要什么礼物时，我总是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书，书，我只要书！”在我的房间里，摆放着两只大书柜，那里面全都是书，从小小的薄薄的连环画到大大的、厚厚的网络全书，应有尽有。曾经多少次没有和小伙伴一起玩耍，一个人关在家里，静静地遨游、徜徉、流连忘返。读到高兴处，我会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

，脸上洋溢神情，绽开舒心的笑容；读到悲伤处，我便为主人公的不幸遭遇而伤心不已，流下同情的眼泪；读着幽默风趣处，我常常禁不住开怀大笑，觉的妙不可言，读到深奥处，我总是皱起眉头，冥思苦想，读到优美的词句，我会动笔摘录，细细回味。书既像一位真诚的朋友，跟我面对面地交谈。

我爱读书，我就像一只勤劳的小蜜蜂，在书的百花园不知疲倦地飞来飞去，采集花粉。小说教给我做人的道理，诗歌映起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童话让我感受到美与丑、直与假…...

读书成了我每天是；生活的必修课.《雷锋日记》让我懂得人活着要多为别人着想，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哈利.波特》把我进了魔幻的世界，让我明白其实每一个都有自己的长处，重要的是要学会相信自己；《中国通史》陪伴我进入历史的长河，走过一个个朝代，展示一位位君王将相，懂得了“以人为鉴，以史为镜”…………..

是书开阔;了我的眼界,让我仿佛看到了银河的星体,看到了明天和昨天,看到了人类的历史.书使我庄严思考,使我的每一天都变得丰富与充实…………..

书是万花筒,书是大观园,书里的生活五彩缤纷,书里的世界色彩斑斓。

我爱读书，我快乐！

『叁』 求一篇近三年之内的短篇小说的文学评论2500字。。。急急急急

对四篇短篇小说的点评

1、《扯淡》点评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时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爷爷是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走来，是从保家卫国出生入死的苦难年代走来；孙子则是生活在和平时代，一个追求经济追求个人利益物欲横流的现实社会之中。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时代教育，塑造了两种不同的道德观念。爷俩的矛盾冲突因此而起，这是本文最大的一个看点。
作者在此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同时又是非常严肃的社会问题：如何沟通祖孙两代道德观念冲突的问题？虽然作者没有提出某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只字不提沟通两代人之间的一个重要中介：父辈的教育作用。但我以为，社会主流思想的影响和家庭、学校教育在这中间所起的作用是无庸置疑的。作者虽没有挑明其中的所以然，但正是本文散发出含而不露蓄而不发的艺术魅力，恰恰暗应了“文章合为时而著”也。由此，也可看出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对这种变异的道德冲突的现状的深深担忧。
本文的第二个看点，就是本文语言洗练、通俗，非常口语化。它那带有东北地方色彩特有的语言魅力，使人读来饶有兴味。尤其是南方人一见到这种作品，便会舍不得默读，肯定会大声地诵读玩赏起来。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惜墨如金，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二字、三字、四字一句；简短的一句自成一段，从漫不经心的一问一答到强烈的正面交锋，虽然作者极力进行了冷处理，却也凸现了鲜明的人物个性。
《扯淡》正是反映了我们当今社会现代人正面临道德“代沟”、道德变异的危险。本文好就好在它没有把这一社会问题作简单的地说教化、一般地图解；也不是单纯地靠讽刺或漫画式地乱骂一通。而是寓教于平凡的生活之中，让人思考：人生活在复杂与繁难的社会之中，本来就存在着多重的、多元的道德观念，问题的症结在于人们以什么样的主流的、健康的社会道德来抵制来消解消极的不健康的道德思想。

2、《儿子请客》点评

这是一篇带有一定艺术夸张但又不失针砭时弊的好小说。八岁孩童如此老成如此世故，把一套世俗游戏把玩得如此得心应手，竟然以请客的方式能解决了“我”求爷爷告奶奶都未曾解决的妻子再就业的重大问题。他那种谙熟人际游戏规则真让人嗔目结舌，唏嘘好久，读完后不得不让人陷入深思之中：这就是我们眼中纯真可爱懵懵懂懂的小孩么？
这是本篇小说给人的最初感觉，那么是谁让我们这些稚气未脱的孩童染上这股陋习呢？是我们的社会，还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育呢？虽然小说没有明说这到底是哪一方的责任，但它不能不让人思考，当今的现实生活中大人的一些做法、一些陋习、一些行为对孩童产生巨大的潜移默化地侵蚀和影响。小说为我们剖开了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一面，让人通过这这种现象透视到更多的实际问题。这也就是这篇小说的现实价值和艺术魅力所在。

3、《父子之间的怯意》点评

这是一篇寓平淡之中见真情的好小说。我们不能忘记朱自清《背影》给我们留下了感人至深至真至纯至朴的父爱。同样，这篇小说从另一个视角，展现了看似随意的讲述中，却蕴涵了不易为人察觉地深沉的父爱，同时又侧面地说明了父子在现实生活和历尽沧桑之后产生心理隔阂和情感易位的事实。
作者把深刻的生活体验和感悟融入到了冷静的叙述之中，小时侯挨打、父子呜呜哇哇唱戏、一起走遍全县 “看庙”“评庙画”、护送我10多公里上学、父亲弯腰检烟。前四件事，表明父亲以自己淳朴的人格和朴素的教育观熏陶着我教化着我，寄寓了父亲那不易被人发觉的深沉而伟大父爱。后一件事，时过境迁，儿子有出息了，然而父亲老了；父亲仍然保留着乡里人往常的那种陋习——“弯腰检烟头”，这让已成为城里人的我非常尴尬，深刻地说明了两代人存在不同生活方式的矛盾冲突。作者在这篇小说中流露出了对现实生活中父子之间为社会功利所腐蚀所玷污的一种感慨和无奈！

4、《脚步声》点评

《脚步声》有三处可圈可点。
一选材好。虽取平凡之事，却别致新颖；虽开口小却见深刻。
二笔法精妙。母子对话恰到好处，点到为止，不温不火，不蔓不枝；主人公殷新渴望得到市委焦书记赞赏的心理、动作描写，可谓力抵千钧，入木三分，让人掩卷长思。
三含而不露。不但表现在开头与结尾皆意味深长，更体现在表面上看似作者纯客观的叙述，实际上却说明了舐犊情深的母子之情终究抵不过巴结上司之心的残酷现实。本文好就好在作者始终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作冷静客观地描述，把尖锐的现实问题交给读者仲裁。这恰恰说明了本文作者艺术手法的高明之处。其实，你如果是一位聪明的读者，你不难发现，作者在这看似纯客观描述之中其实已经表明了对主人公少廉寡耻的人品的憎恶、鄙夷，以及对现实做了深刻地思考。
虽然孩提时母亲占据着他的整个心灵，母亲的脚步声是熟悉的；然而成年后领导掌握着他的仕途命运，于是领导的脚步声变得熟悉了，反而那原先熟悉的脚步声渐渐变得陌生了。文章耐人寻味，意味深长。相信每个读者，在读完全篇之后，那迫切响起的脚步声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重重地在我们的耳际、脑际回荡。
评季宇中短篇小说集《猎头》
作者: 刘鹏艳 来源: 文艺报 时间: 2012-02-24 阅读: 200 次 在线投稿

近日，季宇的中短篇小说集《猎头》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该集收入作家近十多年来创作的中短篇小说19篇，共计55万字。这些作品的题材可归类为“历史”和“现实”两大类：一类如《当铺》、《县长朱四和高田事件》、《王朝爱情》、《盟友》等；一类如《最后期限》、《名单》、《猎头》、《灰色迷惘》、《老范》等。正如评论家指出，季宇具有两副笔墨，一副写历史，一副写现实，其作品具有深厚的民间情怀和坚定的人文立场，注重对人性的挖掘，叙述冷静，入木三分，构思精巧，情节生动，既富有历史的厚重与沉稳，又具有现代的明快和犀利。

收在本集中的小说多数发表之后便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小说选刊》等国内权威性的选刊所选载，有的还搬上银屏，改编成影视剧。季宇现任安徽省文联主席、作协主席。不久前，他的百万字长篇小说《新安家族》出版，好评如潮，并登上新书排行榜，而由他担任编剧的同名电视剧《新安家族》也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热播，受到广泛的关注。

我在季宇的中短篇小说集《猎头》中解读出他的历史观。季宇的“历史”和“现实”之间实无本质的分别，“历史”是“现实”之根，成为一种时间过滤的寓言，而“现实”未尝不是复活的“历史”，循环往复地重现从前的故事。由于在季宇的表述中，“历史”的涵盖范围是被无限放大的，所以季宇小说中的一切叙事皆为历史，或曰“被叙述完成的现实”，包括一般意义项下的历史上存在的现实，以及共时进行中的正在被塑造的现实性历史。

短篇小说《墓》可看做是季宇对历史的暧昧本质的完整表述。“文革”中陆子离为了自保，拒不相认于己有救命之恩的杨汉雄，以至杨汉雄被作为反革命分子遭到枪杀。后来杨汉雄夫人来本市投资，市里为杨汉雄修建墓穴时，也只能在埋死人的小梅山上辟一块“杨汉雄先生之墓”，与安置烈士的大梅山公墓遥遥相望。陆子离心中严严实实地埋藏了一段历史、一个永远的秘密、一颗也许只有他自己才能深切体会到的、普通人的良心。此时历史作为一个冷却的抽象概念完全摒弃了曾经纠缠其中的、虽然被湮没却确实存在过的微量道德元素，以及挣扎过、疼痛过的情感温度。时间的流逝不仅没有让历史悲剧作为终结的故事烟消云散，反而令历史的错误更加意味深长，耐人寻味。

中篇小说《县长朱四和高田事件》则利用一个非常暧昧的“尾声”制造了一段语意模糊的历史。季宇采用“元叙事”的手段经营了一段关于战争背景下一个被唾骂的“英雄”与暧昧历史之间相互纠缠的故事：1995年春天，一个名叫季宇的人受出版社委托来到五湖，收集民国十九年有关松县保卫战的材料。这个季宇后来在图书馆里找到了两份资料，并确信这两份资料对于破译高田事件极有价值，因为它们“从另一个侧面提供新的思索角度”。结果高田和朱四的死全部成为谜中之谜，甚至连死亡本身都被暧昧的历史合法化地予以虚构，变得面目全非。

《当铺》更绝，不仅有一个暧昧的“尾声”，而且还加上了一个把历史暧昧进行到底的“尾声之尾声”：大火完成了一场阴谋，也充满表演欲地制造了层层叠叠的历史迷障。大火起于永义当还是裕和当？朱辉正死于自杀还是他杀？这是当户的报复还是朱七的阴谋？朱老板为什么寿终正寝还死不瞑目？一连串的疑问似乎让故事永无顺利终结的可能，叙事者只能以“为什么”来收束他的“尾声之尾声”——“至于为什么，自然又引起了种种猜测”。至此我们只能不无颓败地承认，由于暧昧交织的历史无法从不同方向获得统一的解读可能，所以人们在企图有效指认历史方面总是徒劳无功的。历史的不可逆性决定了它无法追溯求证，只能是根据种种迹象进行猜测的结果。

种种历史暧昧其实在深层结构上昭示的是人性的暧昧，这是我思考的有关季宇的叙事原型命题的第二层面。季宇小说基于题材大致划分为历史和现实两类，但贯穿于季宇小说的全部主题却只有一个，即对人的灵魂的拷问。杨汉雄、蓝十四、朱四之死，都是典型的历史悲剧，但埋藏在没有感情的冰冷历史之后的东西却模糊复杂得多。陆子离为什么不敢说出杨汉雄曾经利用CC的身份掩护革命、救过自己性命的事实？刎颈之交的兄弟为什么在最后一刻出卖了蓝十四？一心想捍卫民族尊严的朱四为什么背上历史骂名？人们总说历史是一面镜子，照得见现在和未来，它从深层折射出的主宰历史的人类心理的暧昧正是历史暧昧的根源。有了这一体认，对于过往发生的一切错误，我们不禁要追问，究竟是历史的错误还是人性的错误？

季宇写小说喜欢在前人的故事里寻找现代人的影子，因此他的表述不仅仅是历史的和文学的，也是哲学的和心理学的。譬如关于五湖二次革命失败的故事，很多人翻炒过这段历史，但是失败的原因不外乎被归结为准备不足、内奸、资产阶级性格软弱、不敢发动群众等等。季宇的《盟友》让人眼前一亮，“革命”这么宏观庞大的意识形态对象，竟然十分偶然地被个体情欲的胃液消化了。革命的失败是因为“重色轻友”，因为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不乏真情混杂的狂热占有欲。应当说“重色轻友”这个主题在中国传统小说中曾经是被反复表现过的，而以弗洛伊德心理学介入历史、解析人性则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界一个沸沸扬扬的话题，不过借用“力比多”来阐释革命的功败垂成，却鲜有人吃这只“螃蟹”，塑造一个全新的贪色负义的伪革命者形象，确乎显示出季宇“创新”与“闯新”的胆识。把西方历史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新观点与中国古老观念结合起来，别开生面地铺演一个老套的故事，是季宇的一次成功尝试。

《灰色迷茫》则是一部现实题材的中篇力作，精准地把握了在经济改革年代的产业工人由行政附属物走向市场和民主的过程中性格与意识的嬗变。这是一篇运用“散点透视法”予以结构的小说，种种不太连贯的局部的显影，叠合成一个“轻度阳痿”的国民人格缩影。小说的文化意蕴宽泛而深刻，关于“人种的问题”让“精神阳痿”这个人格的痼疾超越了阶级成分，并且超越了时代界限。作品外谐内庄，细腻流畅，平和雍容却不掩其凌厉的批判锋芒，深掘灵魂的根本，直指传统的症结，在引发读者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方面毫不逊于先锋作家。在此，季宇以平和温厚的艺术风格和亲切随意的原生态手法完成了沉甸甸的批判和自我批判。

季宇一以贯之地在创作中对复杂人性进行隐幽探密和直逼灵魂深处的执著追问，诸如个体的生动欲望和群体性的精神危机，都是他努力挖掘、积极探寻的对象。无论是季宇一向娴熟的晚清风物，还是充满现代政治元素和都市元素的现实题材，其精心架构的故事都为剖示、开掘、反思、叩问人的复杂生物性和社会性留出了足够的空间。这种拷问灵魂、反省人性的力度，显示出季宇小说深刻饱满的思想力度。
该文章转自：说怪网 www.shuoguai.com 原文链接：http://www.shuoguai.com/a/dpxs/2562.html

楼主看着办吧。我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