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伟人听书

『壹』 益伴听书里有很多的名人传记是真的吗

没错，确实有挺多的，我当初是因为想听，但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找到。后来还是朋友推荐的益伴，现在已经听到一半了，还搜了很多其他的名人传也都有。

『贰』 五六年级必读课外书有听书吗

有很多课外书，比如说五六年级都会看一些《骆驼祥子》。高世儒林外传很多很多都能够帮到孩子，孩子多看书对以后的写作也有很大的帮助，希望能够帮到您，谢谢。

『叁』 名人传 罗曼罗兰 听书

不行，没有你要的。听书网上都没有，我建议你去看看书，网上阅读也不错呀！

『肆』 你还了解哪些伟人或名人的“成长故事”请用简单的几句话写一写。

1、爱迪生小时候并不聪明，但善于观察，勤于思考,他对于任何事物总是喜欢追根问底，就是日常见惯的现象，他也常常仔细观看。比如，大树怎样生长？树叶是什么形状？他往往一看就是半天。他不但好奇爱问，而且什么事都想亲自尝试一下。

2、张良年轻时，一次在过桥时他看见一位老人一不小心把自己的鞋子掉到了桥下面去。于是，老人叫张良把鞋捡回来。虽经老人再三为难，张良还是出于尊敬把鞋捡了回来，并帮老人穿上。后来老人要教张良学点本事，就交代他五天后在这见面。可是一连两次，张良都比老人晚到。直到第三次，张良前一天晚上就到了，老人看到早到的张良，会心一笑，将闻名于世的兵书传授于他。从此张良专心致志的钻研这部兵书，后来成为了一位著名的军事家。

3、恩格斯和马克思被普鲁士政府压迫，经济拮据，恩格斯于1850年11月重回曼彻斯特纺织厂工作。以便继续资助马克思，一待就是20年。期间他和马克思以书信来往，并在多份报纸上发表评论。并且进行涉及各个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自然科学和军事。在未署名发表的军事评论《战争短评》中，他被公推为军事权威。此时他的语言才能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可以阅读运用12种不同的语言文字。

4、大书法家王羲之每逢除夕都要亲手写春联贴之于门。因为他的字号称“天下第一行书”，很多人都想得其字而又难得。所以每年除夕他的春联一贴出，不到半夜，就被人偷偷揭走。这一年，除夕又至，王羲之照旧写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八个字的春联，留下了下半截。想偷对联的人一看此八个字太不吉利，便扫兴而归。到了寅时，王羲之补了后半截，变成了“福无双至今朝至，祸不单行昨夜行。”第二天一大早，想偷春联的人见春联变了样，皆赞叹不已，拍手叫绝。

5、莫言小的时候，特别爱看书。可是在偏僻的乡村里，书很少见，谁家有什么书，他基本都借去看过了。一次，他听说邻村一个石匠的家里，有一套带插图的《封神演义》，里面的人物个个神通广大，特别好看。他赶紧跑到邻村，跟石匠叔叔商量借书。可人家说这套书是传家宝，一口回绝了。莫言苦苦哀求，说尽了好话。

最后，石匠终于同意借书，但要求莫言必须推一上午磨，才能看两小时书，而且必须在磨房里看。莫言一口答应了。就这样，他推了好几天的磨，终于把书读完了。书读得越多，莫言的文章也越写越好，作文经常被老师当成范文。

『伍』 懒人听书私信名人能收到吗

在线听，或者下载mp3格式文件，最好是有wifi的地方。

『陆』 急求《水浒传中谁是真正的英雄》和《唐僧师徒5人至今还吃香吗》论文

水浒传的特殊正义结构
候乃慧
台北大学 中国语文学系 教授
* 原文原刊载於: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第 7 期 (2002.06.),第 189-212 页.
* 原期刊论文内之页数以 [000-000] 方式标示,例如 [181-182] 表示该符号之前为第一百八十一页,之后为第一百八十二页.
[188-189]
壹,前言:系统内的理解之必要性
水浒传从早期民间流传的宋江等人事迹故事开始,经过宋史有关宋江三十六人为盗横行的记载,传衍成说书人的话本,乃至明代二十五种杂剧,而后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小说作品之一.如此丰富,热闹而又漫长的诞生过程,不断地吸引广大听书人,看戏观众与读者群的欣赏并获得热烈回响.就在说书人,剧作家与广大观众的交相激励与肯定下,水浒人物已然由作乱的盗匪转变成英雄好汉,那[189-190]麼多人在水浒的传衍过程中乐於接受宋江等人是替天行道,忠义双全的英雄. 我们可以说,今天水浒传呈显的替天行道与忠义主题是长期文化心理积淀的结果,也是集体潜意识的呈现.诚如傅正玲所说:
违法乱纪,基本上是破坏了公共性秩序,对於集体遵守这个体制化秩 序的大众而言,很自然是该被批判的对象,因而,水浒人物在民间传衍成英雄形象,无疑蕴涵著令人惊异的时代影像与文化讯息.(1)
也就是说,广大民众喜爱水浒故事,除了欣赏其中的情节趣味之外,对於水浒将一○八位被逼上梁山的草莽英雄视为「义」士,以聚「义」厅为根据地而替天行道的正义内涵,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的.但是历来学者对水浒的批评却出现了很不一样的看法.例如同为李逵这个水浒中最卤直的人物,正面的评论是:
还有李逵:那种正直,简单,粗率而勇敢,好像把天下事都看得极其容易,要说就说,要干就干;同时又用怀疑的眼光探望著天下人,惊奇他们何以有这麼多的心机,顾虑,花言巧语乃至阴谋诡计.李逵,就像正义的化身,正义的旗帜,他站在那一方面,那一方面就是正义所在.(2)
这种观点直指李逵就是正义的化身,对其评价极高.但是,另一种相反的意见却强烈地认为:
李逵真是一条行侠仗义的汉子 仔细一看,原来以强凌弱的恰恰是李逵 《水浒》没能把农民起义写成一曲正气浩然的壮歌,而是写成了一帮结集行[190-191]凶的匪徒.(3)
朱志方先生认为水浒人物是黑帮,而《水浒传》流露的是赤裸裸的黑帮逻辑,这种观感是很容易理解的.在我们阅读水浒的历程中,最粗略的直觉与深刻的印象该就是暴力与血腥,而且这些暴力与血腥的情节也确实大都出自水浒英雄之手.但是这种情节的出现若只是毫无来由地为了心理满足,那麼水浒的流传与脍炙人口岂不太过令人惊异!我们如果设身处地地细思,会发现第一种持肯定观点的人实是出自对水浒人物的理解与同情,他们认为:
水浒人物各别在不同的情境里冲撞出来,都经历否定原先自我所遵守的体制规范,在每一个爆发点上,虽然面貌各异,但都是一股生命要求伸展的内驱力,否定体制是因其对生命形成压迫,在他们直来直往的勇悍中,常带著一股愤怒,这基本上是从自身原始的感受中直切地反对理性体制把人工具化,奴化的设计.(4)
水浒的苦难含义乃蜕变成社会公义的象徵,所谓的「替天行道」.(5)
他们认为水浒人物是被迫在无可奈何的窘境与苦难中才爆发出反压迫,反奴化的怒吼与抗争,其实是更广义的社会公义的维护者.以上两种看法立论相对却各有道理;因为他们落在不同层面立论.后者注意水浒人物的行为举动,很自然生出血腥暴力的观感,而认为杀人放火是水浒的黑帮逻辑;前者注意水浒人物的处境,自然能够观照到他们被压迫而翻转出来的抗拒精神与正义内涵.诚然「盗贼成为英雄,这几乎是人性中的一次自我颠覆」(6),但是,在先秦典籍中,「义」被解释为「宜」,也[191-192]就是适当,适宜;这很像中庸的观念:做得恰到好处.所以「义」必须是应时应机,视不同的人,事,时,地而有所宜,并没有一个适用於任何场合的绝对的,普遍的标准.我们若用自己的时代,观念或常态下一般的标准来看待,就无法理解水浒的正义主题.必须还原到那个时代,那些地点,回归那些人的处境,才能进入其内真正地认识水浒的正义.如果我们不能放下成见,客观地回到水浒本身的系统内去了解其中传达的讯息,而只就自己习惯性的价值观去做系统外的批评的话,就永远不能理解何以一群草莽大盗足以被歌颂为英雄义士,也就永远会对水浒在中国小说史上存在的地位产生怀疑,而无法深入其内在去欣赏其中的文化意义.因此,本论文拟放下个人的评论,进入水浒的系统之内,分析水浒一再强调的正义是如何被长久的(宋代至明代)文化心理架构出来的.在此如实理解的基础之上,系统外的评论将可贴切地展开.
本论文索引用的水浒原文一律采用七十回本,笔者认为七十回本的结局以天下太平时所有的水浒好汉均应遭致斩处,正与楔子所暗示若天下太平就无水浒故事可说--也就是水浒故事是在乱世之中才可能产生--互相呼应,富於悠远深刻的趣味.傅正玲也认为:「七十回本以一梦收束,是贯彻了水浒精神的当下性,108条好和同聚梁山泊,已士气性的饱和点,於此尽兴,也当於此烟消云散……步步尽兴,步步当下,步步是生命完整的呈现,步步圆满也步步空幻.」(7)此在结论处将有进一步的呈显.以下本论文即由特殊正义结构的背景,基础开始论述,再进入特殊正义结构的本身做分析.
贰,正义结构的背景
在我们进入水浒的正义结构之前,必须先观照这个结构被置放的背景.因为正义结构不是死的,无机的组织,而是生命之间交通的理路;它不是封闭的,绝缘的,[192-193]而是深深地受到所处的背景所影响,甚至所形塑.因此先了解时空背景将有助於理解这个结构的内容,意义与正当性.
人治的社会
从大的环境背景来看,中国古代是人治而非法治的社会,人事的是非对错,奖惩升降缺乏一套严缜客观的标准与制度,因此人与人的对待的公平正义性就显得很不稳定而缺乏保障.即使韩非这位法家集大成者,也将「法」定义为人臣所遵守者(8),显示君王可以自外於法令的规范.这种模式往下推衍,朝臣或地方官与人民百姓之间也是如此:人民必须遵守法令,官员则可以不受束缚.而且法令的落实并没有严格精密的客观标准,为官者拥有很大的裁夺权,法令的解释有相当大的弹性空间,不仅恶官可以钻漏洞,连比较正面的官员也可以从其中找到私人人情安置的空间.如水浒21回阎婆大闹郓城县一节:
知县却和宋江最好,有心要出脱他,只把唐牛儿来再三推问 知县明知他不知情,一心要救宋江,只把他来勘问.
又如26回武松替兄长报仇,我们看到:「县官念武松是个义气烈汉,又想他上京去了这一遭,一心要周全他.」这显见县官往往因私交私情与个人平常的印象判断而罔顾眼前的事实,明知其有罪而故纵.一般官员尚且如此,那些贪暴官员就更泛滥了.当法令的执行缺乏客观性时,正义的伸张就变得可遇不可求了.也就是在传统社会的常态下,正义的维持是一种很不稳定而没有保证的冀求;更何况在乱世中.乐蘅军在〈水浒的成长与历史使命〉中说:
水浒最初创作的动机,是为了描绘他们自己那一个时代一般人所遭遇到的命运而写述的.梁山泊一群好汉虽被称为亡命徒,其实原来只不过是当时社会[193-194]上普通的中下层分子,他们的遭遇就是当时一般人可能
会遭逢到的,梁山故事中揭露的问题,也就是当时社会上普泛的问题.所以说水浒这书,在当当程度以内是可以作为那一个时代传记来读的.(9)
乐先生并没有进一步说明,所谓「社会上普泛的问题」,「命运」是指什麼.但在后文中,她一再提到「时代的苦难」,「恶劣境遇」,我相信除了是指本文下一目所论的乱世之外,更基本的(普泛的),应该是指人治社会中,普通中下层分子对於法律维护他们权益的不稳定性的无奈.
乱世
再把水浒的背景聚焦到小一点的时空,那就是宋哲宗,徽宗的时期.对於那个时代,在楔子中作者有一段饶富趣味的文字:
那时(指宋哲宗时)天下太平,四方无事.----且住!若真个太平无事,今日开书演义又说著些什麼
作者以讽刺的口吻说,若真的天下太平就没有故事可以演义了.言下之意就是,这水浒故事是在不太平的背景下才得以铺展开的.聂绀弩说:「水浒的思想中叛逆性最强的地方:把尊贵的『朝廷』将相以及整个统治系统里面的人物都当作反面人物处理.」(10)事实上水浒里将统治系统内的人写成正面人物的仍有,如少数的县官与较多的武吏,但是水浒给人的大体印象确实是官多贪暴,才会有聂先生这样的观感.这也可以说明水浒故事的背景时代的确是个正义泯没的乱世.胡师万川对此时代有生动的比喻:
高俅之外,朝中之会更有蔡京,童贯,杨搢等「奸贼」挡道,而地方之会有[194-195]梁中书,刘高,蔡九知府等贪官横行,便不足为异了.连连串串,同恶相济,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上下一气,便把社会苍生抹了一片黑.水浒传的大背景,就此烘托了出来.
高俅发迹之后,便是一百○八条好汉的出场,此种衔接安排,自有其特殊意义.其巧妙之所在,便是使人看了,恍然觉得众好汉之跳脱现身,之奔向四方,之终於汇归梁山,便似一个个从黑幕中挤出的白点,朝向一个朦然有光的所在.(11)
「一片黑」,「黑幕」就是乱世.另外乐蘅军先生也从宋代的历史来了解水浒,她说:「如果没有宋代人普遍遭受的血泪经验 也不会创造出水浒传来.」(12)所以不论是从小说之外的史实或小说之内的情节,都相互呼应地说明水浒故事的背景是乱世.因为乱世,水浒人物的作为也就有其权变的需要(犹如孔子对於出处仕隐的抉择所持的态度),所以小说的叙述中也常常可以看到类似这样的情节:
单廷珪:「如今朝廷不明,天下大乱,天子昏昧,奸臣弄权,我等归顺宋公明,且居水泊;久后奸臣退位,那时弃邪归正,未为晚也.」(66回)
这显现水浒人物自知落草为寇是违法的「邪」行,他们与一般人一样希望自己的行为是「正」的;但是因为朝廷不明,天下大乱,天子昏昧,奸臣弄权,所以他们只好「且」居水泊.试想:主持正义,保护子民的天子与朝臣已然是昏昧奸邪者,体制的运作与维持如何能够带给人民应有的保障 如何还能实现普遍的正义 为了保有自己的生命或权利,或者为了维护某些正义,他们只有「暂且」聚集梁山.等到有一天,奸臣退位,天下太平清明了,他们自然也会遵守体制,归於正道.因此我们可以说,因为乱世这样的特殊背景,才造就了水浒人物的「权变」行为. [195-196]
三,重文轻武,积弱不振
如果我们细心阅读小说的文字,就会发现小说中表现出对於宋代重文轻武政策的些许不满.43回里有如下的对话:
石秀道:「小人只会使些枪棒,别无甚本事,如何能彀发达快活!」戴宗道:「这般时节认不得真!一者朝廷闭塞,二乃奸臣不明 只等朝廷招安了,早晚都做个官人.」
石秀在言语间流露出的无奈应是每个在宋代的习武者所共有的感叹吧!宋代重文轻武,重理轻气,使得像石秀这般只会使些枪棒,别无本事的武夫没有发达快活的机会.这样的时代,整个生命是压抑郁闷的.关於这一点,傅正玲有精辟的议论:
整个宋代的思潮是一理境的追求,朝廷讲求文治,文人讲求「存天理,去人欲」,而贬抑情气的精神追求,却使得宋朝在国力上积弱不振,在社会体制上形成「以理杀人」的宰制与压迫.南宋时期的异族入侵,而后中国第一次全面亡於异族,真实存在感受的痛苦,突显了宋朝体制的问题与理学精神的荒谬.(13)
水浒确实处处表现出对宋代体制化的失望,对积弊的朝廷百官的厌弃.整本小说中,对於文官形象与武官形象的描写存在非常大的差异:
刘高在马上死应不得,只口里念:「救苦救难天尊!哎呀呀!十万卷经!三十坛醮!救一救!」惊得脸如成精的东瓜,青一回,黄一回.(33回)
这是宋江与花荣被押解到青州时,路上三条好汉出来劫囚,文官刘高面对这样的紧急状况,一筹莫展,只能祈求神佛菩萨救应.他竟然期盼凭著口中念诵十万卷经,[196-197]三十坛醮的名称就能解决问题,其无知,愚蠢,懦弱与窝囊的形象极其狼狈.把儒生只会舞文弄墨,天马行空地论述道理却在实际情境中显得无能可笑的问题描写得极其生动.但大部分时候,水浒描写的武官则多英勇善战,全力以赴.如51回:
这高知府上马管军,下马管民,一声号令下去,那帐前都统,监军,统领,统制,提辖军职一应官员,各各部领军马,就教场里点视已罢,诸将便摆布出城迎敌.高廉手下有三百梯己军士,号为「飞天神兵」,一个个都是山东,河北,江西,湖南,两淮,两浙选来的精壮好汉.知府高廉亲自引了,披甲背剑,上马出到城外,把部下军官周围排成阵势;却将三百神兵列在中军;摇旗呐喊,擂鼓鸣金,只等敌军来到.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武将军士个个都训练有素,效率高超,士气高昂.等到临阵杀敌时,他们也都奋勇向前,尽忠职守.另外,水浒英雄之中,也有很多在上梁山泊之前都是官府中的武将或武吏,如索超,秦明,花荣,黄信,孙立,杨志,林冲,宋江,武松 他们平时都是热心义勇者.两相比较,作者贬抑文官而褒扬武者的意图相当清楚,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有意呈显出宋代重文轻武以致国力孱弱不振的荒唐事实.(14)
在人治的社会中,每个人的基本权益没有办法得到稳定的保障;尤其遇值乱世,是非不分,黑白颠倒,人权更是无从维护;加上重文轻武,压抑生命气性的时代风尚,一种剑及履及,以丰沛的生命力与爆发的行动力来维护权益的特殊正义便自然应运而生.
这里我们可以借用李师丰茂多所阐发的「常/非常」的文化深层结构的理论来理解(15):从第1回洪太尉误走妖魔开始,即标示常态的宇宙秩序已然遭到破坏,进[197-198]入到失常的状态中.在这「非常」的状态中,一切的律法,制度与道德等平常维持正义的规范,其本身的混乱与变质已不足以规范并维持社会正义.在这样的「非常」时空下,自有其一套「非常」的正义结构.(16)
参,正义结构的基础
即使在中国古代人治的社会中,法令仍然是存在的.除了帝王之外,理论上法令的存在应该普遍地规范每一个人.在水浒传中,法令也确乎存在.例如19回:宋江心内寻思道:「(晁盖)虽是被人逼迫,事非得已,於法度上却饶不得.」又如众多梁山好汉都有「服刑」的经历;武松为兄报仇后,为了证明武大郎确实是被毒害致死的,他还特地在火化尸体时拾取两块骨头作为物证.诸如此类的情节非常多,显示出在当时,法律应该是社会上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正义维持者.这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基本正义模式.
但是水浒传中叙及法令的运作时,却多半是负面的情节.最典型的例子当属第7回林冲被陷害时,开封府的孙定如此批评:
这南衙开封府不是朝廷的,是高太尉家的.
谁不知高太尉当权倚势豪强,更兼他府里无般不做,但有人小小触犯,便发来开封府,要杀便杀,要剐便剐,却不是他家官府!
高俅因为当权强势,可以任意指使开封府尹,开封府在法令的判决与执行上完全听命於他,因此成为他私家所属的官府,法令成为个人舞弄操控的有名无实的形式.甚至我们可以说,法令已沦为私人逞恶的工具.法律本是保障人们基本权利的正义,当它沦为逞恶的工具,不但基本正义已荡然无存,甚至成为对善良百姓的压迫危害.[198-199]当法律成为另一种迫害时,根本无法规范发出迫害的强权者,於是诸多的执法者反而成为一群逍遥的法外之徒了.水浒里有很多这样的愤慨之语:
高太尉爱惜他(乾儿子),那厮在东京倚势豪强,专一爱淫垢人家妻女.京师人惧怕他权势,谁敢与他争口 叫他做「花花太岁」.(6回)
阮小二:「如今该管官府没甚分晓,一片糊涂!千万犯了滔天大罪的倒都没事.」
阮小五:「如今那官府一处处动掸便害百姓;但一声下乡村来,倒先把好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又要盘缠打发他!」(14回)
皆因那时朝廷奸臣当道,馋佞专权,非亲不用,非财不取.(21回)
不论是犯了滔天大罪或强夺民产,因为无人敢与他争,他们都安然无事,不受法令制裁.甚至因为非亲不用的关系而升官发财,这表现在小说中的高俅与蔡京两家最为明显.他们的家族势力越加扩张,权力网络越织越密时,便越肆无忌惮地违法犯禁.他们一方面逍遥法外,一方面又利用法令来箝制人民,打压异己.如果我们能仔细思维作者在楔子最后对「天下太平」的讽刺及情节中处处对奸臣贪暴违法的描写的话,就可以明白梁山泊好汉表面上确乎是「法外强徒」(17),实则是因「法」已不能保护子民了.所以虽然水浒时代法令确实存在,却因其崩坏与变质而对广大人民造成一股强力的压迫,而且因为这股邪恶的压迫力量打著体制法令的旗帜,根本无法在体制内受到惩罚,更遑论要清除这股邪恶的力量了.於是那些遭受压迫的民众中,勇於反抗且又任性使气的侠者,便在积愤爆发的强力里脱逸体制,寻求体制外的对抗.(18) [199-200]
总之,在人治的社会中,遇值混乱的世代,加以法令崩坏变质,人民的权益不保,生命遭受威胁,就是这样特殊的背景与基础,才发展出水浒传这样超越体制的特殊正义结构.
肆,特殊正义结构一:天命
水浒的特殊正义结构的基源来自於天命.
在常态下,天命天子,授予统治权,也就赋予天子行使刑法权的正当性.天子再将其统治权分授百官,由百官分层负责来治理百姓,维持公共秩序.一切依体制(礼法,律法等)而行,也就一切运行无碍.
但是在水浒乱世中虽然仍旧依循著这样一套架构,但由於天子昏庸,百官多奸佞,体制的运作脱轨,人民的权利不保.做为公平的,无所不知的,随时监督人为的上天,就转化出一条特殊的道路,授予108条好汉替天行道的使命,让他们来反抗,甚至整治百官中的法外之徒.诚如张火庆〈水浒传的天命观念----非抗衡的〉一文所说:
天命观念是一种理想的最后归趋,是施耐庵用以寄托所有无法实现於世间的愿望的综合概念.(19)
我们可以理解,在一个人治体制的乱世中,人民饱受贪官酷吏的侵害压迫却无力反抗时,只能藉由上天的大公无私与万能权威的想像与渴望来安慰穷窘无奈或愤怒怨怼的心灵.所以也可以说,天命是正义理想的最后归趋.但是从正义的运作结构来看,天命也是正义理想的最初基源;但看水浒传中充满「替天行道」的说法,就可见其一斑.
以天命作为正义基源的想法,可从水浒108条好汉的「其生也有自来,其死[200-201]也有所为」(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语)看出.在41回里,宋江被追捕,逃至玄女庙躲藏,在最危急时,受到九天玄女的救护,九天玄女告诉他:
宋星主,传汝三卷天书,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勿忘勿泄.
玉帝因为星主魔心未断,道行未完,暂罚下方,不久重登紫府,切不可分毫懈怠.
星主别来无恙

这段话透露几点讯息:1.宋江目前只是暂罚下方,不久后就可重登紫府.这表示他原本就属天界(星主),是有特殊来历者,即苏轼所谓「其生也有自来」的正气浩然者.2.宋江被罚到下方来的重要任务是「替天行道」,其「道」的内容是全忠仗义,辅国安民.(20)3.为了完成替天行道的任务,宋江还得到秘传的天书,这是水浒英雄无往不克的利器,也是天命的所在.4.水浒英雄也确实在几次惊险的对峙中因这本天书而致胜,显示出与官军或城兵的对抗,正是替天行道的正义的实践.
另一个以天命作为水浒正义基源的重要情节,出现在70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当108条好汉完聚在梁山泊时,天眼开处落下的光团成为一块大石,石上镌著108条好汉的姓名和称号,石侧镌刻著「替天行道」与「忠义双全」八字.这使得水浒英雄替天行道的任命从41回的秘密变成众人皆知的美事.同时众人看了石碣天文之后都说:「天地之意,理数所定,谁敢违袄坳.」这不但使水浒英雄的种种行为具有正当性,也使其所做所为具有了不可违抗,势必成功的必然性.(21) [201-202]
正因为水浒英雄禀赋了替天行道的天命,所以在他们贯彻天命的过程中,处处受到上天的庇护.除了上引宋江躲身玄女庙,几次在惊险之际总是峰回路转,终於脱险之外,余如:
原来天理昭然,佑护善人义士,因这场大雪,救了林冲的性命.(9回)
忽然只见起一阵怪风,从背后吹将来,吹得众人(指捕盗官兵)掩面大惊,只叫得苦;把那缆船索都括断了.(18回)
自从晁盖哥哥归天之后,但引兵马下山,战无不胜,此是上天护佑,非人之能.(70回)
凡如此,在危急惊险中戏剧性地脱困,在意外巧合之下与劫难擦身而过等等的情节,在在显示这是天理昭然的结果,当然也是天意所在.70回众好汉在回顾时,才从一路走来的崎岖中感悟惊叹此是上天护佑,非人所能.的确,以108条好汉与数百千员草莽武夫要对抗官方数以万计的士兵,其不可为明矣.但他们竟然能够战无不胜,自然容易让人联想到是上天护佑;但是在水浒传中更重要的意义是:上天护佑最有力的理由是为了让梁山泊好汉执行与贯彻天道,是为了挽救乱世中崩坏的正义.天命,是水浒传中,正义得以维持与伸张的有力保证.这是水浒特殊正义结构的厚实基础与根源.
兹将水浒传中天命维持正义运作的常与变,以图示如下,作为本节的纲要.(22) [202-203]
正{常态:天——→天子——→ 百官——→百姓
义{
结{ ┌—→天子——→百官——→百姓
构{权变:天
(乱世)└—→108好汉——→百官中的法外之徒
伍,特殊正义结构二:英雄
关於水浒传的英雄观念,历来众说纷纭.(23)但笔者认为商伟的〈《水浒传》英雄观念平议〉一文的理解相当切当,他说:
《水浒传》并不回避英雄即强盗这一事实,然而这并不等於说他们其实并非英雄,相反,倒是要证明,被社会视为强盗的人们才是真正的英雄.所以《水浒传》对於英雄的否定性的讲述恰恰代表著社会的正统意识形态的虚妄,因而在小说的叙述中被否定和消除.(24)
除了该文对英雄的辩解与析论之外,本文将另循小说文本的描写和司马迁对游侠论议的相互印证的理路来呈现水浒的英雄特色与正义相契互生的意涵.
水浒中替天行道的使命岂是一般的凡夫可以承担的! 可以确定的是,好好先生不能做到,因为他往往带著妇人之仁,因为他不愿也不敢得罪於人,对那些为非做歹的恶徒,他只会忍受;所以好好先生容易姑息养奸.正义在他们身上往往得不到[203-204]及时适切的伸张.正义的执行者,为使替天行道的任务具有效率,必须有勇气,有魄力,还要适时地带一点怒气.犹如胡师万川说的:「一个人如果肯认命,愿低头,即使官逼当头,也会认了.如果他有著不认命,不服输的脾性和志气,『逼』,当然就『反』.」(25)同时,他们必须直道而行,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才能承担得起天命.这就必须英雄人物了;而且是那些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英雄;而且不是单一个英雄,而是一群英雄好汉.(26)
这种替天行道的英雄在水浒传中就具体化现为108条好汉.这些好汉在被逼上梁山之前就已展现出行道的侠义风格.首先,他们热心助人.且看17回对当押司的宋江的描写:
(宋江)生平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或高或低,无有不纳 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金似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拖,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时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
这种对於弱者,困者的毫不迟疑的具体救助,一再地显现出他们的好心肠,而且极度热情.他们不能忍受天地间有人困苦窘迫,更不能忍受有人遭受委屈.别人有这样的遭遇时,他们尚且要出钱出力,拔刀相助,更何况自己遇上这样的处境时,当然必定要有具体的行动冲破困境.他们对於金钱并不吝惜,对自己如此,对别人也一样挥金似土.於此,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於一般善良的百姓与对待自己并没有太大的差别;甚至对良民们怀抱著一种切身的恕道.公平性的要求,对他们的心理而[204-205]言有很重要的平衡作用.这种无等级差别的对待,近似於墨家兼爱的精神,历来都是侠者重要的风范.凡此:公平,切身感,不在意金钱,不能忍受弱者受屈,都使他们有热烈的情感乐於助人,务使倾弱者也能如常人一般地居於世间,而后他们才能畅然,这些应该也是天道的一个侧面的表现.
其次,水浒好汉表现的另一个特色是好恶分明,如49回与52回中所叙:
正是恩雠不辨非豪杰,黑白分明是丈夫.
戴宗诉说晁天王,宋公明仗义疏财,专只替天行道,誓不损害忠臣烈士,孝子贤孙,义夫节妇,许多好处.
黑白分明,恩雠辨清是豪杰侠客所坚持的原则.他们心中有一把尺,随时对人们做善恶的度量判别.因为这些判别不仅是他们心中的认知,更重要的是这些判别还进一步作为他们行动的依据.他们对待善良的人与邪恶者,对恩人与仇人的方式截然不同.所以戴宗说他们誓不损害忠烈,孝贤,节义之人;然而对於他们心中的恶者则予以严厉果决的惩罚.第3回结束处作者评写鲁智深道:「笑挥禅杖,战天下英雄好汉;怒掣戒刀,砍世上逆子谗臣.」第18回阮小五也誓愿:「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这些情志的叙写都显现出水浒英雄不但善恶分明,而且其好恶情感十分强烈,更重要的是他们一定要以具体的行动对这些善恶者发出极其激烈的救助或处罚.所以在水浒中我们往往看到这些草莽好汉在复仇除恶的过程中,采用了非常残暴血腥的手法,流露出他们气愤之极,痛快渲泄的情绪;这也与他们任性使气的朴野气质有密切的关系.
由於嫉恶如仇,对於恶劣者有强烈的厌愤之情,英雄人物果决地铲除邪恶者,也等於为善良百姓除害.所以在水浒中也往往可以看到,英雄好汉们杀除了恶者之后,民众欣喜感激之情:
天汉州桥下众人为是杨志除了街上害人之物,都歛些盘缠,凑些银两 来与他送饭,上下又替他使用.(11回)
孙立等将自己马也捎带了自己的财赋,同老小乐大娘子跟随了大队军马上[205-206]山.当有村坊乡民,扶老挈幼,香花登烛,於路拜谢.(49回)
扶老挈幼拜谢於路,好似是对一位旷世伟人或庇佑的神只的衷心感恩.可见水浒好汉所做所为必然对这些村坊乡民有莫大的恩德助益.除暴安良,这就是替天行道.没有这些草莽英雄的热心同情,没有他们的嫉恶如仇,没有他们的愤怒激动,又如何能对抗那些高高在上的邪恶者 又有谁有勇气和能耐来惩治那些贪官酷吏,逆子谗臣 所以正义的实践推展,在一个黑暗乱世中必得要英雄任侠一类的人才能完成.这是特殊正义结构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部分.
再次,水浒人物的另一个重要的特质就是富於行动力.他们的行事风格一向是「遇酒便吃,遇事便做,遇弱便扶,遇硬便打」,那种不假思索,几近反射动作的表现,说明这些人物任性使气,触处即行,当下即是.前论曾引17

『柒』 达州在历史上有哪些名人

1、鹖冠子

鹖冠子（生卒年不详），战国时期賨人，曾流寓楚国，游历西南各地。战国著名思想家、道学家、兵学家，“西南道学鼻祖”，与诸子百家齐名。壮年病，双耳失聪，“居深山，以鹖为冠”，故名。终生不仕，唯著书立说，以大隐著称。

2、春申君

春申君（约公元前320—公元前238年），本名黄歇，相传为今四川达州人，万源市、达川区留有出处。楚国丞相，封为春申君，与平原君、信陵君、孟尝君并称战国“四君子”。

楚王赐其淮北12县地，即今河南、安徽一带，后改为江东，即今无锡、江苏、上海一带。因故，今上海简称“申”。春申君明智忠信，宽厚爱人，以礼贤下士、招致宾客、辅佐治国而闻名于世。

3、冯 绲

冯绲（102―167），宕渠人，冯焕之子，东汉名将、车骑将军。少学《春秋》《司马兵法》，乐善好施，举为“孝廉”。其父蒙冤，勇为辩护，调京任右郎中、御史中丞等。奉令督扬州、徐州军事，升任陇西太守、辽东太守，弭除边患。

回朝任京兆尹，升任廷尉，继任太常。汉桓帝永寿初年（155），拜为车骑将军，率兵10万之众平定长沙等地叛乱，回朝转河南尹。任内，曾整修宕渠县治地—賨城，并改名为“车骑城”。逝后，汉桓帝命蔡邕为其撰写碑文，名《车骑将军冯绲碑》。今存，收录于《全三国文》。

4、王 平

王平（？—248），又名王子均，宕渠人，三国时蜀国名将。公元228年正月，任蜀国北伐先锋马谡副将，驻守街亭，马谡舍水上山，举动失宜，王平连劝不听，被魏将张郃断其水源，惨败。唯王平所率千余士兵鸣鼓自持，突围而出。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拜王平为参军，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公元243年，任北伐前监军兼镇北大将军。传说其认字几个，却听书不忘，能口授著书。248年病逝军中，准勒石立阙纪念。今屹立于渠县土溪镇青神乡平六村的 “王家坪无名阙”视为“王平阙”。

5、李 雄

李雄（274―334），字仲俊，李特第三子，宕渠人，十六国时期成汉开国皇帝、少数民族著名政治家。李特在四川起兵时，被封为前将军。其弟李流病死后，将军权交给侄子李雄，李雄自称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攻克成都，于304年称成都王，建元建兴。

306年称帝，国号“大成”，史称成汉，改元晏平。314年，汉中杨虎和梁州张咸先后投奔李雄，成国疆土不断扩大。334年，李雄病卒，谥号武皇帝，庙号太宗，葬于安都陵。治蜀安邦30年，功勋彪炳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