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听书

⑴ 求论文《中国近代以来某一职业的变迁》要求：1500字左右，主要写从事这一职业的人的变迁

一、商业发展与消费方式的变革

随着经济和时代的发展，消费方式往往会出现相应的变化，这在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换言之，消费方式的变化，也是经济与时代发展变迁的具体表现之一。美国学者罗斯托在其《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中，甚至将消费模式作为划分时代的一个基本标记。在不同的社会与时代中，消费方式的变化又呈现出诸多不同的特点。例如在近代中国，消费方式的变革与过去相比较，即表现出涉及面广、变化大、影响深的显著特点，称得上是消费领域中前所未有的一场革命。

在近代之所以出现消费方式的重大变革，无疑是缘于新型经济也即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的推动，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以及中国新式商业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对传统消费方式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进而直接导致了消费革命的出现。

鸦片战争之后，洋货大量涌入中国，即逐渐对中国传统的消费方式产生了某些影响。例如鸦片战争后的道光年间，享用洋货在上层社会已渐成时尚。社会风气中已开始出现某种崇洋的倾向。“凡物之极贵重者，皆谓之洋，重楼曰洋楼，彩轿曰洋轿，衣有洋绉，帽有洋筒，挂灯曰洋灯，火锅名为洋锅，细而至于酱油之佳者亦名洋酱油，颜料之鲜明者亦呼洋红洋绿。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尚”（注：陈作霖：《炳烛里谈》，转引自陈登原《中国文化史》下册，第300页。）。不过，最初的这种变化主要还只是限于通商口岸等少数地区和官僚富裕之家，在普通民众中的影响尚不普遍。到19世纪末，中国被迫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已增至70余个，清朝政府自开的口岸也有20多个。于是，洋货在中国的倾销更加畅通无阻，已深入到广大的中小城镇，甚至在某些乡村也不难见到洋货。例如在直隶的玉田，人们消费的洋货已“不可胜数”，“饮食日用洋货者，殆不啻十之五矣”（注：姚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第1106页。）；即使是在云南昭通偏避之区的商店里，也可见到不少洋货，包括各种哈刺呢、哔叽、羽纱、法兰绒、钟表、玻璃等，一应俱全，而且其售价“并非贵得惊人”（注：姚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第1106-1107页。），因而能够为普通民众所接受。

除进口洋货日益增加之外，甲午战争以后，西方各国又通过逼迫清朝政府签订《马关条约》，攫取了在中国的直接投资设厂权，从而利用中国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就地生产和销售各种商品。在此之前，洋商虽已在中国的某些通商口岸建厂，但为数较少，也未取得合法权利；甲午战争后则不仅获取条约的认可，而且建厂数量急剧增加。于是，在中国本土制造的各种洋货更加充斥市场。由于其价格较诸进口洋货更低，所以也更易深入中国普通民众的家庭，以至于“人置家备，弃旧翻新，耗我赀财，何可悉数”（注：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三联书店1957年，第239页。）。洋货的日趋普及，更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人消费方式的变革。

不仅如此，洋商还将西方的生活与消费方式也直接引入到中国。包括在租界建西式洋楼和西式马路，参与赛马、赛船、网球、足球、业余剧社、公园或室内的音乐会等。同时，洋商还在中国创设许多与新生活与新消费方式直接相关的公用事业。例如在上海租界，1862年即出现了第一条西式马路——静安寺路；1865年首次安装了煤气路灯，并建立了第一条陆路电报线；1874年法国商人米拉从日本引进第一批人力车；1882年英国商人创办的上海电光公司开始设置路灯；次年又架设自来水管首次放水；1908年有轨电车通车，1914年无轨电车也开通。所有这些，最初虽主要是服务于租界的外国侨民，但也无不影响到中国人生活方式与消费方式的改变。不久之后，在上海南市的华界也相继出现了电灯、电话、汽车、自来水，并仿照租界改建和新建了多条马路。如徐家汇一带“市面大兴，既而电车行驶矣，邮政设局矣，电灯、路灯、德律风、自来水次第装接矣。……日新月异，宛似洋场风景”。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产生并获得发展，更进一步导致普通民众消费方式的变革。随着工商业的不断发展，中国封建社会男耕女织的传统生产模式以及相应的消费方式都不得不发生变化。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被破坏之后，许多人被迫离开土地进城当学徒和做工，连妇女也进入纱厂或丝厂谋生。这样，传统的消费方式自然随之改革。过去的家庭多是以土布自制衣服鞋帽，现在则以做工的收入购买包括衣服鞋帽在内的各种新式消费品。即使是在农村，也有越来越多的农户，因工商业的发展和国内外市场的扩大，开始从事商品化的农业生产，手中拥有了一定的货币，从而得以购买一定数量的新式消费品。清末民初的湖北蒲圻县即有不少农户种植茶叶和麻，“民国元、二年来，茶价与麻价互涨，财力既裕，居民遂奢僭无等”，许多“农民亦争服洋布”，中产之家更是“出门则官纱仿绸不以为侈”，“一般青年均羔裘如膏矣”（注：宋延斋：《蒲圻乡土志》，转引自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2页。）。

奢侈的高消费过去仅仅是限于官僚、地主之家，因此官僚云集的京城往往也是消费之都。到近代，其情形则发生了某些变化，消费之都开始向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地区转移。不仅如此，工商业越是发达的地区，消费方式的改变也越明显和越迅速，这一特点更进一步表明消费方式的变革与工商业的发展紧密相关。例如上海是近代中国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地区，消费方式的变革在上海即显得十分突出。

开埠之后的上海，进出口贸易发展之迅速和商业繁荣之程度都在全国名列前茅，也是富商大贾能够纵情享乐而流连忘返的好处所。相比较而言，上海可以说是最早模仿和接受西方生活方式而出现近代消费革命的大都市。即使是素有人间天堂之称的苏州、杭州，与生活方式令人眼花缭乱的上海相比，也多有不及之处。19世纪70年代初的《申报》即曾发表过这样的文字：“凡中国之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者，惟洋泾浜一区几于无微不至，无美不臻。”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从消费观念、消费方式等各方面的迅速变化看，清末民初的上海都堪称翘楚。在晚清，西方的许多娱乐消费方式已传入上海，使得“蕞尔一弹丸地”的上海，能够“举中国20余省，外洋20余国之人民衣于斯，食于斯，攘往熙来，人多于蚁。有酒食以相征逐，有烟花以快冶游，有车马以代步行，有戏园茗肆以资遣兴，下而烟馆也、书场也、弹子房也、照相店也，无一不引人入胜”（注：《申报》1890年12月1日。）。文人墨客描述近代上海商业之繁华和娱乐之丰盛的各种词句更是数不胜数，诸如“海天富艳，景物饶人”，“孤冢荒郊，尽变繁华之地；层楼高阁，大开歌舞之场”；“华屋连苑，离厦入云，灯火辉煌，城开不夜”等等，这些都表明洋洋大观的上海是一个使人乐不思归的好地方。中国古代的商人大多崇尚节俭，所获利润主要用于购买田地，但及至近代其消费观念也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在上海各种娱乐场所奢侈消费大摆排场的各色人等中，即不乏发财致富的商人。一些大商人的交易谈判，也改在娱乐场所进行。可见，上海的现代生活对商人也有相当的吸引力。同时，娱乐方式的多样化，又给商人提供了更多的赚钱机会。

有些研究上海历史的学者认为，畸形发展的近代上海，称之为当时中国的色情消费之都或许并不过分。这也是近代中国消费方式变革过程中色情消费泛滥的表现。当时的上海滩上，可谓妓院林立，名花如云，人称“十里洋场，粉黛三千”，“妓馆之多甲天下”。据20世纪20年代上海知县估计，上海妓院“有名数者，计千五百余家，而花烟馆及咸水妹、淡水妹等等尚不与焉”（注：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上海书店1984年，第554页。）。上海妓女的人数也多得惊人，根据本世纪初上海工部局和公董局的报告，租界华人女性中妓女所占比例高达12.5%。在近代上海，狎妓冶游已公开化，其方式有叫局、吃花酒、打茶围、乘车兜风、听书、吊膀子白相等，种类之多颇有使人应接不暇之感，这种现象在其他许多大城市中是不多见的。有人曾痛心疾首地指出：“无论男女，一入上海皆不知廉耻”，“上海男女淫糜无耻，为中外所羞言”。但更多的上海人，特别是上流社会并不以此为耻。当时在上海流传的所谓“七耻”中，有一耻是“耻狎幺二”。之所以“耻狎幺二”，乃是因为“幺二”系地位很低的次等妓女。而能够与那些地位较高的“长三”妓女厮混，则不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大张旗鼓地开展选花榜的活动，也反映了上海风流场的兴盛。选花榜即是在妓女中选美，1882年已在上海开始举行。许多报刊为此大肆宣传，不少文人与嫖客各自为其钟情的妓女捧场，有时相互之间因笔墨官司闹得不可开交。妓女一旦榜上有名，立刻身价百倍，其大幅玉照登于各家报纸，成为家喻户晓的著名人物。与狎妓冶游成风的社会习俗相适应，上海的色情业也较诸其他城市更为发达兴盛，商人非但自身可以躬逢于花天酒地之间，而且还能通过发达的色情业赢利增财，遂趋之若鹜乐此不疲。

从这方面看，近代的上海似乎又是一个藏污纳垢的黑色大染缸，消费方式的变革也存在着不良倾向。小说《文明小史》第14回所写的一件事也反映了一部分人对上海这方面的憎恨：一位青年执意想去上海读书开眼界，他的老太太表示强烈反对，并说“少年弟子一到上海，没有不学坏的，而且那里的混帐女人极多，花了钱不算，还要上当。……有我一日，断乎不能由你们去胡闹的。”（注：参见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0页。）确实，近代的上海在当时的许多中国人眼中似乎是一个花花世界，在这个花花世界中人人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最愚蠢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为聪明；最忠厚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为狡猾；最古怪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为漂亮；拖着鼻涕的小姑娘，不多时可以变为卷发美人；音眼眩和扁鼻的女士，几天之后可以变为仪态大方的太太。”（注：陈旭麓：《论“海派”》，载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68页。）

总之，近代的上海是一个神奇的经济中心和消费魔都。这种神奇不仅体现于上海经济的飞速发展，使一个以往不甚起眼的小县城一跃成为远东巨埠的大上海，同时，它又是一个无奇不有、光怪陆离的万花筒，既使人惊讶赞叹，又受人指责攻击。尽管如此，上海仍以其强大的神奇魔力，吸引着全国各地乃至西方各国一批又一批的新移民。

需要指出的是，在近代中国消费方式变革的过程中，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的趋向：

一是趋新赶时髦。这实际上也是近代中国商业文化的一个明显特征。消费方式变化中表现出的这种倾向，显然是受到商业文化的影响。例如在商业发达的上海，各业商人无不以种种标新立异和赶时髦的方式，千方百计引导人们加入消费新潮流，以便从中获取厚利。当时的社会风气，也推崇各种时髦之举。19世纪末的《申报》曾发表文章对这种盲目趋新赶时髦的风气予以批评：“此邦之人钮于时尚，惟时之从，一若非时不可以为人，非极时不足以胜人。于是妓女则曰时髦，梨园竞尚时调，闺阁均效时装，甚至握管文人亦各改头易面，口谈时务以欺世子。”（注：《申报》1897年7月14日。）受其影响，追赶时髦的消费方式与习俗也日益突出。近代上海的风气即时时变更，以至“三数年间，往往有如隔代”。特别是“有客籍之人旅游过此者，谓之较之两三年前街市有不同焉，以沪上求时新，其风气较别处为早，其交易较别处为便。而不知在土著之人观之，则凡诸不同者，不待两三年也，有一岁而已变者焉，有数月而即变者焉”（注：《申报》1897年7月14日。）。类似的现象并不仅仅发生于上海，在其他许多城市中也大都如此，只是变化的程度和速度不及上海，其原因则是其他地区商业贸易的发展也远远不及上海。

二是日益将消费与社交或交易联在了一起。在传统社会中，除了交友和增进感情联络之外，消费一般都是单纯的消闲享受性活动，其方式也比较简单。而在近代，消费的目的则日趋多样化，有的是为了从事一般社交活动，但应酬拉关系也成为其中非常重要的目的之一。尤其是对商人而言，所谓社交实际上也是为了建立人际关系网，了解各地行情，广泛招揽生意。正因为如此，消费变得更加奢侈豪华，而且方式也五花八门。包括到烟店开烟灯，上茶楼打茶围，赴酒楼设宴叫局，上妓院吃花酒，进赌场碰和赌牌，以及到戏场看戏和在书场听书等，都成为非常时新的消费方式。只要能达到目的，不惜耗费巨资。近代上海报界文人包天笑曾说：“上海那时的风气，以吃花酒为交际之方，有许多寓公名流，多流连于此。”（注：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第359页。）《沪江商业市景词》也描述道：“各行贸易待评量，借作茶楼聚会场。每至午申人毕聚，成盘出货约期忙。”无论是社交还是交易，一旦与侈奢豪华的消费联在了一起，即大多带有某种功利色彩，而不再是单纯的情感互助行为。有的甚至是出于欺诈目的，通过交际酬酢谋取不义之财。

三是盲目崇洋和讲求虚荣。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和消费方式的变化，传统的习俗受到猛烈冲击，中国人在生活方式和日常消费等方面，盲目崇洋和讲求虚荣的倾向日益明显。特别是在青年阔少中，崇洋心理十分盛行，“他们看着外国事，不论是非美恶，没有一样不好的；看着自己的国里，没有一点是好的，所以学外国人惟恐不像”（注：《大公报》1903年4月17日。）。当时曾有人作词讽剌这种盲目崇洋的行为：“洋帽洋衣洋式样，短胡两撇口边开，平生第一伤心事，碧眼生成学不来。”在交际酬酢日趋盛行的风气之下，讲面子、图虚荣的消费性格也随之产生。从当时的生活水平看，侈奢的消费毕竟只有少数富裕者能够承受，但那些并不富裕者为了虚荣，也常常摆阔气，穿时髦西装，出入酒楼妓院，而实际上是“外若繁华，中多拮据，外似有余，中多不足。”“今年之受债主逼辱者，皆昔日扬扬得意目为阔少者也”；“今之被锦绣而乘车马，饫梁肉而炫珍奇者，皆家无担石储者也。至于冠婚丧祭其素丰者，既动费不赀，其素歉者亦耻居人后，岂知争一时之体面而费数载之补苴，甚非计之得者乎旨哉？”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当时流行的商业化、功利化社会风气有着密切关系。由于“风俗日漓，见有高车驷马美食鲜衣之客人皆敬羡，即日事借贷人亦常能应之。若布衣粗食徒步独行之人，虽品行端方，文章华美，人亦望望然去之矣”（注：《申报》1876年5月22日。）。在这样扭曲的社会风气之下，迫使许多人都不得不讲求表面上的虚荣。

四是打破了以往在消费领域中的等级尊卑观念。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中，尊卑有别，等级森严，这种现象即使是在消费领域中也多有体现。例如服饰、器皿等被视为社会等级标志的高档次消费品，过去一般都是王公贵族、宦官士绅享用，普通民众则无法染指。如果冒然使用就会被认为是僭越，引起封建贵族的强烈不满和谴责，甚至带来不测之祸。到了近代，由于工商贸易的发展和观念意识的变化，消费已逐渐成为大众的消费，传统的消费等级观念也被打破，消费中所受到的唯一限制是金钱，只要有了钱就可以享受一切。过去，“商贾不衣锦，中产家妇女无金珠罗绮，士大夫一筵之费不过一、二千钱”，现在，“无论士庶舆台，但力所能为，衣服宴饮，越次犯分不为怪”，“向时缎衣貂帽，例非绅士不得僭，今则舆台胥吏亦有服之。一切器用必用红木、楠、梨等。寻常燕［饮］享，无海错山珍，群以为耻”（注：黄苇、夏林根编：《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46页。）。特别是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这种变化更为突出。例如上海滩上“几至无人不绸，无人不缎”，“优伶娼妓之服金绣者亦几视为寻常”；出门乘轿原本是达官贵人的特权，现在则“不分贵贱，出必乘舆”，“有轿役之身分超乎轿中之人者，殊可骇也”。此时，从消费方式中，已难以分辨出等级尊卑，形成了“等威不能辨，贵贱不能别”的新局面。清末上海竹枝词曾描述说：“高车驷马过通衢，谁识当年旧博徒，冠履于今真倒置，缙绅家世半屠洁。”对于这种现象，道学之士大为恐慌，他们惊叹当时的社会“凡事任意潜越，各处皆然，沪上尤甚”，并讽刺那些僭越之人“体制之不谙，礼节之不闻……更不知冠裳为何物，妄人妄服，求欲列于缙绅之间”（注：参见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2页。）。尽管道学之士竭力反对，但这种变化仍以无可阻挡之势继续向前发展。
综上所述，近代中国消费方式的变革，虽伴随着许多消极的负面因素，并且产生了种种不良影响，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一变化也有其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对促进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众所周知，消费水平的提高与工商业的发展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也互相促进。一方面，工商业的不断发展将提高人们的消费水平，改善人们的生活状况，也改变整个社会的消费习俗；另一方面，消费需求的迅速增加与扩大，也会刺激工商业在原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对近代中国消费方式的变革需要从多方面予以客观的认识与分析。

此外，近代新型商业文化的形成，对人们消费方式的变革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作为商业文化载体的商品，具有强大的活力和影响力，它在改变人们消费习俗的过程中发挥着相当深刻的影响。陈旭麓先生论及近代上海的发展变化时，即曾强调五光十色的商品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习俗乃至整个固有文化。他指出：“其实说怪也不怪，这是商品在改善人们的面貌，在熔解中国的固有文化。”（注：陈旭麓：《论“海派”》，载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68页。）从实际情况看，商业文化也确实推动了近代消费方式的变革。人们衣食住行的变化，甚或某一时期流行某种款式或消费习俗，大多是由新的商品起先导作用。这称得上是商业文化的另一种重要功能与作用。

⑵ 喜马拉雅FM突然不能自动连续播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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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是什么意思出自那里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是金庸14部小说的首字组成的对联。金庸曾把所创作的小说名称的首字联成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见《鹿鼎记·后记》）。1970年的《越女剑》由于金庸本人不太欣赏，因而未入对联内。
《飞狐外传》是金庸于1960年所写的武侠小说，为其第六部武侠小说，可以看做是《雪山飞狐》的前传。
该书现收录在《金庸作品集》中。该书主要是讲述《雪山飞狐》主人公胡斐的成长历程。历史背景是清乾隆年间。
《雪山飞狐 》，当代武侠小说作家金庸作于1959年（己亥年），故事以胡一刀夫妇为主线，通过宝树、苗人凤之女苗若兰、平阿四及陶百岁之口讲述了数年前与此相关的一段武林往事，该作品对主人公胡斐的成长之路基本没有提及，所以后来作者又补著了一本相关作品《飞狐外传》来讲述主人公的成长历程。两者虽是相关联，但是故事结构与内容却又各自基本独立，《飞狐外传》可以说是《雪山飞狐》的前传，也可以合为一本来读。本书发表至今，是金庸作品中争论最多的一部。《雪山飞狐》现收录在《金庸作品集》中。
《连城诀》，长篇武侠小说，当代著名作家金庸著。最初于1963年刊载于《明报》和新加坡《南洋商报》合办的《东南亚周刊》，书名原叫《素心剑》。现收录于 《金庸作品集》中。《连城诀》描述了农家子弟狄云因为生性质朴，屡被冤枉欺骗，在历经磨难之后，终于看穿人世险恶，回归自然的故事。此书语言质朴生动，情节紧凑，故事感人，全书充满了一股悲愤之气，读来令人如鲠在喉。《连城诀》写世态，写人心，写至情至爱，动人心魄，远远超出了一般武侠小说的表现范畴，甚至亦非“性情”二字所能概括，可说是金庸作品中的奇特之作。
《天龙八部》，是我国著名作家金庸的武侠代表作。著于1963年，历时4年创作完成（部分内容曾由倪匡代笔撰写），前后共有三版，并在2005年第三版中经历6稿修订，结局改动较大。
小说以宋哲宗时代为背景，通过宋、辽、大理、西夏、吐蕃等王国之间的武林恩怨和民族矛盾，从哲学的高度对人生和社会进行审视和描写，展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生活画卷，其故事之离奇曲折、涉及人物之众多、历史背景之广泛、武侠战役之庞大、想象力之丰富当属“金书”之最。
“天龙八部”出于佛经，有“世间众生”的意思，寓意象征着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背后笼罩着佛法的无边与超脱。全书主旨“无人不冤，有情皆孽”，作品风格宏伟悲壮，是一部写尽人性、悲剧色彩浓厚的史诗巨著。
《天龙八部》曾多次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漫画及游戏。小说的第四十一回“燕云十八飞骑，奔腾如虎风烟举”于2005年入选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读本（必修）中。

《射雕英雄传》是作家金庸的作品。南宋年间，随丈夫杨铁心流落江南牛家村的包惜弱救了金国王子完颜洪烈，却害得丈夫和义兄郭啸天两家家破人亡。郭啸天的妻子逃到蒙古大漠，生下遗腹子郭靖。傻小子郭靖得到丐帮帮主洪七公传授绝技“降龙十八掌”，更赢得心上人黄蓉芳心。
纵观射雕英雄的成长之路，郭靖与黄蓉二人的合作是力量与智慧的结合，但较之郭靖之动手，黄蓉之动脑自然更加高明。可以说是黄蓉的智慧之线串起了郭靖先天理性和后天勤勉之点，使之蜿蜒前行，逐渐漫延成一个首尾相连、因果相应的一张武林英雄成才图谱。
作者以人道主义为文心，理想主义为笔墨，通过反男权中心的故事程式，倾向女性主义的话语权力和人道主义女性美学构想，在准历史现实主义的画板上，在宋金元易代、武林争霸、英雄纵横的宏伟叙事背景之下，刻画了以黄蓉为中心的一组才貌双全，文武过人，聪慧自然的性情中女性形象。
该书阐释了侠义精神的真谛——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自幼家破人亡的郭靖，随母流落蒙古大漠，傻头傻脑但有情有义的郭靖倒也有福气，他不但习得了江南六怪的绝艺、全真教马钰的内功、洪七公的隆龙十八掌、双手互博之术、九阴真经等盖世武功，还让古灵精怪的小美女黄蓉一辈子跟定他。
郭靖已经突破了旧时代武侠小说中传统侠客的身份，他不仅行侠仗义、啸傲江湖，更是要为国家与民族出生入死，体现了儒家侠之大者素有风范。

《白马啸西风》是一部中篇武侠小说，著于1961年，作者是当代著名作家金庸，现收录在《金庸作品集》中。描写了哈萨克人和汉人之间的情仇，主人公是一位名叫李文秀的汉族姑娘，父母因带着高昌地图被强盗追迫而死，单独留下李文秀在哈萨克族中被旅居大漠的汉人计老人抚养长大，并与一个哈萨克部族青年的感情故事，字数不长的这样一部小说，里边记述了多组复杂的恋情。因情而活、为情而死、情之所在、孽之所在，这便是《白马啸西风》的成功之处。

《鹿鼎记》是香港作家金庸的最后一部长篇武侠小说。该小说于1969年－1972年间创作，背景设置在明末清初（1644年-1689年）。1969年10月24日开始在《明报》连载，到1972年9月23日刊完，一共连载了2年11个月。本书收录于《金庸作品集》中。
内容梗概
入京城，进皇宫，扮太监
扬州妓女韦春花之子韦小宝从小听书听戏，十分羡慕戏文中的英雄好汉，为了做英雄，他凭一时之勇搭救了一个落难的江湖好汉茅十八。茅十八感激小宝援手，更因他缠纠不休，将他带到了都城北京。在京城韦小宝被一老一小两个太监劫入进宫，他施展诡计将老太监海大富弄瞎，又将小太监名叫小桂子的害死，从此他便冒充小桂子在宫中做假太监。
除鳌拜，皇帝悦，误入天地会
一日韦小宝赌博归来遇到一个自称小玄子的华服少年正在练武，便与他交上了手，这少年正是康熙帝玄烨。顾命大臣鳌拜武艺高强、功高震主，为少年康熙所忌，为除掉鳌拜，康熙巧设计谋，让韦小宝率一群小太监以戏耍角力为名将鳌拜擒杀。韦小宝智杀奸相鳌拜，大清皇帝固然龙颜大悦，反清帮会组织天地会也对他青眼相加，13岁的韦小宝于一日之间竟成了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的关门弟子和地位甚高的天地会青木堂香主。韦小宝奉陈近南之命回宫卧底。
五台山上遇红颜，神龙教内任高职
一次他撞破了与邪恶帮会神龙教勾结的皇太后的隐秘，并从她口中得到了康熙之父顺治在五台山出家的消息，为防皇太后对小玄子不利，他将此事连同自己是冒牌太监一事告诉康熙。康熙闻听父亲尚在人间，又惊又喜，立即派遣韦小宝到五台山寻访。韦小宝因缘际会在庄家邂逅了生命中的红颜知己双儿，此后两人一同前往五台山清凉寺寻访到了老皇爷顺治，但却在回返途中被神龙教劫往辽东蛇岛。在蛇岛韦小宝乘神龙教内讧之际，施展拍马溜须绝技骗得了教主洪安通的信任，并当上了在教中职位甚高的白龙使。
假和尚，真驸马，攻打神龙反被擒
韦小宝返回北京，向康熙报告了顺治出家一事，本望皇上重赏，谁知康熙在夸赞一番后竟命他赴少林寺出家，朝夕之间十几岁的韦小宝竟成了与年过8旬的少林寺方丈同辈的“晦明禅师”。“高僧”在寺中穷极无聊，便要生事，他纵酒狎妓，屡犯戒律，把一个千年古刹、佛门静地搞得乌烟瘴气、乱七八糟。平西王吴三桂在云南苦心经营，势力渐大，康熙决定武力撤藩，起兵之前，为了麻痹吴三桂，康熙决定将其妹建宁公主嫁与吴三桂之子吴应熊，正好韦小宝“出家”期满，康熙使命他作了“赐婚使”。韦小宝率人护送建宁公主入滇，两人本就相识，未到云南就发生私通，赐婚使变成了驸马爷。在昆明，正与韦小宝打得火热的建宁公主不肯与吴应熊成婚，蛮性发作之际竟将吴应熊阉割，韦小宝见事变猝起，只得将吴应熊挟持与建宁公主绕湖广返回京城，不久韦小宝又奉命去攻打与吴三桂和罗刹国勾结的神龙教，他率水陆大军浩浩荡荡地杀向辽东，但未到蛇岛，自己这位统兵大将就成了洪安通的俘虏。韦小宝身临险境，不得已故伎重演，企图一顿马屁骗过洪安通，却被关押起来，幸好双儿相救，趁机逃出神龙教，洪安通发觉后当即领人对韦小宝进行了追杀。
小宝策划政变，公主摄政女王
韦小宝和双儿慌不择路，一路向北来到鹿鼎山，误入了罗刹国军营，韦小宝害怕潜伏于营外的神龙教，便施展伶牙俐齿将正在这里巡视的罗刹国公主苏菲亚骗倒，随她一同去了罗刹国。苏菲亚返回莫斯科，正赶上罗刹沙皇病死，韦小宝最善浑水摸鱼，便凭着从戏文中学得的“安邦定国”计谋，帮助苏菲亚发动了一次成功政变，苏菲亚当上了摄政女王，韦小宝则因策划有功被封为远东伯爵。他心念故国，不久即借故带着罗刹使臣回到北京，清朝与罗刹使臣签订了和约而消除了罗刹国这一腹背之患，韦小宝则因议和有功被康熙降旨封为一等忠勇伯。
衣锦怀乡抱得美人归 身份暴露忠义两难全
吴三桂谋反在即，为了稳定天下，安抚民心，康熙命韦小宝赴扬州为史可法修建忠烈祠。韦小宝衣锦还乡，在扬州府衙宣读完圣旨，随即一人悄悄溜到丽春院去探望母亲，没想到在妓院却陷入了江湖人士的包围，他略施小计，以迷药将一干人迷倒，并将六位美貌女子－－洪教主夫人苏荃、沐王府的沐剑屏、方怡、陈圆圆的女儿阿珂、王屋派的曾柔以及自己的双儿一网打尽，收为己有。韦小宝香艳难舍之际，吴三桂已在云南起兵反叛，小宝被迫从扬州返回京城。江湖奇人神拳无敌归辛树夫妇因误杀天地会主脑吴六奇，抱憾不已，为此他们与天地会群雄商议，决定舍身入宫行刺康熙。韦小宝不忍见小玄子遇难，设计掩护。归辛树行刺不成，却将天地会行址和韦小宝身份暴露，康熙以重兵将天地会首脑聚集的韦小宝爵府包围，并命韦小宝戴罪立功，亲自回府捉拿天地会群雄，韦小宝不忍加害师父陈近南和天地会兄弟，将他们尽数救出，自己则畏罪潜逃出京。
鹿鼎公定和约封妻荫子 韦小宝弃官逃隐姓埋名
韦小宝逃到距蛇岛不远的“通吃岛”，跟双儿等七个老婆一住数年。康熙顾念与韦小宝的少年友情，不仅没再派兵追杀，反而予以优惠照顾。罗刹国向东方的侵略渗透早已引起康熙的注意，平定西南、收复台湾的胜利使他坚定了向罗刹用兵、收复失地的决心，韦小宝去过莫斯科，粗通罗刹语言，又与罗刹摄政女王有露水姻缘，康熙便将他召回京城，册封他为鹿鼎公，抚远大将军，命他率兵向罗刹人作战。韦小宝见“小玄子”不再拿天地会一事与自己为难，欣然领命，携双儿前往鹿鼎山，按照康熙的既定战略一路杀去，连连得手，最后“尿射鹿鼎山”，一举将罗刹军队击败，迫使罗刹使臣坐在谈判桌前签定了和约。韦小宝取得了军事和外交双重胜利，凯旋而归，封妻荫子，权势与荣华达到顶峰，但不久麻烦又起，康熙命他去剿灭反清的天地会，天地会众弟兄要他继承师父陈近南的遗志，担任总舵主，继续与满清作对为敌，韦小宝眼见忠义难以两全，只有弃官而逃。他打着回乡探母名义，领着七个老婆回到扬州，与母亲韦春花会合，隐姓埋名，择地而居。康熙见韦小宝久不回京，着即派人四处查找，又亲自六下江南寻访。但终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自此世上不复有奇人韦小宝矣。

《笑傲江湖》，作家金庸1967年开始创作的一部作品，1969年完成，属于其后期作品，最初连载于《明报》。“笑傲江湖”源自吴承恩著《西游记》中的一句词。该书没有时代背景，“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笑傲江湖折射政治斗争，同时也表露对斗争的哀叹，具有一定的政治寓意。

《书剑恩仇录》是金庸的首部长篇武侠小说，著于1955年。小说描写清朝乾隆年间，江南武林帮会红花会为反清复明，与清廷浴血奋战的故事，也是这本小说把研究乾隆是否汉人一事，推到了高峰。作为金庸的开山之作，作者一出手就不同凡响，显示出大家风度。在香港《大公报》上连载之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小说将历史与传奇融为一体、虚实相间，史笔与诗情相结合，绘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神雕侠侣》是金庸所著的武侠小说，作于1959年。是“射雕三部曲”系列第二部，现收录在《金庸作品集》中。上承《射雕英雄传》，下接《倚天屠龙记》。是金庸先生在武侠小说创作上的一个里程碑。

金庸的一部武侠小说《侠客行》，初次发表于1965年，据说灵感来自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之《侠客行》，收录于《金庸作品集》中。主要叙述一个懵懂少年石破天的江湖经历。

《倚天屠龙记》 是著名小说家金庸的长篇小说，1961年所著，是“射雕三部曲”系列第三部 。
故事时间前后跨度一百年，以元末群雄纷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第一卷叙述武当弟子张翠山卷入夺刀纷争，第二卷至第四卷叙述张翠山之子张无忌的江湖生涯，主要是明教和中原武林之争及起义军和朝廷的对抗，少年张无忌因缘际会练就一身盖世武功，以天下人叹服的武功和无可替代的人格力量统领群雄，故事同时展现武林众豪杰的质朴豪情和形态各异的精神风貌 。

《碧血剑》是当代著名作家金庸著于1956年（丙申年）的第二部武侠小说。已经过三次修订，收录在《金庸作品集》中。本书讲的是明末抗清将领袁崇焕之子袁承志及金蛇郎君夏雪宜的故事。
内容梗概
明末，社会动荡，朝政腐败，民不聊生，在东北的满族部落却开始崛起，举兵南侵。蓟辽督师袁崇焕屡破清兵，击毙清太祖努尔哈赤，后被崇祯皇帝下狱，半年后以“咐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疑则斩帅”等罪名所杀。袁崇焕之幼子袁承志为报父仇，苦练武功，拜华山“神剑仙猿”穆人清为师，在华山之巅习武十年，博采武林诸家之长，加之偶得武林怪杰“金蛇郎君”的剑学秘籍，学成身法奇诡的蛇剑之术，武艺更加精湛超群。袁承志下山之后，以一身绝艺征服了众多武林豪杰，调解了数起武林中的恩怨纠纷，他武艺高超但心性忠厚，至诚待人，深得武林弟兄的崇敬，被拥戴为七省盟主。当时正值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声威大振，势如破竹，承志为报父仇杀皇帝，带领群豪帮助闯王李自成拦劫官银、筹集军资，屡挫官军，并与入侵清兵浴血奋战。
“金蛇郎君”之女聪慧美丽的夏青青对袁承志产生了真挚的爱情，跟随他走南闯北，患难相依，度过了多年征战生涯。后来，袁承志协助李自成起义军攻破北京后，闯军军纪败坏，奸淫掳掠无所不为，闯王亦沉淫于美酒女色，甚至听信谗言逼死了袁承志的挚友——忠心耿耿的李岩。清兵入关后闯王溃不成军，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转瞬惨败。袁承志意兴萧索，与青青及当日一同征战的众豪杰飘流海外，赴异域重辟天地。

《鸳鸯刀》著于1961年，中篇武侠小说，金庸著。现收录在《金庸作品集》中。小说叙述江湖上盛传的鸳鸯宝刀的秘密以及围绕它发生的故事。
内容梗概
太岳四侠为给晋阳大侠萧半和祝寿，拦劫陕西西安府威信镖局为清廷保送的鸳鸯刀，被镖行武师所败；又欲抢夺林玉龙、任飞燕夫妻和书生袁冠南的行囊，谁知偷鸡不成蚀把米，反被袁冠南以言语诈去仅存的数两银子；好不容易等来一位年轻的姑娘骑着一匹骏马而来，却仍然不敌，幸好此女是萧半和的女儿萧中慧，听说四侠目的是给父亲拜寿，摘下头上的金钗送给他们作为礼物。萧中慧此行也为鸳鸯宝刀，甘亭镇汾安客店之中，她得知宝刀就在镖行人手中，暗自留神。此时林玉龙夫妻、袁冠南、大内高手卓天雄都来到此处，尾随镖行。途中一场混战卓天雄技高一筹，点中林玉龙、任飞燕、萧中慧穴道，幸亏袁冠南用计惊走卓天雄，夺得鸳鸯刀，救出众人，四人逃到紫竹庵中，卓天雄追来，林玉龙夫妻把他们自己用不好却威力很大的夫妻刀法传给袁、萧二人，二人用未学全的十二招刀法战胜卓天雄，保住了鸳鸯刀，而且由于并肩抗战，彼此互生情愫。萧半和生日这天，各路英雄豪杰都来庆贺，袁冠南献上鸳鸯刀，萧半和高兴之余，将女儿萧中慧许配给袁冠南。林玉龙、任飞燕把夫妻刀法全部传给袁、萧二人。喜庆筵上，袁冠南与萧半和之妻袁夫人母子相认，萧中慧伤心跑出，被卓天雄擒住。官兵围住萧府。一场混战，众英雄大败官兵，袁冠南救出萧中慧，二人再次联手，打伤卓天雄，众人一同退至中条山。山冈之上，萧半和说明真相：他本名萧义，为报父仇，早年入宫为太监，企图刺杀满清皇帝，却一直没能得手。后皇帝为夺鸳鸯宝刀，杀死保护宝刀的袁、杨两位大英雄，将他们的妻子儿女捕入牢中，萧义乘机救出二位夫人和儿女，奔逃之时，将袁冠南失落。为瞒清廷耳目，假和袁、杨二位扮作夫妻。萧中慧应叫杨中慧，是三湘大侠杨伯冲的女儿。正说之时，太岳四侠抬着卓天雄而来，夺回他从杨中慧手中抢去的鸳鸯刀。袁夫人把鸳鸯刀合在一起，只见上面分别刻着“仁者无敌”四个字，这就是鸳鸯刀无敌于天下的大秘密。
小说情节曲折语言诙谐，在不长的篇幅中展示了人物性格，塑造出几个不同的江湖侠士形象，可读性极强。虽为短篇，但仍不失为大手笔。

金庸，原名查良镛，1924年3月10日生于浙江省海宁市 ，武侠小说作家、新闻学家、企业家、政治评论家、社会活动家。
1944年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1946年秋，金庸进入上海《大公报》任国际电讯翻译。1952年调入《新晚报》编辑副刊，并写出《绝代佳人》、《兰花花》等电影剧本。1959年，金庸等人于香港创办《明报》。
1996年至1997年，担任全国人大常委香港筹委会委员。1998年，获文学创作终身成就奖。 2000年，获得大紫荆勋章。2009年9月，被聘为中国作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名誉副主席。同年荣获2008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

⑷ 喜马拉雅FM广告投放效果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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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 三星手机收音机在哪里打开开⁰

当我们厌倦聊天时，当我们不想听歌时，我们可能忘记了一个传统的放松、获取信息的方式——收听电台。当然在现在，高度集成的智能手机也拥有收音机功能(依据机型而定)，所以就不用再另购收音机啦，手机自带的收音机功能完全满足基本的收听需求了。

那么在三星手机上怎么使用收音机功能呢?三星手机收音机在哪呢?这里就以Galaxy Note2自带FM收音机讲解一下三星手机使用收音机的操作方法。

第一步

在待机页面下，点击【应用程序】。

三星手机收音机在哪 三联
第二步

点击【FM收音机】。

第三步

打开收音机后，请插入耳机，这时可看到屏幕右上角显示音量图标。

第四步

点击屏幕中间的图标即可收听。

第五步

可以按【左】、【右】方向键来换台。

第六步

如需停止播放，请再次按中间的图标。

提示：如需退出FM收音机，请先停止播放，然后退出即可。

如果某些机型不支持收音机功能，可以下载第三方网络收音机，操作也是差不多的，而提供的内容却丰富很多，比如荔枝FM、考拉FM、喜马拉听书等。

⑹ 有没有什么报刊杂志好看啊

看你喜欢哪个类型的杂志，男孩子一般都是喜欢一些车杂志吧，女孩子的话，知音女孩、女友、女报时尚、他她TA都挺好看的！

⑺ 喜马拉雅听书里妖孽殿下来敲门里面的歌叫什么

那个好像是三联出版的一本书把，读读有好处的

⑻ 《鹿鼎记》原著结局是什么

韦小宝剃度后，在寺外遇到来少林寺挑衅的阿珂，深深为其美貌倾倒。韦小宝后来转往清凉寺当住持，大批喇嘛再次围攻清凉寺，小宝施计带领众人逃出，刚好遇上康熙率众前来。众喇嘛被擒，而康熙父子得以相认。

康熙到达清凉寺，白衣尼九难前来行刺，韦小宝藉宝衣替他挡了一剑，自己却被掳走。小宝花言巧语取得了九难信任，与九难潜入皇宫，得悉九难竟是前明长平公主。九难揭穿了太后原来是毛东珠假扮，真太后被她藏了起来。

二人出宫，韦小宝发现阿珂竟是九难的徒弟，无奈阿珂却倾情于台湾延平郡王郑经的次子郑克塽。

韦小宝回宫后，将假太后的秘密告知康熙，两人救出了真太后。韦小宝奉旨送建宁公主到云南嫁给平西王世子吴应熊，途中却被建宁诱惑而与其私通。

抵达云南后，建宁更将吴应熊弄成太监。此时九难派阿珂行刺吴三桂，失手被擒，而韦小宝从陈圆圆口中得知阿珂是她与李自成的女儿。最后吴三桂为九难所制，众人终于胁持着吴应熊离开了云南。

返京后，康熙再派韦小宝出海剿灭神龙教，反被教主洪安通施计擒住。韦小宝得双儿暗中救走，二人向北逃遁，竟闯至罗刹国在鹿鼎山建筑的雅克萨城，更随苏菲亚公主同赴莫斯科，并助其发动政变夺权。最后韦小宝带回罗刹国特使与清朝修好。

康熙让韦小宝衣锦还乡，得以回扬州与母亲韦春花重聚。韦小宝此行又成功替康熙拢落了西藏桑结和蒙古葛尔丹，更在丽春院与阿珂、双儿、曾柔、方怡、沐剑屏、苏荃等六女大被同眠。

回京途中遇到打算入宫行刺康熙的归辛树一家，韦小宝在天地会面前把皇宫布局告诉了归家，背后却通报康熙加紧防卫，最后归家三人力尽为宫中侍卫所杀。此时，康熙突然点破韦小宝在天地会的身份，并准备炮轰韦府，以杀天地会与沐家众人。韦小宝藉建宁公主之助，逃脱并救出了众人。

韦小宝再次被神龙教擒住，押回神龙岛，岂料洪安通发现妻子苏荃怀了韦小宝的孩子，为了掩饰，与神龙教中人互相残杀致同归于尽，祇得苏荃幸免。大变后众人转往通吃岛，台湾郑家、天地会及施琅所领的大清水师先后追至。清廷水师被击退后，陈近南为郑克塽暗算身亡。

韦小宝在通吃岛上过了数年无忧无虑的逍遥日子，清廷相继平定三藩之乱与台湾郑氏政权，康熙三番两次派人召回韦小宝。因韦小宝有去过罗刹国并帮助过苏菲亚公主政变夺权，令其到东北出征罗刹国，以签订有利条约。

事成后，知道小宝为天地会卧底的康熙开始用计逼小宝效忠，故意在圣旨中宣称韦小宝杀害陈近南，引来天地会的会众误会，而小宝获恩准回扬州探母，途中顾炎武等人来劝韦小宝率领起义反清。

由于康熙与天地会已经闹到都要逼韦小宝公开表态的地步，心烦意乱的韦小宝一怒之下决定将这些鸟事抛诸脑后，于是假装全家遭到劫杀，携了妻儿和母亲到大理城隐居，两不相帮不问世事。康熙不相信韦小宝轻易遇害，无奈屡次查访均未果。

韦小宝向母亲询问自己父亲是谁，韦春花说年轻时恩客颇多，汉满蒙回藏都有，是标准的父不详。

《鹿鼎记》是中国现代作家金庸创作的一部长篇武侠小说。这部小说创作于1969至1972年间，故事背景设置在明末清初，讲述成长于扬州妓院的少年韦小宝；

以不会任何武功之姿态闯江湖各大帮会，周旋于皇帝朝臣之间并奉旨远征云南、俄罗斯之故事，塑造了一个与传统侠客完全不同的小人物形象，并借这个形象讽刺了一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和迂腐顽固的旧思想，表现了各族和谐相处、国家民族统一的思想。

(8)三联听书扩展阅读：

创作背景

《鹿鼎记》这部小说从1969年10月到1972年9月连载在金庸主办的《明报》上，连载时间长达两年零十一个月。

《鹿鼎记》是金庸创作的最后一部武侠小说。小说名字中有“鹿”和“鼎”二字，“鹿”是“逐鹿中原”的“鹿”，“鼎”是“问鼎”的“鼎”，因此，从名字上看，《鹿鼎记》就和政治、权力斗争是紧密相连的。可见，金庸在这部小说中仍然深深地关心着政治。

《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序》中说：“我初期所写的小说，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到了后期，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些进步之故。这在《天龙八部》《白马啸西风》《鹿鼎记》中特别明显。”

《鹿鼎记》书后又特地附有《康熙朝的机密奏折》，他说道：“我认为过去的历史家都说蛮夷戎狄、五胡乱华、蒙古人、满洲人侵略中华，大好山河沦亡于异族等等，这个观念要改一改。

我想写几篇历史文章，说少数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北魏、元朝、清朝只是少数派执政，谈不上中华亡于异族，只是‘轮流做庄’满洲人建立清朝执政，肯定比明朝好得多。这些观念我在小说中发挥得很多。希望将来写成学术性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