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传统与现代化

Ⅰ 现代文学三十年经典分析题“分析老舍《断魂枪》对传统文化的依恋”！本周五就闭卷考了！求各路大神帮忙！

老舍的《断魂枪》发表于一九三五年，是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之一。且不说它短短的篇幅中情节展开的起伏跌宕引人人胜，也不谈它人物塑造的血肉丰满栩栩如生。光是小说蕴涵的社会历史文化意义，就非常耐人寻味。

谈到小说蕴涵的社会历史文化意义，有人引用作者的话说：“‘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它有自我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牌号自夸自傲，固执地拒绝更进一步，是自取灭亡……由于个人的自私保守，祖国有多少宝贵的遗产都被埋葬掉了。’老舍痛感这种‘把生命闹着玩’的国民劣根性已经构成了我们民族潜在的危机的基因，故而借沙子龙断魂枪的泯灭，发出呼啸，以期唤醒那些仍倘佯在‘东方的大梦’中的国民的灵魂。”从社会物质功利角度看，国术不如洋枪；从人文精神角度看，洋枪远不如国术；从科技含量角度看，国术不如洋枪；从文化含量角度看，洋枪远不如国术。中国武术是几千年东方传统文化精神结出的硕果。国术不仅有外在的功夫，更有内在的精神境界。

《断魂枪》中似没有细写什么国术的精神境界，但却写了三个人——王三胜、孙老者和沙子龙——不同的武术表现。其实这也就是绝不相同的三种武术境界。
王三胜靠着两只牛眼，一身横肉，几把死力气，只能以力胜人，唬唬外行，全无内功，更无内在的精神涵养。
孙老者有绝佳内功，脑门亮，眼眶深，眸子黑得像两口深井，森森地闪着黑光。与王三胜比武，紧盯着王的枪尖儿，神威内蕴，眼珠子似乎要把枪尖儿吸进去。兵刃未接，王三胜心里先就虚了。交起手来，孙老者小试手段，便将王三胜打得落花流水。
但比起沙子龙来，孙老者只能是望尘莫及。
其实，小说并无一处实写沙子龙展露武功。只是开头写了一句：平生创出“神枪沙子龙”五个宇，在西北走镖，二十年没遇着对手；结尾处写了一句“沙子龙关好了院门，一气把六十四枪刺下来”。也就是说，作者对沙子龙的武术功夫，几乎全是虚写。其实，这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所谓“真人不露相”，所谓“大象无形，大音希声”；中国道术(包括武术)，达到至高绝佳的境界，是只可意会，无法言传的。
但沙子龙的武术确实是达到了至高绝佳之境界的。
说老舍写《断魂枪》与鲁迅写《阿Q正传》那样，是为了批判国民的劣根性；说老舍对沙子龙与鲁迅对阿Q一样，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根本是牛头不对马嘴。鲁迅对阿Q，是嬉笑怒骂，极尽讽刺鄙薄之能事。老舍对沙子龙，却是极为同情，尊崇赞赏有加。比之王三胜、孙老者，谁都看得出，作者的至爱在沙子龙。老舍同情沙子龙的生不逢时，满腔热情地将他写成了一个时代悲剧的英雄角色。他尊崇他的恪守气节，不与污浊同流；赞赏他的静待时机和不屈的抗争精神。
阿Q身上体现的纯属传统文化的负面性，沙子龙身上体现的基本上属于传统文化的正面性。中国的几千年不断的传统人文精神血脉，无外乎儒道两家(禅学是儒道释合流的产物)。东方至高的道术境界，其精神内涵，无外乎儒道互补。外儒内道，达到圆融浑一完美统一的境界，道术也就修成了正果。沙子龙可以说是修成了正果的高人。

丁玲的《阿毛姑娘》和《庆云里的一间小房里》，反映了男权社会中女性的生命意识。与她转型后放弃女性意识追求政治伦理实现的作品不同,因此它在丁玲文本序列中处于一个很尴尬的位置,历来不为人们所重视。

《阿毛姑娘》和《庆云里的一间小房里》是丁玲的早期作品,小说中体现的女性原始而朴素的生命意识值得我们深入探讨。最基本的生命意识———吃和穿女性对于吃、穿特别钟爱,表现得也相当明显。

《阿毛姑娘》是丁玲的早期创作,写于1928年的一部中篇小说。它与代表了时代精神苦闷女性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不同,主人公不再是知识女性而是一个地道的农家姑娘。

Ⅱ 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是什么

郁达夫的《沉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而《狂人日记》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篇现代型短篇白话小说。

《沉沦》作为郁达夫的代表作，其主人公身上所体现的沉沦精神体现了作为五四青年后的一代知识分子，对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的深深的忧虑及以大胆暴露的方式表达对残酷现实的控诉。

可以说，在《沉沦》主人公身上体现的沉沦精神，不只是一个个体青年的表现，而是在当时国内危机重重之下的整个民族所表现的一种精神状态。得出这一看法，是通过对文本中郁达夫所塑造的主人公形象分析得出的。

作者本人也曾说 ：我的消沉，也是对国家，对社会的。因此，把文中的沉沦精神看做是对当时整个民族精神状态的一种描写是有合理意义的。

(2)短篇小说传统与现代化扩展阅读：

对于主人公身上的沉沦精神的含义，我们可以多角度分析 ：

1、从主人公的形象、性格角度分析 ：《沉沦》中 20 岁上下的主人公无疑正处于人格塑定阶段， 主人公在中国传统文化格局中的小小的书斋里度过了十几年春秋，这决定了他人格塑造的基础，儒家传统文化的修齐治平观念与伦理道德的约束， 使其个体意识有弱化倾向，

这使他不敢在自己爱慕的异性面前公开自己情感的社会习惯心理和采用用放情山水来回避消解性本能的传统意义上的移情模式。

主人公所受到的文化也是我们民族一直以来接受的，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之下，让我们对打开国门后突如其来的变化应接不暇，我们一方面用自己几千年来的正统文化看似执着的抵挡着外部世界的腐朽思想的诱惑，但另一方面身体及心理的本能却想去接受、去学习，这种种冲突，

在我们从近代以来对待外国来的一切包括器物、思想都可以看出，这也是我们民族所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所表现的出的，曾经不断地反抗，在失败后变为了无奈的挣扎。

2、其次是在塑造主人公的过程中，郁达夫有意的要突出主人公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及产生了对生命意识的危机感。

《沉沦》引起人们对觉醒了的自我的关注，而对其赖以存在的生命本体予以重新审视的同时，主人公在试图塑造与完善自己人格过程所深受的痛苦与悲剧性结局，也促使当时青年知识分子在肯定与张扬自我意识的努力中产生一种巨大的生命意识的危机感。

当面对日趋激化的社会矛盾和错综复杂的政治动乱时，青年知识分子一时找不到出路，看不清方向，在前进中陷入迷惘，在反抗中沦入消沉，思想上处于苦闷、感伤、忧郁、颓废之中。事实上，这是当时的社会通病，是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的思想情绪。

这种苦闷，是一种时代的苦闷，这种颓废同时也打印着深沉的时代烙印。最后作者的对主人公的描写中，表达了作者本人及主人公的双重悲哀与失望。通过对比主人公与郁达夫本人，我们会发现两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Ⅲ 鲁迅的小说创作对中国小说现代化有什么贡献

鲁迅是中国现代小说及现代小说理论的开创者。鲁迅文学创作的主要成就在小说。他以《呐喊》、《彷徨》显示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实绩”，开创了现代小说的先河。现代小说在他手里开创，也在他手里成熟。他的小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作家。他不仅是现代小说的开创者，而且也是现代小说的理论开创者。他的小说理论，来源于他丰厚的文学理论观念，更得源于他的创作经验，比那些纯粹的小说理论，更具有说服力和指导性。首先，鲁迅先生创作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小说”,为中国小说走向世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普通民众,写出了"人的觉醒"；他用白话创作,用截取生活片断的方法来显示生活的全貌；他用种种方法揭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他吸收和借鉴了现代西方小说的经验,使叙述方式和叙述角度多样化；他是中国小说走向现代化的优秀旗手。从中国小说发展史来看，鲁迅确是现代小说的开山鼻祖。1918年《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 发表于《新青年》,以“深切和格式的特别”而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伟大开端。其次，鲁迅的小说作品既使人感受到一种沁人心脾、回味无穷的感性美，又揭示着催人奋进、闪烁着时代光辉的理性美。鲁迅是第一个中国新文学史上最深刻的反映农民问题的伟大作家。当述及1922年至1925年北京文坛成了“寂寞荒凉的古战场”之后，鲁迅又发现其间从四处乡间跑来北京“侨寓”的一代年轻作者，所写小说往往“隐现着乡愁”，鲁迅称之为“乡土文学”。这一命名也成为经典之论，被后起的研究者所广为采纳。鲁迅“命名”不同于生硬地照搬某些洋概念，更不同于简单的拿文坛的事例去“证实”某种概念的存在，而是把构成文学史现象的最有特征的表现，上升为一种理论的概述与定位。类似的“命名”在鲁迅的其它论述中都有表现，如论述莽原社为“聊以快意”的一群，狂飙社对恶浊社会的讥刺搏击以及“虚无的反抗”，“未名社”在将“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等等。鲁迅寻找这种种不同创作倾向之间的转换或对立的关系，实际上这几个社团又都环环紧扣，此起彼伏地装点了20年代中期的文坛。
他站在人民本位的立场上，把中国人的主题—— 连同他们的破衣衫、悲哀的命运和痛苦灵魂带领了长期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盘踞的文学殿堂。在以往的作品中看到了太多的虚幻的民生，人民还是在水深火热之中煎熬，鲁迅以作品将人民从精神上解脱，这是一种从理论上的改观。在鲁迅的笔下，我们既看到了被兵匪官僚折磨得成为木偶人一般的中年闰土，也看到了像双喜、阿发一样机智能干、纯朴无私的农村少年。鲁迅这些洋溢着浓郁乡土气息的作品，为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奠定了雄厚的基石。在鲁迅反映下层人物的作品中，他的着意描写并非是那些惺惺相惜般的无病呻吟，总是把活生生的现实同残酷的封建制度以及国人所具有的劣根性紧密相连，以现实中的小事刻画出重大的社会问题。比如，《孔乙己》中的孔乙己，既是被科举制度愚弄乃至毁灭的一个下层知识分子，又是一个不能清醒遭人耻笑的的可怜人物，给人留下一个可悲、可叹的鲜活人物形象，令读者无不深深思索。同样《一件小事》中，启示知识分子正视自己的阴暗面，向满身尘垢却正值无私的“卑贱者”学习，从他们身上寻求希望和力量。第三，鲁迅在新文学所采取的不同思路让我们看清了新知识者在资源建构上的不足。鲁迅在师承上，他支持钱玄同，肯定文学革命的白话文文言，“白话在生长，总当笃信进化论，相信“文学救国”的思想伦理意义，而且在白话文问题上以《新青年》主张以后为大关键”。在他的文学思想上，他承章太炎而来追慕魏晋文学的事实也早为论家所注意了。鲁迅通过发掘提炼特定的文学现象来把握文学进程，并在解释这些现象时，充分注意其与社会思潮的联系，注意形成典型文学现象的创作心态与情感表达方式。这样，所谓“历史的联系”就是很具体可感。鲁迅通过文学现象的提炼去展示文学发展过程的方法，能做到抓住要点总揽全局，抓环节体现过程，这是文学史研究的一种卓有成效的方法，至今仍不失其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他的作品是现实与理想紧密相连的完美整体，他秉承了诸家的众才之长，既深刻鞭挞黑暗封建社会的残酷，又把人类美好理想深情寄托出来，但绝不是虚幻的乌托邦式的超现实理想。譬如，他在《灯下漫笔》中写道“……这人肉的宴席现在还排着，有很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使人者，掀掉这宴席，毁坏这厨房，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人如其人，文为心声。鲁迅是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通过自己的作品把现实与理想完美结合起来。鲁迅宛如滚滚长江之上的一颗熠熠闪光的指路航标，鲁迅的作品永远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珍贵瑰宝。

Ⅳ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是什么

《沉沦》

《沉沦》是20世纪20年代郁达夫创作的早期短篇小说，亦是他的代表作。出版时即震撼了当时的文坛。该小说以郁达夫自身为蓝本，讲述了一个日本留学生的性苦闷以及对国家弱小的悲哀。1915年，郁达夫考入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现名古屋大学）。1919年毕业后，郁达夫从名古屋前往东京。途中，他以在名古屋读书四年的生活体验写下了此篇作品《沉沦》。

(4)短篇小说传统与现代化扩展阅读：

郁达夫由于所处的社会黑暗透顶，周围的环境光怪陆离，个人遭遇又颇多挫折与磨难，所以显得比常人更复杂一些，因而作品中往往激愤与哀怨并存，有时甚至流露出某种程度的感伤情调。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种性格的复杂性，其实就是（或者说标志着）人性的丰富性。

Ⅳ 谈谈大家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与现代性的理解与体会~

浪漫主义精神最先出现在文学中。在法国，浪漫主义的先驱者是卢梭，他宣扬感情至上和人的本性善良。一批作家响应他的“回归自然”的口号，在创作中抒发对大自然的感受，描绘大自然的魅力，抒发对美好事物 、自由理想和乡土的热爱追求和依恋。

Ⅵ 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的主要区别

形式上的区别
一、文学发展的世界性规律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地区间的文学发展的不同规律，
二、文学艺术的形式美的总规律与不同门类的形式美的特殊规律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任何政治信仰和美学趣味的作家来说，他都无妨懂得更多的现代技巧，从而在储藏最丰的武器库中从容选择最新的优良武器，去丰富和发展他征服读者的魅力。

Ⅶ 古典小说与现代小说的区别

倒死。
首先，如果没有一定阅历的人，古典小说是无法看懂的，中国的古典小说起步较晚，一般到明清时期才成熟，由于中国文人普遍认为小说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所以中国的小说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压抑。

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白话文逐渐普及，梁启超，胡适等人大力提倡小说救国论，再加上经济利益的推动，（小说可以卖钱）小说创作突飞猛进，这时候的小说基本上大家都能看懂了，比如茅盾，巴金，沈从文，老舍。
古代小说来自民间，是人民群众思想、愿望以及生活实际的反映；古代小说有现实主义的传统，立足现实，反映现实，表达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古代小说重情节，通过情节表现人物，通过人物语言动作表现人物心理；古代小说继承了史传文学的传统，描写人物，一方面有善恶、是非之分，一方面好人身上也有缺点，坏人身上也有长处；古代小说由“话本”发展为章回小说，结构上形成一种模式，回目往往是一副对子；古代小说的语言有文言白话之分，就是古代白话，与现当代小说语言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异。

现代小说只是冲破传统“现实主义”的规范，使人物形象除简单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典型化”人物外，又有“原生态”典型形象、心理型“内向化”典型形象与抽象化“象征性”典型形象等。因此，无论是池莉的《烦恼人生》，王安忆的《小鲍庄》，方方的《风景》等，抑或是王蒙的《海的梦》《杂色》，徐星的《无主题变奏》，残雪的《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等，或者是宗璞的《泥沼中的头颅》，王凤麟的《野狼出没的山谷》，周立武的《巨兽》等都绝不能因没有传统的“典型人物”而否认其中各具风格的人物形象的存在。在情节安排上，许多现代小说也与传统故事型小说不同：或淡化情节，如铁凝的《哦，香雪》，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刘震云的《塔铺》，以及残雪、阿城、汪曾棋的一些作品；或追求情节的诗化，以意境取胜，如何立伟的《白色鸟》，何士党的《喜悦》，彭见明的《那人那山那狗》等；或使情节抽象化，如张承志的《大坂》，黄灿的《孤岛》，韩少功的《飞过蓝天》等，所有这些小说，虽没有了传统小说起伏跌宕的故事情节，动人心弦的冲突、悬念，但以此证明小说可以不要情节，无疑是浅薄无知的。这里有一个对故事、情节的理性认识问题。英国小说家伊丽莎白·鲍温论述这个问题时说：“凡是小说就一定包含有故事。但是这些故事可能是在一个你所不熟的或是没有料到的平面上：它们写的可能是心理的，情绪的或内在的事物。……而我们应该知道，故事的检验标准，正在于它是否是向前发展的。”如果我们摆脱传统观念对情节与故事的束缚，而承认只要是动态过程就含情节与故事这一新理解，就自然会对现代小说的情节要素的体现有正确的把握与认识了。
同时，对现代小说中环境背景的抽象化、虚化或怪诞化；对现代小说主题改变过去内涵的单一性（即只将主题理解为思想观念）而呈多样品格（即信息、情感、意境、思想观念等均可成为主题）；一反过去图解说教式、单向指定式，而呈模糊性、多义性与含蓄性体现，也应有科学理解。不能以此为据，认为小说可以不要背景环境，可以不要主题意旨。
简言之，小说是以人物、情节、环境这三要素有机融合的生动、具体。逼真、自然的艺术画图来反映社会人生的散文体叙述文学样式。

Ⅷ 张爱玲作品既大雅又大俗，既传统又现代化，结合具体作品谈谈对张爱玲小说鲜明艺术独创性的认识和理解。

对于我们这些与张爱玲交臂而过的人，就只能从她留下的文章去认识她。在散文里，她显得清晰和直接一些，小说则要隐晦与曲折一些。而说到底，认识张爱玲，是为了认识她的小说，因为于我们来说，唯有小说，才是张爱玲的意义。所以，认识的结果就是，将张爱玲从小说中攫出来，然后再还给小说。 先看张爱玲的散文。我在其中看见的，是一个世俗的张爱玲。她对日常生活，并且是现时日常生活的细节，怀着一股热切的喜好。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说：“我喜欢听市声。”城市中，挤挨着的人和事，她都非常留意。开电梯的工人，在后天井生个小风炉烧东西吃；听壁脚的仆人，将人家电话里的对话译成西文传给小东家听；谁家煨牛肉汤的气味。这样热腾腾的人气，是她喜欢的。在另一篇散文《道路以目》里，她写的街景，也是人间冷暖的：煮南瓜的气味与那种明亮的桔红，给她“暖老温贫”的感情；寒天早晨，有人在人行道上生小火炉，呛人得很，可是，“我喜欢在那个烟里走过”；一个绿衣邮差骑车载了他的老母亲，使她感动；有人在自行车轮上装着一盏小红灯———在我们的时代，已经看不见了。小时候，有人在车轮上系彩色的绒线，大约是一样的意思———她认真地观赏着，赞道：“流丽之极”。在《谈画》中，她看塞尚的《抱着基督尸身的圣母像》，大感惊讶的是，圣母是最普通的妇人，清贫，论件计值地做点缝纫工作，灰了心，灰了头发”，并且注意到，圣母并不是抱着基督，而是，“背过身去正在忙着一些什么”，抱着基督的则是“另一个屠夫样的壮大男子”。而基督呢？没有使她联想起世间的任何一个人，“他所有的只是图案美”，于是，他就错过了她的兴趣。她喜欢的就是这样一种熟稔的，与她共时态，有贴肤之感的生活细节。这种细节里有着结实的生计，和一些放低了期望的兴致。 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兴趣与苏青不同。胡兰成对宁波人苏青的评价很对，他说宁波人过日子多是兴兴头头的，但是缺少回味，是真正入世的兴致。张爱玲却不是，她对现时生活的爱好是出于对人生的恐惧，她对世界的看法是虚无的。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饶有兴味地描述了一系列日常景致，忽然总结了一句：“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于是，这短促的人生，不如将它安在短视的快乐里，掐头去尾，因头尾两段是与“长的磨难”接在一起的。只看着鼻子底下的一点享受，做人才有了信心。以此来看，张爱玲在领略虚无的人生的同时，她又是富于感官，享乐主义的，这便解救了她。《道路以目》里，她写她上街买菜，遇到封锁，只得停留在封锁线以外的街道上。有一个女佣想冲过防线，叫道：“不早了呀！放我回去烧饭吧！”然后，“众人全都哈哈笑了”。这是合乎张爱玲人生观的地方，大难临头，回家烧饭的钟点却一丝不苟。在那无意识的女佣，是一种积极，但在张爱玲，却是消极。因她是要比女佣了解“封锁”的含义，了解这个时世里的灾难。她却又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能够就事论事地面对现实。她并不去追究事实的具体原因，只是笼统地以为，人生终是一场不幸，没有理由地一径走着下坡路，个人是无所作为的。像她在《更衣记》的末尾写的，一个小孩子，在收了摊的小菜场，满地的垃圾里面，骑了自行车，撒开把手，很灵活地掠过了。于是，她写道：“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就是在这轻盈地一掠之中，有了小小的冒险，终却是安全的，便小小地得意着。就是这么一点雕虫小技的手腕。张爱玲喜欢归喜欢，其实又是不相信它们的意义的，否则，她就是宁波人苏青了。否则，她就不会如此贪馋地抓住生活中的可触可感。她在千古之遥，尸骨无存的长生殿里，都要找寻出人间的触手可及的温凉。在《我看苏青》里，写杨贵妃和唐明皇闹气，逐回娘家，“简直是‘本埠新闻’里的故事”。她不喜欢小提琴，因为太抽象，而胡琴的声音却贴实得多，“远兜远转，依然回到人间”。 这是散文中，由自己直接告白出的张爱玲，在小说里，张爱玲就隐到了幕后。大约仅有一次，没藏好，显现出了真身。是在《倾城之恋》里，白流苏刚到香港，与范柳原的关系处于胶着，暗底里使着劲。他们在浅水湾饭店分住两个客房，晚上范柳原将电话打进白流苏的房内，向她念起《诗经》：“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底下还附有一大篇解释。却像张爱玲在说话，而不是范柳原。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是少有如此自觉到人生的苍茫，并且有诗情的人物，张爱玲从不曾将自己放进小说中，扮演一个角色。因连她本身都是虚无的，不适合作世俗的小说的材料和对象。在她的小说里扮演角色的，多是些俗世里的人———市民。最具俗世的特征的，怕就是上海了。香港也有一些，但比较夸张，更像是俗世的舞台，是戏剧化的俗世。《沉香屑第一炉香》与《沉香屑第二炉香》，这两则故事就要奇异一些。而发生在上海的故事，则更具有俗世的情调。 《花凋》里那家的女儿们，我以为是再真切不过的上海小姐。父亲是个轻佻不尽责的人，大约是像《金锁记》里的三少爷，妻子却不如三少奶的贤慧，无能且又无味。我以为，《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白玫瑰，烟鹂，老了以后，就是她。女儿们晓得谁也靠不上，只有靠自己，到社会上汲取养料，挣一份好生活。张爱玲写道：“小姐们穿不起丝质的新式衬衫，布褂子又嫌累赘，索性穿一件空心的棉袍夹袍，几个月之后，脱下来塞在箱子里，第二年生了霉，另做新的。”摩登里面粗陋的，泼辣的芯子，经得起折腾。姊妹多，也成了一个小社会，互相倾轧着，有些弱肉强食的意思。像川嫦这样老实，柔弱，带几分情致，命运就不济了。她生的是痨病，这也有着些哀婉的情致，可这情致却被病期的拖延，一点一点侵蚀掉了。学医的未婚夫自然早知结局，但算得上有耐心了，两年后才另有了人。然后，家里连买药的钱也计较起来，每日吃两个苹果成了家人的说嘴。最后，她想来个多情的了结，自杀，却买不来安眠药。她只得坐着黄包车兜一转，吃一顿西餐，看一场电影。这大约就是一个上海小姐闲暇中的全部乐趣，她要最后地享一享。这是相当感伤的一幕，可这感伤却被病期的拖沓又腐蚀了。川嫦还又做了两双绣花鞋，一双皮鞋，用一只脚试了鞋，很长远地说：“这种皮看上去倒很牢，总可以穿两三年。”三周之后，她方才谢世。这就是俗世里的人了，死都逼在眼前了，这世界早已经放弃她了，她却还愚顽地留意着一些小事，不自量力地挣一挣。 张爱玲小说里的人，真是很俗气的，傅雷曾批评其“恶俗”，并不言过。就像方才说的，她其实也是不相信这些俗事有着多大的救赎的意义，所以便带了刻薄的讥诮。而她又不自主地要在可触可摸的俗事中藏身，于是，她的眼界就只能这样的窄逼。《留情》里，米先生，敦凤，杨太太麻将桌上的一伙，可不是很无聊？《琉璃瓦》中的那一群小姐，也是无聊。《鸿鸾禧》呢，倘不是玉清告别闺阁的那一点急切与不甘交织起来的怅惘，通篇也尽是无聊的。在这里，反过来，是张爱玲的虚无挽救了俗世的庸碌之风，使这些无聊的人生有了一个苍凉的大背景。这些自私又盲目的蠢蠢欲动，就有了接近悲剧的严肃性质。比如，《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始终在作着她丑陋而强悍的争取，手段是低下的，心底极其阴暗，所争取的那一点目标亦是卑琐的。当她的争取日益陷于无望，她便对这个世界起了报复之心。然而，她的世界是狭小的，仅只是她的亲人。于是，被她施加报复的，便是她的亲人了。在她扼杀自己的希望的同时，也扼杀了她周遭的人的希望。生活就这样沉入黑暗，这黑暗是如此深入，以至粗鄙的曹七巧也泛起了些许感时伤怀的情绪，想到她抗争的不果与不值：她要是选中了与她同一阶层的粗作的男子，“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可是，在张爱玲的笔下，这也已是三十年前的旧事了，连曹七巧的懊悔都已经死去了。如曹七巧这般积极的人生，最终又留下什么呢？逝者如斯，虚无覆盖了所有的欲望。而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爱好，为这苍茫的人生观作了具体，写实，生动的注脚，这一声哀叹便有了因果，有了头尾，有了故事，有了人形。 于是，在此，张爱玲的虚无与务实，互为关照，契合，援手，造就了她的最好的小说。 《倾城之恋》也是她最好的小说之一。白流苏和范柳原这一对现时的男女，被命运掷骰子般地掷到了一起，做成了夫妻。这是张爱玲故事里，少有的圆满结局。如文中所说：“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可那也是不可琢磨的，凑巧了的，世界依然，甚至更加不可理喻。人生，还是苍茫的。在此，张爱玲也为这苍茫作了合情合理的注脚。白流苏和范柳原在各自的利欲推动下，迂回着，探试着，欲擒故纵着，却不料世事大变，生存之计为上，忽才珍惜起眼面前的一点慰藉，它给人一种盲目的安全感。在这里，张爱玲是与她的人物走得最近的一次，这故事还是包含她人生观最全部的一个，这含有着对虚无的人生略作妥协的姿态，是贴合张爱玲的思想的。就因走得太近，露了真身，人物略有些跑题，就像前边说过的，在月夜里，范柳原的喟叹。多亏白流苏说了句：“我不懂这些”，才将事情又拉回了情景。 就这样，张爱玲的世俗气是在那虚无的照耀之下，变得艺术了。她写苏青，写到想与苏青谈“身世之感”，便想象苏青的眼神是：“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大概是艺术吧？”苏青是不“艺术”的，她的世俗后面没有背景。在此，可见得，张爱玲的人生观是走在了两个极端之上，一头是现时现刻中的具体可感，另一头则是人生奈何的虚无。在此之间，其实还有着漫长的过程，就是现实的理想与争取。而张爱玲就如那骑车在菜场脏地上的小孩，“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这一“掠过”，自然是轻松的了。当她略一眺望到人生的虚无，便回缩到俗世之中，而终于放过了人生的更宽阔和深厚的蕴含。从俗世的细致描绘，直接跳入一个苍茫的结论，到底是简单了。于是，很容易地，又回落到了低俗无聊之中。所以，我更加尊敬现实主义的鲁迅，因他是从现实的步骤上，结结实实地走来，所以，他就有了走向虚无的立足点，也有了勇敢。就如那个“过客”，一直向前走，并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并不知道前边是什么。孩子说是鲜花，老人说是坟墓，可他依然要向前去看个明白，带着孩子给他裹伤的布片，人世的好意，走向不知名的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