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名小说的现代性

A. 简答:废名小说的艺术特色

废名的小说别具一格，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他的创作与鲁迅大异其趣。废名学贯中西，博采众长，他把陶渊明的朴质淡泊、庾信的清新别致、李商隐的灵动跳跃和杜甫的悲天悯人以及哈代的辞语简约、契诃夫的描述细腻，都揉合到自己的创作中。形成了废名小说冲淡质朴、含蓄委婉、灵动跳脱、简练省净而又情理交融、悲天悯人的独特艺术风格。
一、充满乡土气息与牧歌情调的小说内容
废名的小说描写的多是日常琐事来展现生活情趣，以冲淡质朴、优美宁静的笔致来表现农村生活的古朴静寂之美和淳朴的人情乡情之美。“他所描写的不是什么大悲剧大喜剧，只是平凡人的平凡生活——，这却正是现实。”⑴沈从文说：“不但那农村少女动人清朗的笑声，那聪明的姿态，小小的一条河，一株孤零零的长在菜园一角的葵树，我们可以从作品中接近，就是那略带牛粪气味与略带稻草气味的乡村空气，也是仿佛把书拿来就可以嗅出的。”⑵《柚子》通过童年的一系列日常琐事，刻画了表妹柚子的鲜明形象。“我知道我的罐子快完了，白天里便偷柚子名下的。柚子也很明白我的把戏，但她并不作声。末了仍然是我的先完，硬闹着把柚子剩下的拿出来再分。”⑶柚子的温厚可爱以及“我”的调皮顽劣性格都跃然纸上。
“废名把乡土气息与牧歌情调几乎是自然天成地融为一体，为现代乡土小说开拓了另类美的天地。”⑷《竹林的故事》写河边竹林旁一农家贫穷而又快乐的日子。文中的三姑娘洋溢着悠悠诗情和青春气息。作者对三姑娘的聪慧乖巧、清丽脱俗以及她对幸福生活的憧憬，都描写得细致入微，令人过目难忘。这篇小说的纯粹达到了无可企及的地步。沈从文的《三三》、《边城》，汪曾祺的《大淖记事》等篇可能都受过此作的影响，沈从文笔下的三三、翠翠以及汪曾祺笔下的巧云身上都有三姑娘的影子。但是，我觉得，只有《边城》可以与之匹敌，而《三三》、《大淖记事》等篇就诗情画意和质朴纯粹上都难以望其项背。
二、散文化的小说结构
废名的小说在结构上有着鲜明的散文化倾向：淡化故事情节，着重情绪和意境的渲染，以抒情的笔法使田园山水之美与人物性情之美相得益彰、浑然天成。
废名以大量篇幅纳自然景观于人事描写之中，把景物人化。写景也即是写人。《竹林的故事》、《桃园》、《菱荡》、《河上柳》都是情景交融的代表作。《菱荡》中，“落山的太阳射不过陶家村的时候（这时游城的很多），少不了有人攀了城垛子探首望水，但结果城上人望城下人，仿佛不会说水清竹叶绿——城下人亦望城上。”这与卞之琳《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⑸是何其相似！我不能断定卞之琳是否是受了废名的影响，也或许是各自的独创。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废名的《菱荡》写成于1927年10月，而卞之琳则是从1930年才开始进行诗歌创作，这首《断章》则写成于1935年10月。并且，卞之琳自己也说“我主要是从他的小说里得到读诗的艺术享受”。⑹
《桥》虽然是一部长篇小说，但并没有贯彻始终的故事情节，每篇即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情景，人物与其环境构成了一幅幅精美的图画。这种散文化、抒情化的写作倾向，更是直接影响到了后起的沈从文。沈从文更进一步主张：“用屠格涅夫写《猎人日记》方法，糅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一，使人事凸浮于西南特有明朗天时地理背景中。一切还带点‘原料’意味，值得特别注意。”⑺沈从文更进一步说：“一切艺术都容许作者注入一种诗的抒情，短篇小说也不例外。”⑻沈从文的《边城》在结构和神韵上都深受《桥》的影响。它们都描写了农村古朴、和谐的生活，且都以脱俗空灵、诗意悠远的笔调描写了一曲纯朴的人间之爱。《桥》写程小林与史琴子、细竹之间萌发的情爱，《边城》则由一男二女变为了一女二男：翠翠与天保、傩送。
三、诗化的小说语言
废名的小说还有着明显的诗化倾向。废名自己承认，他是“分明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不肯浪费语言。”⑼汪曾祺说：“他把晚唐诗的超越理性，直写感觉的象征手法移到小说里来。他用写诗的办法写小说，他的小说实际上是诗。”⑽他用唐人绝句的方法写小说，于是有《菱荡》《桃园》《沙滩》《碑》这样的精品。废名小说中有很多句子都有绝句之美：
“王老大一门闩把月光都闩出去了。”（《桃园》）
“聋子走到石家大门，站住了，抬了头望院子里的石榴，仿佛这样望得出人来。”（《菱荡》）
“搓衣的石头捱着岸放，恰好一半在水。”（《桥·洲》）
“接着不知道讲什么好了，仿佛好久好久的一个分别。”（《桥·洲》）
“草是那么吞着阳光绿，疑心它在那里慢慢的闪跳，或者数也数不清的唧咕。”（《桥·芭茅》）
“ 灯光无助于祖母之爱，少女的心又不能自己燃起来。——”（《桥·灯笼》……
废名的小说像诗，还因为他的小说，早年就已在艺术上显示出委婉含蓄且具跳跃性的特点，尤其是1927年前后，这种特点更是发挥得圆润熟练，《桃园》便是其中代表。“王老大只有一个女孩儿，一十三岁，病了差不多半个月了。”开篇的文字，就简洁到了极点。《桃园》全篇着力表现的乃是王老大和阿毛父女间的真挚的爱。阿毛自己本是病人，但她还是关爱着父亲，看到爱酒的父亲酒瓶已空，便竭力劝父亲去买酒；王老大却一心惦念病中的阿毛，只因女儿说了一句“桃子好吃”，即使产桃季节早已过去，做父亲的竟用空着的酒瓶再贴些零钱，换回来一个玻璃桃子，想让女儿“看一看”也是好的。文字如鲁迅般讲究简省，却写出贫民父女间相濡以沫、撼人心灵的爱，令人不觉泣下沾襟，其艺术感染力足可与朱自清散文《背影》相媲美。
长篇小说《桥》集中体现了废名小说诗化的特点。读《桥》，就像在读一部长诗，全书都是诗化了的。其中的每一章，甚至一句两句，也自成意境。
“这个鸟儿真是飞来说绿的，坡上的天斜到地上的麦，垄麦青青，两双眼睛管住它的剪子笔径斜。”（《桥·茶铺》
“（‘细雨梦回鸡塞远’）这样的雨实在下得有意思，不湿人。“（《桥·塔》）
“不管天下几大的雨，装不满一朵花。”（《桥·塔》）
这样美妙的诗意的句子，在《桥》中比比皆是，俯拾即是。正如冯健男所说“《桥》是小说艺术，是诗艺术，是‘高华简练’的语言艺术。”⑾
四、跳脱简练、含蓄委婉的行文风格
废名的小说，还具有一个很特殊的行文风格，那就是灵动跳脱、简练省净、含蓄委婉。周作人对于废名的简练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近来创作不大讲究文章，也是新文学的一个缺陷。的确，文坛上也有做得流畅或华丽的文章的小说家，但废名君那样简练的却很不多见。”⑿
废名小说的开头往往以简洁精炼的语言交代故事发生的地点或背景。《竹林的故事》第一段：“出城一条河，过河西走，坝脚下有一簇竹林，竹林里露出一重茅屋，茅屋两边都是菜园：十二年前，它们的主人是一个很和气的汉子，大家呼他老程。”《菱荡》开头一段：“陶家村在菱荡圩的坝上，离城不过半里，下坝过桥，走一个沙洲，到城西门。”我列出这两段文字之后，再将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几段摘录在下面：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沈从文《边城》）
“杨家碾坊在堡子外一里路的山嘴路旁。堡子位置在山湾里，溪水沿了山脚流过去，平平的流，到山嘴折弯处忽然转急，因此很早就有人利用它，在急流处筑了一座石头碾坊，这碾坊，不知什么时候起，就叫杨家碾坊了。”（沈从文《三三》）
“由轮船公司往东往西，各距一箭之遥，有两丛住户人家。这两丛人家，也是互不相同的，各是各乡风。
大淖东头有一户人家。这一家只有两口人，父亲和女儿。”（汪曾祺《大淖记事》）
“这个地方的地名有点怪，叫庵赵庄。赵，是因为庄上大都姓赵。叫做庄，可是人家住得很分散，这里两三家，那里两三家。一出门，远远可以看到，走起来得走一会，因为没有大路，都是弯弯曲曲的田埂。庵，是因为有一个庵。庵叫菩提庵，可是大家叫讹了，叫成荸荠庵。连庵里的和尚也这样叫。"宝刹何处？"--"荸荠庵。"庵本来是住尼姑的。"和尚庙"、"尼姑庵"嘛。可是荸荠庵住的是和尚。也许因为荸荠庵不大，大者为庙，小者为庵。”（汪曾祺《受戒》）
从以上几段都可看出，沈从文和汪曾祺在行文风格尤其是语言方面明显的受到过废名的影响。汪曾祺在《〈废名短篇小说集〉代序》中说：“我曾经很喜欢废名的小说，并且受过他的影响。”⒀
在行文简省方面，我认为《初恋》勘作范例，虽然这篇小说很少有人论及。在写初见银姐时，“我一见她就爱；祖母说“银姐”，就喊“银姐”；银姐也立即含笑答应，笑的时候，一边一个酒窝。”其中“祖母说‘银姐’，就喊‘银姐’”一句，完全是生活化了的语言，没有一点铺垫和渲染，简省到极点。而对银姐的描写，也是在行文中随着情节的发展而展开，使行文如行云流水，不着痕迹。
在《初恋》的结尾：“这已经是十年的间隔了：我结婚后第一次回乡，会见的祖母，只有设在堂屋里的灵位；‘奶奶病愈勿念’，乃是家人对于千里外的爱孙的瞒词。妻告诉我，一位五十岁的婆婆，比姑妈还要哭得厉害，哭完了又来看新娘，跟着的是一位嫂嫂模样的姐儿，拿了放在几上的我的相片，‘这是焱哥哥吗？’” 没有直接描写“祖母”的去世，而是以“堂屋里的灵位”来暗示祖母已逝。而“一位嫂嫂模样的姐儿”则含蓄的指出了银姐现在也早已结婚成家。在这一小段文字中，将祖母的病故和银姐的嫁人都含蓄的交待出来，像诗一样灵动跳脱，留下空白让读者在品读中通过再创作而感悟之。在《小五放牛》中，通过孩子的视角把富户王胖子霸占老实农民的妻子这样的恶事写得曲折委婉，且婉而多讽：“王胖子是住在陈大爷家里，而毛妈妈决不是王胖子的娘子。”客观叙述中，暗含对农民陈大爷的同情。
五、情理交融、悲天悯人的深刻内涵
废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直被严重低估。虽然认同他的人越来越多，虽然公认他是“诗化小说”的鼻祖，但人们多看到他的独特，多欣赏他如诗如画的一面，而忽略了他的深刻，忽略了他洞若观火、举重若轻的一面。“历经战乱的废名，其笔下的乡土记忆已经不再像‘略带稻草气味’的早期那么纯然，已经又多了几许生之欢喜以及生之沉重，从而愈加丰富了中国的乡土记忆。”⒁而代表着废名另一面的便是他的两部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传》和《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
《莫须有先生传》是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是废名另辟“奇涩”蹊径的表现，整部小说不仅诗意淡出，而且晦涩繁琐。语句和意象的组接和转换非常突兀，常常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莫须有先生传》是以作者西山卜居这一段现实生活为蓝本的自传体作品，是现实的。灵感最初来自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离莫须有先生家有五里，路边有五棵大树，于是树以人传，人以树传，名不虚传”。我们把《莫须有先生传》中的这段文字与《五柳先生传》的开篇文字试作比较：“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两者是何等相似！
《莫须有先生传》的主人公取名莫须有，与“废名”异曲同工。在莫须有先生身上，既有堂吉诃德⒂的疯狂可笑和正直无畏，又有孔乙己的迂腐和善良。莫须有先生“全无诗意”的所见所闻，恰是废名休学、隐居后思想变化和所处现实环境的艺术表现。这里已没有往昔的超尘脱俗般的诗化的单纯美，有的是作者逢人遇事的感慨与絮语，有的是平凡百姓庸常的现实，在“满纸荒唐言”的下面掩饰不住的是作者的一腔愤懑和对世事与人性的理性思考。《莫须有先生传》描绘和记录了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世相，是一部可与《围城》媲美的优秀长篇小说。
《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是废名的最后一部小说，呈现出“返璞归真”的特点。表面上“情趣”、“理趣”都已经完全褪去或淡然，实际上依稀还可以看到其“余韵”尚在。废名写这部作品时已“无意为文”，他只是叙述事实，语言非常平实。小说中描写了主人公避居乡间的经济拮据、乡村保甲制度的种种积弊、偏僻地区小学教育的落后，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的愤懑之情，也寄托了作者的理想。小说有时以佛学阐释人生哲理，令人难辨真味；有时以诙谐文笔状写人生苦况，又令人回味无穷。
《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共十七章，在最后一章《莫须有先生动手著论》中，体现了废名一贯的对于日常生活的诗意观照和充满睿智的荒诞讽刺的特点。两个小孩“纯”与“慈”在拣柴时的乐处，反映的是纯然的孩子的追求快乐的天性。而在成人世界的“拣柴”则具有双重性：追求快乐与满足贪欲，这是人的天性的两面性。人无贪欲必是圣贤。两个小孩子充满趣味的“拣柴”加进成年人的功利意义，确乎使“趣味更重了”。“其实世间一切的乐处都是贪” ⒃，废名在不经意间使小说与现实本身和人性弊端构成了某种隐喻鞭挞的关系。所以周作人说：“冯君的小说我并不觉得是逃避现实的。”⒄废名把思想隐藏在文字后面，隐藏在小说人物的言行后面，因此，更见其深刻

B. 废名小说的审美特征

废名小说的审美特征

无论在学习或是工作中，大家总免不了要接触或使用论文吧，论文是描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如何写一篇有思想、有文采的论文呢？下面是我为大家收集的废名小说的审美特征论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内容提要 ：废名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存在，其小说具有一种梦幻般的审美特征。审美乌托邦、田园牧歌情调以及禅宗式超越的精神追寻，营造出废名小说中一个个镜花水月般的“梦幻”世界。

关键词 ：废名、“梦幻”、叙事、审美特征、人情美、意境美、精神美

废名的创作可以说是对“梦”的书写，其作品的审美乌托邦、田园牧歌性、禅宗式超越，交织成镜花水月般的诗学风貌和“梦幻”般的审美特征。他曾说：“创作的时候应该是‘反刍’。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梦。是梦，所以与当初的实生活隔了模糊的界。艺术的成功也就在这里。”废名的整个文学观离不开一个“梦”字。他将“梦”与文学创作联系起来，称莎士比亚的戏剧就是一个梦：“莎士比亚的戏剧多包含可怖的事实，然而我们读者觉得他是诗。这正因为他是一个梦。”废名常常慨叹自己的创作如梦：“《竹林的故事》，《河上柳》，《去乡》，是我过去的生命的结晶，现在我还时常回顾他一下，简直是一个梦，我不知这梦是如何做起，我感到不可思议!”他不仅认为创作是一个梦，而且将自己评论其他作家的文字也称之为“用自己的梦去说人家的梦”。灌婴认为废名的《桥》是“作者对现实闭起眼睛，而在幻想里构造一个乌托邦”，“有一层缥缈朦胧的色彩，似梦境又似仙境”。事实上，与其说《桥》属于“心象小说”，不如说“《桥》就是一部‘梦象小说’”。

一、审美乌托邦：“梦幻”般的人情美

废名的小说多描写日常生活中乡间儿女翁媪之事，以及在宁静和美环境中的和谐、纯净的人际交往。慨叹逝去童年之梦，缅怀故乡梦之幻觉，废名的小说透显出朦胧、温馨、淳朴的人情美。《桥》运用儿童视角描写了乡村生活的纯美和人际关系的淳朴、真挚、和谐与美好。在这里生活的人们平静、安详、友好，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毫无芥蒂、坦诚相待。史家奶奶没有封建家长制作风，对小林和琴子之间青梅竹马的爱情不仅没有横加阻拦，相反去小林家提亲撮合他们以成就百年之好，即使知道小林对细竹的心事，也没有横加干涉，而是一如平常般慈祥，对他关怀备至。好心的三哑叔为报答史家奶奶的恩情自愿留在史家当长工。琴子抽命画祈求祖母长命百岁。琴子和小林两小无猜的爱情就是发生在这种淳朴而又善良的乡间生活之中，他们习字读书、看花摘桃，渐渐产生了纯朴真挚的情谊。十年后的小林，心中对细竹充满情意，情感在琴子和细竹之间摇摆不定，但是同时与琴子和细竹保持着一种纯朴、朦胧而美好的情感，没有一般小说中三角恋的互相猜忌和斗气，他们拥有纯朴而和谐的“三人行”，他们之间的交往唯美、和谐而又宁静。这是一个成人世界的童话故事，是废名对儿时纯洁美好的两性交往的某种梦幻般的追忆、缅怀以及向往。这种梦幻般的温馨和谐的爱情与浓浓的人情味与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相映成辉，显出废名的“审美乌托邦”。

二、田园牧歌情调：“梦幻”般的意境美

废名营造了一个个温情脉脉的田园梦，这梦远离喧嚣，充满了浓浓的诗意，这诗意的来源与其意境美的营造是分不开的。周作人曾说：“废名用了他简炼的文章写独有的意境。”[4]废名小说中意境美的营造具体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整体意蕴。废名不满足于零星的简单意象叠加，而追求一种“超脱的意境，意境本身，一种交织在文字上的思维者的美化境界”[5]。《桥》中对史家庄岳家湾美丽田园生活的描写，营造出了一个唯美的梦幻般的境界。严格说来，《桥》没有连贯的故事情节，连缀整部小说的是人物的意识流动和情绪体验，每一篇都可以当做小品文来研读，各篇之间独立成章，几乎每一篇都营造了“美化的境界”：或是对山林的钟灵毓秀的描绘，或是对风俗人情的醇郁朴讷的写意，或是对人生命运的超脱与感悟，亦或是对世间万物的兴会与玄想。这些意象同时又纳入一个整体的氛围之中，营造出了一种镜花水月般的令人神往的朦胧而又幻美的如烟似梦的境界。《杨柳》中，杨柳无尽的绿意、人们在杨柳树下的呼喊、打杨柳的孩子围着细竹扎柳球、长长的柳丝缀满细竹一身等等画面，组成一幅静谧纯美的生活图，静穆美与人情美相互交织，形成了梦幻般的仙境。

多元意象的诗性建构。废名小说中的意象繁复，其中最具典型的、蕴含废名思想特点和体现其独特性的是“桥”、“塔”以及“坟”。“桥”是废名在《桥》中营造的一个中心意象，上部写主人公小林多次轻松过桥，下部写小林不敢过桥，只有看轻盈身姿的细竹和娴静淡雅的琴子过桥，桥是“爱情、婚姻之桥”的象征。废名在其他文本中也写了众多“桥”意象：李妈门前行人往来络绎不绝的卒石桥;莫须有先生小时候的过“桥”等。“塔”在废名小说中也是十分重要的意象：《菱荡》中何仙姑“桥头立塔”式辛苦摆渡的老汉升天;《桥》中观世音用乱石堆成的塔，小林向细竹讲述的游历过的礼拜堂的塔等。废名曾说：“这一卷里面有一章题作‘塔’，当然也想就以‘塔’做全书的名字。”“我也喜欢塔这个名字，不只一回，我总想把我的桥岸立一座塔，自己好好的在上面刻几个字。”[6]另一重要的意象就是“坟”。《桥》中多次写到清明祭祀、坟地戏耍以及与坟相关的对话。《柚子》中外祖母饰着圆碑的坟，《浣衣母》中高高低低的坟坡，《竹林的故事》中竖着纸幡残片的老程的坟等。废名的小说许多时候都能一句就成一个意象。如河边村妇洗衣的“一两声捣衣的声响轻轻的送他到对岸坝上树林里去了”，宁静的乡村生活图景立刻展现在眼前;绿草在雨中静默的意象，废名只用了“雨滴绿”三个字便呈现了出来;此外像“极目而绿，垂杨夹道”、“骑在马上，绿林外是洪水”等等，用词极少而意境优美。

古典诗词意境的审美化用。废名曾经说：“就表现手法而言，我分明地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绝句二十个字或二十八个字，成功一首诗。我的小说篇幅长得多，实是用写绝句的方法写的，不肯浪费语言。”[7]废名在《桥》中化用了不少前人的诗句，使意境美融会在古典诗词之中。如“琴子心里纳罕茶铺门口一棵大柳树，树下池塘生春草”、“远远望见竹林，我的记忆又好像一塘春水，被微风吹起波皱了”，自然拈出古诗词，既不显突兀，同时意境全出，妙趣横生。另外，小说中的人物诗情满怀：琴子立桥头，小林看桥对面的细竹身穿红衣随口一句“红争暖树归”。“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具有叙事功能，既交代季节(时间)，又渲染出周围环境。古典诗词的化用使得废名的小说具有含蓄蕴藉的意境之美。

三、禅宗式审美超越：“梦幻”般的精神美

废名有意通过挖掘儿女翁媪间的人情美，营造出田园生活的意境美来淡化和模糊现实生活中的苦难和悲伤。废名笔下都是淡泊、朴素的佛禅式的人物，他们没有怨天尤人的悲愤，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有的是淡定从容地接受苦难与不幸，甚至于死亡。废名小说中随处可见苦难与不幸。《桥》中琴子和细竹都是孤儿，三哑叔讨米来到史家庄，史家奶奶老年丧子，抚养孙女和外孙女，狗姐姐生了一个孩子也已死去……生活的艰辛与苦难笼罩在人们的头顶。《竹林的故事》中三姑娘一家生活清贫，三个孩子只剩三姑娘一个。《浣衣母》中李妈命运悲惨。但是废名没有强调人生的凄清与苦涩，而是写出了笔下人物面对苦难时的坚韧和那份平常心，展现给读者的是一种超然的人生态度。废名的小说描绘的是“一幅幅经过禅宗哲学与美学净化过的日常生活画面，它们没有多少人间烟火气，而是禅意盎然”[8]。废名有意拉开艺术和现实的距离，营造一个个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寄予自己理想情感和追求的精神伊甸园。在淡远、古朴、宁静的镜花水月般的梦幻世界中拷问人生意义，寻求超越人生苦难的途径，将梦幻般的世界当做灵魂的皈依。

废名小说中众多意象，如“桥”、“塔”、“坟”的反复出现，也显示出对禅宗的审美超越。在废名笔下，“桥”这个意象不单单是个具体的事物，而是一个具有丰富含义的意指符号：它承载着主人公对过去美好的回忆，往往更具有形而上的意味。“桥”的本质就是“渡”，即把人从此岸引向彼岸，具有宗教上的意义，表现了人自我超越的艰辛和苦难的历程。桥边立塔是普度众生，观音造塔是超度无罪的亡灵，“塔”意象表达了废名对痛苦人生和苦难人世的悲悯情怀。“坟”的意象具有哲学上的超越。在废名看来，生与死是没有界限的，在佛教中强调生命的轮回与空无，“坟”不简单的是埋葬死人的一座土丘，同时也反映出废名对生命存在、肉体死亡的沉思以及唯美的人生哲学的热爱。

与审美功利化的趋势不同，废名的.小说创作体现了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关注人生的深层苦难。废名将西方生命哲学与中国的佛、道相杂糅，用独特的艺术方式，创造出唯美、超越现实的梦幻境界，形成一种审美乌托邦和超越性的精神美，从而使其成为现代文学中的一个独特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废名小说“正是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深度回归的表现”，“用终极关怀之态度与眼光探索人生奥秘”，其小说“从始至终都反映了作者对生命意义与价值的严肃思考和艰苦探索”]。

废名曾谈到过西方厌世派文艺对他的影响：“中国文章里简直没有厌世派的文章，这是很可惜的事。”他喜读莎士比亚的戏剧、哈代的小说、梭罗古勃的小说，“他们的文章里都有中国文章所没有的美丽”。废名固然受到过西方厌世派的启发，但是，他最终转向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超然境界：“中国人生在世，确乎是重实际，少理想，更不喜欢思索那‘死’。”死亡意识在废名小说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生与死是佛教的重要问题，也是废名人生思索的重要方面。废名小说中充满了对生与死、梦幻与现实的诸种生命对立元素的思考。在废名看来，死亡固然是必然的，是肉体的消亡，但更是美丽的，是认识生命、领悟生命的“镜”与“灯”。从生命和肉体的短暂易逝中，寻求对自然生命的超脱，赋予生命以永恒的意义，使得废名小说中对梦幻之美的追求具有某种形而上的意味。废名用死亡的炫美来反衬生命的欢悦和灵魂的自由，把现实幻化成一个个如梦亦如镜的境界：“镜子是废名关于梦象人生和幻象世界的隐喻表达。从废名的深刻心理创作机制观之，镜中的幻象世界与外在的实象世界物我无间浑然一体，镜中世界甚而远胜实在人生。镜中世界是废名把人生幻美化、梦象化的一种生存体验和理想人生表达。”[3]37正是在这一点上，废名继承了禅宗，又超越了禅宗。

废名小说的艺术特色

废名的小说别具一格，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他的创作与鲁迅大异其趣。废名学贯中西，博采众长，他把陶渊明的朴质淡泊、庾信的清新别致、李商隐的灵动跳跃和杜甫的悲天悯人以及哈代的辞语简约、契诃夫的描述细腻，都揉合到自己的创作中。形成了废名小说冲淡质朴、含蓄委婉、灵动跳脱、简练省净而又情理交融、悲天悯人的独特艺术风格。

一、充满乡土气息与牧歌情调的小说内容

废名的小说描写的多是日常琐事来展现生活情趣，以冲淡质朴、优美宁静的笔致来表现农村生活的古朴静寂之美和淳朴的人情乡情之美。“他所描写的不是什么大悲剧大喜剧，只是平凡人的平凡生活——，这却正是现实。”⑴沈从文说：“不但那农村少女动人清朗的笑声，那聪明的姿态，小小的一条河，一株孤零零的长在菜园一角的葵树，我们可以从作品中接近，就是那略带牛粪气味与略带稻草气味的乡村空气，也是仿佛把书拿来就可以嗅出的。”⑵《柚子》通过童年的一系列日常琐事，刻画了表妹柚子的鲜明形象。“我知道我的罐子快完了，白天里便偷柚子名下的。柚子也很明白我的把戏，但她并不作声。末了仍然是我的先完，硬闹着把柚子剩下的拿出来再分。”⑶柚子的温厚可爱以及“我”的调皮顽劣性格都跃然纸上。

“废名把乡土气息与牧歌情调几乎是自然天成地融为一体，为现代乡土小说开拓了另类美的天地。”⑷《竹林的故事》写河边竹林旁一农家贫穷而又快乐的日子。文中的三姑娘洋溢着悠悠诗情和青春气息。作者对三姑娘的聪慧乖巧、清丽脱俗以及她对幸福生活的憧憬，都描写得细致入微，令人过目难忘。这篇小说的纯粹达到了无可企及的地步。沈从文的《三三》、《边城》，汪曾祺的《大淖记事》等篇可能都受过此作的影响，沈从文笔下的三三、翠翠以及汪曾祺笔下的巧云身上都有三姑娘的影子。但是，我觉得，只有《边城》可以与之匹敌，而《三三》、《大淖记事》等篇就诗情画意和质朴纯粹上都难以望其项背。

二、散文化的小说结构

废名的小说在结构上有着鲜明的散文化倾向：淡化故事情节，着重情绪和意境的渲染，以抒情的笔法使田园山水之美与人物性情之美相得益彰、浑然天成。

废名以大量篇幅纳自然景观于人事描写之中，把景物人化。写景也即是写人。《竹林的故事》、《桃园》、《菱荡》、《河上柳》都是情景交融的代表作。《菱荡》中，“落山的太阳射不过陶家村的时候（这时游城的很多），少不了有人攀了城垛子探首望水，但结果城上人望城下人，仿佛不会说水清竹叶绿——城下人亦望城上。”这与卞之琳《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⑸是何其相似！我不能断定卞之琳是否是受了废名的影响，也或许是各自的独创。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废名的《菱荡》写成于1927年10月，而卞之琳则是从1930年才开始进行诗歌创作，这首《断章》则写成于1935年10月。并且，卞之琳自己也说“我主要是从他的小说里得到读诗的艺术享受”。

⑹《桥》虽然是一部长篇小说，但并没有贯彻始终的故事情节，每篇即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情景，人物与其环境构成了一幅幅精美的图画。这种散文化、抒情化的写作倾向，更是直接影响到了后起的沈从文。沈从文更进一步主张：“用屠格涅夫写《猎人日记》方法，糅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一，使人事凸浮于西南特有明朗天时地理背景中。一切还带点‘原料’意味，值得特别注意。”⑺沈从文更进一步说：“一切艺术都容许作者注入一种诗的抒情，短篇小说也不例外。”⑻沈从文的《边城》在结构和神韵上都深受《桥》的影响。它们都描写了农村古朴、和谐的生活，且都以脱俗空灵、诗意悠远的笔调描写了一曲纯朴的人间之爱。《桥》写程小林与史琴子、细竹之间萌发的情爱，《边城》则由一男二女变为了一女二男：翠翠与天保、傩送。

三、诗化的小说语言

废名的小说还有着明显的诗化倾向。废名自己承认，他是“分明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不肯浪费语言。”⑼汪曾祺说：“他把晚唐诗的超越理性，直写感觉的象征手法移到小说里来。他用写诗的办法写小说，他的小说实际上是诗。”⑽他用唐人绝句的方法写小说，于是有《菱荡》《桃园》《沙滩》《碑》这样的精品。废名小说中有很多句子都有绝句之美：

“王老大一门闩把月光都闩出去了。”（《桃园》）

“聋子走到石家大门，站住了，抬了头望院子里的石榴，仿佛这样望得出人来。”（《菱荡》）

“搓衣的石头捱着岸放，恰好一半在水。”（《桥·洲》）

“接着不知道讲什么好了，仿佛好久好久的一个分别。”（《桥·洲》）

“草是那么吞着阳光绿，疑心它在那里慢慢的闪跳，或者数也数不清的唧咕。”（《桥·芭茅》）

“灯光无助于祖母之爱，少女的心又不能自己燃起来。——”（《桥·灯笼》……

废名的小说像诗，还因为他的小说，早年就已在艺术上显示出委婉含蓄且具跳跃性的特点，尤其是1927年前后，这种特点更是发挥得圆润熟练，《桃园》便是其中代表。“王老大只有一个女孩儿，一十三岁，病了差不多半个月了。”开篇的文字，就简洁到了极点。《桃园》全篇着力表现的乃是王老大和阿毛父女间的真挚的爱。阿毛自己本是病人，但她还是关爱着父亲，看到爱酒的父亲酒瓶已空，便竭力劝父亲去买酒；王老大却一心惦念病中的阿毛，只因女儿说了一句“桃子好吃”，即使产桃季节早已过去，做父亲的竟用空着的酒瓶再贴些零钱，换回来一个玻璃桃子，想让女儿“看一看”也是好的。文字如鲁迅般讲究简省，却写出贫民父女间相濡以沫、撼人心灵的爱，令人不觉泣下沾襟，其艺术感染力足可与朱自清散文《背影》相媲美。

长篇小说《桥》集中体现了废名小说诗化的特点。读《桥》，就像在读一部长诗，全书都是诗化了的。其中的每一章，甚至一句两句，也自成意境。

“这个鸟儿真是飞来说绿的，坡上的天斜到地上的麦，垄麦青青，两双眼睛管住它的剪子笔径斜。”（《桥·茶铺》

“（‘细雨梦回鸡塞远’）这样的雨实在下得有意思，不湿人。“（《桥·塔》）

“不管天下几大的雨，装不满一朵花。”（《桥·塔》）

这样美妙的诗意的句子，在《桥》中比比皆是，俯拾即是。正如冯健男所说“《桥》是小说艺术，是诗艺术，是‘高华简练’的语言艺术。”⑾

四、跳脱简练、含蓄委婉的行文风格

废名的小说，还具有一个很特殊的行文风格，那就是灵动跳脱、简练省净、含蓄委婉。周作人对于废名的简练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近来创作不大讲究文章，也是新文学的一个缺陷。的确，文坛上也有做得流畅或华丽的文章的小说家，但废名君那样简练的却很不多见。”⑿

废名小说的开头往往以简洁精炼的语言交代故事发生的地点或背景。《竹林的故事》第一段：“出城一条河，过河西走，坝脚下有一簇竹林，竹林里露出一重茅屋，茅屋两边都是菜园：十二年前，它们的主人是一个很和气的汉子，大家呼他老程。”《菱荡》开头一段：“陶家村在菱荡圩的坝上，离城不过半里，下坝过桥，走一个沙洲，到城西门。”我列出这两段文字之后，再将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几段摘录在下面：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沈从文《边城》）

“杨家碾坊在堡子外一里路的山嘴路旁。堡子位置在山湾里，溪水沿了山脚流过去，平平的流，到山嘴折弯处忽然转急，因此很早就有人利用它，在急流处筑了一座石头碾坊，这碾坊，不知什么时候起，就叫杨家碾坊了。”（沈从文《三三》）

“由轮船公司往东往西，各距一箭之遥，有两丛住户人家。这两丛人家，也是互不相同的，各是各乡风。

大淖东头有一户人家。这一家只有两口人，父亲和女儿。”（汪曾祺《大淖记事》）

“这个地方的地名有点怪，叫庵赵庄。赵，是因为庄上大都姓赵。叫做庄，可是人家住得很分散，这里两三家，那里两三家。一出门，远远可以看到，走起来得走一会，因为没有大路，都是弯弯曲曲的田埂。庵，是因为有一个庵。庵叫菩提庵，可是大家叫讹了，叫成荸荠庵。连庵里的和尚也这样叫。"宝刹何处？"--"荸荠庵。"庵本来是住尼姑的。"和尚庙"、"尼姑庵"嘛。可是荸荠庵住的是和尚。也许因为荸荠庵不大，大者为庙，小者为庵。”（汪曾祺《受戒》）

从以上几段都可看出，沈从文和汪曾祺在行文风格尤其是语言方面明显的受到过废名的影响。汪曾祺在《〈废名短篇小说集〉代序》中说：“我曾经很喜欢废名的小说，并且受过他的影响。”⒀

在行文简省方面，我认为《初恋》勘作范例，虽然这篇小说很少有人论及。在写初见银姐时，“我一见她就爱；祖母说“银姐”，就喊“银姐”；银姐也立即含笑答应，笑的时候，一边一个酒窝。”其中“祖母说‘银姐’，就喊‘银姐’”一句，完全是生活化了的语言，没有一点铺垫和渲染，简省到极点。而对银姐的描写，也是在行文中随着情节的发展而展开，使行文如行云流水，不着痕迹。

在《初恋》的结尾：“这已经是十年的间隔了：我结婚后第一次回乡，会见的祖母，只有设在堂屋里的灵位；‘奶奶病愈勿念’，乃是家人对于千里外的爱孙的瞒词。妻告诉我，一位五十岁的婆婆，比姑妈还要哭得厉害，哭完了又来看新娘，跟着的是一位嫂嫂模样的姐儿，拿了放在几上的我的相片，‘这是焱哥哥吗？’”没有直接描写“祖母”的去世，而是以“堂屋里的灵位”来暗示祖母已逝。而“一位嫂嫂模样的姐儿”则含蓄的指出了银姐现在也早已结婚成家。在这一小段文字中，将祖母的病故和银姐的嫁人都含蓄的交待出来，像诗一样灵动跳脱，留下空白让读者在品读中通过再创作而感悟之。在《小五放牛》中，通过孩子的视角把富户王胖子霸占老实农民的妻子这样的恶事写得曲折委婉，且婉而多讽：“王胖子是住在陈大爷家里，而毛妈妈决不是王胖子的娘子。”客观叙述中，暗含对农民陈大爷的同情。

五、情理交融、悲天悯人的深刻内涵

废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直被严重低估。虽然认同他的人越来越多，虽然公认他是“诗化小说”的鼻祖，但人们多看到他的独特，多欣赏他如诗如画的一面，而忽略了他的深刻，忽略了他洞若观火、举重若轻的一面。“历经战乱的废名，其笔下的乡土记忆已经不再像‘略带稻草气味’的早期那么纯然，已经又多了几许生之欢喜以及生之沉重，从而愈加丰富了中国的乡土记忆。”⒁而代表着废名另一面的便是他的两部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传》和《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

《莫须有先生传》是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是废名另辟“奇涩”蹊径的表现，整部小说不仅诗意淡出，而且晦涩繁琐。语句和意象的组接和转换非常突兀，常常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莫须有先生传》是以作者西山卜居这一段现实生活为蓝本的自传体作品，是现实的。灵感最初来自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离莫须有先生家有五里，路边有五棵大树，于是树以人传，人以树传，名不虚传”。我们把《莫须有先生传》中的这段文字与《五柳先生传》的开篇文字试作比较：“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两者是何等相似！

《莫须有先生传》的主人公取名莫须有，与“废名”异曲同工。在莫须有先生身上，既有堂吉诃德⒂的疯狂可笑和正直无畏，又有孔乙己的迂腐和善良。莫须有先生“全无诗意”的所见所闻，恰是废名休学、隐居后思想变化和所处现实环境的艺术表现。这里已没有往昔的超尘脱俗般的诗化的单纯美，有的是作者逢人遇事的感慨与絮语，有的是平凡百姓庸常的现实，在“满纸荒唐言”的下面掩饰不住的是作者的一腔愤懑和对世事与人性的理性思考。《莫须有先生传》描绘和记录了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世相，是一部可与《围城》媲美的优秀长篇小说。

《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是废名的最后一部小说，呈现出“返璞归真”的特点。表面上“情趣”、“理趣”都已经完全褪去或淡然，实际上依稀还可以看到其“余韵”尚在。废名写这部作品时已“无意为文”，他只是叙述事实，语言非常平实。小说中描写了主人公避居乡间的经济拮据、乡村保甲制度的种种积弊、偏僻地区小学教育的落后，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的愤懑之情，也寄托了作者的理想。小说有时以佛学阐释人生哲理，令人难辨真味；有时以诙谐文笔状写人生苦况，又令人回味无穷。

《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共十七章，在最后一章《莫须有先生动手著论》中，体现了废名一贯的对于日常生活的诗意观照和充满睿智的荒诞讽刺的特点。两个小孩“纯”与“慈”在拣柴时的乐处，反映的是纯然的孩子的追求快乐的天性。而在成人世界的“拣柴”则具有双重性：追求快乐与满足贪欲，这是人的天性的两面性。人无贪欲必是圣贤。两个小孩子充满趣味的“拣柴”加进成年人的功利意义，确乎使“趣味更重了”。“其实世间一切的乐处都是贪”⒃，废名在不经意间使小说与现实本身和人性弊端构成了某种隐喻鞭挞的关系。所以周作人说：“冯君的小说我并不觉得是逃避现实的。”⒄废名把思想隐藏在文字后面，隐藏在小说人物的言行后面，因此，更见其深刻

C. 废名的作品应怎样欣赏

想欣赏废名的作品就要先了解废名其人以及其风格.

废名，原名冯文炳，曾为语丝社成员，师从周作人的风格，在文学史上被视为京派代表作家。1929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是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属乡土文学。废名的代表作有长篇《桥》及《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等，后两部更在诗化的追求中透露出对现实荒诞的讽刺。废名的小说以“散文化”闻名，他将周作人的文艺观念引至小说领域加以实践，融西方现代小说技法和中国古典诗文笔调于一炉，文辞简约幽深，兼具平淡朴讷和生辣奇僻之美。这种独特的创作风格被誉为“废名风”，对其后的沈从文等京派作家产生了一定影响，甚至在40年代的汪曾祺身上，也可以找到他的影子。废名是个名气很大的作家，但读他作品的人却不多，因为他的文章曾被人们认为是第一的难懂，只有周作人和俞平伯是他的知音。他写的都是大部分人摸不着头脑的丈二散文，这又使一小部分人越发地想站到板凳上去摸它。废名承认他在写作表现手法上是“分明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不肯浪费语言。”（宇慧撰写）

以桥为例:
《桥》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一部无法用类型学或主题学归类的特异的小说，也是远离于现代小说主题先行的主导创作模式以及有关现代性的宏大叙事格局的边缘化文本。本文试图在对《桥》进行微观诗学分析的前提下，侧重从主导动机的角度入手，捕捉废名在《桥》的写作中蕴涵的某些深层心理和动因，并进而寻求催化《桥》的诞生的文化动力依据，在文化语境之中为《桥》的诗意品质进行更有效的阐释，从而在中国现代文化的总体背景中具体探讨中国现代小说研究的文化诗学视野。

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废名确乎走的是一条使文坛感到陌生的偏僻路径，刘西渭就称废名“在现存的中国文艺作家里面”“很少一位象他更是他自己的。……他真正在创造，遂乃具有强烈的个性，不和时代为伍，自有他永生的角落。成为少数人流连往返的桃源”，鹤西则称赞《桥》说：“一本小说而这样写，在我看来是一种创格。”朱光潜把《桥》称为“破天荒”的作品：“它表面似有旧文章的气息，而中国以前实未曾有过这种文章。它丢开一切浮面的事态与粗浅的逻辑而直没入心灵深处，颇类似普鲁斯特与伍而夫夫人，而实在这些近代小说家对于废名先生到现在都还是陌生的。《桥》有所脱化而却无所依傍，它的体裁和风格都不愧为废名先生的特创。”《桥》之所以是中国以前实未曾有过的文章，朱光潜认为主要的原因在于它屏弃了传统小说中的故事逻辑，“实在并不是一部故事书”。当时的评论大都认为“读者从本书所得的印象，有时象读一首诗，有时象看一幅画，很少的时候觉得是在‘听故事’。”

这使《桥》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一个无法用类型学或主题学归类的特异的文本。在形式诗学的层面上这种特异性具体表现为心象的营造、散淡的叙事、诗化的语言、断片的结构等形式化的特征……这一切都使《桥》远离于现代小说主题先行的主导创作模式以及有关现代性的宏大叙事格局。这也是称《桥》是现代小说中的边缘化文本的一个原因。然而，说《桥》没有明显的主题模式意图，是不是说这部小说也没有废名自己的创作动机呢？其实任何小说都免不了作者的总体性主导动机的渗透和介入。而且恰恰是这种主导动机一端牵挂着作者的创作心理，另一端则维系着历史与文化语境。本文即试图在对《桥》进行微观诗学分析的前提下，侧重从主导动机的角度入手，捕捉废名十载造《桥》的某些深层心理和动因，并进而寻求催化《桥》的诞生的文化动力依据，从而在中国现代文化的总体背景中具体探讨现代文学的“东方理想国”主题的生成。

文学史家大都倾向于把《桥》定位为田园小说，这大体上是准确的。三十年代的评论者就说：“这本书没有现代味，没有写实成分，所写的是理想的人物，理想的境界。作者对现实闭起眼睛，而在幻想里构造一个乌托邦……这里的田畴，山，水，树木，村庄，阴晴，朝，夕，都有一层缥缈朦胧的色彩，似梦境又似仙境。这本书引读者走入的世界是一个‘世外桃源’。”从风格意义上说，《桥》具有一种田园诗的情调，汇入的是经典的“桃花源”的母题。“桃花源”的母题与田园牧歌的韵味显示出了《桥》的古典文学的资源和背景。

不过，倘若分辨的再具体一点，《桥》的资源中还有《红楼梦》以及《镜花缘》这类的女儿国小说传统。“读者和这里面的细竹、琴子、小林相对，正如《红楼梦》里的人物相对，不觉其为眼前得见的人（小林和细竹各有五分象宝玉和湘云）。”《桥》的人物格局显然有《红楼梦》的影子。不过有一点不同的是，《红楼梦》中的女儿国（大观园）是笼罩在父权阴影之下的，而《桥》是纯粹的女儿国，其中只有小儿女，它是个父权缺失的世界，里面的父亲的形象是缺席的。男主人公小林一方面延续了宝玉的观念，看待男子也有浊物之感，另一方面把父亲的形象逐出了他的“美”的王国：“我每逢看见了一个女人的父和母，则我对于这位姑娘不愿多所瞻仰，仿佛把她的美都失掉了，尤其是知道了她的父亲，越看我越看出相象的地方来了，说不出道理的难受，简直的无容身之地。”（《桃林》）他的田园世界是由女儿与儿童构成的。两位女主人公细竹和琴子的形象正是纯美的女儿国世界的象征。她们象征了青春、本真、生命之美。在这个意义上说，处在“看花的年龄”的女儿是《桥》中的诗性之美的具体体现。因此废名不厌其烦地表达他的崇拜：“我仿佛女子是应该长在花园里。”（《桃林》）“细竹真好比一个春天，她一举一动都来得那么豪华，而又自然的有一个非人力的节奏。”“你们的记忆恐怕开展得极其妙善，我想我不能进那个天国。”（《故事》）这个“天国”就是具有乌托邦色彩的东方女儿国。

儿童世界也是废名的美与理想的天国。《钥匙》一章中有这样一段：

小孩携着母亲的手自己牵着羊回家去了。小林动了一阵的幽思，他想，母亲同小孩子的世界，虽然填着悲哀的光线，却最是一个美的世界，是诗之国度，人世的“罪孽”至此得到净化。（《钥匙》）

这把母亲与小孩子的世界审美化了。尤其是儿童世界，在《桥》中具有自足的意义。在废名的视野中，它同女儿国一样，是“诗之国度”。儿童乐园构成了《桥》的第一卷上篇的核心内容。小林和一群孩子的乡塾生活以及他与琴子两小无猜天真烂漫的情状，都在废名的笔下饱蘸诗意与情趣。废名本人也是个大有童心之人，这才是他得以进入儿童世界并从中发现童心之可贵的真正原因。在《万寿宫》一章中，叙述者称如果你走进曾被用作孩子们的私塾的祠堂，“可以看见那褪色的墙上许多大小不等的歪斜的字迹。这真是一件有意义的发现。字体是那样的孩子气，话句也是那样孩子气，叫你又是欢喜又是惆怅，一瞬间你要唤起了儿时种种，立刻你又意识出来你是踟躇于一室之中，捉那不知谁的小小的灵魂了。”这种“有意义的发现”正是儿童世界的发现，在“孩子气”中有“小小的灵魂”。废名称童心“无量的大”，这种童心的发现获得了近乎于发生学的本体性意义。这是对儿童的心灵的自足性的确认，其中既有人类学的价值，也有诗学的价值。它显示了一种儿童的认知方式以及儿童观察和感觉世界的视角。儿童视角的运用，有时会为人们展现出一个非常别致的世界，譬如汪曾祺曾这样评价《桥》：“读《万寿宫》，至程林写在墙上的字：‘万寿宫丁丁响，’我也异常的感动，本来丁丁响的是四个屋角挂的铜铃，但是孩子们觉得是万寿宫在丁丁响。这是孩子的直觉。孩子是不大理智的，他们总是直觉地感受这个世界，去‘认同’世界。这些孩子是那样纯净，与世界无欲求，无争竞，他们对此世界是那样充满欢喜，他们最充分地体会到人的善良，人的高贵，他们最能把握周围环境的颜色、形体、光和影、声音和寂静，最完美地捕捉住诗。这大概就是周作人所说的‘仙境’。”《桥》在表现儿童的感觉之独特、意念之奇异、想象之纯然以及心性之天真方面，堪称是自成一个世界。汪曾祺因此说废名的小说“具有天真的美”。“这是一种无意而为的美，且因无意而美”，这使小孩子的世界天生就有几分乌托邦色彩。这“天真的美”与废名借助儿童的眼光来看世界是分不开的。另一方面，“天真的美”本身也是一种纯然的诗性，在这个意义上说，儿童世界得以纳入《桥》的整体的诗化的乌托邦情境中，成为废名传达他的乐园梦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女儿国与儿童乐园，乡土的日常生活与民俗世界也构成了废名营造东方理想国情境的重要构成部分。废名尤其擅长在乡土的日常生活和民俗中捕捉诗意的细节。树藤间掐花，小河边搓衣，八丈亭过桥，清明节上坟，棕榈树前披发，河岸边“打杨柳”，三月三望鬼火，夜里挑灯赏桃花，隔岸观火“送路灯”……这些乡土的日常生活与民俗细节在废名的笔下无不充满诗意。尤其在上卷的场景中，风俗的断片占有更多的篇幅。风俗与节庆是乡土生活的重要部分，它是民间恒常的生活习惯，最能见出民间生老病死的观念以及仪式化特征。民间关于生老病死的观念都具体表现在这些仪式化的民俗细节、以及乡土关于这些民俗的解释和想象中。“打杨柳”、“送路灯”、清明上坟都成为一种有诗意的仪式，最后，仪式的特征本身独立了出来，成为民间生活的一部分，最终超越了生死哀乐，反映了乡土中人的生存状态、心理习惯和观念型范。风俗是民间生活、传统、习惯、生存方式的延续，是意义的载体甚至就是意义世界本身。乡土世界的深层意蕴就在风俗、传说、宗教世界中，它们维系着乡土世界的自足和恒常感以及与过去世代的连续感。由此风俗、传说、宗教世界也构成了中国现代小说所关注的重要内容。

“坟”就是《桥》中重要乡土意象。这也许与废名酷爱庾信的名句“霜随柳白，月逐坟圆”有关，废名称“‘月逐坟圆’这一句，我直觉的感得中国难得有第二人这么写”，他自己也对乡间常常可以看到的“坟”的意象和景致情有独钟：

小林又看坟。

“谁能平白的砌出这样的花台呢？‘死’是人生最好的装饰。不但此也，地面没有坟，我儿时的生活简直要成了一大块空白，我记得我非常喜欢上到坟头上玩。我没有登过几多的高山，坟对于我确同山一样是大地的景致。（《清明》）

最经得起诗学分析的，是“镜子”的意象。“镜子”当是《桥》连同废名诗歌中出现频度最高的意象对镜子的酷爱，反映了废名的镜像迷恋，正像雅克·拉康所揭示的那样，个体的成长必然要经过镜像认同的阶段才能进入象征界。而即使人们超越了镜像阶段，镜像式的自我认同和自恋的情怀也仍会长久地伴随着人们。因为镜像中有幻像，有幻美体验，有乌托邦内涵，有镜花水月的彼岸世界。也许人类想摆脱镜像阶段的诱惑注定是很难的。而从类比的意义上也可以说，废名把传统也正是看作这样一面镜子，后设文本中的一切都会在传统这面镜子中显出镜像，没有这个镜像，就没有文化主体的自觉。废名常常向本土的文化传统回眸，正是获得文化主体镜像认同的具体途径。

而废名之所以对镜像格外痴迷还因为废名看待镜像有他自己的固执的方式——他把镜像看作是实体。从废名创作的深层心理动机来看，“镜”中的虚象世界其实具有某种本体意义，幻象与实象物我无间，浑然一体，镜像人生甚至胜过实在人生，正象废名一首诗中写的那样：“如今我是在一个镜里偷生”（《自惜》），所谓“镜里偷生”其实正表达了废名一种生存理想，即把人生幻美化、观念化的审美意向。这一切，使废名的创作有一种出世情调，一种彼岸美。因此，尽管废名深受禅宗影响，但在这一点上，废名与禅宗思想则构成了区别。禅宗主张：“名相不实，世界如幻，”“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有学者进一步阐释道：“在禅宗看来，‘心’所显现的世间一切事物和现象皆如梦幻泡影，犹如画家用笔画出的青山绿水、夹竹桃花一样虚幻不实。”而废名则倾向于相信无论是梦幻，还是镜花水月的幻象世界都具有真实的属性。他在后来曾借莫须有先生的口作过这样的辩白：

“人生如梦”，不是说人生如梦一样是假的，是说人生如梦一样是真的，正如深山回响同你亲口说话的声音一样是物理学的真实。镜花水月你以为是假的，其实镜花水月同你拿来有功用的火一样是光学的上的焦点，为什么是假的呢？你认火是真的，故镜花水月是真的。（《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莫须有先生教国语》）

梦在废名这里有生存的本体性，“微生尽恋人间乐，只有襄王忆梦中，他是说襄王同你们世人不一样，乃是幻想里过生活。”梦与幻想，也构成了废名在《桥》中的具体生活形态。

《桥》的世界是一个镜花水月的世界。它的田园牧歌般的幻美情调正是通过对女儿国、儿童乐园、乡土的日常生活与民俗世界等几个层面的诗性观照具体体现的，从总体上说，它们由此都具有了一种乌托邦属性，最终使《桥》生成为一个东方理想国的象征。这可以看成是废名创作《桥》的总体性动机。《桥》中的具体的人生世相，由此构成了一个充满诗意的东方理想境界的象征图式。因此，废名笔下的心象世界获得了双重指认：它既是文本中具体意境的生成，意象世界本身具有审美自足性；同时又是周作人所谓的“梦想的幻景的写象”，象征了一个乌托邦梦。这种幻象性使人们对小说的总体性超越领悟成为可能。最终读者从《桥》中收获的是“镜花水月”，是一个梦。

下篇 诗性是如何生成的？

《桥》中有一章写细竹和琴子在夜里拿着盏灯去照花：“白日这些花是看得何等的熟，而且刚才不正擦衣而过吗？及至此刻，则颇用得着惊心动魄四个字。”（《灯》）一个日常生活中的寻常场景动用“惊心动魄”来形容似乎有些小题大做，然而这正昭示了由于时间的变换带来观察点的变换所造成的出其不意的美感。《桥》中充满了这种憬悟和发现，废名或许在不经意中传达了他的其实很深刻的美学思想：美不是自在的，而是被观照和被描述出来的，它需要一种洞察力，而这种洞察力正是中国诗学传统中一种充盈的感性能力。这使传统中的文本在主导方面是一种生命化的文本，无论是诗与乐，还是绘画与书法，都远远摆脱了客观的模仿论，是艺术家在创造一种生命化的艺术现实，从而也创造了美。废名的意义也正是在这个传统的艺术背景里得以彰显，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废名对《桥》精雕细刻般的打磨并不是贫血的。相反，他比别的作家更贴近并内化了传统的诗性文化，他的小说中也才蕴藏着可以回味的诗学意蕴。

这种诗学意蕴在美感生成的界面表现为一种距离的美学。本文的上篇从微观诗学的角度论述了《桥》对乌托邦幻美世界的营造，下篇则试图阐释《桥》中的距离美学，从而进一步论述《桥》作为一部心象小说，其内在的诗性和美感是如何生成的。

《桥》的《第一回》是全书的引子，写了一个与小说的情节没有直接关系的远方海国小儿女的故事。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其中一个隔岸观火的情景，这是海国故事中的小男孩“永远忘不了的一个景致”，“与其说他不安，倒不如说他乐得有这一遭，简直欢喜的出奇”，这与故事中女孩的“痛楚”形成了对比。“火”在“隔岸”观，就化作一种审美化的景致，从而暗示了《桥》的美学基调。作为“第一回”的引子，它分明象《红楼梦》前几回的超叙述，对整个小说起着总体提示的作用，正象《桥》第一回结尾说的那样：“我的故事，有趣得很，与这有差不多的地方。”

隔岸观火的情境所隐含的基本的美学因子，是审美的距离感。这种“隔岸观火”的场景在小说中一再复现，写得最好的是《“送路灯”》一章：

这真可以说是隔岸观火，坂里虽然有塘，而同稻田分不出来，共成了一片黑，倘若是个大湖，也不过如此罢？萤火满坂是，正如水底天上的星。时而一条条的仿佛是金蛇远远出现，是灯笼的光映在水田。可是没有声响，除了蛙叫。（《“送路灯”》）

这一段中叙述者追随了小林的视角，“送路灯”的场景是凭借小林的观察写出的。小林的视角正是一种“隔岸观火”般的视角，它还原了观察的具体性和过程性。这段场景中的一种现场化的美感正取决于小林的观照。

《桥》中最能印证“距离”在审美中的重要性的是那些看上去本来极寻常普通的场景：

实在他自己也不知道站在那里看什么。过去的灵魂愈望愈渺茫，当前的两幅后影也随着带远了。很象一个梦境。颜色还是桥上的颜色。细竹一回头，非常之惊异于这一面了，“桥下水流呜咽，”仿佛立刻听见水响，望她而一笑。从此这个桥就以中间为彼岸，细竹在那里站住了，永瞻风采，一空依傍。（《桥》）

一个女儿过桥的情景在小林的视野中被赋予了一种具有彼岸色彩的空灵之美，这种美不能不说产生于小林的有距离的观照。小林的形象正是一个“永远站在桥的这一边”的观看者的形象。按他自己的话即“我其实只是一个观者，倾心于颜色”（《今天下雨》），他珍赏女儿的美，但却借助于一种距离；他看一切都有这样一种距离感，而恰恰是这种距离，使他才得以成为一个审美主义者。

《桃林》中写小林向细竹讲自己的一个梦：

“ ——后来不知怎样一来，只看见你一个人在船上，我把你看得分明极了，白天没有那样的明白，宛在水中央。”

连忙又一句，却不是说梦——

“嗳呀，我这一下真觉得‘宛在水中央’这句诗美。”

细竹喜欢着道：“做梦真有趣，自己是一个梦自己也还是一个旁观人。”（《桃林》）

小林正是时时让自己跳出来，获得这种“旁观人”的视角，从而获得距离感。所谓“眼前见在，每每就是一个梦之距离”（《水上》）。梦也正是获得这种距离的一种形式。在这个意义上说，梦不仅是隐喻，而且是艺术思维，是诗学形式。废名也正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待“梦”的范畴：“创作的时候应该是‘反刍’。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梦。是梦，所以与当初的实生活隔了模糊的界。艺术的成功也就在这里。”

这种梦之距离的真正的本体意味还在于它隐含了一种审美的发生学。一个值得提出的问题是：小说的诗意和美感是如何生成的？《桥》似乎想告诉读者：美感并不一定是客观对象本身固有的，而取决于一个具有距离感的观照者。所以小林称琴子和细竹是“自有仙才自不知”，其“仙才”需要一个发现者。《窗》一章中这样写姐妹二人：

她还是注意她的蝴蝶，她还是埋头闪她的笔影，生命无所不在，即此一支笔，纤手捏得最是多态，然而没有第三者加入其间，一个微妙的光阴便同流水逝去无痕，造物随在造化，不可解，是造化虚空了。（《窗》）

这里的“第三者”正是一个观察者，一个女儿美的发现者，也是一个意义的赋予者。在废名看来，女儿美需要有人观看和珍赏，否则便如同流水逝去无痕，尽管女儿“无所不在”的美昭示了造物随在造化，但缺少了“第三者”，造化即使再神奇，也形同不可解之虚空。也许在当代的女性主义者看来这充分表现了废名的男性中心立场，似乎女儿的美并不是自在的，只有映射在男人眼里才有意义。但废名确然是更多的借助男主人公小林的视角来打量他笔下的女主人公：

小林慢慢的看些什么？所见者小。眼睛没有逃出圈子以外，而圈子内就只有那点淡淡的东西，——琴子的眉毛。所以，不着颜料之眉，实是使尽了这一个树林。古今的山色且凑在一起哩！——真的，那一个不相干的黛字。那样的眉毛是否好看，他还不晓得，那些眼睛，因为是诗人写的，却一时都挤进他的眼睛了，就在那里作壁上观，但不敢喝彩。（《清明》）

这就是废名的乌托邦动机的挽歌属性。他的惊鸿般的一瞥是向后看的。如果说在人类的乌托邦情结中，更具有普泛性的是面向“未来”的乌托邦冲动，“而废名的乌托邦却是朝向‘过去’的回眸，一种朝向乡土和传统文化的审美观照之下的想象性空间”。这种“朝向‘过去’的回眸”之所以意味深长，尚不仅仅因为它所内含的挽歌的情怀，更因为这种告别性的姿态本身意味着：作为现代人的废名深切地意识到，本土的传统文化在化为“隔岸观火”般的景致的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也就化为镜花水月的幻象，在“现代文明”眼里异质性的传统已经无可挽回地构成了现代的“他者”。这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双重的“他者化”的过程。一方面，“现代性”已历史地成为审视传统的“他者”的视角，而另一方面，当废名将传统“审美地描述为一个回眸式的乌托邦理想国，同样是送别老中国的他者化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说，试图使现代无间地吸纳传统，或者使传统真切地进入现代，都是以一种理想主义的文化逻辑对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而《桥》的真正值得珍视的价值尚不是它所呈现的诗性的传统，更是它对待传统的“回眸”的姿态本身。这种“回眸”的姿态隐含的繁复的意味在于：它是对传统的一种“现代”的诗性观照方式，这种观照方式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一部分。“在这种观照之下的‘传统’，不再是‘传统’本身，而是现代文明的内在构成的因素”，《桥》呈现给现代人的，其实正是现代眼光“怎样”在观照传统。因此，挽歌的意绪与其说是传统所固有的，不如说它正生成于“回眸”的姿态自身。

这种“回眸”也昭示了小说中诗意和美感的真正来源。《桥》的诗性并不来自于它所叙述的对象世界，换一句话说，对象世界无所谓是不是具有诗意，诗意永远来自于它的观照者和解释者。在小说中则来自于小说家拟设的叙事者，以及叙事者的叙述方式和构建。从这个意义上说，《桥》的诗意品质并不是因为废名选择了一个更有诗意的对象，而是因为他的回眸式的姿态，是因为他之所以开始一种诗意叙述的外在的文化动力。这就是本文探讨的问题终于涉及到了文化诗学的真正原因。为现代文明冲击下的老中国唱一曲挽歌，这就是废名所代表的中国现代诗化小说作者普泛的创作动机。当外在的文化动力内化在具体的小说中，生成为小说文本形式的时候，诗性品质就最终得以生成。文化诗学解决的问题是，小说中的审美机制看似由文本内部结构所生成，而在根本上，则来自于社会与文化机制，审美因素最终是文化语境生成为文本语境的结果。这或许是新历史主义主张的文化诗学力图把“文学文本周围的社会存在和文学文本中的社会存在”结合起来的原因所在。而这一视角，也把《桥》纳入了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总体文化语境之中，从而《桥》作为诗化小说的诗意品质才得到更有效的说明。

上述对废名小说《桥》的个案分析的初衷正是试图寻求一条把文本的审美化的微观分析与文化诗学的总体视野相结合的具体途径。以往的以文本和审美为中心的所谓文学内部研究过于强调把具体文本孤立于社会与历史文化语境之外，似乎只有这种“孤立”方能更好地落实纯粹的文学内部研究。然而作家创作的审美动机从来就没有孤立于历史和文化语境之外。促成他写作某一部具体文本的动机或许是审美冲动，而当他把一种审美意愿落实在文本中的时候，这种审美意愿所植根其中的时代因素和文化语境仍会潜移默化地渗透在文本语境之中，最后为文本的审美机制提供一种文化动力学依据。

《桥》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所可能产生的启示或许在于，即使是这样一部看似不食人间烟火的有鲜明美感追求的作品，对它的纯粹的内部研究也是无法获得自足性的。形式诗学最终必然要导向文化诗学。而文化诗学视野的引入，对于从文化的角度探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道路，有着不容忽视的潜力和价值。这是今后文学研究中一个可以预见的生长点。

在《清明》一章中，废名称“琴子微露笑貌，但眉毛，不是人生有一个哀字，没有那样的好看”，周作人在《桃园》跋中也说废名的小说人物的身边“总围绕着悲哀的空气”。废名自己在创作谈《说梦》一文中谈到《桥》时也说：“我的一位朋友竟没有看出我的眼泪。”这说明了废名自有他的哀与惘。“哀”与“惘”构成着《桥》的底色，不仅是废名或小林偶尔流露的一种心态与情绪，而且在小说中具有结构性意义，最终纳入的是一种挽歌的总体氛围。

还是朱光潜说得好：

“厌世者做的文章总美丽”。《桥》的基本情调虽不是厌世的而却是很悲观的。我们看见它的美丽而喜悦，容易忘记它后面的悲观色彩。也许正因为作者内心悲观，需要这种美丽来掩饰，或者说，来表现。废名除李义山诗外，极爱好六朝人的诗文和莎士比亚的悲剧，而他在这些作品里所见到的恰是“愁苦之音以华贵出之”。《桥》就这一点来说，是与它们通消息的。

我们读完《桥》，眼中充满着镜花水月，可是回想到“探手之情”，也总不免“是一个莫可如何之感”。

如果你对废名有兴趣,可以上下面网站,有详细介绍哦.
http://www.xlmz.net/forum/viewthread.php?tid=34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