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小说与儒家思想

⑴ 儒家文化与近代文学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是经过长时间的社会发展及多种思想的汇集而形成。在其汇集的过程中，思想精神层面以孔子的“仁”为整个儒家文化的源泉。且随着时间的发展，孔子的“仁”学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心骨。

而在现代文学中，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心理结构以及思想境界中，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换而言之，即儒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的传播源泉。由此可见，儒家文化不仅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有着深刻的意蕴，同时还对现代文献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儒学的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内涵，既吻合“文学是人学”的本质又能为现代文学创造提供思想资源，只有对儒家文化系统最富有永恒价值和超越意义的人学思想探索深研究透，才能进入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关系中～

⑵ 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和价值

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仍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比如说儒家的和为贵的思想，仁政思想都值得我们借鉴。

⑶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透视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周国平在他的散文集《守望的距离》中有一篇文章，写的是关于他的读者给他回信中有这样的一句话：“生命本没有名字。”这句话说的很是有道理，能够引起我们一定的思考，其中蕴涵了一定的人生哲理，是的，生命怎么能够有名字呢。因为这是作者与读者在用心来交流，用心来对话，是一种生命与生命的交流，而通过交流的载体就是书中的文字，双方虽然从未谋面，但是,还是能够达到那种心灵的撞击。

我为什么要用这样看似很无关的话语来做一个简单的破题呢?因为文学中的人生，这个题目感觉真的是很大，觉得很难把握，无从下笔，只是最近读了他的作品，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从中也得到了一定的启示，看到了文学文本中蕴涵的人生哲理。我的人生经历很是有限，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经历都是很有限的，也不过是短短的人生几十春秋罢了。但是，在这样短暂而有限的生命之中，我们如何的去面对我们的生活呢，如何的去适应社会，有许多我们不能够懂得的问题，也有许多令我们思考的问题，有许多需要我们去解决的问题，于是便会有很多的问题将会困扰着我们。于是我们会更多的向别人学习一些人生的经验，向那些前辈们学习他们所悟出的人生道理，学习前人的人生经验，使我们的阅历更加的丰富，使我们的头脑更加的聪明，更有内涵。但是，那些往哲先贤们早已经离我们远去，早已经深埋千年的尘土之中，但是,那岁月的长河并没有把他们的灵魂冲散，而是使他们的思想得到了积淀，成为思想文化的结晶，给后来人更多的精神智慧的营养，从中透视出许多的人生哲理，生命的道理。

一、 千年的儒家思想形成的忧患意识

孔子、孟子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形成了儒家思想的早期源头。《论语》是儒家思想的经典作品之一，内容相当的广泛，涉及到哲学、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等，但都始终贯穿着孔子仁的思想学说。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是追求的一种最高理想，追求仁爱、主张实施仁政、反对暴力，通过努力的学习，加强修养，来提高人们的涵养德行。这种儒家思想刚开始并没有被统治者所接受，到了汉代，汉武帝时期，采取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这一点也让我们明白了，经历多年的战争，广大劳动人民及其统治者都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无论说从哪个方面都需要修养生息，稳定社会，保证统治者政权稳定的延续下去，这样就需要一种思想来影响人们，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

这种思想中透露出一种忧患的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也就是儒家文化的重要意识结构。这种忧患意识的关注对象是现实人生。目的是想超越忧患，达到“不忧”、“不惑”、“不惧”的“尽善尽美”和“至乐”的人生境界。儒家的忧患意识深深地包含关于人类前途命运的发展命题，要求人在忧患当中真正地认识到自己，尤其是认识到人的尊严，人生的意义，由此形成强大的生命意志力，去克服人生道路上的种种困难，并不断地提升主体人格，完善道德审美的人生标准，实现人生所确立的一个又一个要实现的目标，以实现人文关怀，启迪人生的智慧，照亮生命的旅途，完成人生的神圣使命。像这样的思想在儒家的经典著作中都是有所体现的，“吾日三省吾身”（《学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述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为政》），“道不同，不相为谋。”（《卫灵公》），“小不忍，则论大谋。”（《卫灵公》），“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述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卫灵公》）等等。这些传世之久的名言警句，从很多方面体现出了对人生的思考，对人自身的修养，智慧的发掘，思想道德的修养的提高，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都是很有意义的思想结晶。

二、 千年儒家思想忧患意识形成的基础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可以说主要是以华夏文明为主体，华夏文明形成与内陆的农业文明，远离沿海。早期的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的低下，人类与大自然的抗挣显得很是力不从心，面对大自然对人类的种种袭击，感到了恐惧和敬畏。再加上战乱的时有发生，分而和，和而分,分而乱，乱而战，战而又和的循环之中，不断的战争发生，民族的进一步融合，形成了中华文明，民族的思想中难免不会有一种忧患的意识。这种忧患的意识在内陆性农业的华夏民族精神生活与情感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在中国古代历史传说中，就有部落首领以夜夙忧勤的形象出现的传说。到了春秋和战国时代，诸侯兼并，百家争鸣，各家学派的思想、理论、主张、学说都表现出了忧患的特点。

三、 儒家忧患意识的建构

儒家思想将人生忧患意识建构在人的血缘情感层面上，凸现忧患意识的历史使命感和生命的严肃性。这种建构对后代的文人都有很深刻的影响，在后代文人的作品中也多有体现。三国时期的三曹，建安七子，那一时期的文学巨匠，都在自己的诗文之中表现出了那种政治上和人生上的宏图大志。到唐宋时期的文人也有很多具有代表性的体现，李白在《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中诗曰：“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抒发出诗人对岁月流逝，怀才不遇的深沉忧思。发出了对人生的感叹和思考。《将进酒》诗曰：“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抒发出诗人对人生的那种自信，表现出了那种热烈的豪情壮志。杜甫的“三吏”、“三别”，真实生动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生活。一方面表现出人们为战争付出的巨大牺牲与坚强意志，一方面又真实地写出了战争带给人们的无穷灾难。充分地表现一代知识分子对社会、人民生活疾苦的冷静思考和关怀。《蜀相》中诗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借助诸葛亮对刘世天下的一片忠心，来说明自己的拳拳报国之心。北宋时期的一代文豪苏轼在政治的党争中屡屡遭到排挤，屡屡遭到贬谪。在文学上对后文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一代文学之大家。《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由中秋赏月，抒写人生感慨，表现了词人因政治上的失意而引起的出世与入世的思想矛盾，在矛盾之中又透射出他对人生的执着热爱。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表达出了诗人对天下贫苦百姓的关怀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精神。“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表现出了诗人乐观豁达的精神境界。直到后世的封建社会结束，儒家的这种忧患的意识建构都有所体现。以至于说到当今社会，这种思想还能都影响文人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

这种忧患的意识的建构，还表现在人与世界存在的真实性极其人生的信仰上，凸现人的自主性和自觉性的特征，这种忧患意识的建构，某种程度上说，造成了一定的消极的影响，儒家所奠定的这种深沉而浩大的忧患意识，作为在相对稳定的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代代相传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意识，已经积淀成华夏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渗透到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同时也决定了中国文学“以忧为美”的审美基调。

⑷ 现代生活中哪些例子与儒家学说有关

尊敬长者：“无恭敬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
见义勇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
爱憎分明：“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
严于律己：“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
身份歧视：“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论语·阳货》

⑸ 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

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

总的来说，儒家思想是一种人类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的学说。它的最基本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正如笔者在《人性善恶论》中指出的，中国古代流行的教子歌《三字经》当中的第一句话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也就是说，人的本性(天性)是向善的，是好的。而且，这种本性是相同相近的，带有普遍性的。只因为后天生活习惯和环境的变化，才造成了各种行为的差异，导致背离“善”的现象。这一点，儒家并没有错。人性中本来就有善的一面，而且是主流。
在性善论的基础上，中国儒家文化治理国家的主要思路就是德育教育。这种思想认为，既然人的本性是好的，恶习只是后来感染的，所以治理社会就应该从道德教育入手，劝人们放弃恶习，回到先天性的“善”的境地，社会就会安宁了。中国古代强调“教化世人”，也就是教育和感化普通百姓。所以，儒家轻法制，重道德。儒家认为，如果以道德和礼制来教导百姓，将使得他们自爱自重，心悦诚服。

儒家思想中的仁德学说非常重要。儒家不倚重武力，而强调仁义道德是争天下和管理天下的不二法门。在过去的几千年里，这一思想被无数次地证明其正确性。凡是能够遵循这一法则的，就可以成功。凡是违背这一法则的，必然失败。而且这一思想不光是可以用来治国，对任何层次的领导者都会有用。即使在现代社会也完全适用。将来也会适用。这是人类历史几千年经验智慧积累下来的一个结晶。儒家的仁德思想理论永远也不会过时。
儒家的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一个“礼”字。既然人本性都是善的，执政者就应该让民众知道自制，回到那种彬彬有礼的社会状态中去。就是所谓的“克己复礼”。这个礼包括了礼节，礼数，礼貌，和规章制度。所以，儒家的思想要人懂得自制，克制欲望，遵守礼节，消除暴力，以达到一种平和的社会环境。正是儒家的这一“礼教”思想，使得中国成了举世公认的礼仪之邦。礼的思想并没有错。只是需要改变其中过于僵化的部份而已。
儒家思想因此为社会制定了许多具体的礼节，具体表现为“三纲五常”。李先生讲的尊老观就包括在这纲常伦理中。三纲五常一直是反儒学的人批评的一个靶子。从现代社会的角度看，这些社会规范确实有很多不适应现代价值观的地方。但是，这些纲常只是儒家道德思想应用到社会规范中的一些表现形式而已。人们可以说，这些表现形式过于刻板，不够变通；或者说某些形式已经不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必须要注意形式和内容的区别。一种思想可以影响到许许多多的方面，也会有无数的表现形式。某个方面不适用，或某个形式不合理，并不代表这种思想在其他场合和其他形式都不适用都不合理。
既然儒家思想有如此多的内容(本文列举尚不完全)，人们就不能仅凭某个事件和某个方面妄下“儒家思想过时”的断语。

儒家思想能够传承数千年而不衰，必然有其独到之处。儒家经典文献里的许多概念警句含有非常精辟的义理。过去的中国社会受益于儒学，今后的中国社会仍然会向这一宝库中去寻求智慧。
人类的文化知识是一种传承积累的运动。过去的知识日积月累，形成了新知识发展的基础。古人告诉我们，要“通古知今”。这句话也可理解为，“通古才能知今”。要想理解今天发生的事情，就必须知道过去发生的事情。否认过去，也就等于否定了现在。不了解现在，也就不能够预测将来。
像儒家思想这种中国几千年积累的思想宝库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不要说今天，以后一代代的学子都会继续到儒学宝库中去寻求知识和智慧。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天是冷门，明天可能会变成大热门。这种可能性可以说是绝对会发生的。
当然，儒家文化是古代的东西，与今天的社会确实会有不一致，不协调的地方。这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任何学说都有其产生的背景和条件。时代变了，观念变了，学问也需要调整。这就是继承和创新的辩证关系。文化要继承，但是，同时文化也需要创新。没有继承，就无法创新。没有创新，知识就不会发展，社会也不会进步。所以，说“儒家思想完全适用”现代社会是不对的，说“儒家思想过时了”也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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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 儒家思想与现代思想能够融合吗

儒家思想与现代思想能够融合的，原因有两点：
1、儒家的仁政思想及道德观念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

“仁政”学说是贯穿于儒家思想的核心，其“敬得保民”“仁政爱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等仁政理念的变革和发展对社会的安定、和谐的构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儒家思想的精髓在于它的社会伦理思想，而这种社会伦理观正是基于从国家统治阶级的高度期望出发将人们现实生活中的行为规范用通俗的语言或道德意识加以规范以此来实现社会的统治和管理。抛开阶级意识而言，这种社会伦理对社会的有效管理还是可以起到很大作用的。
儒家思想在长期的历史实践和社会演变中形成了众多优秀的认识和思想，而这些认识和思想又被后来者奉为准则或规范。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舍生取义、见利思义”的生死道义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的坚毅品质，“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探索精神，“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孝德，“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的修身观，“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求实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品格，以及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等对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和公民意识和责任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儒家“内圣外王”思想。“内圣”是对个人主体心理修养方面的要求，以达至仁、至圣的理想境界；“外王”是指对社会教化方面的要求，以实现仁政、王道的目标。“内圣外王”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统一的，它所注重的首先是个人内心品德的自我修养，然后实现社会理想，个人和社会不是分离割裂的，而是相互统一，这与今天的“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具有相似性。怎样进行个人的内心修养，实现“内圣”的人生目标，怎样做好社会教化，实现“外王”的王道主张，基于此儒家提出了一系列的关于修身养性、社会道德的准则和标准。在这些思想的指引下从而实现封建社会的统治目的，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儒家思想认为“自然”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主张“自然的和谐”“顺应自然”“天人合一”，人与天道的结合使人不能违背“天的旨意”，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和法则，把人与自然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作为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对自然的合理利用和保护能够达到生态平衡，从而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这种思想在现代社会有很大借鉴意义。
儒家的“人本主义”思想。孔子曰，“天地之间，人为贵”。荀子曰：“人最为天下贵”。孟子曰：“民贵君轻”，在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仍然重视人的价值，提倡“人本”“人贵”，尽管其目的和含义与现代社会的“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思想和理念有很大差别和不同，但在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下，儒家的这种思想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进步，这种人的理念早于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十几个世纪，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屈指可数的先进思想，儒家思想后来在西方国家的广泛传播正是基于这种“人本主义”思想的先进性，这种思想获得了欧洲思想家们的欢喜和重视，成为一种冲击旧制度的法宝，因此，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是巨大的。儒家思想的人本主义在于人要有“仁”和“义”。仁者爱人，推己及人。百事义为先，舍生取义。以“仁”和“义”为支撑的“人本主义”观念使儒家思想更具内涵，更有生机和活力，从而在社会中得以推及并产生积极作用。
现代社会以儒家思想中“仁政”“民本”“人与自然和谐”“五义”等观点为基础结合时代发展需要而提出的“八荣八耻观”“科学发展观”等无不凝结着儒家思想的精华。儒家思想在推动和谐社会建设中，在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日益发挥着重大作用。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思想的交流和融合是儒家思想重新迸发出无尽的生机活力，作为一种社会普遍认可和接受的主流思想有着巨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这也是儒家思想为什么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之所在。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创新发展使儒家思想始终保持着一种与时俱进的步伐，尽管儒家思想中有一些与现代文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或格格不入的思想存在，但结合国情和时代发展特征对儒家思想加以改造任然可使儒家思想在社会中成为一面旗帜，从而引导一种优秀的主流意识，为社会提供一种道德和价值的规范或准则。
2、儒家的大一统思想
国家的统一在任何时候、任何社会都是人们的共同追求，一个不统一的国家很难发展进步，即使在封建社会，统一不仅是君王的的理想，同样也是在小农社会的背景下黎民百姓的共同期待。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天下无道，礼崩乐坏。”孔子坚决维护在君主专制之下的集权政治，坚决反对地方主义的分裂，坚决维护国家的统一。政治上的“大一统”才能保证经济上的发展，诸侯争霸，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不利于国家的发展和进步，要想实现国家的长远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必须实行政治上的“大一统”，政治上的“大一统”需要思想上的“大一统”做保障，儒家学说的弘扬在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已经把“大一统”思想演化成一种民族的心理定势，那就是国家的统一才能保障社会的安定。而正是这种牢固的心理定势使我们在历史上多次战胜分裂，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统一”和“分裂”是一个长期的话题，纵观历史，统一是主流，分裂是暂时的，这就印证了儒家“大一统”思想虽经历不同王朝的更替，但其国家一统、民泰国安始终是一种共同的追求。我们也应该看到儒家所鼓吹的政治大一统本质上乃是专制主义的政治统一，也可能会产生某种消极的影响，但国家一统的观念是没有错的，至今在主权国家中仍旧是一种至高准则。大一统学说对于维护国家之统一以及民族间的团结与融合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儒家思想所提倡的“和而不同、和为贵” “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主张在当今社会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仍然发挥着积极作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中国现时期的外交政策都可溯及到儒家思想中的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儒家文化的这种思想对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调整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国家的暂时分裂或分离会实现统一，和谐与发展的国际社会一定能够实现。民族争端和历史延续问题得到解决，我们的宝岛台湾也会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

⑺ 关于 儒家学说与现代社会的联系

杜维明称儒学为“哲学的人学”，源远流长的儒家学说从文化发展的的角度而言，主要是一种精神文化传统，是一种文化伦理精神。它是具有人文主义特色的以人为伦理主体的文化精神，也代表了一种既入世又超越的人生态度。可以说它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中国哲学的化身。儒学的理论理系从其特有的伦理角度出发，观察宇宙，体验自身，奠定了儒家文化的主体，也创造了中国人的文化生命。
那么我们联系到“儒家学说与现代社会”这个命题时，也就是考察儒学与现代社会的撞击、接轨与发展，考察其中儒学对现代社会的贡献以及在新的条件下对儒学的创造性转化。从而发挥儒学的社会功能。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言：“尊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盲目反孔的时代也已经过去。”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在思维上破除两种实用观点，即政治上的实用观点和经济上的实用观点。前者表现为为了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在主观上任意褒贬儒家学说及其思想；后者则不看实质，只就表面去看儒家思想与现代经济发展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不仅肢解了儒家思想的整体，也存在主观杜撰之嫌。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儒学都应有它的位置。一方面儒学需要参与到现代化的行列中，另一方面现代化的行列也需要儒学的参与。而儒学与现代社会的相邂逅也曾经历了一个由冲突到协调的过程。儒学的现代化是一种历史使命。历史上儒学本身的不断发展与演变，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现代化。
突现儒家人文传统的现代新儒家的崛起，也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传统文化之核可演化成社会变革的精神文化之果。中国文化与中华民族，必须二者是同时站立起来，藉此建立民族生命与文化生命合一的大生命。那么由此我们关注在现代社会儒学形形色色遭遇，也就看到了儒学的命运和前途。
一
儒家学说是东方文化的瑰宝，其源流无疑是自孔子开始。孔子继承殷国奴隶制时期的天命观和祖先崇拜，对源于巫术神化的“周礼”，结合氏族血缘的宋法观念作了进一步的改造和完善，剔除了原始宗教的虚幻色彩，更多地保留了其中符合血缘、祖先崇拜的礼仪形式和内在含义，并将其广泛推及到日常伦理生活中，使之内在的宗教意识进一步世俗生活化，日常伦理化，从而创立了儒家文化。
儒家就其思想实质上是对墨、法、道家的广博蕴含，这也就决定了儒学的发展道路是开放的。就早期儒家来说，孔、孟、荀三者有相当大的区别。后来，西汉董仲舒吸收了阴阳、神仙等家思想建立了汉代儒学，宋明时期又兼容道、佛思想形成的理学体系。因此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来说，都与早期儒学迥然不同。
但是我们都把它们称之为儒学，这是由于它们都具有儒学所共有的一般特征。如《汉书·艺术志·诸子略》说：儒家者流“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凡是以仁、义为行为的最高
准则。注重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从培养完善的价值并主张“修己以人”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目的的这类学说，都归属于儒学。历史上儒学虽然历经了无数次变革，但终未脱离儒学的范畴。
现代化有它自己的进程，它不是某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和附属品，不是完全按照某种意识形态的逻辑前进的。儒学也是在天命观的长期反思和批判中创立的，是中国文化经历了从神本——君本——民本——人本从而达到人道主义的发展阶段的标志。
传统儒家的良知本体作为精神价值的源泉不可能被世俗生活和现代科技遮蔽。
它不是道德规则，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形而上的精神信仰。作为儒家哲学思想核心和逻辑起点的心性论，把道德属性当作人的本质属性，并把它与人的具体生理条件和心理条件相结合，构成为一种具体的现实存在的人。孟子所言的“君子性，仁义礼智根于心”中，“心”指主体精神，而“性”指人的本质，本性。“心”、“性”合则论之，指人的先天道德意识，伦理本性就是其明证。
而同样属于其理论体系的知行论，强调为人之道应在道德上磨炼，把道德意识变为理性的自觉。因而儒家所重视的不是客观性的知识，而是与情感意志关系更为密切的实践理性，即人格修养也就是认识原理，一切对外界的认识，终以道德实践为归宿。先秦儒学面临的是由于社会大变革所带来的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孟上承周文教化，并通过自己的损益创造，把礼乐法规转化为人自觉的道德实践，从而奠定了儒家内圣之学的基调。它相信人的理性力量。强调以理主情，以理制欲，依靠理性的力量进行心理调节，而不是靠宗教式的禁欲主义和对外在权威的崇拜和信仰。这就直接应战于当前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出现
的新的伦常失控和道德危机。儒家学说主张培养意志、净化人的思想，回到天德良知，“天地之性”中去。
实现一种道德自觉的境界。可以说人伦秩序，道德教化，这是中国儒学反复论证的主题。作为一个理性主义者，他可以不想念宗教，却不能够不在儒家思想的支配下，于生死关门舍生取义。人类进入现代文明社会后，作为社会的人，必须规范自己、约束自己，必须用道德教化自己。这种道德理性的力量在精神领域里所产生的社会效果远不是对物质功利的追求所能达到的。
当然，儒家学说的伦理精神还有着更深的哲理基础。这就是由心性论——知行论上升到更高理论层次的天人论。儒家天人论以人为本位看天人关系，把天人合观看作一个整体。儒家以“天”为“命”，“命”即人性来源。天人合一即确认人从自然中产生，天为人性来源。“人者、天地之心也”，儒学把人的伦理意识从社会推之于自然，要求人有理性地开发、利用自然从而达到天人的整体和谐，维护人类的群体生存，这其实就是人类社会的公共生活规则的表述，说明了现代人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安身立命的问题。
因此，我们在考量儒家学说与现代社会这个命题时，不仅要注重儒学的本体论内容与其伦理内涵，更关键的是看儒学的核心精神形态与合理社会的生活形态是否一致。一般说来，一个现代社会，人们必须处理的三个层次的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人对自然的认识，征服与审美关系，三者必须协调发展；二是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即从属和并列的关系，二者必须和谐共存；三是灵与肉，即精神和肉体的关系，二者必须在一个共同的层面上找到根基。
而儒学的基本精神是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同时重视群体的社会秩序，其生命力的表现也正是其现代化的可能。儒学能为现代化服务的是它的两个精髓部分：（1 ）以“仁”为核心，以君子为理想人格的道德精神。这种精神在现代社会也可以培养的民族脊梁，使他们在中华民族重新腾飞的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建立起一个以“君子、仁人”为主体的现代化社会。（2 ）以道德责任感为基础的参天地化育的参与精神，或抨击时政，或参与政治，积极参与社会变革，这也是现进时代需要的一种精神。
众所周知，尽管现代社会由于科学技术充分发展，物质财富大量增长，但这并不能解决现代人的生存意义问题。相反，随着工业文明的展，人的主体意识也大大增强，因而人的“安身立命”问题也日益突出。因此我们应该看到，在当前世界拯救危机、重建道德的理性启蒙运动中，儒家学说将会在再塑过程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就像一位海外学人所说的一样：“儒学可能会由于暂时的价值和过时的东西而死亡，然而它将作永恒的价值的综合体而再生，它将变得年轻，并去为新时代服务——这是一个将西方传统混合为全人类新传统的时代。”竞争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美德，但竞争毕竟是一种手段，而不是一个目的。当剧烈的竟争走向极端，往往造成现代社会物质的泛滥。精神的缺乏与人心的沦丧、道德的败坏从而使现代社会走向异化，人也在走向异化。在此关头引入儒家学说的“普遍和谐”观念就很有必要。它由“自然的和谐”、“人和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四方面构成，对现代社会具有无可置疑的正面价值。
中庸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城地位焉，万物育焉‘由是言之，中和岂可须臾离哉？”儒学正是把“中”与“和”联系在一起的，“和”既是儒家的世界观，也是儒家的方法论。目前世界，一方面由于过分注重对金钱和物质享受的追求，造成“自然和谐”的破坏，“人和自然和谐”的失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无止境地追求感官享受，又使不少人造成自我身心的扭曲，这已成为一种社会病。而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化生产的程度高，整个社会生产成为一个相互紧密联系的有机体，这就更需要有一个祥和和安定的社会环境。于是在这种需求与背离的两极运动中，重视儒家的“和为贵”、“普遍和谐”等观念，并预支给它现代意义的解释和发挥，这将为今日中国社会生活甚至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具有积极意义的经验。并可以更正今日社会所发生的“道德真空”、“欲望膨胀”、
“贪污腐化”、“身心失调”等种种弊病，也可以在国防政治与国家治理上起到其超乎寻常的效果。象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国际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我国经济改革中关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政策，都蕴含着“和谐”发展的
思想和方法。因此在采用竞争机制来促产育人的进程中，发挥价值理性的导向作用，是符合儒学“恕道”、“和谐”精神的。毕竟，人类的根本追求，文化的根本追求、美学的根本追求都是“和谐”二字。
二
历史上的儒家学说、儒家传统与智慧，不仅代表着中国的过去。而且也预示着中国的未来，甚至是世界的未来。从1691年西方出现第一本介绍儒学的书，到十八世纪儒学经典“四书一经”全被翻译出版，孔夫子一下子成了西方启蒙运动的守护神，其谆谆说教成为启蒙运动朴实无华的福音。而后在本世纪中叶，从海外崛起的第二次新儒家站在生命本体的高度，重视文化在历史变革中的巨大作用、重视民族自身发展中的文化生命的生长与延续问题，对人本身、人存在的意义价值和自我完善问题以及为类文化的前途和命运苦苦思索，把个人的安身立命与“家国天下”意识及接续“斯文”，承担“道统”的文化使命感联系在一起，全力以赴地在终极关怀的层面上重建人的意义世界和精神家园，把传统儒学的精神发扬光大。
现代新儒家是传统儒学走入现代社会后产生的一批复兴派的代表人物。他们既希图对儒学作出现代解释，使它为现代化服务，又期望保持儒学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原理、范畴，创造出一个现代化形态的儒学理论架构，也就是“返本开新”. 按照第一代新儒家梁濑溟的提法：“（儒家文化）中国文化的复兴，就是人生态度的复兴，就是生活样法的复兴。”又说：“中国文化的复兴就是礼乐之兴。”其勾画中国社会现代化与中国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具体理论纲领，正如现代新儒家第二代重要人物牟宗三在1959年发表的《道德理想主义》一文中提出的“开三统”的理论；“道德之肯定”即肯定儒家道德宗教价值；“学统之开出”即把儒家文化转出知性主体；“政统之继续”即从儒家开出具有民主科学精神的“新外主”. 现代新儒学是儒家学说与现代社会接轨的产物。也可以说是传统儒学在现代意义上的重构。它致力于理想人格境界的追求和完全自我的塑造，宏扬坦荡、舒展、健全
的精神世界。
当然，我们关注儒学在二十世纪的遭遇，也正是注意到儒学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沉浮与抑扬。我们都知道儒学的核心内容是以“仁”为中心的伦理和道德教化，从此确立“仁者，人之德也”，并且把“推已及人”作为实行“仁”的方法。君子要“治国平天下”，首先必须修身，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提出了”为人之方“，那就是”忠恕之道“. 而孔子以后的历代儒者均以道德精神修葺着儒学大厦，完善着儒学宝藏，引导人们去追求一种精神境界。当然，这是有个缺陷：儒家的主体仅仅是一个道德的主体。还不是人的全部生命活动特别是生产活动的主体；儒家从自我道德心灵，道德本性中寻求超越自我的终极存在，这种终极存在不过是被儒家绝对化了的道德律令，是一种自我中心主义，其关涉到强烈的社会意识形态功能和直接参与世俗生活的伦理规范途径。因而儒家的生命超越还只是一种道德生命的超越。因此，当历史进入近现代，西风东渐时，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呼声乍起。一批以反对旧儒学的新知识分子，认为儒学不外乎以尧舜之道为理想，以文武周公之治为目标，显然充满着复古思想，不符合科技时代的要求。确实
汉儒提倡”三纲“、宋儒提倡社教，扼杀了人们的创造性，妨碍了社会的发展进步。但是，儒学与现代化的冲突，不是儒学内在本质和现代化的冲突，而是它在一定时期内表现为外在的现象与现代社会的冲突。儒学所宣扬的”人之为人“的人格意识（认为人之所以为人者，主要在于人具有是非善恶意识，即具有道德理性）、刚健自强的积极入世观念（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称赞”刚毅“品德，”无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及其关于社会责任心的思想（孟子引述大禹、后稷的态度说：”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
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回，易地则智然“）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儒学不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意义和恒常价值。
所以现代新儒家顶风而立，消化吸收西方文化，随结宋明儒学，实现了儒爱的现代转型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道德意识和“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他们面对道德危机、信仰崩溃，人际关系疏离以及人与自然的紧张对立，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倡导儒学、研究儒学、信仰儒学，并通过创造的转化并援西学入儒，以与现
代生活相联系。
就象现代新儒家牟宗三所强调的，中国哲学的“着重点是生命与德性，它的出发点或进路是敬天爱民的道德实践，是践仁成圣的道德实践。”他们从采明理学入手，肯定心性之学为儒家的主流思想，并把儒家的基本精神归结为“内圣外主”，其所谓以内圣之学开出“新
外王”的努力，其实也就是想念儒家伦理精神的辐射作用，能够及于现代社会，并力图在现代化现代化过程中去发扬这种精神。
科技在走向进步，但文明社会却在走向败坏的边缘。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此说：“自从人类在大自然中的地位处于优势以来，人类的生存没有比今天再危险的时代了”，“不道德的程度已近似悲剧。而且，社会管理也很糟糕。”他认为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是解决现
社会伦理问题所必需的。八十年代末，一批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巴黎会议宣言也倡言：“人类要在廿一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需到二千五百多年前的中国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机会。”看来，人类要维系共同命运，还不能抛弃儒学。儒学无论在新旧时期，都强调道德的自觉，强调道德的力量，强调人对知识的自觉。然而在科技世界的东西方，人们愈来愈体会到物质愈文明，精神愈空虚，人人都只是“心为形役”，除着“为两餐”之外就无所寄托；而儒家学说则在“治国平天下”的基本论述以外，兼亦侧重“养性”，主张“修身齐家”与“爱众亲仁”，
尤其在提倡躬行力践，推动社会的进步方面，更有着无尽无涯的启发性。儒学主张伦理主体以积极主动的精神去实现社会关系，以便个体自我能在社会群体中“安身”. 这样即可避免因主体意识的发展而导致的个体与社会、自我与群体的对立，以及由这种对立而产生的社会反文化倾向。孔子的“仅求清己”、“内自省”，孟子的“扩充四端、尽心知性知天”，荀子的“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都是一以贯之地坚持通过“内省”的理性来拯救人。而且儒家本体性伦理主张一切个体从自我内在的心灵深处去寻求生命的终极意义，从而真正达到了由本体自我“立命”. 说到底，一种价值观念只有推进了现代社会的健全发展，才能取得指导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精神资格。而东亚儒学文化圈内日本的跨入经济大国行列与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也都在表明儒学不仅不是现代化的障碍，而且可以成为现代化的助力。然而现代化不只是一个时代的概念，还具有一种时代的特征和精神。西方罗马俱乐部的学者们在考察现代化的过程中，指出了人类面临的三在问题：一、资源短缺；二、生态失衡；三、环境污染。追根溯源，这三大问题都不是自然所强加于人的，而是由人类自身造成的。其性质，都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交际问题。如果我们考量列儒家学说，就会发觉儒教精神和伦理将是克服西洋文化局限的整个世界性的精神财富。
毕竟这三个问题的出现，是经济发展走向悖论的产物，它给我们提出了人与自然如何达到“和谐”的课题。而儒学由其道德哲学所推衍而出的世界观中的整体观、有机观、发展观、价值观，无疑对这些问题的解决起到了警醒的作用。儒学中强调的“开物成务”，“利用
厚生”表明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也是双向的，互利的，还需要讲“辅相天地之宜”，不能只有勤索，没有补偿。儒学讲究环境意识“天人合德”，即人与天地和谐发展生生不已的观念。《孔子闲居》曰：“天有四时春夏秋冬，风雨霜露，天非教也。地载神气，神气风霆，风霆
流形，庶物露生，天非教也。
“热爱自然生态，必须尊重自然法则，”此谓表里合时，物之所生。“中庸又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阐明的也是人作道德主体，应当主动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使天人合一，化育万物的价值观念。基于此，罗马俱乐部的专家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就
是”从增长过渡到全球均衡，要求发达国家求其融合之心和和谐发展。
另外，不管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今日中国，大贫大富的两极分化也导致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与许多社会问题。所以抑制两极分化就成了我们的重要课题。董仲舒的调均思想在此就起到了很好的参考价值。他指出：“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故有所积重则有所空虚矣。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人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总之，调均的哲学基础是中庸之道。
当然，如果我们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和人类文化的兴衰，可以发现儒学的“安身立命”之说可纠之处也甚多。当儒家将其崛起的伦理主体消融在君臣父子的社会群体关系之中时，每人却因此失去了个体的权利意识和价值意识，而近代社会所赖以生存的商品经济，民主政治必须有这种文化观念上的个体权利意识和价值意识相适应。此外，儒学主张终极存在就是人的内在心性，要求伦理主体以直觉的方式体验并融合于终极存在，这样，主体的认识能力得不到充分发展。故而不能发展出现代科学的理论体系，而现代社会发展到今天的辉煌成就，依赖于科学的进步和发展。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的批判运动、社会革命和政治、经济上的改革也凸现了儒学对经济活动的负面作用。然而，儒学主要不是一种经济理论，它是一种精神、文化传统，是一种哲学系统。二千年封建社会中无数次的经济繁荣和封建社会后期经济高水平发展以及当代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奇迹又提示人们儒学的功不可没。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局面来自于法家所造成的政治传统，但却是
靠儒家的“治国平天下”来维持和重建的。
逝者长已矣，来者犹可追。儒学在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在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扬弃过程中，已为我们预约了一个美好的前程。因为科技无碍于儒学，儒学亦无碍于科技，特别是“濯于江汉，暴于秋阳”的人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体验，“有教无类”的宗旨和“因材施教”的方法，都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而深受儒家学说熏陶的东亚地区在战后经济脱颖而出的事实更告诉我们，剔除了“崇本贬利、崇本抑末”、“存天理灭人欲”、“学而优则仕”等负面思想，儒学的人文精神和经济伦理都具有重要意义，将可能成为
来社会的一种特殊形态。
儒学以相辅相成的观念，对多变的现实加以协调完善，以出色的管理对付人类的变幻和冲突；它以不变应万变，善于采用实用主义创立制度，善于保持统一管理和自由竞争的平衡，将经济竞争保持在和谐之中，能够对付技术与贸易推进所引起的社会紧张局面，而且它有很大的兼融性，与现代民主并非不能共存。
毕竟儒学的现代化是其新生的必然途径。 因此作为中国与世界现代化一个重要文化资源的儒家思想，应有勇气以开放的心态与现代社会直接面对。它不仅敢于展示其永恒的精神价值，而且善于创造性地重建传统，走入世界大舞台宽容而又民主地另类文化展开对话，成为与人类所有伟大的精神资源友好相处的一脉清流。

⑻ 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

自从中国人开始追求现代化以来，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自明清时代，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参考儒家传统提供的资源。尤其是华人和东亚人应该有这个机会。但是正如其它的文化传统，儒家传统属于全人类，所以儒家的思想文献应该尽量翻译成各种语言，提供给大家。
作为瑞典人，我必须承认儒家经典著作当中，到现在只有《论语》被翻译成瑞典文。这是我这一代瑞典汉学家应该填补的空白。从一开始儒家思想就体现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用今天的话语来讲，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就被理解为人类文明的核心。结果，至少在中国，儒家思想被视为文明或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儒家思想给现代人提供了很丰富的资源。面对这些资源，现代人具有一个选择的自由，可以吸收资源里面的一些成分，也可抛弃一些成分。
但是不管你做出什么选择，儒家思想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宝库。保存和解释儒家思想文献，增进人们对它的理解是我们作为对儒家感兴趣的学者的一个重要任务。不管你对儒家思想的评价如何，了解这个极其丰富多彩的传统一定会使得你的生活更加丰富。

⑼ 儒家思想对现代而言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呢

儒家思想文化能够穿越千年的历史保留至今一定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孔子是儒家思想文化的创始人，孔子同样把自己的儒家思想文化传遍中原大地每一个角落，他身体力行去实现自己的信仰和思想，孔子周游列国为儒家思想文化成为封建王朝的主流思想提供了契机。在孔子的努力和宣传之下人们慢慢的开始接受儒家思想文化，儒家思想文化当中确实也有很多的精华部分值得我们现在社会去借鉴和学习。

儒家思想文化提倡用教育来提高人们的思想文化和综合素质。孔子还提出因人而异的教学理念，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生活经历，他们身上也具有不同的特点，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每一个人身上的特质制定教育方法，不能采用一刀切的办法，用一种办教育理念来对待所有学生。

⑽ 现代儒家思想的表现

您好，现代儒家思想的表现如下：
1、“礼治”主义
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2、“德治”主义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
3、“人治”主义
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
儒家思想对中国几千年的文化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中代代相传的“四书”和“五经”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传统的责任、节制、忠孝思想，都是儒家思想在形成过程之中与专制统治思想结合的结果。
所以说儒家思想也是连同当代在内的一种主流思想。儒家思想在另外一方面也对中国科技以及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孔子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同时孔子也开创了儒家思想在很多方面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