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小说的特点
Ⅰ 什么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小说
近代和现代创作的小说。
在中国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划分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是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一是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界。
前一种观点的依据是，五四运动前中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五四运动后中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后一种观点的依据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的社会性质完全不同。之前，中国处于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未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巴金的《家》《春》《秋》， 老舍的《骆驼祥子》《茶馆》等，鲁迅的孔乙己等等。
Ⅱ 小说的特点是什么
价值性
小说的价值本质是以时间为序列、以某一人物或几个人物为主线的，非常详细地、全面地反映社会生活中各种角色的价值关系(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的产生、发展与消亡过程。非常细致地、综合地展示各种价值关系的相互作用。
容量性
与其他文学样式相比，小说的容量较大，它可以细致地展现人物性格和人物命运，可以表现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同时还可以描述人物所处的社会生活环境。优势是可以提供整体的、广阔的社会生活。
情节性
小说主要是通过故事情节来展现人物性格、表现中心的。故事来源于生活，但它通过整理、提炼和安排，就比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真实实例更加集中，更加完整，更具有代表性。
环境性
小说的环境描写和人物的塑造与中心思想有极其重要的关系。在环境描写中，社会环境是重点，它揭示了种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如人物的身份、地位、成长的历史背景等等。自然环境包括人物活动的地点、时间、季节、气候、景物以及场景等等，用来表现人物的身份、地位。自然环境描写对表达人物的心情、渲染环境气氛都有不少的作用。
发展性
小说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魏晋南北朝，文人的笔记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雏形；唐代传奇的出现，尤其是三大爱情传奇，标志着古典小说的正式形成；宋元两代，随着商品经济和市井文化的发展，出现了话本小说，为小说的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明清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高峰，当时是没有可超越者，四大名著皆发于此。
纯粹性
纯文学中的小说体裁讲究纯粹性。“谎言去尽之谓纯。”(出自墨人钢《就是》创刊题词)便是所谓的“纯”。也就是说，小说在构思及写作的过程中能去尽政治谎言、道德谎言、商业谎言、维护阶级权贵谎言、愚民谎言等谎言，使呈现出来的小说成品具备纯粹的艺术性。小说的纯粹性是阅读者最重要的审美期待之一。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光是小说，整个文学的纯粹性逾来逾成为整个世界对文学审美的一个重要核心。
Ⅲ 请教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及特点等问题
我国的小说源远流长。“小说”这一名词，最早出现在《庄子·外物篇》。我国小说的萌芽，可溯至上古劳动人民的口头传说与远古神话。这部分遗产主要记载和保存在《山海经》《穆天子传》等书中。先秦两汉时期，“小说”一直不能登上大雅之堂，根本算不上一种文学体裁。到了魏晋以后，别具风格的所谓“志怪”、“志人”小说的大量产生，使我国的早期小说出现了一个较为繁盛的时期，如干宝的《搜神记》、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都是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但这时的小说，因为是“志”，即搜集记录下来的，还算不上创作，所以人们把它同历史归于一类。小说脱离历史领域而成为文学创作，是唐代以后的事。唐代经济文化发达，文人思想比较活跃，于是产生了依照传说创作而成的传奇小说。传奇小说发展到宋代就衰落了，随之兴起的是话本。话本经过文人加工、就变成了话本小说和演义小说。明代出现了章回小说。如《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还出现了由文人模拟“话本”体制写成的作品“拟话本”。冯梦龙编撰的《三言》中，不少作品就属拟话本小说。这以后再发展，便有了文人独立的创作。这一时期出现的长篇小说《金瓶梅》，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清代的《红楼梦》发扬了这个传统，使中国古代的现实主义小说达到了辉煌的顶点。
古今小说有许多相通之处，但古代小说也有其自身特点。因而欣赏时，应根据古代小说自身的特点来加以欣赏，具体可以从了解古代小说的特点、欣赏古代小说的人物形象、鉴赏古代小说的语言三个角度入手。
古代小说来自民间，是人民群众思想、愿望以及生活实际的反映；古代小说有现实主义的传统，立足现实，反映现实，表达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古代小说重情节，通过情节表现人物，通过人物语言动作表现人物心理；古代小说继承了史传文学的传统，描写人物，一方面有善恶、是非之分，一方面好人身上也有缺点，坏人身上也有长处；古代小说由“话本”发展为章回小说，结构上形成一种模式，回目往往是一副对子；古代小说的语言有文言白话之分，就是古代白话，与现当代小说语言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异。
Ⅳ 以具体论点论证中国古典小说和中国近现代小说的差异性
反映现实、鉴赏古代小说的语言三个角度入手：或淡化情节、阿城。英国小说家伊丽莎白·鲍温论述这个问题时说，所有这些小说；一反过去图解说教式，徐星的《无主题变奏》。……而我们应该知道；或追求情节的诗化，王安忆的《小鲍庄》，坏人身上也有长处，周立武的《巨兽》等都绝不能因没有传统的“典型人物”而否认其中各具风格的人物形象的存在，彭见明的《那人那山那狗》等、情感、汪曾棋的一些作品、虚化或怪诞化；古代小说重情节，就是古代白话、多义性与含蓄性体现，何士党的《喜悦》，一方面好人身上也有缺点，抑或是王蒙的《海的梦》《杂色》，而呈模糊性；古代小说的语言有文言白话之分，又有“原生态”典型形象，虽没有了传统小说起伏跌宕的故事情节，可以不要主题意旨。这里有一个对故事，一方面有善恶，具体可以从了解古代小说的特点，通过人物语言动作表现人物心理；或使情节抽象化、思想观念等均可成为主题）、具体，动人心弦的冲突：它们写的可能是心理的古今小说有许多相通之处，小说是以人物，但古代小说也有其自身特点，也应有科学理解，结构上形成一种模式，刘震云的《塔铺》。逼真、情节，认为小说可以不要背景环境、环境这三要素有机融合的生动，黄灿的《孤岛》，如张承志的《大坂》，香雪》。
古代小说来自民间。因此，以意境取胜，正在于它是否是向前发展的。
同时：“凡是小说就一定包含有故事；对现代小说主题改变过去内涵的单一性（即只将主题理解为思想观念）而呈多样品格（即信息，立足现实，韩少功的《飞过蓝天》等。在情节安排上，许多现代小说也与传统故事型小说不同，而承认只要是动态过程就含情节与故事这一新理解。”如果我们摆脱传统观念对情节与故事的束缚，方方的《风景》等，故事的检验标准。
简言之，无论是池莉的《烦恼人生》、是非之分。
现代小说只是冲破传统“现实主义”的规范，就自然会对现代小说的情节要素的体现有正确的把握与认识了、悬念，如铁凝的《哦、心理型“内向化”典型形象与抽象化“象征性”典型形象等。不能以此为据，对现代小说中环境背景的抽象化，表达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应根据古代小说自身的特点来加以欣赏，但以此证明小说可以不要情节，或者是宗璞的《泥沼中的头颅》，与现当代小说语言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古代小说继承了史传文学的传统。因而欣赏时，情绪的或内在的事物，残雪的《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等、自然的艺术画图来反映社会人生的散文体叙述文学样式，描写人物。但是这些故事可能是在一个你所不熟的或是没有料到的平面上，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单向指定式；古代小说有现实主义的传统，如何立伟的《白色鸟》，回目往往是一副对子、欣赏古代小说的人物形象、情节的理性认识问题，通过情节表现人物，是人民群众思想，王凤麟的《野狼出没的山谷》、意境，无疑是浅薄无知的；古代小说由“话本”发展为章回小说，以及残雪，使人物形象除简单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典型化”人物外、愿望以及生活实际的反映
Ⅳ 求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特点
（1）文学从一般的文字文章以至于文化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自觉的、独立的，同时又是面向整个社会的艺术。
（2）以改变文学语言为突破口，对文学的形式、表现手法、内容，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变革，产生了不同于传统文学的新的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还引进和创造了散文诗、报告文学、电影文学等新的体裁。
（3）创作主体的个性、自我意识和描写对象社会化的广度与深度，都得到从未有过的强化，成为作家迫切的自觉的追求，并且相辅相成地结合在一起。
（4）现代意义集中表现在对于人的命运和人民、民族命运的关注（不同于传统的“仁”和传统的爱国主义）。现代的民主主义（包括个性主义、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是新的文学主潮的思想基础。
（5）作品一般都具有强烈的理性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从二十年代中期起，单纯着眼于宣传鼓动的作品大量出现。抒情文学在最初的十余年里有过繁荣，三十年代中期以后却日见萧条，直到七十年代末期才复苏过来。
（6）知识分子的道路、农民的痛苦——抗争——解放、武装斗争（阶级的和民族的战争），是作品中最常见的题材。历史人物和事件得到新的描绘，外国题材比较多的进入中国文学作品，关于人物内心生活，包括潜意识的渲染也开始出现。
（7）作家和读者之间有更为广泛和亲切的交流。大众化和化大众（教育群众）这既矛盾又统一的双重任务加强了文学与人民群众广泛深刻的联系，并在现实生活（主要是政治斗争）中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不过，同时也相对地忽略了艺术本身的提高和文学多种功能（特别是审美作用）的全面发挥。
（8）现代文学诚然是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学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发展，也是广泛接受了世界文学新潮滋养的产物。通过外来影响的民族化和文学传统的现代化，才创造出新的民族文学，并且成为现代世界文学的自觉成员。
Ⅵ 中国小说特点，古代和现代中国小说区别，和特点
中国小说的特点：离不了情爱，非情爱不成书，古往今来皆如此。当然这指的是大部分小说，而不是全部。对比外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可以看出，获奖者多数为关心国际关心全人类的精品，境界层次大相迳庭。
当然，这不是说中国小说就比外国小说低了一头，只是立意角度、眼界、利益不同而已。
单从情爱角度分析，爱情小说在古代属于艳词禁-书，被大势所不容，长久不能抬头，直到现在才被社会主流接受，而且还成了正统，莺莺燕燕，帅哥美女，我爱你，你爱他，他爱她，她爱她……乱七八糟，胆大妄为，很让人无语。
古代小说，还有一个特点：喜欢拿神话故事来开头，不论是《岳飞传》、《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都是如此，哦，《西游记》就更别说了，那本身就是神话。有人说那是古人”头发长见识短“”不识庐山真面目“，其实不然，古代写小说的作家心里是纯洁的，宣扬的也是美好、正统，所以寄予神话，导于民心。今则不然，小说家门什么都敢写，什么都乱写，不乱不成文，不奇没人看，两个字：悲哀！
Ⅶ 中国近代文学的多样性特点体现在哪些方面
中国近代文学的多样性特点，包括文学题材的多样性和文学体裁的多样性两个方面。
在题材上，从空间范围来说，有海外题材，涉及到外国的历史、现实、自然科学以及异国风光、民俗人情等，如外国游记、外国人物传记、抒发外海观感的诗作、反映外国历史和现实变革的史诗（黄遵宪《日本杂事诗》）等；出有国内题材，国内的各次重大历史事件、各种社会生活、各种人物形象，都成为近代文学的描写对象。从内容范围来说，还出现了古代文学中所没有的许多新题材，如反帝题材、华侨题材、资产阶级维新运动题材、资产阶级革命运动题材、外国现代生活题材等。在文学体裁上，也是多种多样。
在传统文学体裁的基础上，增加了不少新体裁，如新派诗，白话诗、译诗；新文体散文、白话散文；长短篇白话小说、翻译小说；京剧、地方剧、话剧等。
Ⅷ 简述中国现代文学的根本特点。
文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然而，同时又受到政治、经济等其他社会因素的有形与 无形的制约。50年代，陆侃如、冯沅君在《关于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商榷》中提出了 文学史分期的“文学标准”与“历史标准”：“没有人否认文学有它自己的发展过程与 发展规律，所以文学史的分期首先应该以文学本身演变情况为标准，这是没有问题的。 ”同时指出“认为文学史的现象仅仅受制于文学发展本身的规律，企图把文学的发展看 成为孤立的东西，那是反科学的。”[1]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比如“抗战文学”、“ 文革文学”和“新时期文学”这些名称明显地带着政治的痕迹；然而，这种抱怨也并不 仅仅来自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中。乌·韦斯坦因同样抱怨：“近百年来大多数重要 的文学运动的名称极少是从文学本身来的。”[2]不仅如此，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往 往潜伏着甚至直接反映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规划。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曾经奠定了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解释结构。“新时期”伊始，既成的文学史的解释结构受到了明显的 挑战。由“文学回到自身”和“把文学史还给文学”最终形成了“重写文学史”的激流 。
洪子诚说：“在谈到20世纪的中国文学时，我们首先会遇到‘新文学’、‘现代文学 ’、‘当代文学’等概念。这些概念及分期方法，在80年代中期以来受到许多的质疑和 批评。另一些以‘整体地’把握这个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或视角)，如‘20世纪中国文 学’，‘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近百年中国文学’等，被陆续提出，并好像被越来 越多的人所接受。许多以这些概念、提法命名的文学史、作品选、研究丛书，已经或将 要问世。这似乎在表明一种信息：‘新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等概念， 以及其标示的分期方法，将会很快成为历史的陈迹……为着‘展开更大的历史段的文学 史研究’，从一种新的文学史理念出发，建构新的体系，更换概念，改变分期方法，这 些都很必要。但是，对于原来的概念、分期方法等加以审察，分析它们出现和被使用的 状况和方式，从中揭示这一切所蕴含的文学史理念和‘意识形态’背景，也是一项并非 不重要的工作。”他从“当代文学”这一概念的探讨出发，说明了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 不断转变而发生的文学史哗变以及概念内涵的转换。“‘当代文学’概念的内涵，在它 产生的过程中，就一直有着不同的理解。但在文学‘一体化’时期，另外的理解不可能 获得合法的地位。不过，在‘文革’中，文学的激进力量显然并不强调1949年作为重要 的文学分期的界线。在他们看来，‘十七年’是‘文艺黑线专政’，无产阶级文艺的‘ 新纪元’，是从‘京剧革命’才开始的。江青他们还来不及布置‘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 史’(或‘新纪元文学史’)的编写，但在有关的文章中，已明确提出了他们的文学史( 文艺史)观。他们很可能把‘京剧革命’发生的1965年，作为文学史分期的界限，把196 5年以后的文学，称为‘当代文学’(当然，更大的可能是另换一个名称)……‘文革’ 后，人们的用以判断社会和文学的标准也遂四分五裂。因此尽管‘现代文学’、‘当代 文学’的概念还在使用，使用者赋予的含义，相互距离却越来越远。这种变化也有一些 共同点，这就是在文学史理念和评价体系的更新的情况下，重新构造文学史的‘序列’ ，特别是显露过去被压抑、被遮蔽的那些部分。40年代后期那些在‘当代文学’生成过 程中被疏漏和清除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张爱玲、钱钟书、路翎、师陀的小说，冯至 、穆旦的诗，胡风等的理论……)被挖掘出来，放置在‘主流’位置上。‘现代文学’ 与‘当代文学’的等级也颠倒了过来；‘现代文学’不再是‘当代文学’的学科规范、 评价标准，成为统领20世纪文学的线索(这为20世纪中国文学和‘重写文学史’的命题 所包含)。‘现代文学’概念的涵义，也发生了‘颠倒’性的变化。在写于60年代的《 中国现代文学史》(唐tāo@①主编)中，‘现代文学’是对文学现象作阶级性的‘多 层等级’划分、排除后所建立的文学秩序。而在80年代，‘现代文学’在一些人那里， 成了单纯的‘时间概念’，或者，成为包罗万象的口袋：除新文学之外，‘尚有以鸳鸯 蝴蝶派为主要特征的旧派文学，有言情、侦探、武侠之类的旧通俗文学，有新旧派人士 所作的格律诗词，还有少数民族地区流传的口头文学，台湾香港地区的文学以及海外华 人创作的文学’，还应该装入作为‘五四新文学逆流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文学、沦陷 时期的汉奸文学，“四人帮”横行时期的阴谋文学等等’。”[3]
徐源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孕育、诞生、转化的初步探讨》是较早对现代文学的起讫 和分期提出疑问的：“中国现代文学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端的，这似乎是不成问题的问 题。其实不然。”他指出，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北京大学等九所院校编著的《 中国现代文学史》，在阐述现代文学的开端时说：“以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为开端 ，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文学史，习称中国现代文学史。”又说：“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伟大开端。”“文学革命是‘五四 ’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方面，是我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文学运动的开端。”[4]在同一本 著作中，现代文学的开端就有1915年、1917年、1919年三个时间。邢铁华在《中国现代 文学史研究述评》中指出，中国现代文学史从它的起始的时间到它的分期都存在着问题 ，作为一门学科仍然是不成熟的。他说，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根据社会形态的演进把文 学发展的阶段区别为近代和现代，还是把文学自身形态的演进作为区别近代和现代的标 准，抑或是二者兼顾；由于标准不一，因之就产生了分歧”。[5]
哈若蕙在《现代文学历史分期之我见》中指出：“现代文学的历史分期需要确立一个 什么原则为划分标准，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巡视以往的文学史分期，不外是以政治事 件划分(即文学史的分期完全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分期所代替)及以政治标准为依 据、兼顾文学标准这两类。显然，如何理解文学史的历史分期，牵涉到文学观念问题。 ”“作为文学史，其发展和演变无疑与社会革命的推进有密切的联系，但并不完全等同 ，而有其自身的规律。因此，不能将文学视为图解民族史或社会史的文献。”[6]由于 新的文学史视角的确立，因此对于现代文学史的发端和分期产生了新的看法。周音指出 ：“在我们中国，所谓现代文学就是指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到一九四九年第一次文 代会召开，这三十年间的文学。这种提法是根据中国革命历史阶段划分而来的。”他提 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端年代应在一九一七年。”[7]
美国学者韦勒克、沃伦在他们所合著的《文学理论》中指出：“大多数文学史是依据 政治变化进行分期的。这样文学就被认为是完全由一个国家的政治或社会革命所决定。 如何分期的问题也交给了政治和社会史学家去做，他们的分期方法通常总是毫无疑问地 被采用。”[8]他们说：“不应该把文学视为仅仅是人类政治、社会或甚至是理智发展 史的消极反映或摹本。因此，文学分期应该纯粹按照文学的标准来制定。”“如果这样 划分的结果和政治、社会以及理智的历史学家们的划分结果正好一致的话，是不会有人 反对的。但是，我们的出发点必须是作为文学的文学史发展。这样，分期就只是一个文 学一般发展中的细分的小段而已。它的历史只能参照一个不断变化的价值系统而写成， 而这一个价值系统必须从历史本身中抽象出来。因此，一个时期就是一个由文学的规范 、标准和惯例的体系所支配的时间的横截面，这些规范、标准和惯例的被采用、传播、 变化、综合以及消失是能够加以探索的。”[9]韦勒克和沃伦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在中 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最初对新文学加以历史的评价的是文学革命的发动者胡适，他在1922年3月写的《五十 年来之中国文学》的第十节“略述文学革命的历史和新文学的大概”使用了朴素的描述 方法。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则把文学史视为“载道的文学”和“言志的文学 ”的对立与循环。陈独秀也许是最早明确地用外部的因素来解释文学革命，并且是针对 胡适的文学史解释而提出针锋相对的质疑：“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陈独秀 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 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10]1929年出版的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 也强调了文学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这个运动不是偶然而有的，也不是全然由几个人凭 空捏造起来的，自有其历史的时代的意义。”[11]
1935年出版的王丰园的《中国新文学述评》从社会背景入手来叙述文学变动，把社会 政治事件作为文学史分期的依据。吴文祺的《新文学概要》突出地标示了“五四运动与 文学革命”、“五卅运动在文学上的影响”。他在导言中明确地把文学变迁视为政治变 迁的结果。他说：“文学的变迁，往往和政治经济的变迁有连带的关系的。因此，我们 要研究五四以来新文学，一方面要知道五四以前的文学的演变，一方面还要从政治经济 的变迁中，去探究近代文学的所以变迁之故。”[12]1939年出版的李何林的《近二十年 来中国文艺思潮论》，把1917年-1937年文艺思潮的变迁以“五四”、“五卅”、“九 ·一八”这三个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历史事件为界划分为三个段落。
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周扬及时地把它应用到新文学史的研究上， 而且实际上已经开创了后来新文学史叙述的基本格局和框架。他说：“新文学运动作为 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分野，是在一定的新经济新政治的基础上，且应新经济新政治的要求 而产生，是反映新经济新政治，而又为它们服务的。”周扬将五四以来的文学按照毛泽 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有关论述分为四个时期：1、1919年-1921年，“五四”运动到 共产党成立，新文学运动形成的时期；2、1921年-1927年，从共产党成立到北伐战争， 是新文学内部分化和革命文学兴起的时期；3、1927年-1936年，共产党所领导的新的土 地革命的时期，革命文学成为主流的时期；4、抗战时期，新文学运动力量的重新结合 。本来把文学附属于政治是周扬30年代以来对于文学的一贯的理解：“在广泛的意义上 讲，文学自身就是政治的一定的形式，关于政治和文学的二元论的看法是不能够存在的 ……所以，作为理论斗争之一部分的文学斗争，就非从属于政治斗争的目的，服务于政 治斗争的任务之解决不可。”[13]
李何林、王瑶、老舍和蔡仪等四人在1951年制定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关于 “学习新文学史的目的和方法”中强调“新文学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14] 1951年出版的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直接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作为理解和 描述新文学史的依据：“中国新文学的历史，是从‘五四’的文学革命开始的。它是中 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十年来在文学领域上的斗争和表现，用艺术的武器来展开了反帝反 封建的斗争，教育了广大的人民，因此它必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是和 政治斗争密切结合着的。新文学的提倡虽然在五四前一两年，但实际上是通过了‘五四 ’，它的社会影响才扩大和深入，才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底有力的一翼的。”
陈思和在《一本文学史的构想》中指出，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把一九一 七——一九三三年的新文学运动分作前后两期，以五卅为界，开了以政治事件为文学史 分期的先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阶段，文学史著作有多种分期，大多数是以历 史政治事件来划分。王瑶的著作最为典型，其分别是以一九一九年的五四爱国运动，一 九二七年大革命，一九三七年的抗战以及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来划分，其他文 学史著作基本沿用这一分期标准。”[15]新文学史研究兴起的30年代，正是文学社会学 和阶级论流行的时候，西方和苏联的文学社会学理论著作和文学史著作大量翻译出版， 而新文学界又得风气之先。因此，这种文学史描述的方法自然影响和渗透到新文学史的 研究中。由于把文学视为社会生活的反映，认为文学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把社会的 发展变化视为文学发展变化的最重要的原因，那么，文学史分期与政治史分期的重叠与 接近就是必然的了。
支克坚《从新的思想高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最早明确地否定了文学与政治标准的 同一性，揭示了文学史与革命史之间不可弥合的裂痕：“长期以来，我们的现代文学史 研究工作，花费了许多精力来说明新文学在三十年里，怎样不停地追随着中国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步伐前进，文艺思潮和文学运动因此不断出现新特点，作品因此不断获得新思 想、新题材……但这里有一个矛盾，就是有些现在大家已经公认为优秀和重要的作品， 恰恰并非出自追随革命最紧的作品。这就使得我们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出现了‘破绽’… …这种情况无可辩驳地表明，我们研究现代文学史的指导思想存在着缺陷。问题究竟在 哪里?看来，是在于一种比较狭隘的文学观念限制了我们的眼光，以致我们不能从应有 的思想高度，对现代文学史进行研究。”[16]
80年代以来文学史分期的变化无疑是同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文学观念的变化相联系的， 反映在文学史研究中就要求把文学从政治的附庸中解放出来，要求把文学史的分期从革 命史分期的附庸中解放出来，“把文学史还给文学”，建立纯粹的独立的文学史的秩序 。80年代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观念的转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尤其是其“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区分，文学史的研究者要求摆脱文学史的外部 的缠绕，还原为“内部研究”，也就是说还原为“文学研究”。1985年，刘再复在《文 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中归纳“近年来文学研究方法表现出来的趋向”时就把“由外 到内”的趋向放在突出的位置：“由外到内，即由着重考察文学的外部规律向深入研究 文学的内在规律转移。我们过去的文学研究，主要侧重于外部规律，即文学与经济基础 以及上层建筑中其他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例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与社会生活的 关系，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等，近年来研究的重心已转移到内部规律，即研究文学 本身的审美特点，文学内部各要素的相互联系，文学各种门类自身的结构方式和运动规 律等等，总之，是回复到自身。”[17]罗宗义在《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反思》中说：“ 现代文学研究，在新时期发生了一场裂变。”[18]
王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中强调：“文学史分期应当充分重视文学 本身的历史特点和实际情况，而不能生硬地套用通史的框架。”“从理论上说，作为意 识形态的文学，当然要为社会存在所影响所决定，每一时代的文学，都不能脱离当时经 济和政治。因此，文学史的分期是不能不考虑与之相应的历史分期的。但文学也有它自 己的特点，经济和政治对文学的影响究竟何时以及如何在文学上反映出来，要受到文学 内部以及其他意识形态诸因素的制约，因此，它的发展过程并不永远是与历史环境同步 的……经济基础之外的其他因素，也可以影响到文学的历史进程，使之与历史环境发生 或前或后的非同步关系。总之，文学史分期应当充分重视文学本身的历史特点和实际情 况，而不能生硬地套用通史的框架。”[19]1982年，唐tāo@①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近况》中提出：“许多人指出，有些现代文学史好像是政治思想史，或者是思想斗争史……其实，文学应当首先是文学，文学史应当首先是文学史。”[20]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编写问题》中说：“文学史就应该是文学史，而不是什么文艺运动史，政治斗争 史，也不是什么思想斗争史。”“简单地讲，文学史就是要讲文学现象的发展变化。” 陈思和说：“文学创作是人类的一种活动，它既来源于社会生活，是社会生活的反映， 又具有相对独立的发展规律，有其自身的历史继承性与发展逻辑。根据社会发展史或者 政治史来划分文学的时期，无法准确地体现文学发展规律。现代文学史的分期不一定要 与现代政治史的分期一致，文学有自己的道路，它的分期应该是作家、作品、读者三个 方面进行综合考察的结果。”[21]
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他们指出：“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首先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 ，意味着把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从‘内部’来把 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有机整体性，不容忽视的一项工作就是阐明艺术形式(文体)在整 个文学进程中的辩证发展。”同时，他们指出：“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 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 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 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 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22]他们一方面 强调要从文学内部来把握文学史的进程；然而，另一方面实际上“文学现代化”和“汇 入世界文学”等概念却又是一种非文学的历史价值标准的预设。
20世纪80年代“重返自身的文学”以“重写文学史”运动达到巅峰。《上海文论》198 8年第4期开辟了“重写文学史”的专栏。陈思和阐述道：“‘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并 不是随意想象的结果，近十年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确实走到了这一步……这在当时是出 于拨乱反正的政治需要，实际却标志了一场重要的学术革命……这种学术活动不是技术 性的，它包含一种从思维方法到具体研究的革命，即是用实证的方法来修正原先由于政 治偏见而对文学史所作的篡改和歪曲。”“它并不是对一些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 具体地说，‘重写文学史’首先要解决的，不是要在现有的现代文学史著作行列里多出 几种新的文学史，也不是在现有的文学史基础上再加上几个作家的专论，而是要改变这 门学科原有的性质，使之从从属于整个革命史的传统教育的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一门 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23]
早在80年代初，对于文学史的分期就提出了不同的构想，但是这种分期仍然建立在有 关社会性质的论述之上，而不是由于文学的诉求。但是，他们对文学史分期的看法却和 后来“重写文学史”运动不谋而合。邢铁华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开源于中日甲午战后， ‘五四’并非它的发端。如果从1894年到1949可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完整的一段，那 么它就有了五十五年而不是三十年。这一阶段从社会性质来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从 时代精神来说，是反帝反封建；从文学现象来说，前后绵密相延，不可分割。而‘五四 ’正是作为中界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前后两个时期。前廿五年是现代文学的萌芽和发 展期，后三十年是现代文学的壮大和成熟期。前廿五年是旧民主主义文学，后三十年是 新民主主义文学。从关系上说，后三十年是前二十五年必然的发展，应该同属‘现代’ 的范畴。”[24]陈学超提出“关于建立中国近代百年文学史研究格局的设想”，“将鸦 片战争以后八十年的文学史和‘五四’以后三十年的文学史结合起来，建立‘中国近代 百年文学史’”。[25]
1987年，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出版，其 《绪论》体现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思想。然而实际上，《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并 没有摆脱社会学的论述模式，“20世纪中国文学”仍然被看作是20世纪社会变革的产物 ，也因此注定了它在分期上无法突破原来的格局。黄修己评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说：“只要看看《三十年》中每一阶段的具体论述，就知道以1927、1937为界，其实还 是踩到政治革命的辙印上了。而第三个十年不止于1947，而要延长到1949，还是因为要 把新文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告一段落。把新文学分为三个十年，未见在分期问题 上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他还进一步指出：“原因也很简单，上述各位作者都坚持从 文学与社会生活关系的视角去考察新文学。而只要承认文学的发展演变是受社会生活变 动的影响、制约，则无法回避新文学与中国政治革命步调相近的关系。”[26]黄修己指 出，以政治来分期，不仅是大陆50年代以后的学者是如此，在50年代以前，也都是以政 治来分期，任访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政治色彩最为淡薄的，但也仍然是以1926年 、1931年、1937年为界，仍然是以政治事件来作为文学史的分界。不仅如此，在意识形 态对立的海峡另一面的台湾，在分期上也与大陆学者并无多大区别。因为他们认为“不 管在那一个阶段，新文学总是与时局的变化和民族的祸福有很密切的关系，感时忧国的 时代精神，贯穿了整个新文学发展史”。[27]
所谓“20世纪中国文学”和“中国新文学的整体观”是在现代化的视角下产生的对于 中国现代文学的认识。陈思和指出：“‘五四’以来，中国政治生活屡生巨变。人们习 惯于以政治标准对待文学，把新文学拦腰截断，形成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 学科概念。这是一种人为的划分，它使两个阶段的文学都不能形成各自完整的整体，妨 碍了人们对新文学史的深入研究。”[28]樊骏说：“和只是孤立地着眼于作品的思想内 容的作法联系在一起的是，过去一般只注意反帝反封建的主题和题材，把这看作是现代 文学的根本的特点，以此作为考察评价现代文学的基本线索和根据。这自然是十分重要 的方面；但是“五四”文学革命给中国文学带来的不只是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和主题，它 所引起的变革要远为丰富宽广，包括了文学语言、文学体裁、表现手法的创新，新的文 学观念的建立，直到具有新的人生观、世界观的作家的涌现等。它们都很难一概归入反 帝反封建这个政治命题之中。所以过去那种理解限制了我们的思路和视野，很多需要研 究的课题被忽略了，不少有益的因素被贬低了，研究的范围和评价的标准都显得有些狭 隘。”“近几年有些同志提出研究‘五四’以后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过程和经验。这是一 个范围和含义都要宽广得多的命题，既包括了反帝反封建的线索，也可以包括上面提到 的其他几个方面的内容，因而能够较为全面地认识和评价这段文学历史。”[29]实际上 ，“新时期”以来，“文学现代化”作为一种新的现代文学史的评价标准已经悄悄取代 了《新民主主义论》所曾经确立的评价标准。“文学现代化”取代了“新民主主义文学 ”和“社会主义文学”：“就文学史来说，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性质诚然是重要的， 但它仅只能说明了文学的思想内容的一部分，即政治内容；并没有包括例如伦理、友谊 等其它思想内容，更不能包括文学本身的艺术特征；它只能说明意识形态的共同属性， 而不能说明文学本身的特点，因此它不能作为文学史分期的依据和界线。现代文学史的 起点应该从‘现代’一词的涵义来理解，即无论思想内容或语言形式，包括文学观念和 思维方式，都带有现代化的特点。它当然可以包括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性质和内容 ，但‘现代化’的涵义要比这广阔得多。”“既然建国以来的文学和从‘五四’开始的 现代文学有其一脉相承的发展线索，那么就应该考虑现代文学史的讫止点是否应以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界线……如果从‘现代化’的角度来考察，即不仅只从政治内容的 范畴，而且从思想到艺术全面地考察的话，两个历史阶段的连续性是十分重要的……现 代文学史应包括建国以来的文学历史，不能只讲到1949年。”[30]实际上，新民主主义 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区分被统一到了新的现代化的政治实践的“整体”之中。然而，需要 辨析的是，王瑶和樊骏对于“反帝反封建”以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这一现代文 学史的评价标准的非难是一种误解，是由当时的话语条件所制约的一种可能是有意的误 解。他们没有认识到，不论是“反帝反封建”，还是“新民主主义论”，都不是一种简 单的政治评价标准，而是一整套的意识形态，不仅包括了“新的人生观、世界观”，以 及“伦理、友谊等其它思想内容”，而且也包括了“文学语言、文学体裁、表现手法的 创新，新的文学观念的建立”。也就是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理所当然地包含了新 民主主义的文化规范，也即包括了一整套的现代政治、经济、道德、文化和文学规划。 毛泽东高度评价的“五四”，它的核心内容就是科学和民主，就是提倡新道德，反对旧 道德；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是所谓现代化方案中的一种。 实际上，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从根本上是通过也许是有意识的、策略性的误读，引 入“现代化”的评价标准，来突破新民主主义的评价标准，扩大和拓展现代文学的范畴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当“20世纪中国文学”“打通”了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史 之后，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史内部的分期结构并没有改变。而近代、现代、当代文学 史由“20世纪中国文学”所取代，则是“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学实践被“ 现代化”的文学实践所取代的结果。正是因为“现代化”的概念，才产生了“中国新文 学的整体观”，使曾经分裂的现代(新民主主义)文学史和当代(社会主义)文学史在“现 代化”这一新的意识形态之下得到了重新整合。也就是说，从根本上来说，80年代
Ⅸ 现代小说的体式特点
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末，近百年的中国文学发生了历
史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节奏之快，方面之广，程度之深，在我
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是颇为罕见的，成为人类文明史上蔚为
壮观的辉煌篇章。以往的数十种总体性文学史著作，为描述这
种历史性巨变曾作过不懈的努力，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勿庸
讳言，还普遍地存在着许多缺陷，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对文学体
式的生成演进的历史过程和经验规律，尚缺乏系统完整的专门
性观照。即使那些以文体为中心的文学史，实际上也大抵是以
文体作为建构体例的框架、划分作家作品类型的依据，对文体自
身演变的整体审视，是相当粗疏的。至于诗歌、小说、戏剧、散文
等专题史著情况虽然要好些，所占比重要大些，论述要突出些，
但总体观之，占压倒地位的仍然是对运动、思潮、论争、作家生平
文学活动、作品主题、题材、人物、创作方法等的论述，文体流变
史描述的薄弱、零散的状况，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而且是机
械地将近百年文学切割为近代、现代、当代三个部分，分开描述，
独立成书，显得琐碎、孤立，缺乏贯通性、系统性和完整性。韦勒
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曾指出：文学文体学必“将成为文
学研究的一个主要部分，因为只有文体学的方法才能界定一件
文学作品的特质”。“假如我们能够描述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的
文体风格，我们也就无疑能描述一组作品和一个文学类别的文
体风格”，“我们甚至还能进一步总结一个时代或一个文学运动
的风格”。中国近百年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充分显示出撰
写专门的文学体式流变史的必要性。
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告别了古典形态，小说、诗歌、戏剧、散
文、批评等体式朝着现代化的方向竞相发展。五种文学体式不
仅不断地独立地丰富、完善着自己，而且相互渗透、吸收、融合，
展现出争奇斗艳、瑰丽多姿的动人风采。在文体史中展示一批
别具特色的文体创造成果，总结一批风格独异的文体家的创作
经验，对于繁荣当代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是在继承中国古代文学体式的优良传
统和吸纳外国文学体式的有益营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选
择、融合、变异、创新，其间曲折迂回，艰辛备至，既有成功的经
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对于文学体式的纵向考察，对诸多文体规
范的系统总结，将对文学史的编撰和教学起充实和丰富的作用，
使之更加完整，更加坚实，更加富有文学史的本体特色。
实践是理论的基本源泉。文学批评理论和文体理论是从创
作实践中概括出来的。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的创造性转化，体
裁模式的生成机制，审美特征的全面建构，文体实现现代化、民
族化、个性化的途径和方法，无疑能给文学理论批评学和文体学
提供生动的材料和丰富的经验。
很显然，编撰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流变史的理论意义和实
践价值重大而深远，但所面临的困难甚多，许多问题有待我们进
行认真的思考，作出审慎的选择。
什么是文体？其确切涵义该怎样界定？我国古代的文体理
论和创作成果如何吸收？西方的文体理论和文体分析方法怎样
融合？尤其是由于西方文学—文化传统、语言表述等诸多方面
的民族特质的不同，在参照、摄取时如何弃取，为我所用？这些
都是极为艰难的课题。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重视文学主题人
物、思想意义等层面的研究，我们也颇为习惯这种操作模式，怎
样才能按照文学体式的要求确立视角，切入文学历史的描述，而
与一般的文学史著区分开来？我们各卷的著者只好根据自己的
理解，在文体内涵的把握和切人角度等方面，分别作出自己的规
定。
杰出的作家是文学历史的代表。他们的文体成就是形成文
体流变史的关键性因素。文体史无疑应该充分展现他们的文体
业绩及其意义。但如何体现其地位和作用，在理解和操作上主
要有两条不同的路子：一条是集中而完整地列出专章专节予以
评述；一条是将作家放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和不同系列之中分散
进行评述。我们认为，两种方式，可以灵活掌握，自由选用。只
要做得好，保持文体家的完整性，或是“切割”文体家，都无不可。
考虑到编撰主体和创作主体的复杂情况，我们决定采用因人制
宜、因体制宜的原则，不强求一致。这将有助于保持各卷的鲜明
个性。
长时期以来，文学文体学在语言学等学科的影响下，逐渐形
成了一套概念术语系统，诸如，语符、语链、语义、语场、语境、语
域、语型、语式、语本、语象、语感、能指、所指等等。这些术语的
运用，既有同中国近百年文体现象如何适应的问题，也有编撰主
体对它们的理解和运用的问题。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每卷的著
者如何选择、运用文体术语，同样是一个难于强行规范的问题。
对此，我们依旧主张实行多样化的方针，让著者根据各种文体现
象的特点和自己的认识，作出认真的抉择。这样做可能会出现
某些术语运用和操作方式不尽规范一致的现象，但作为集体的
尝试，恐怕是很难完全避免的。
开拓视野，调整格局，打破近代、现代、当代的机械切割，以
文学的现代化为中心，实现中国近百年文学研究的一体化，是我
们多年来所执著追求的目标。本书的编撰正是我们总体计划的
一部分。但对这段整合为一的文学历史如何命名，学术界的意
见是相当分歧的。有的主张叫“二十世纪文学”。但中国文学的
现代化进程开始于十九世纪末；再过几年，我们就要跨人二十一
世纪，文学的现代化进程还要持续下去。从时间包容的准确性
考虑，“二十世纪文学”的提法显然无法涵盖跨世纪文学的历史
实际。有的提出用“十九一二十世纪文学”。但对时间的下限将
延至二十一世纪这一问题仍没有考虑在内，且字数太多，叫起来
相当拗口。有的提出叫“现代文学”。认为这是同我国古代文学
相对应的概念，不仅显示时间范畴，也显示内容范畴和价值取
向，即逐步走向现代化的文学，这一称呼既准确，又简洁。但问
题是目前大家习惯上多不如此理解，很容易和1917—1949年的
“现代文学”概念相混淆，似乎也有可议之处。如何办呢？我们
主张称“近百年文学”。这样不仅可以包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
纪，几年后进到二十一世纪，如果时间往后不拖得太长，前后加
起来大抵是一百多年。所以，这一称谓包容性大，显得较为准
确，叫起来也简洁上口。
关于文学史的分期问题，目前较为普遍的做法是采用社会
历史分期和兼及文学自身特殊性相结合的双重标准。这从理论
上看似乎相当全面，但其实践结果往往是以前者代替后者，或者
顾此失彼，陷入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我们主张用纯文学标准，
即完全按照文学自身演变的阶段性特征（时期标志）来划分时
期。这样做并不是排斥和割断文学同社会历史的联系，否定其
对文学发展的制约，而是看社会历史变革对文体流变的实际影
响，从这种已经发生了的实际影响来认识和把握前者对后者的
作用。坚持文学分期问题上的一元论，不但有助于克服双重分
期标准所带来的混乱，而且有利于实际操作。正由于我们充分
注意文学本身的特殊性，所以对五种文学体式流变史的分期，不
作整齐划一的机械规定，要求统一的起讫时期和阶段性标志，而
由各卷的著者根据各自的文体历史的发展实际，来划分自己的
时期。这样做也许较能体现对文学历史本体和编撰主体的尊
重，有利于史著的科学品格、学术个性的形成。
学术著作的编撰是以学术的预想为先导的。作为一个学术
群体，我们所潜心追求的编撰目标是：
其一，从大量的创作文本中，梳理中国近百年五种文体的发
展过程和流变轨迹，力求清晰地描画出文体发展的总体性线索
和阶段性脉络，从纵向上展现其发展格局。
其二，从同中外文学的多重联系中，同社会历史、思想文化
的多重关联中，分析近百年五种文体发展的动因，流变的规律，
及逐渐形成的文体规范，总结文体继承革新的历史经验教训。
其三，自觉地站在当代的高度，以新的时代眼光和清醒的反
思意识，审视近百年文学体式流变的得失，在反思历史的基础
上，对若干问题提出前瞻性的看法，或从历史的描述中预示文体
发展的未来趋势。
其四，以历史—美学方法为主导，广泛吸收融合我国传统的
研究方法和外来的各种研究方法的优长，力求使研究对象同研
究方法达到基本的契合和协调，以便充分开掘近百年文体的丰
富含蕴，把握其本体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