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小说的现代性

『壹』 谈谈狂人日记现代性意义的理解

狂人日记》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具有现代精神与现代文学意味的白话小说。
首先，《狂人日记》的现代性意义表现为作者在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洞悉中体现的一种空前千古的现代理性精神。鲁迅将他在长时期对封建社会历史文化的沉思中磨锐的理性锋芒，直接刺向被仁义道德一类冠冕堂皇的假面掩盖着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内核，剥露出凶残的“吃人”真相。小说切开历史的纵剖面，活现出旧中国是一个几千年时时吃人的地方，而这种吃人的惨剧如恢恢天网，笼罩社会。从赵贵翁到大哥，从医生到路人，“自己想吃人，又怕别人吃，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吃人的场面又是如此暴戾：“易子而食”，长幼在劫，食肉寝皮，无所不施。这篇“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的小说实乃一篇囊括数千年宗法制度吃人总罪状的檄文，它以其热烈的憎恶拆穿“从来如此”的封建宗法教义，对封建主义的批判是一种完全的体现了“醒来的人的真声音”的理性自觉，具有鲜明的现代意识。
其次，《狂人日记》的现代精神体现在它所表现的五四启蒙时期深沉的忧患意识与自省精神。所有的人（除去“我”），都是要“吃人”的，无论是社会受益阶层的赵贵翁，作为“礼教”和“家长制”化身的“大哥”，还是社会非受益阶层的“佃户”，“给知县打枷过的”，“给绅士掌过嘴的”，“衙役占了他妻子的”，“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还是专业人员的医生，包括自己的母亲，无一例外，特别是青年、小孩，都为人吃人的社会所深深戕害，这样一个吃人者用礼教杀人的凶残严酷与被吃者的麻木不醒是一种何等可怕的民族现实，从中不难看到作者对民族命运忧愤深广的情怀。当然《狂人日记》对民族历史的批判与作家自身文化心理的自省是结合为一体的。当狂人在联想之中觉得自己“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时，便由被害者的恐怖转化为加害者的恐怖，由被害者的控诉转化为加害者的深深自责，从中蕴含了复合在狂人形象中的创作主体人格对自身无情、沉痛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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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如何理解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又在他手中成熟

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又在鲁迅手中成熟，这在历史上是一种并不多见的现象。《呐喊》《彷徨》是鲁迅的两部小说集，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把握鲁迅小说的高度成绩及现代性，可以用两句鲁迅自己的话：一是“表现的深切”，二是“格式的特别”。

（一）“表现的深切”——独特的题材、眼光(视角)与小说模式

《呐喊》《彷徨》开创和发展了现代小说的两大题材：农村题材和知识分子题材。鲁迅观察与表现的视角也是独特的，即重在表现病态社会里的人的精神冰窟，以及对现代中国人的灵魂“拷问”。

A、题材方面：鲁迅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主要题材。

①农民题材小说的思想内容及意义：在《呐喊》、《彷徨》中，农民题材的小说占有重要的位置。鲁迅对中国农民的命运是深切同情的，他看到农民们所遭遇的苦难，也洞察他们的弱点与病态，当然也更理解造成他们精神上病弱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

在创作中，鲁迅一方面把中国农民放在中国农村社会各种现实关系(经济、政治，尤其是文化心理和意识结构等)中加以再现，真实地反映了农民在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从而展现了一个未经彻底革命、变革和社会震荡的封建、半封建农村的落后和闭塞的典型环境；

另一方面，鲁迅着力塑造在这一典型环境中生存、挣扎的中国农民的典型性格，把解剖中国农民灵魂和改造"国民性"问题联系起来，从而通过对农民性格中的愚弱、麻木和落后的批判，导向对造成这种性格的社会根源的揭露和批判。在这方面，《阿Q正传》堪称代表，其他如《药》、《风波》、《故乡》等也是如此。

②妇女题材小说的思想内容及意义：在鲁迅的农民题材的小说中，同样值得重视的是他的一组以反映农村妇女命运为内容的作品，如《明天》、《祝福》、《离婚》等。

在这些作品中，鲁迅在感受着农民及其他下层人民的精神苦痛，把批判锋芒指向毒害人民灵魂的封建宗法制度与封建思想的同时，更集中地对农民及其他小生产者自身的弱点进行了清醒的批判。

《明天》中，单四嫂子的不幸不仅在寡妇丧子，更大痛苦是她周围一班人对于受苦人的冷漠以及她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不得不承受的精神上的孤独与空虚；《祝福》通过祥林嫂的悲剧命运，一方面批判了造成了其悲剧的客观社会环境：

封建的政权、族权、夫权、神权这四大绳索编织成的严密的网；另一方面，作品也把谴责的笔指向了祥林嫂周围的一大群不觉悟的有名无名的群众：婆婆的凶残、短工的麻木、鲁镇群众的奚落，他们和祥林嫂同是受压迫剥削的劳动者，然而偏偏又是他们维护着“三纲五常”，并用统治阶级的观念审视、责备、折磨着祥林嫂,使之处于孤立无援的地步，而且构成了她悲剧的一个原因。

③知识分子题材小说：鲁迅《呐喊》《彷徨》中有大量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他们虽由于受教育和自身经历各不相同，生活和结局很不一样。但他们的命运大致相同，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其精神特征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a、第一类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和牺牲者，如《孔乙己》中的孔乙己、《白光》中的陈士成等。他们深受封建科举制度的毒害，一心想求得功名，充满旧式文人的酸腐气味，作者对他们既有批判，也有同情；

b、第二类是封建制度的维护者和追随者，如《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等。他们的灵魂已经完全腐朽，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满肚子男盗女娼，或是封建道德的卫道士、假道学，或是不学无术的文人垃圾、文人败类。作者对他们只有批判，没有同情；

c、第三类是封建制度的破坏者和反抗者，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以及《药》中的夏瑜、《长明灯》中的疯子、《一件小事》中的"我"和《幸福的家庭》中的"文学青年"等。

他们具有现代的意识、进步的思想和改革的要求，也曾有过为自己理想而奋斗的辉煌历史，但他们的反抗几乎都以失败而告终。这类形象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也是鲁迅最为看重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

鲁迅希望大家通过他们失败的故事，看到他们的悲剧既是时代的悲剧、社会的悲剧，也是他们自己缺乏"韧性"精神和斗争策略的结果。鲁迅侧重描绘他们在改造中国的种种热情失落后的失望、激愤、忏悔、颓废和沉沦，其中包含着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许多精神原型。

B、独特的眼光（观察视角）：重在表现病态社会里的人（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精神病苦，以及对现代中国人的灵魂的"拷问"。

①农民题材的视角：在《药》里，鲁迅仅用一床"满幅补钉的夹被"暗示了华老栓一家生活的拮据，正面展开描写的是他们一家的精神愚昧；在《故乡》里，最震动人心的不是闰土的贫困，而是他一声"老爷"所显示的心灵的麻木；《祝福》的深刻性正是在于描写了样林嫂在封建神权下所感到的恐怖。

②知识分子题材的视角：笔触直指人物的内心状态和精神世界，对他们的描绘重心在于他们作为孤独者, 出于拯救民众却被民众吞噬的绝望境地的精神痛苦和“梦醒了无路可走”的生存困境。

《在酒楼上》中辛亥革命独战多数的英雄吕纬甫摆脱不了孤独者的命运，在强大的封建传统压力下，像一只蝇子飞了一小圈子，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在颓唐消沉中无辜消磨着生命。

甚至进而变为《孤独者》中的魏连殳，"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借此"复仇"，虽"胜利"了，却又"真的失败了"(《孤独者》)。

对人的精神创伤与病态的无止境的开掘，使鲁迅的小说具有一种内向性：它是显示灵魂的深的。鲁迅的目的正是要打破"瞒和骗"，逼迫读者与他小说的人物，连同作家自己，正视人心、人性的卑污，承受精神的苦刑，在灵魂的搅动中发生精神的变化。

这样，他的小说实质上就是对现代中国人(首先是农民与知识者)的灵魂的伟大拷问，鲁迅称之为"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其实是最深刻地显示了他的小说的现代性的。

C、小说模式：常见的两种情节结构模式，即"看／被看"与"离去--归来--再离去"。

①看/被看：《彷徨》里有一篇颇为独特的小说：《示众》。小说没有一般小说都会有的情节(故事)、人物刻画和景物描写，也没有主观抒情与议论，只有一个场面：看犯人。

小说中所有的人物--无论是叫卖馒头的"十一、二岁的胖孩子"，"赤膊的红鼻子胖大汉"，"挟洋伞的长子"，还是有着发亮的秃头的"老头子"，梳着喜雀尾巴似的"苏州俏"的"老妈子"，"一个猫脸的人"，都只有一个动作："看"；他们之间只有一种关系：一面"看别人"，一面"被别人看"，由此构成了"看／被看"的二元对立。

小说不着意刻画人物或描写，而主要写一种具有象征意味的氛围、情节，这反而使它具有了极大的包容性，内含着多方面的生长点，甚至可以把《呐喊》、《彷徨》与《故事新编》里的许多小说都看作是《示众》的生发与展开，从而构成一个系列。如《狂人日记》、《孔乙己》、《明天》、《头发的故事》、《药》、《阿Q正传》、《祝福》、《长明灯》、《铸剑》、《理水》、《采薇》等等。

"看／被看"的二元对立不仅发生在庸众之间（《示众》）也发生在先驱者与群众之间。也就是说，"启蒙者"与"被启蒙者"、"医生"与"病人"、"牺牲者"与"受益者"的关系在中国的现实中，变成了"被看"与"看"的关系：应该说，这是鲁迅充满苦涩的一大发现。

一旦成为"被看"的对象，就会像《药》里描写的那样，成为茶客们闲聊的谈资，启蒙者的一切崇高理想、真实奋斗(如夏瑜怀着"大清的天下是我们的"的信念所做的牺牲)全都成了"表演"，变得毫无意义，空洞，无聊又可笑。

在《药》里，我们甚至看到了这样的场面：人们争先恐后赶去"看"杀夏瑜，"很像久饿的人见了食物一般，眼里闪出一种攫取的光"。

这里所出现的"吃人"的意象是惊心动魄的："被看／看"的模式进一步发展为"被吃／吃"的模式，整篇《药》的故事--夏瑜的血浸透馒头，被华小栓"吃"进肚里，"却全忘了什么味"，也就具有某种象征意味："华家"的愚昧的民众，不但自身"被吃"，同时又在"吃人"；而"被吃"者正是"夏家"的启蒙者。

也就是说，启蒙的结果是被启蒙的对象活活地吃掉；这里，被质疑、批判的对象是双重的：既是那些"吃人"的民众，更是"被吃"的启蒙者，以至启蒙本身。而如前所说，鲁迅自己即是这启蒙者中的一员；他的小说模式所提出的质疑最终是指向鲁迅自身的。

因此，在这一类的小说中，人物(描写对象)与作者的距离大大缩小，作品中渗透着较多的鲁迅的生命体验。读者在这些作品里所感到(读出)的悲哀、悲悯(《药》)、孤寂(《孤独者》)，以致恐怖(《狂人日记》)、愤激(《头发的故事》)与复仇(《孤独者》)，也在一定程度上届于鲁迅自身的刻骨铭心的情绪记忆。

②"离去一归来一再离去"的模式，也称为"归乡"模式。

在这一模式的小说中，无论是《祝福》、《故乡》，还是《在酒楼上》、《孤独者》，叙述者在讲述他人的故事(例如祥林嫂的故事，闰土的故事，吕纬甫、魏连殳的故事)的同时，也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两者互相渗透、影响，构成了一个复调。

《故乡》的叙事是从"我""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说起的，作者显然采取了横截面的写法，将完整的人生历程的第一阶段"离去"推到了后景。小说虚写了这样一个"我过去的故事"：当年被"聚族而居"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农村社会所挤压，"我"不得不离本乡、"逃异地"，到现代都市"寻求别样"的出路。

二十年过去，依然在为生活而"辛苦辗转"，却失去了精神的家园。此番归来，正是为了寻梦：那"时时记得的故乡"不过是心象世界里的幻影。

因此，整篇小说所写的其实是"我"的一个心理过程："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的现实图画逐渐取代那想象中理想化了的"神奇的图画"，"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由"十分清楚"而变得"模糊"。

而现实闰土的故事(还包括现实杨二嫂的故事)无疑起了惊醒的作用，帮助我完成了幻景与现实的剥离。"我"由希望而绝望，再度远走，从而完成了"离去一归来一再离去"的人生循环(在小说的外在形式上则表现为"始于篷船，终于篷船"的圆圈)。

《祝福》里其实也有一个"我的故事"，或者说，小说存在着三个视点，即"我"、"祥林嫂"与"鲁镇"，从而构成了三重关系："祥林嫂与鲁镇"的关系是读者普遍关注的，它所展开的是"儒、释、道传统吃人"的主题；读者往往忽略了"我"与"鲁镇"的关系，其中正蕴含着"离去一归来一再离去"的模式。

(二)"格式的特别"--在形式手法方面的创造性与先锋性

20年代沈雁冰(茅盾)对鲁迅小说有一个重要的评价："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所谓"格式的特别"，是指鲁迅小说在小说形式、艺术手法方面的创造性与先锋性。

A、小说叙述形式：《狂人日记》所采用的是第一人称的主人公独语自白13则(日记体)的叙述方式，在中国小说艺术的发展上显然是一个首创；《孔乙己》通过截取人物生平片断的方式来概括人的一生。

《药》从事件中途起笔；《离婚》则主要写了船上和慰老爷家这两个场面。这些写法，打破了中国传统小说有头有尾、单线叙述的格式。特别是《狂人日记》和《孔乙己》尤富创新精神。

B、艺术手法：《呐喊》、《彷徨》所建立的中国现代小说的新形式，是自觉地借鉴外国小说艺术手法的结果。鲁迅小说创作所受的外来影响主要是来自俄罗斯文学、东欧弱小民族文学与日本文学。

俄罗斯作家果戈理、契诃夫对小人物、灰色人物的病态心理的现实主义刻画以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人道主义创作思想给鲁迅以深刻启悟。

波兰作家显克微支"寄悲愤绝望于幽默"的思想风格、俄罗斯作家安德列耶夫的"阴冷"、阿尔志跋绥夫的心理刻画、日本夏目漱石幽默讽刺的"轻妙笔致"，被鲁迅融化进小说创作中。

鲁迅欣赏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病态心理的挖掘，"显示着灵魂的深"，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鲁迅还接受过有岛武郎式的"爱幼者"进化观念与爱罗先珂式的博爱思想。

鲁迅翻译了日本厨川白村建构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苦闷的象征》，作为文艺理论课的教科书。鲁迅以"拿来主义"态度融和了这些外来艺术营养，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现代现实主义小说艺术。

C、艺术表现：《呐喊》、《彷徨》在艺术表现上做出了多方面成功的创造。借鉴了诗歌、散文、音乐、美术，以至戏剧的艺术经验来从事小说创作，并且试图将它们熔为一炉，于是出现了"诗化小说"(《伤逝》、《社戏》等)，"散文体小说"(《兔和猫》、《鸭的喜剧》)，以至"戏剧体小说"(《起死》)，等等。

D、艺术风格上：《呐喊》、《彷徨》中的小说也显示出了多样化的特点：鲁迅作品在整体上注重白描，但也有出色的抒情小说(如《伤逝》、《孤独者》、《在酒楼上》等)和杰出的讽刺小说(如《高老夫子》、《肥皂》等)，以及荡漾着乡情和乡风的乡土小说(如《故乡》、《风波》、《社戏》等)。

E、情节的提炼和设置：鲁迅强调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他并不追求情节的离奇与曲折，而是注意情节的深刻蕴含。他严格依据表达的主题和塑造的人物性格的需要来设置和提炼情节，使之显出了严谨、凝练、蕴藉深厚的特点。

F、人物塑造方面：

a、鲁迅注重采用"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办法，对生活中的原型进行充分的艺术集中和概括，使人物形象具有较为广泛的典型性。例如，阿Q 这个人物形象，具有很大的包容性，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都能在阿Q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从而使阿Q形象能在读者心目中产生非常广泛的影响。

b、鲁迅强调写出人物的灵魂，要显示灵魂的深，因此他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常常是以"画眼睛"的方式，或采用直接揭示人物心灵秘密的手法。前者如《祝福》中前后几次对祥林嫂眼神的描画，非常传神地写出了人物的精神状态。后者则如《兄弟》、《肥皂》、《白光》等对人物潜意识的描摹，带有心理剖析色彩。

c、鲁迅在写人物时，还注重以个性化的人物语言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有时即使"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像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

d、鲁迅小说在塑造人物时，还特别注重将人物摆在一定的环境中来加以表现，这种环境大到时代背景，小到人物具体生活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氛围，从而使作品对人物性格形成原因的揭示和对人物性格社会意义和时代意义的揭示都得到了强化。

《呐喊》、《彷徨》所建立的中国现代小说的新形式，既是自觉地借鉴外国小说形式的结果，也是由不自觉到自觉地借鉴中国传统文学(包括传统小说)艺术经验的结果；当然，借鉴并不能代替作家的创造，鲁迅的成功主要得力于他的无羁的创造力与想象力。鲁迅《呐喊》、《彷徨》正是"继承传统"与"冲破传统"的统一。

(2)如何理解小说的现代性扩展阅读

鲁迅的小说选材独特，在题材的选择上，鲁迅对古典文学中只选取“勇将策士，侠盗赃害，妖怪神仙，才子佳人，后来则有妓女嫖客，无赖奴才之流”的模式做出了改革，以“为人生”的启蒙主义式的创作目的，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

他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鲁迅在处理这些题材时又具有极其独特的眼光。在观察和表现自己的主人公时，他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即始终关注着“病态社会”里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精神“病苦”。

因此，在《故乡》中，最震动人心的不是闰土后来的贫苦，而是他一声“老爷”所显示的心灵的麻木。对知识分子题材的开掘，又着眼于他们的精神创伤和危机，如《在酒楼上》老辣的眼光看到了辛亥革命中独战多数的英雄摆脱不了孤独的命运，在强大的封建传统压力下又回到原点，在颓唐中消耗着自己的生命。

鲁迅的这些改革在《呐喊》和《彷徨》中就演化为“看/与被看”与“归乡”两大小说情节、结构模式。小说《示众》中所有人的动作只有“看”，关系也只有“看”与“被看”，由此形成了“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这种对立在《狂人日记》《孔乙己》《祝福》等小说中都有展现。

而在“归乡”模式中鲁迅不仅讲述他人的故事也讲述自己的故事，两者互相渗透，影响，构成一个复调，如在《祝福》中，讲“我”、“祥林嫂”与“鲁镇”的三重关系，这个关系中既包含“我”与“鲁镇”的故事，又包含祥林嫂与鲁镇的故事，然而读者往往忽视前者，前者讲一个“永远漂泊者”的故事，后者讲一个封建社会吃人的故事。

两个故事相串联，以祥林嫂的问题拷问“我”的灵魂，从而揭示“我”与鲁镇传统精神的内在联系。类似这种模式的小说还有《故乡》《孤独者》和《在酒楼上》。

『叁』 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论述《呐喊》《彷徨》的现代性特征

如果我们可以消解人为的抑或意识形态强加于鲁迅头上的神圣光环，或者祛除不分青红皂白的有意遮蔽与诬蔑，换句话说，如果（即使）能够中和鲁迅身上近乎两极分化式的酷评，如"最受诬蔑的人" 和"最勇猛坚决、正确伟大"等对鲁迅的形塑 的诸如此类的极端话语，我们仍然可以发现，毫无疑问，鲁迅依旧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鲜活、触目惊心与备受争议的灵魂之一。甚至可以推定的是，他仍然会在21世纪发挥他应有的不容忽视又个性十足的独特历史功用。

鲁迅研究成为一门声名显赫、研究资料近乎汗牛充栋的"鲁学" 无疑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鲁迅的无尽魅力甚至魔力 。然而，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人的鲁迅其小说集也不过三卷：《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共33篇。耐人寻味的是，鲁迅如何实现了从传统小说到现代小说以及他小说自身内部的两次"创造性转化"（creative transformation） ？尤其是，他又如何通过小说叙事模式的嬗变来呈现他对"现代性"的独特认知与迎拒姿态？

某种程度上，叙事方式的更新和递进是小说演变的灵魂。如人所言，"对新小说来说，最艰难、最关键的变革不是主体意识，也不是情节类型或者小说题材，而是叙事方式。" 。需要指出的是，"叙事模式"是一个众说纷纭、流动不羁的概念，但在本文中，它是指从叙述人营构、叙事的策略等总和所提炼出的不同范式（paradigm）。如人所论，"叙事方式是一组手段和语言方法，它们创造一个故事中介者的形象，即叙事作品中所谓的叙述者"。

在我看来，鲁迅小说的叙事模式基本上经历了可谓两次大的嬗变。一次是，如果将鲁迅从整体上置入"文学革命"的滚滚大潮中进行外部动态观照，他挟晚清小说界革命之威引领风骚，推动了中国小说叙事从传统渐次步入现代的转变，主要是《呐喊》、《彷徨》为代表；另一次则发生在其小说内部，鲁迅以其《故事新编》部分实现了他更新小说叙事、创设小说类型的企图，尽管这背后可能掩盖了我们不得而知的更大的叙事创新与文体学野心。

比较而言，有关第一次转变的研究往往声势浩大、成果迭出。一般而言，几乎所有专论鲁迅小说的著述都或多或少的论及了《呐喊》《彷徨》的叙述创新及其转折意义；而第二次转变的研究则相对比较薄弱。尽管自从它诞生那一天起就争议不断，但真正能将它置于鲁迅小说内部发展规律的平台上剖析，并指出其转捩与创新意义的研究极其罕见。 为此笔者的重点将适当向第二次转变倾斜，同时以巴赫金的小说性理论进行探究。所以本文的论述主要分如下三部分：1"小说性"理论的层面与可适用性；2鲁迅的力量，主要考察他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的角色；3狂欢：在意图与实践之间。主要探究《故事新编》的重要角色和地位。
）《呐喊》、《彷徨》的叙事更新。早在1923年，茅盾先生就灵敏地指出，"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 就连对带有左翼色彩的作家（品）不无偏见的夏志清也认为，"短篇小说一开始却是非常成功的。给这一类型文学奠下基础的是鲁迅。他在一九一八年发表的《狂人日记》，纯熟地运用了西方小说的技巧，与中国传统的说故事方法完全两样，因此可以称为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始祖。"

中国现代文学史家王瑶先生也强调了鲁迅的现代文学史上的奠基人地位，"鲁迅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扩大了新文学的阵地，同时由于这些小说内容的深刻，表现的新颖……为新文学奠定了基础。"

不难看出，鲁迅作为现代中国小说鼻祖的位置是得到公认的，同样，他在小说叙事模式的转换中也担当了类似角色。问题的关键在于：它是如何实现的？

在巴赫金那里，"小说性"和转型期紧密相连 的，而现代中国小说的诞生本身就暗含了小说性的内在特征：杂语性、兼容并蓄等。清末民初转型期的新小说自然也不例外，"新小说却是从其它文学形式获得不少灵感。笑话、轶闻、答问、游记、书信、日记、叙事诗、见闻录等传统诗文形式的渗入小说，都曾对新小说叙事模式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 反过来，恰恰是因为此特质，小说也被推上了历史潮流的浪头，为人瞩目。王一川指出，"中国人的新型现代性体验是与新的生活语汇如全球化世界概念、来自西方的科技话语和现代器物名称等交融在一起的……小说由于能以散文体方式叙事、抒情和议论，还可以把诗体等其他文类兼容于自身之中，因此得以成为容纳现代生活新语汇的合适形式。因此，小说在表现新型现代性体验方面交上了好运，成为现代文学的主导或中心性文类。"

鲁迅的《呐喊》《彷徨》同样也体现出其丰富的现代性，甚至是先锋性。从整体上看来，他除了延续旧有的体式-情节小说以外，还开拓出"以写实性生活片断为结构主体的片断小说"、"以刻画人物性格、勾勒人物命运线索为结构主体的心理小说"和"以特定的氛围渲染和情感、意蕴表达为结构主体的意绪小说" 等等。

"小说性"颠覆和解构的一面在鲁迅的《呐喊》《彷徨》中有非常醒目的表现，比如《狂人日记》。无论是反思国民性、痛陈封建礼义说教的罪恶都或具摧枯拉朽之气势，或意义深远绵长，在在令人省察。刘禾指出，"狂人日记却着重于中国历史的象征性病理诊断--暗含着西方规范的参照--它大大超出了任何个体心灵的字面解释" ，这无疑从内容上指出了其富含现代性的一面。王润华也在他的〈西洋文学对中国第一篇短篇白话小说的影响〉中缕述了果戈理《疯人日记》、迦尔逊《红花》和尼采《察拉斯忒拉的序言》等对《狂人日记》的叙事、内容、意义等的宏观的细微影响。

但需要明了的是，现代性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理解为反思和批判自我的态度和趋势，这当然也是后现代性得以发展的理由和空间之一。从此角度讲，鲁迅小说的现代性中也包含了另外一种独特的声音与反抗姿态，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鲁迅式的现代性"。显然，它包含了诸多复杂的指向和源泉：他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熟谙和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模式的独到品位及引领式论述 自然使他超越了许多时人对西方现代性的毫无保留拥抱的幼稚，反而多了几分少见的本土式的冷静与成熟。李欧梵在他著名的《铁屋中的呐喊》一书中探寻鲁迅的现代性的手法就是通过寻根传统却避开西方来展开。

鲁迅的通过译介和阅读外国小说以及留学日本的体验有使他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和坚持"拿来主义"的博大胸怀。同时，"也正是文学传统中的核心层次的那些要素，才决定着新文学在发愤精神、史传意识、抒情风貌、意境美感、白话文体等诸多方面同中国古代文学发生着深刻的历史联系，呈现了文学历史连续性的许多有声有色、诱人追寻的生动具体的形态。"

如果通读鲁迅这两部小说，我们可以发现，鲁迅的小说主题的现代性表达似乎背离了现代性的原初语境，而更多呈现出对乡土中国的深沉又细密的关怀与缠绕，如《阿Q正传》、《故乡》、《祝福》、《孔乙己》等莫不如此。"毫无疑问，鲁迅的作品被看成是中国现代性意义最典型的表达……也许更重要的在于，鲁迅表达了一种乡土中国的记忆，这些记忆从中国现代性变革的历史空档浮现出来，它们表现了与现代性方向完全不同的存在。鲁迅在这里寄寓的不只是批判性，而是一种远为复杂的关于乡土中国的命运--那些始终在历史进步和历史变革之外的人群的命运。" 如果非要给这种逸出与背离以现代性的名义的话，那它应该是"鲁迅式的现代性"。

『肆』 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质主要有哪些内容

这个问题很复杂。
首先，20世纪中国文学是现代性的还是近代性的，就是一个争论不休 的话题。例如杨春时、宋剑华就认为现代文学由于和世界文学存在着巨大的时差，所以我们的现代文学只能算近代性。另外，现代性这个概念的含义模糊也是这一问题得不到解决的关键。
分析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或近代性以及它的内容，学者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一、现代性与世界意识
从世界范围来看，文学的现代化起始于“世界历史”的形成和“世界文学”意识的萌发。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的观点，近代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和世界市场，消除了以往历史形成的各民族、各国的孤立封闭状态，日益在经济上把世界连成一个整体，才“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他说：“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很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①作为20世纪的文学，有别于20世纪之前各民族文学的显著特征是民族的相互往来与依赖使其成为人类的共同文学。也就是说，各民族文学的世界性交流的历史进程，导致了现代意义的世界文学的诞生。世界性、开放性，已成为现代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共同特征。同时，从世界范围来看，文学的现代化就是“世界文学”意识逐渐觉醒的过程。事实上，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尤其经过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民族文学长期的分散、隔绝发展已成为历史，民族壁垒的墙壁逐渐倒塌，整个人类的文学正朝着世界文学整体化的方向挺进。尤其在世界文化交流频繁的国家，一些有成就的作家就是在“世界文学”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

作为人类总体进化的一个过程，现代化具有世界性的弥散和扩张性质。现代化首先从西欧开始，随之通过殖民化弥散到美洲、澳洲、亚洲和非洲广大地区。因此，不同国家现代化历程的起步时间以及启动方式是各不相同的。美国社会学家M·列维将其分为“内源发展者”和“后来者”两大类型，即“早发内生型现代化”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区别。前者以英、美、法等国为典型个案。这些国家现代化早在16、17世纪就开始起步，现代化的最初启动因素都源自本社会内部，是其自身历史的绵延。后者包括德国、俄国、日本以及当今世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它们的现代化大多迟至19世纪才开始起步，最初的诱发和刺激因素主要源自外部世界的生存挑战和现代化的示范效应。②显然，中国的现代化也是属于这一类型的。“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中国是从19世纪开始进入由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现代化过程的，西方世界的霸权威胁与文明示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性因素。”在19、20世纪以前，中国面对的主要问题还不是外部世界的挑战，而是源自内部的物质危机。“只有到了19、20世纪，当西方的示范展示了一种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时，中国才对自身历史的内部挑战产生了一种多少是变化了的回应方式。这样，中国历史的内部要求与西方文明的示范效应叠加在一起共同制约着中国现代化的反应类型与历史走向。”③或者可以说，中国只有等它变成西方的对象时才开始进入现代时期，因此，对于中国来说，现代性的真谛就是对于西方乃至世界的反应。西方的入侵与影响成为中国谈论“现代”的起点，西方的入侵与影响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历史”，使“停滞”和“静止”的中国进入了“现代”的变革之中④。因此，现代化也被称之为欧化或西化。

随着列强入侵而逐渐加剧的西方文化的撞击造成了中国作家世界意识的勃发。西方文学的传入，使古典文学失去了耸动视听的效应。谭嗣同、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所提倡的“诗界革命”已标志着世界意识的觉醒。“诗界革命”以及后来的“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已大不同于以前任何文学革命运动，而是挟裹着世界的风雷，向古国文明挑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发韧之时，五四新文化先驱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世界化”的文化观念。陈独秀在《新青年》提出新文化运动的六条思想原则之一即是“世界的而非锁国的”。鲁迅在《随感录·三十六》中指出：“许多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胡适1915年夏秋在美国尝试白话诗运动之初就明确地宣言：“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也!”他把自己发动“文学革命”的意图与当时世界的“新潮”联系起来，这是只有在西方文化的冲突和交融中才能获得的新知。简言之，20世纪世界意识就是一种开放意识，即放眼全世界，以世界本体文化为本位来从事中国的文化与文学革新运动，把中国的文化与文学革新运动作为20世纪世界文化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看待。这一文化与文学革新意识的飞跃对于中国几千年自恃为“世界中心”的传统观念无疑是一个根本性的冲击。

在世界意识的驱动下，中国20世纪文学逐渐走向了全面开放。从清末民初的初步开放到五四时期的全面开放，到30～40年代的有限开放，以至到50～70年代的基本封闭，再到80年代以后的全面开放，实际上走过了一条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这其间长期的闭关自守虽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它却导致了以后更大幅度的开放和更深刻的变革。总的来说，20世纪中国作家惟有在对于他民族文学的借鉴之中，才可能全面而深刻地认识到本民族文学的特性及其在世界文学总体中的地位，才可能实现对于本民族传统文学的扬弃、继承和发展。正是世界文学意识的觉醒使他们开始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探索中国文学革新的道路，开创中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充满创造和变革的伟大时代。20世纪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是崭新的社会；对于中国文学来说，是崭新的文学。在20世纪里，中国文学真正冲破了几千年的古典模式，开始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国文学真正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形成了与世界文学对流、互补与融合的格局。可以说，20世纪中国文学确实走了一条与中国传统文学和西欧近代文学迥然不同的道路，即在艰难曲折中探索中国文学现代化的道路。

客观地讲，“现代性”本身就昭示着一个人类进化的链条上崭新的历史阶段的形成。在世界文学的影响下，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把西方的近代、现代的两个阶段性进程压缩合并，一起完成（并非如杨、宋二位先生所言，一定要经历一个像欧洲那样漫长的近代文学阶段，中国文学才可能进入现代阶段，否则就要补上历史这一课），从而构成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独特类型与历史走向，这也决定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本身具有兼容并包的性质。也就是说，尽管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尤其是欧美文学的发展并不同步，其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这并不妨碍它的现代性质。因为20世纪中国文学从19世纪后期到五四时期，再几经历史风雨的洗礼，至80、90年代的大踏步进取，中国文学就完成了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过渡与转型，而且这种过渡与转型，又常常把世界文学的近代性与现代性糅合在一起，所以，它既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学又不同于西方的近代文学，它在实质上是现代性的文学，或者说是近代、现代交叉复合型的文学。

二、现代性与先锋意识
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先锋性主要不体现在对西方现代主义的追寻上，而是体现在中国作家为适应中国现代化的需要，对包括现代主义在内的一切现代世界先进的文学资源的合理吸取与综合运用上。中国20世纪作家将现代性追求视为文学的主题，而并不把现代主义视为最高表现形式，但也并非排斥西方的现代主义。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比西欧晚了几百年，一下要从古典形态过渡到现代形态，它所缺乏的中间因素太多。为了追上世界现代化的步伐，只有把西欧几百年的历史采取横向“拿来”的办法，因而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就走完了西欧几百年才走完的历程，西欧几百年的文学历史也就在中国文坛迅急地重演了一遍。西欧近现代文学的多种潮流，如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意象主义、现代主义等在古老的中国都有了传人。由于“拿来”的急迫，很多东西只是浮光掠影地一晃而过，并没有在中国文坛留下深深的痕迹，只有在经过了一个长长的封闭时期以后，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吸纳与整合似乎显得更成熟一些了。由于中国是在被动挨打的局势下对外开放的，是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中放眼看世界的，是在社会与文化相当落后的状态下走上现代化之路的，因而，中国20世纪作家的文学接受与创造担当了道义、思想、精神之责，他们对世界现代文学的看取是有选择性的，他们的创作不是仅仅代表自己或少数人，而是代表整个民族言说，述其生活、情感、思想、精神与灵魂。正因为这样，现代主义文学在20世纪的中国成长得十分艰难，中国的客观现实对它的冲击和抑制太大了，以至在中国文坛不能占据更多的空间。尽管如此，它作为一种文学潮流，在20世纪中国一直潜滋暗长着并几度呈兴盛之势。在五四时期，它就播下了生长的种子，从鲁迅《野草》的象征主义、郭沫若《女神》的表现主义、胡适尝试诗的意象主义中亦可见一斑。20年代中后期，李金发开创了象征主义诗歌流派，然后由新月派、象征派汇聚而成的现代诗派在30年代以《现代》、《新诗》为大本营，形成了强大的阵营，加上新感觉派小说，现代主义在30年代酿成大潮，竞一时之盛，与现实主义形成对峙与竞争的格局。

正当现代主义发展方兴未艾之时，一场比鸦片战争更具威胁性的外民族侵略战争，改变了它的历史进程，即它再也不是在与现实主义的对峙中求得独立发展，而是努力向现实主义依归。于是，现代主义在40年代一度处于衰落与冷落的境地。虽然在抗战爆发、大敌当前的特殊时期，中国现代主义受到了抑制，但当抗战处于持续阶段，社会生活与情感变得更加错综复杂的情势下，现代主义又再度兴盛起来。仅以诗歌为例，就有冯至、卞之琳等现代派诗人创作的活跃，并且先后在40年代中期的西南联大和40年代后期的上海出现过两次具有连续性的现代主义诗潮，而且由此形成了令后人刮目相看的现代主义诗派——九叶诗人。这说明现代中国并非“缺乏现代主义生长发育的文化环境与现实土壤”，现代中国不是不需要、不接纳现代主义，而是现代中国的外部条件一度限制了它的发展，它的半途衰落，并不主要是中国文学内部发展规律使然，也不是现代主义自身的局限所致，而是外在社会局势影响的结果。也就是说，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沉落是合目的的，但是不合规律的。现代主义作为20世纪世界先锋文学的组成部分之一，20世纪现代情绪的重要表现方式，对现代中国必然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所以，当再次打破思想禁锢的新时期到来之后，它必然再一次被中国作家所看取。这一阶段与以前所不同的是，大多数作家更多地表现出对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发展起来的各种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先锋艺术的独特青睐，使它们在短短十余年间于中国大地上重演了一遍，其多变性、多样性、丰富性，是以前所不可比拟的。任何在西方近两年出现过的现代观念、技巧和流派，在我们这里都出现过了，对西方现代文学的摹仿、借鉴成为许多作家在文坛站住脚的途径，成为一种普遍的时髦，成为争夺文坛话语权的大好策略。这不仅说明中国作家与世界文学接轨的主观愿望异常强烈，而且说明现代主义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种不可遏止的潮流。

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一翼的现代主义文学，在艰难曲折的生存处境中却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它在表现技巧、思维方式和审美趣味上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20世纪中国杰出的作家行列中，不少是现代主义作家或曾受过现代主义一定影响的作家。在20世纪中国文坛最优秀的作品中，现代主义作品占有相当的比重。其实，现代主义在中国往往不是以赤裸裸的身份而是以隐蔽的形式存在着，它发散性地渗透在许多非现代主义作家的创作中，在许多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品中，或多或少地吸纳了现代主义的养分。如鲁迅、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茅盾、老舍、洪深、曹禺、沈从文、张爱玲、汪曾祺、艾青、王蒙、张贤亮、韩少功、王朔、贾平凹、刘索拉、莫言等著名作家就是如此。这表明，现代主义作为20世纪先锋艺术，在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着中国作家的艺术创造。

由此可见，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并没有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潮，或者说现代主义只作为一种文学潮流而存在，这不仅是中西20世纪文学在共时性的发展中同时又有着历时性的差异造成的，也是二者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学传统造成的。“当中国文学在现代性旗帜下与中国古典主义告别的时候，西方文学则是在告别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的过程中获取自己的现代性的，它们的现代性是与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区别的。但西方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西方的现代主义的影响在中国共同参与了中国文学家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变所做的努力，它们共同起到了促进中国文学由旧蜕新的现代化转变。”⑤难怪王富仁先生把“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统称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它不但包括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现当代文学作品，也包括受西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影响的现当代文学作品，这不是没有一定道理的。我的意思是不能将文学的现代性孤立视之，它是相对其背景而存在的，它的性质与意义取决于它在其文化结构中的位置和功能。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相对于西方近代文学是现代性的，西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相对于中国古典文学是现代性的，它们相对其不同的文化背景与结构而存在。忽略文化背景与文化结构，孤立地抽象地谈论文学的现代性，为文学规划统一的价值与参照，其结果是对多种文明、语言文化、生活形态、精神方式的取消。

三、现代性与民族意识

悠久的历史与灿烂的文化造成了中华民族强烈的民族自尊并进而铸就了忠诚于本民族的传统。进入近代以来，这一民族传统精神在外来侵略的刺激下日益勃发，成为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先导。现代民族主义在反封建的斗争中找到了民族进步、民族独立的新方向。中华民族要真正实现民族进步与独立，则首先要使自己强大起来。要强大则要向世界上先进国家学习，取长补短，因而对外开放则是必然的；与此同时，要摆脱被侵略被瓜分的危险，则必须坚决以社会改革为手段，建立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其实这两者的统一，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现实起点。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这二者往往是不平衡的。当民族危机显得相当深重时，对西潮的引进则受到抑制，如近代和30、40年代。当民族危机有所缓解之际，对西潮的引进则大胆而自信，如五四时期和新时期。当然，50～70年代，由于受帝、修的挤压，我们的国际交往基本关闭，这一时期我们奉行的是民族主义，确切地说，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由此可知，民族主义思潮是中国20世纪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个强光点，也是摄取并折射那个时代雷电风云的一面聚光镜。正是这样，我们20世纪的中国文学也往往被民族主义所裹挟。在强大的现代性挑战面前，民族主义的有效方式就是对原有的东西的发展和对自己既成的价值系统的改造与更新。我们看到，在20世纪中国文坛，多次掀起寻根的浪潮，寻根意识成为20世纪中国作家对应外来思潮的一种手段，成为他们宣泄民族自卫情绪的一种有效方式。同时，我们看到，在20世纪中国文坛，一面是极端的西化（欧化）、艺术化，一面是民族化、大众化。对于民族形式、民族风格的强调，有时甚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整个看来，中国文学在民族化的努力中，确实使文学适应了广大民众长期积淀而成的文化心理和集体无意识的审美趣味，并且重新发掘了民间文学的许多优秀遗产，纠正了文学发展中某些西化的弊端，丰富了文学的表现手段和技巧。当然，民族主义思潮与反传统的西化思潮的对峙，对于现代化来说，也会导致适当的平衡。在有效的保守与有效的激进的强力中，中国文学才能在“中西新旧”合理配置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化。例如中国现代主义是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而发生发展的，但中国现代主义作家在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接纳中就受到了民族主义思想的强力制约，尽管他们面对传统常常表现出鲜明的反叛姿态，但他们在创作中不能不受到传统文化情结和民族审美心理的牵制，所以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就有了相异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特质。这其中，戴望舒、卞之琳、冯至、穆旦、施蛰存、穆时英、钱钟书、王蒙、莫言、残雪等作家是最好的例子。这也表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变不仅是西方文学影响的结果，也是中国现代作家以自己的方式综合并发展中外文学传统的结果，是受中国现当代文化环境制约的结果。也就是说，只有“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既外应世界潮流，又内承民族传统，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才可能真正实现，即只有注重世界性与民族性的高度统一，即在外来文学民族化、民族文学现代化的双向转化中才可能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学。

四、现代性与人性意识

人性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现代化的真正思想，是一切价值之源。但现代化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间也有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地方，因为现代化本身是一场历史变迁，以工业化、都市化和理性为标志的西方现代化世界日益暴露出诸多弊端，它造成了人的新的异化，对人性的自由全面发展造成了新的限制、销蚀乃至奴役。中国的现代化是由落后的农业文明逐渐向工业文明过渡的过程，因而在寻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中，难免困难重重，难免出现大的曲折和反复。但是，现代化毕竟向人们提供了新的条件，使其得以在一个新的高度全面自由地发展自身。一个发达的开放的现代工业社会，与一个文化教育落后的闭塞的农业社会，在给人类以发展自身潜能并获得自由方面，完全无法同日而语。“人的自由、解放是一个辩证的过程，现代化社会是这一过程中水准较高的一个阶段，并且将向更高的阶段过渡。”（10）

五、现代性与创造意识
杨、宋二位先生认为：“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我们并未营造出真正成熟的现代文学形态。”这实际上是对20世纪中国作家的创造精神的忽视。20世纪中国作家的创造意识是相当强健的，其创造业绩是多方面的。像鲁迅、茅盾、郭沫若这种集多种创造于一身的作家，在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也并不多见；像老舍、巴金、沈从文这样高质多产的大作家、像曹禺这样优秀的戏剧家、像戴望舒、艾青、穆旦这样出色的诗人，在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也并不逊色；在某一方面有相当独特创造的作家更不在少数。正是这些众多作家的创造精神的焕发，构成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求，构成了中国文学的求新求异的现代性趋向。

20世纪中国文学显然比中国古代文学获得了更高的艺术自觉性。这种艺术的自觉性，主要是指作家挣脱了那“精神的动物世界”，挣脱了千百年来心理偏见的束缚，他们以强烈的新鲜感领悟生活，呈现出广泛的精神兴趣和深刻的精神追求，在他们那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11）从他们身上，我们能够看到古代作家所无可比拟的心灵的宽广度和灵敏度，能够看到他们那丰富的艺术创造力。应该说，中国作家的艺术的自觉是由其创作的多方面构成的，但最重要的方面乃是其艺术创造的生动性与丰富性。崭新的外来影响给他们以精神上的刺激与启发，扩大了他们的视野，使他们对事物取新颖的看法，对旧的文学取怀疑、攻击或重新估价的态度。打破了传统思想束缚的他们无拘无束地向多方面探寻，伴随着高度的兴奋、热情与活力。这一时期文学的发展从大的趋势上看是由同趋异，由单一变杂多，由一统成多元。传统文学即使没有完全倒塌，至少也部分疲软，因而必定极大地激发作家的创造热情。晚清“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已开始表现出独特的创造性。创造精神的高扬至五四时期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尼采的自我创造价值论和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风靡文化界。郭沫若等人甚至将他们的文学社团称做“创造社”。“五四”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期，也是一个大胆探索、追求创新的时期。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时代潮流，对作家创造力的开发，潜力的解放以深刻的影响；喜新厌旧的时代心理给作家求新意识和独创精神以极大的刺激。他们不断地向规范挑战，以新、奇、怪的艺术实践向着统一模式的旧文学规范冲击，以各色各样的花来取代枯燥单一的花，用最不合常规的方式向着习以为常的方式挑战，用最具异端性质的怀疑来对待过去的一成不变的最神圣的东西。他们正是在这生动的造化中，创造出了千姿百态的文学形式、多种多样的创作方法和异彩纷呈的艺术风格，使新文学形成多元发展的态势。特别是鲁迅、郁达夫的小说，郭沫若的诗歌，显示了与古代文学完全不同的存在方式和意义，从而奠定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形态与主导性的审美标准。即使在社会危机、民族危机提到了人们注意的高度，社会的改造和民族的拯救成为突出的中心课题的30、40年代，作家们的创造精神仍然强旺。他们以多种方式开拓了中国文学的发展道路，丰富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多面性格。不但老舍、巴金、沈从文、曹禺、路翎、艾芜、沙汀、戴望舒、艾青等作家对艺术作了多方探求，保持了独特的艺术个性，而且一批有作为的青年作家也不满足于单调的艺术方法和风格，对综合的追求越来越高（如七月诗派与九叶诗人）。在50、60年代，作家们的创造激情也并未消失。而到了思想解放的80年代，作家们又迸发出极其强旺的创造热情，优秀的作家都在艺术上有一种不受羁绊的自由创造的特质。一个开端（五四时期）和一个结尾（80～90年代），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艺术自觉的高峰期。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确实给中国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文学资源，大大革新了中国文学的面貌。

当然，20世纪中国作家的艺术创造意识的勃发，也是相对作家自己的处境而言的。其实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作家一直都面临着理想与现实、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守成与创新的矛盾困惑，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咀嚼着置身于现实种种矛盾中的身不由己的心灵痛苦。如在中西文化选择上，一个明显的印象是，中国知识分子作家易于摇摆，昨天对传统全盘否定，今天又饥不择食地向传统翻寻；明天把这个奉为圭臬，今天对那个顶礼膜拜，这种频繁的转向与更替，说明中国知识分子作家还没有建立起本民族积极健康的心理结构。当一个民族对纷繁复杂的世界潮流还不知所需，无所适从，还没有建立起吐故纳新的心理结构时，那么该民族还不可能产生真正稳定的现代文化与文学，其潜在的创造力也就不可能更大程度地得到发挥。这种情况，在中国社会尚未真正在政治、经济以及其他各方面强大起来，居于世界前列之时，可能会继续存在，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最后我要谈的是，20世纪中国文学具有现代性质，并不是说它已经具有十足的成熟的完整的现代形态了。由于中国错综复杂的情势所致，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还远远没有完成，而且从其形态与内涵来看，还存在很多空白和缺陷，中西文学的时差所带来的局限性在某些方面还相当突出。但是，“现代性”并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个动态性概念，它意味着一种富于弹性与活力的状态，一种未完成的过程，一种当代世界正在持续着的历史演进。所以，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还处在一种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之中，它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加快其前进的步伐。

『伍』 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质主要有哪些内容请简答。

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质主要有以下表现：1、语言风格与语言形式接近现代人的生活习惯，从偏于纪实到抒情手法的运用，也有很大的转变；2、内容上多反映的是现实在个体心灵中的照映，注重的是个人情感的抒发，摆脱说教意识；3、开始自觉尝试多种艺术表现手法，从单线叙述开始转向双线甚至多线叙述，文学构思开始呈现多元化的趋势；4、开始有意识地将外国文学理论作为创作的指导，开始有意对外国经典文学进行模仿；5、现代文学的流派不断增多，文学体裁、文学表现的内容都呈现出一种多样性。

『陆』 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是什么

自文艺复兴以来，始终存在着对宗教进行严厉批判、妄想消灭宗教的思潮和代表人物。但宗教始终没能被消灭。事实上，除了象道教这样缺乏改革冲动的宗教以外，世界上主要的宗教不但没有衰亡，反而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象基督教神学在二十世纪就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产生了一批世界级的思想家。佛教和伊斯兰教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曾经有人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以科学代宗教”的主张，但他们的论点不但从学理上站不住脚，而且也已为历史事实所击碎。值得注意的倒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吕澄、李淑同和刘小枫等美学家和艺术家从美育走向了宗教。这说明了宗教有其本身不可代替的价值。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没有也不可能摧毁宗教，其他文化形式也不可能取代宗教。
宗教是不可以被取代的。我们不能设想没有宗教的文化会是什么样子。假如阿拉伯人没有伊斯兰教，假如西方人没有基督教，假如中国人没有佛教，那么他们的文化会是什么样子？设想有一种文化会脱离了宗教而发展是愚蠢的。有人曾经做过这样的蠢事，蠢事是不可能成功的。宗教是人的终极关怀，因而与人的生存本质相关。历史上的宗教可能被意识形态的毒质所污染，但宗教的本质是不会被污染的。宗教的本质是永远是纯净的。它既在于它自身之中，又内在于一切文化形式中。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皆不能摆脱宗教。
回顾一个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研究历程，可以看到宗教与文学的关联。我们可以列举出相当一批与宗教文化关系密切或有着不同程度关联的现代中国的重要作家，诸如鲁迅、周作人、巴金、老舍、曹禺、冰心、许地山、丰子恺、郭沫若、郁达夫、茅盾、沈从文、艾青、徐志摩、戴望舒、朱自清、林语堂、废名、张爱玲、庐隐、萧乾、宗白华、夏沔尊、冯至、施蛰存、张资平、何其芳、孙犁……等等。“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各不同时期有特色有影响的作家都与宗教文化有着某种关联。”（刘勇《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3页）这种关联的发生是很自然的。尽管五四时代及其以后的科学主义思潮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占有压倒优势，但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宗教情结却始终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近代传入的基督教和固有的儒、佛、道传统合流，在新的历史情境下维系了中国人的终极关怀，并若隐若现地通过种种途径表现出来。在观念层次上，尽管与日本、与西方有很大的差距，也还是不乏对宗教的深入研究与探讨。
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宗教当属基督教和佛教。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引起了许多复杂而深刻的矛盾冲突，对它的影响要做正确的评价和分析。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基督教激活了中国人已经气息奄奄的信仰精神，使中国人从委顿中醒来，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和精神生活，一如当初佛教初传时候一样。中国新文学的先驱们就已经注视到了基督教文化的独特作用和价值。陈独秀1920年2月1日在《新青年》第七卷第3号上发表《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对基督教的平等博爱、牺牲奋进、至上人格、反思忏悔等精神品格表示了热烈的颂扬。在他看来，“基督教是爱的哲学”，“基督教的根本教义只是信与爱，别的都是枝叶”。他呼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如果说陈独秀还主要限于从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来鼓吹基督精神的话，那么鲁迅则直接切入了文化和文学的内核。他在著名的《摩罗诗力说》里高度评价了希伯来文学的殊胜意义：“虽多涉信仰教诫，而文章以幽邃庄严胜，教宗文术，此其源泉，灌溉人心，迄今兹未艾。”他呼唤“精神界之战士”在中国的出现，这里面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深沉的基督教精神。周作人所提倡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以人道主义的“爱的哲学”通向了基督教的“博爱”主题。他说：“现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差不多也都从基督教精神出来……近代文艺上人道主义思想的源泉，一半便在这里。”（《圣书与中国文学》）还从艺术发展的角度肯定“文学与宗教确有关系”，“文学的发达，大部出于宗教”。“人类所有最高的感情便是宗教的感情，所以艺术必须是宗教的，才是最高尚的艺术。”
从创作实践来看，新文学中出现了一批深刻体现基督教精神的作家和作品。冰心 作品中的“爱”的主题，明显来自作者对基督教的博爱精神的深刻体认。而随着新文 学的不断深化，基督教文化的更深层次的影响逐渐显现出来。如有的学者所指出：“郁 达夫作品中无休止的忏悔意念，曹禺作品中摆不脱的原罪倾向，巴金作品中醇厚执着 的人道主义责任感，老舍作品中无处不在的平民意识，以及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等等， 这些蕴涵着基督教文化精神的艺术思考，无疑使中国现代文学在思想内涵方面具有了 某种新的文化特质。”（刘勇《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

佛教在近代中国的文化影响也许更加值得我们注意。以杨仁山先生为首的佛教居 士和僧人，使中国佛教从明末以来的极度式微的局面中摆脱出来，逐步走上了复兴之 路，给中国近代文化以深刻的影响。佛教中本来所有的自由精神、独立意志、进取精 神和牺牲精神与近代西方文化的自由精神相结合，使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活动重 新焕发了活力。一方面是新的具有入世精神的“人间佛教”佛教的形成和发展，另方面是文学艺术活动中的佛教精神的新展现。以鲁迅为例。鲁迅可以说是现代中国作家 中对人生的认识和体验最深刻的人物。他的作品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而他对日常生 活中的平庸和卑微的小人物的描写，常常使人喘不过气来。他关注人的苦难，关注中 国人的国民性，其实都与他对佛教的偏好有关。佛教本来就起源于解脱人生苦难的要 求，而人生最难摆脱的当然是死亡的威胁。鲁迅从自身的苦难中体会到了人的生存的 严酷，从而孳生出解脱的大愿。他探寻过多种道路，包括外在社会政治革命。但鲁迅对政治革命实际上并不报多大的希望。《阿Q正传》典型地表明了这一点。所谓的“国民的劣根性”其实植根于人性的黑暗中，也就是佛家所说的“无始无明”中。所以鲁迅始终是很悲观的，这使他既摆脱了一般作家的肤浅的乐观主义，也使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看穿人生的苦难，与政治操作保持一定的距离。
在其他一些人那里，佛教文化的表现采取了不同的形式。苏曼殊的作品尽管不多， 却能以惊才绝艳的文笔，写出佛法追求与爱欲之间的深刻纠缠，突显了悲剧性的意味。而周作人、废名、丰子恺等人则以从容而优雅的笔触，表现了一种禅的精神。宁静淡泊、清幽旷远的人生境地和舒缓雅洁、坦荡从容的心绪，使读者在动荡混乱中依稀看到了一片古老的精神家园。但这决不是对传统佛教和禅宗的简单回归，而是灌注了近代文化精髓、荡涤了传统文化渣滓的新的精神意向。其他的作者如许地山、沈从文等则表现了一种把多种宗教结合起来的意向。许地山的《债》里即包含着三层意蕴：第一层是还债人的佛家慈悲为怀的心肠和儒家高度自觉的忧患意识；第二层是岳母所信奉的顺着境遇做人，弃绝非分之想的道家人生哲学；第三层则是“还债人”那种深刻而莫名的基督教的忏悔意识和献身精神。这种多重宗教意蕴还可以在林语堂等人那里看到。

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不止体现在宗教情结上，还体现在叙事结构、艺术语言和艺术意境上。中国现代文学的浓烈的抒情性和深层次的隐喻性，显然来自基督教文学的刺激。佛教文化对现代白话文运动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而艺术氛围和意境的营造，则与宗教意识的流注密不可分。
文学与宗教是不可分割的，中国现代文学和宗教文化同样是不可分割的。尽管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对宗教采取了极端的态度，但改革开放以来宗教又明显地呈现出自身固有的活力。在作家的笔下，宗教精神和宗教意识也多姿多彩地表现出来。贾平凹、张承志、张炜等人的创作，显然自觉地走向了某种宗教追求。尤其是张承志的《心灵史》，极其悲壮地展示了一个民族为信仰而战的历史，在当代文学中具有震撼性意义。这也许象征着未来中国的精神路向。

『柒』 如何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及体现在那些方面

（1）文学从一般的文字文章以至于文化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自觉的、独立的，同时又是面向整个社会的艺术。 （2）以改变文学语言为突破口，对文学的形式、表现手法、内容，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变革，产生了不同于传统文学的新的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还引进和创造了散文诗、报告文学、电影文学等新的体裁。 （3）创作主体的个性、自我意识和描写对象社会化的广度与深度，都得到从未有过的强化，成为作家迫切的自觉的追求，并且相辅相成地结合在一起。 （4）现代意义集中表现在对于人的命运和人民、民族命运的关注（不同于传统的“仁”和传统的爱国主义）。现代的民主主义（包括个性主义、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是新的文学主潮的思想基础。 （5）作品一般都具有强烈的理性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从二十年代中期起，单纯着眼于宣传鼓动的作品大量出现。抒情文学在最初的十余年里有过繁荣，三十年代中期以后却日见萧条，直到七十年代末期才复苏过来。 （6）知识分子的道路、农民的痛苦——抗争——解放、武装斗争（阶级的和民族的战争），是作品中最常见的题材。历史人物和事件得到新的描绘，外国题材比较多的进入中国文学作品，关于人物内心生活，包括潜意识的渲染也开始出现。 （7）作家和读者之间有更为广泛和亲切的交流。大众化和化大众（教育群众）这既矛盾又统一的双重任务加强了文学与人民群众广泛深刻的学校，并在现实生活（主要是政治斗争）中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不过，同时也相对地忽略了艺术本身的提高和文学多种功能（特别是审美作用）的全面发挥。 （8）现代文学诚然是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学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发展，也是广泛接受了世界文学新潮滋养的产物。通过外来影响的民族化和文学传统的现代化，才创造出新的民族文学，并且成为现代世界文学的自觉成员

『捌』 什么是现代性

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 ——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85页。 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 我们可以把现代性当作是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人们反思世界的秩序，人类生存地的秩序，人类自身的秩序，以及前面三方面的关联之秩序；现代性是一桩思的事情，是关切的事情，是意识到自身的实践，是一个逐渐自觉的实践意识，一种在假如它终止或仅仅衰落了的情况下对所留下的虚空所产生的隐忧。 现代性的历史就是社会存在与其文化之间紧张的历史。现代存在迫使其文化站在自己的对立面。这种不和谐恰恰就是现代性所需要的和谐。 Zygmunt Bauman, 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Cambridge: Polity, 1991,pp.5,10. 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 问题在于答案不只是资本主义（马克思），合理化（韦伯），功能性区分（帕森斯，卢曼），也是政治自由、民权和市民社会的动力学。这一答案的要点在于，道德和正义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决不是外在局部的变量，而是相反。现代性中有一个独立的（同时是古代的也是现代的）的意义源头，这就是政治自由。这个源头决不会因日常使用而枯竭--实际上，它激发了更有活力的东西。从这个观点来看，现代性意味着一个传统确定性的世界正在衰竭，正在被取代--如果我们幸运的话--亦即被合法允准的个人主义所取代。 Ulrich Beck, World Risk Society, Cambridge: Blackwell, 1999, p.10. 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 假如我们仔细地聆听20世纪的作家和思想家们关于现代性的说法，并把它们与其19世纪的前辈加以比较的话，我们将发现这种说法的视野明显地狭窄了，想像的范围也缩小了。我们19世纪的思想家们既是现代生活的狂热追随者，又是它的敌人，他们永不疲倦地和现代性的含混和矛盾做斗争；他们的自我反讽和内心紧张乃是其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而他们20世纪的后继者们则更加倾向于死板的两极和平面性的整体化。现代性要么沉溺于盲目而无批判性的热情，要么因其新奥林匹亚式的疏离和轻蔑而遭到指责；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它都被构想为一块封闭的独石，现代人无法雕塑它或改变它。现代生活开放的视野已被封闭的视野所取代，即是说，过去是既要这个又要那个，如今却以非此即彼来取而代之。 Marshall Berman, All That is Solid Melt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New York: Penguin, 1982, p.24. 梅泰．卡利奈斯库（Matei Calinescu） 要确切地说出何时人们可以谈论两种不同的且尖锐冲突的现代性的出现，是不可能的。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在19世纪上半叶的某个时刻，两种现代性之间出现了不可弥合的分裂，一种是作为西方文明历史中某个阶段的现代性--它是科学和技术进步的产物，工业革命的产物，资本主义所引起的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变迁的产物。另一种是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从那以后，两种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无法化约的敌对性的，尽管在彼此要竭尽全力消灭对方的过程中并不认可彼此的影响，却也激励相互之间影响。 关于第一种现代性，亦即现代性的资产阶级观念，我们可以说，从总体上看，它延续了现代思想史早期的卓越传统：进步的信念，坚信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可能性，对时间（可测量的时间，亦即可买卖的时间，因而像任何其他商品一样，可计算成货币的等价物）的关注，崇拜理性，限于抽象的人道主义体系内的自由理想，还有实用主义取向，以及对行动和成功的崇拜等--所有这一切在不同程度上都和渴望现代的斗争密切相关，它们作为中产阶级所确立的成功之文明中的核心价值观而充满活力。 与此相对，另一种现代性，亦即演变成先锋派的现代性，在其浪漫主义发轫之初，就倾向于一种激进的反资产阶级态度。它痛恨中产阶级的价值标准，并借助极其丰富多彩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痛恨，从反叛、无政府主义和末世论，到贵族式的自我流亡。所以，界定文化现代性的决不只是其种种积极的目标（尽管它们常常毫无共同之处），而是它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彻底拒绝，是其毁灭性的否定激情。 Matei Calinescu, Five Faces of Moderni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41 42. 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 从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来看，现代性已被视为导致了将统一性和普遍性观念强加于思想和世界之上的探索。实际上，它的使命就是要把有序强加给无序，把服从的规则强加给未开垦处女地。然而，随着权力的全球平衡正在从西方转移出来，随着更多的声音对西方反唇相讥，出现了这样的强烈感觉，即现代性将不会是普遍化的。这是因为现代性既被视为西方的规划，又被视作西方价值观向全世界的投射。事实上，现代性使得欧洲人可以把自己的文明、历史和知识作为普遍的文明、历史和知识投射给别人。 Mike Featherstone, Undoing Culture: Globalization, Postmodernism and Identity, London: Sage, 1995, p.10.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我知道，人们把现代性作为一个时代，或是作为一个时代的特征的总体来谈论；人们把现代性置于这样的日程中：现代性之前有一个或多或少幼稚的或陈旧的前现代性，而其后是一个令人迷惑不解、令人不安的"后现代性"……我自问，人们是否能把现代性看做一种态度而不是历史的一个时期。我说的态度是指对于现时性的一种关系方式：一些人所作的自愿选择，一种思考和感觉的方式，一种行动、行为的方式。它既标志着属性也表现为一种使命。当然，它也有一点像希腊人叫做ethos（气质）的东西。 ——福柯：《何为启蒙？》，载《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533、534页。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我区分了现代性的三种主要来源，其中每一种都与另一种相关联： 时间和空间的分离。这是在无限范围内时空延伸的条件，它提供了准确区分时空区域的手段。 脱域（disembeding）机制的发展。它们使社会行动得以从地域化情境中"提取出来"，并跨越广阔的时空距离去重新组织社会关系。 知识的反思性运用。关于社会生活的系统性知识的生产，本身成为社会系统之再生产的内在组织部分，从而使社会生活从传统的恒定性束缚中游离出来。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46、47页。 于尔根．哈贝马斯(Jugen Habermas) 现代性的观念与欧洲艺术的发展密切相关……韦伯给文化的现代性赋予了实质理性的分离特征。表现在宗教与形而上学之中的这种分离构成了三个自律的范围。它们是科学、道德和艺术。这三个方面最终被区分开来，因为与宗教和形而上学结为一体的世界观分道扬镳了。自18世纪以来，从这些古老的世界观中遗留下来的问题已被人安排分类以列入有效性的特殊方面：当作知识问题，公正性与道德问题、以及趣味问题来处理。科学语言、道德理论、法理学以及艺术的生产与批评都依次被人们专门设立起来。人们能够使得文化的每一领域符合文化的职业，而文化领域内的问题成为特殊专家的关注对象。对文化传统所做的这种职业化处理办法先于文化这三个方面的每一个内在结构，那么出现的认识 工具结构，道德 实践结构，以及审美表现的合理性结构，每一结构都无一例外地处于专家们的控制之中……18世纪为启蒙哲学家们所系统阐述过的现代性设计含有他们按内在的逻辑发展客观科学、普遍化道德与法律以及自律的艺术的努力。同时，这项设计亦有意将上述每一领域的认知潜力从其外在形式中释放出来。启蒙哲学家力图利用这种特殊化的文化积累来丰富日常生活--也就是说，来合理地组织安排日常的社会生活。 ——哈贝马斯：《论现代性》，载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 17页。 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 我们用"现代"这个概念所表达的意思，是导向某些独特性或社会特征出现的单一过程，正是由于这些特征合在一起，为我们提供了"现代性"的定义……现代社会的特征或特性有： 1. 在明确地域边界内运作的政治权力的世俗形式，以及政体和合法性权威和概念，这些是现代民族国家宏大复杂结构的特征。 2. 基于市场大规模商品生产和消费基础上的货币交换经济，广泛的私有制和系统长期基础上的资本积累。 3. 带有固定社会层级系统和交错的忠诚特征的传统社会秩序的衰落，劳动的动态的社会分工和性别的分工的出现。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就呈现出新的阶级形态的特征，男女之间独特的父权制关系。 4. 传统社会典型的宗教世界观的衰微，世俗物质文化的兴起，展现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个人主义的、理性的和工具性的冲动。 还有两个方面与我们的现代性定义有关，它们可以松散地归之于"文化"的范畴之下。一是生产知识和把知识分门别类的方式。现代社会的标志是一个新的理智的和认知的世界之诞生……二是本书采用的现代社会分析方式，它强调作为形成过程一部分的文化身份和社会身份。 Stuart Hall & Bram Gieben, eds., Formation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1992，p.6. 亨利．列菲伏尔(Henry Lefebvre) 我们把现代性理解为一个反思过程的开始，一个对批判和自我批判某种程度先进的尝试，一种对知识的渴求。我们在一系列文本和文献中接触到它们，它们带有自己时代的标志，然而又超越了时尚的诱惑和新奇的模仿。现代性不同于现代主义，就像一个在社会中加以阐述的概念有别于社会现象本身一样，恰如一种思想迥异于实际的活动一样。 Henry Lefebvre, Introction to Modernity, London: Verso, 1995, pp.1 2. 伊曼努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 现代性的本质特征在于从借助认识达到存在的同一和占有，转向了存在和认识的同一。这个从思（cogito）到在（sum）的历程达到了这种程度，即认识的自由活动，以及脱离任何外在目的的活动，将在倾向于所认识之物中来发现自身。这种认识的自由活动也将逐渐构成作为存在的存在之奥秘，无论通过认识所把握的是什么。 Sean Hand, ed., The Levinas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1989, pp.77 78. 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 Francois Lyotard) 无论在何处，如果没有信仰的破碎，如果没有发现现实中现实的缺失——这种发现和 另一种现实的介入密切相关——现代性就不可能出现。 Jean Frranc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Explained, Minneapolis: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 1993,p.9. 约翰．麦克因斯（John MacInnes） 假如说现代性源于如下主张，即独立的自我现在是依照他们自己的形象而非上帝的形象来创造社会，它在个人的平等公共权利概念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那么，我们也许可以把晚期现代性描述为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同样的自我们现在为了一个真实的自我而要求诸种私人权利。在以前选举权、罢工权和工作权的冲突和斗争出现之处，现在不断增长的是要求特殊身份的冲突，或者相反，是要求发展出身份的特殊形式的社会责任的冲突。这些冲突常常集中在社会性别上，或以社会性别的话语来表述。

『玖』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特征表现在哪几个方面

表现在外发性和后发性：中国文学思潮从西方引进, 二者之间存在着时间差; 中国文学受到多种世界文学思潮的影响, 具有复合性。在接受过程中, 中国文学出现了对外来文学思潮的误读, 主要是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误读。由于中国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
冲突, 导致文学思潮演变的倒序和反复, 如五四启蒙主义被新古典主义取代以及新时期启蒙主义的复兴; 也导致中国反现代性文学思潮的薄弱、滞后, 而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始终没有成为主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