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小说赏析

① 求一篇任意现代小说赏析 2000字

巴金的《家》
作者：司马长风

巴金自己偏爱《雾、雨、电》，但最受读者欢迎的则是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尤其是《家》。
关于爱情三部曲，刘西渭在《咀华集》里已有透辟的分析和批评，这里评介一下新文学史上拥有最多读者一部小说枣《家》。
我最初读的巴金作品，是爱情三部曲《雾•雨•电》，给我的印象很坏。不但文字谈不上精美，所写的人物也莫名其妙，因为中国从没发生过它那其主义的革命，对那些虚无而疯狂的角色无从理解。因此，巴金自己虽然每读一遍便“泪浪滔滔”，但是在绝大多数读者则味同嚼蜡。《家》则完全不同，所写故事、人物、场景、园林的幽与美，梅花的色与香，缺乏阳光的古屋，连吐在地上的浓痰，读者不但熟悉，并且有好多东西，直到今天还附在父辈和自己的身上。
“激流”这两个字，颇能表达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社会剧烈和巨大的变革，从家族本位社会向个人和国家本位社会的变革。首先是个人的觉醒，之后是个人从休戚相关、福祸与共的大家族的束缚(在悠久的年月安是中国人的安乐窝，在新时代的风暴里则成了牢笼)挣脱出来，面对国家和社会。《家》给予这一从旧到新的变革提供了典型人物和典型故事。这一大变革到今天已临末期，但是还没有完全过去，因此这部书的火焰还没有熄灭，许多读者还可以从《家》里拾取自己的哀欢。
假如我们单从题材的风上，变革的典型来肯定《家》这部小说，未免太不公道，太轻视它了。其实自新文学诞生以来，大多数的小说，都在描写上述的变革，可是为什么《家》独拥有最多读者，而且历久不衰呢?我们必须化点功夫去探求。这里先概述一下全书的梗概。……
小说一开头写风雪中那“黑洞”似的公馆，结尾写觉慧如鸟脱笼似的离家，搭上往上海的船，望着一江东去的秋水，他写道：
“这水，这可祝福的水啊，它会把他从住了十八年的家带到那未知的城市和未知的人群中间去。”
这一开头一结尾，颇有艺术匠心，在读完全书之后，使人不能立刻离开书中的世界。
《家》虽然有不少缺点值得推敲，却不愧是三十年代长篇小说的名著，足以和其它诸大家并耀争辉。
《家》的主要缺点是通篇缺乏艺术锤炼。我手头的这部《家》，是一九五一年的修订本，已改去“用字不妥当的地方”及“删去一些累赘的字句”，可是若干章节读来仍感到难以下咽。总括说来这部小说，描写和叙述参半，“难以下咽”多在叙述的部分。许多对话，太急于表达思想，而失去口语的活气和韵味，读来好象听演讲。
这些缺点与当时巴金的文学观点有关。他无数次的表白：“文学是什么?我不知道，而且我始终就不曾想知道……我不曾读过一本文学的书。”又：“我不是为做作家才来写小说，是过去的生活逼着我拿起笔来。”可知他对文学的粗暴和轻蔑。这当然是一种无知的幻稚。不论你出于什么动机写小说，只要你当做文学作品出版，投进文学的世界，你就要受艺术尺度的衡量。
正因为在写《家》时(当时二十八岁)，巴金还对文学这样蒙昧无知，居然写出这样一部不朽的作品，可见他天赋之高。这部小说的魅力在左列几点：
(一)作者抓住了那个变革时代的焦点，抓住在变革中旧和新的人物典型，同时用一连串的典型冲突事件，表达了变革“激流”的澎湃。《家》是激流年代的一首长歌。换个方式说，《家》的角色、情节和主题三者的配搭甚是匀称、和谐。由于整体的结构完整，遂使部分文字的生涩和粗糙显得有重要了。
(二)新文学诞生以来的小说，十部之中有九部，在写作时都怀有一个文学以外的目标，巴金也未能免俗，但是《家》是为纪念他大哥写的，他必须放下自己的“目的”，尽量接近真实。因此成为一部人情味最纯、生活味最浓的小说。
(三)巴金一九五一年在《家》的《后记》最后一行写道：

我始终记住：青春是美丽的东西，而且这一直是鼓舞我的源泉。

在他一切的作品中都满溢着纯洁的青春气息。《家》尤其浓厚。这种气息反映一颗单纯的心灵，读他的小说，你毫不感到是在绞汁写出来的，是唱出来的，呻吟出来的，是自然的天吁。这不是艺术，而是天赋。如他所说：“永生在青春的原野”。
(四)巴金在一九三一年四月写的《激流》总序，短短只有一千字，具有同样意思的话重复了三次：(1)：“这里面有爱，有恨，”(2)“我有我的爱，有我的恨，”(3)“……可以看见那一股由爱与恨，欢乐与受苦……”。他在其它作品中，和作品的序言或后记中，无数次的重复类似的话。读者或许误解他是一个爱恨分明的人，不，他是爱得深，恨得浅，爱得如火烧，恨得如雪融的人。换言之，他爱得认真，恨得软弱。这因为他的恨根源于爱。因此在《家》里，我们觉得可爱的人十分可爱，可恨的人只感到可悯(含有同情的怜悯)。这里使人记起“哀而不伤、怨而有怒”那两句话，《家》具有这两种恰到好处之美。

② 运用现代小说的理念，分析一篇现代国内小说

“你跟我走，去找到泥巴，我帮你把龙猫找回来。”

——《他的国》

刚刚看完了韩寒的新书《他的国》

不知道为什么从那天在书店看到这本书的第一眼

书的名字 书的封面

就让我觉得有种近乎荒凉的忧伤～

最开始 有点失望 除了一贯的无情节风格 连搞笑都没能很火热地搞起

到中间 韩寒最擅长的讽刺搞笑手法发挥到淋漓尽致 总有那么几个地方 能让你笑出声来

可是这些看似很巧妙很睿智很搞笑有时却又略显拖沓无聊的文字

一直被一种淡淡的情愫包裹着

说不清是什么

但我觉得用我的第一感觉“荒凉的忧伤”来形容还是最好

直到刚刚吃完晚饭

捧起书读到最后一个字

也不直是用眼过度还是怎么的

眼睛忽然就酸酸的……

看了网上的一段评价：

不论之前韩寒给我留下什么样的印象，《他的国》却让我看到了一个对我们的时代有所反思的韩寒形象。《他的国》男主人公左小龙近似加缪笔下的“局外人”。他默默关注着他所居住的亭林镇日益被现代文明侵蚀、糟蹋，人性沦丧，但与“局外人”略微不同的是，他曾试图改变局面，尽管徒然，但他依然在努力着，在他看来，希望始终在前方。小说中，爱情只是一条副线，主线仍是亭林镇经济飞速发展中带来的环境污染、文化衰竭等问题。因为招商引资，外来廉价劳动力愈来愈多，本地人生存受到压力，但由于外来人口激增，又促动本地消费，本地人依靠房租、饭馆等第三产业获得不菲收入。由于目光短浅，乡镇领导对工业污染、房产商圈地等事情置若罔闻，变本加厉地扶助奸商，损害民众利益。 韩寒运用想像力，采取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手法，营造了一个变异的亭林镇，充满怪诞风格。比较机巧的是，韩寒在书中设置的两个一直保持清醒的人，除了左小龙，还有盲人刘必芒。刘必芒眼盲心亮，是全镇惟一与左小龙能够畅谈亭林镇时事并做出冷静分析的人。刘必芒不愿意宰杀变异动物，导致餐馆倒闭，这也象征着理想主义者在现世的落败。遗憾的是，刘必芒这一人物形象目前不够丰满，很多语言非常概念化、说教化，显然，这需要韩寒进一步再塑造。 在书中，韩寒以幽默、犀利的语言，自信而张扬地调侃浮躁的社会现实，对官僚主义、“经济搭台、文化唱戏 ”、计划生育、拆迁、教育、现代派诗歌、“走进科学”等一系列热点问题，毫不留情地进行后现代式的反讽、嘲弄，包括他的同行、青春文学写手郭敬明以及他自身都无一例外地成为笔端讽刺的对象。《他的国》里，文化全盘崩溃，大家成了无根的人，成了随波逐流、趋炎附势的人。

这段评论写的很好

作者是从很学术的角度来分析这本书

但我想恐怕韩寒自己看到会笑出来

看他的书这么多年

我想 即使韩寒在写书的时候有那个抨击世事的意思

他也定不会很清晰明了地在自己的脑海中构架出要如何揭露如何批判

他的讽刺文字

大半是出于他的写作的习惯性技法

现在太多的网民在校内啊QQ签名啊都能写些这样的文字

如果韩寒真的是用了心来讽刺

那他就变成鲁迅了

不再是个青春作家了

但我觉得他依旧是个大男孩儿

至少写作上是

～

说起青春

我觉得自己被这本书感动还是因为它触及到了那个永恒的话题

关于青春 关于成长的话题

从9年前《三重门》里的林雨翔

到如今《他的国》里的左小龙

小说里的主人公长大了

韩寒长大了

我们也长大了

～

是啊

如果不是看到《他的国》 又想起《三重门》
我都快忘了韩寒也是个抒情高手呢

他用自己独特的手法来写成长过程中的失落和忧伤

林雨翔，在校学生，“一张落寞的脸消融在夕阳里”

左小龙，无业游民（算是吧） “你能发光，你应该飞在我的前面”

无论是林雨翔还是左小龙

他们都在成长的过程中，在青春的岁月里或是青春的尾巴上寻找着生活的方向

生活这个东西真的很玄乎

他可以让不管是韩寒还是ROY都变得很迷茫

上面评论中作者认为左小龙是试图改变现实社会的清醒的“局外人”

在我眼里 左小龙则是一个想实现自己存在意义 默默寻找着生活方向的人

不知道韩寒的生活是怎样的

但是现在的ROY被考试 工作 赚钱等等等等的东西充斥着

已经很久没有像去年那样和电影“into the wild”里的主人公产生共鸣了～～

当然

无论是哪种理解都是对的

人们常说的

“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解读文学就是再创作”

不过能引发不同的理解和感受

证明韩寒的文字更有魅力了 呵呵～

好吧

回到韩寒为《他的国》写的那段序言

“就算你在大雾里开车摩托车飞驰找死，总有光芒将你引导到清澈的地方。”

我们都在寻找着生活的方向，纵然现实有多么不如意，纵然有多少惆怅多少迷惘，总有光明将我们引导到清澈的地方……

希望最后我们都能找到心中的太阳。

③ 怎样鉴赏小说

具体来说，应注意以下方面：
1．鉴赏人物形象
(1)从作者对人物的介绍和评价来把握人物；
(2)从人物的语言、行动和心理描写来分析人物；
(3)从人物活动的社会历史背景来理解人物；
(4)从多种不同的角度对人物作面面观。
2．鉴赏故事情节
(1)找出线索，理清情节的来龙去脉；
(2)由事见人，看情节发展如何为人物塑造服务；
(3)见微知著，从场面和细节分析情节对表现主题的意义；
(4)赏析技巧，注意发现作者组织情节的艺术匠心。
3．鉴赏环境描写
(1)分析环境对主题思想的暗示；
(2)分析环境对人物形象的烘托；
(3)分析环境对小说氛围的创造；
(4)分析环境对小说情节的推动。
4．鉴赏语言
(1)注意鉴赏人物语言的个性特色；
(2)注意鉴赏作者运用语言的风格；
(3)注意从作品实际出发对语言进行具体分析。
5．主题的鉴赏
(1)从作者背景看主题；
(2)从人物塑造看主题；
(3)从情节发展看主题；
(4)从语言的情感色彩看主题；
(5)从整体倾向看主题。
希望可以帮到忙．．．．．．．．～

④ 怎么鉴赏小说

如何鉴赏小说小说的学习和鉴赏是高中二年级语文学习的重点之一，也是新大纲、考纲确定的重点之一。三册和四册各有侧重地安排了三个单元、共十二篇课文，其中讲读课文九篇，课内自读课文两篇，课外自读课文一篇。所选课文均为古今中外名篇和节选，如鲁迅、莫泊桑、契诃夫、冯梦龙等的短篇小说及《红楼梦》、《水浒伟》、《母亲》等长篇的节选。从中可以窥到文学作品之一 ——小说的全貌，也可大致了解小说的特点及鉴赏步骤和方法。 小说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塑造有血有肉的生动感人的人物形象。学习和鉴赏小说，首先要学会剖析人物的性格特征及塑造人物的手段和方法等，当然要先明确小说的三大要素及古典小说（中国）发展阶段等相关常识。 小说是通过典型的人物形象、典型的社会生活环境和完整的故事情节的具体描写，用以反映现实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 小说的三个基本特征，一是通过人物的外貌、对话、行动和心理等描写，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或性格；二是要有一定的故事情节，通过对社会生活的细致描写，表现复杂的矛盾冲突，叙述故事的发生、发展、高潮和结局，在情节的发展中展现人物性格的变化；三是描写具体的社会环境，以表现人物和事件产生的历史背景，社会条件，用来烘托人物，显示人物的性格特征。因此作者总是通过他笔下的人物形象，来描绘所处的时代，寄寓他所领悟的生活真理。而读者也只有通过人物形象的认识去把握作品所反映的生活本质。 小说之所以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是由于它塑造了具体感人的典型人物形象。 典型的艺术形象是指既具有独特而鲜明的个性，又能反映一定社会的某些本质、具有某种共性的人物形象。即我们常说的个性和共性的统一，如我们刚学过的“套中人”别里科夫、“守财奴”葛朗台，及“祥林嫂”、“老栓”等典型艺术形象。 小说塑造人物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一般不会是单一的。既可正面描写，又可侧面烘托；既可进行语言、行动等直接描写，也可通过环境描写、细节描写等来达到同样的目的。 人物的性格和人物的行为是统一的，什么样的性格决定了有什么样的行为。所以，我们在分析人物形象时，应该注意人物的行动描写。如“葛朗台与年龄不符的扑金器的行动”等，只有守财奴的他才做得出来。 语言也是揭示人物性格特征的重要手段。因为，不同性格的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化的语言习惯。我们从人物语言入手，就可以把握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如葛朗台句句话不离金钱、占有、交易，守财奴的个性特征展示无遗。 心理活动是人物本性的再现，外貌描写也可以反映人物内心，揭示人物性格，这些都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小说是时、空的艺术，这里的空间主要指的是环境。环境是形成人物性格，并驱使其行动的特定场所。既包括自然环境又包括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即人物活动、事件发生发展的社会背景，即时代特征、社会风貌等。环境决定并影响人物的性格，同时，人物性格也对环境有一定的影响，如别里科夫对全城的辖制。二者相互统一。自然环境指人物活动的时间、地点、时令、气候、地理风貌等。它常常是为制造气氛、衬托人物的情趣、心境、表现人物的心理而安排的，一般都带有作者的感情色彩，被当作是社会环境的暗示。发《祝福》中年关祝福的景象，《母亲》中车站氛围的描写等。 需要注意的是环境对人物性格的体现起着强化作用。作者为了表现人物丰富复杂的性格，往往为人物设置各种不同的环境，用以“刺激”人物，以记录其种种行为，从而显露出性格。最后尚需提到的是环境所展示的世态风情不仅仅只为塑造人物服务，还有它自身的、独立的审美价值。那么，如何去把握（学习、分析、鉴赏）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呢？除了理清情节，注意在人与人、人与环境（社会）的矛盾冲突中去认识外，必须按上面所说特点从下面几个方面去分析。第一，要注意分析人物活动的典型环境（自然环境时间、地点、时令、地貌等和社会环境时代特征、社会风貌）。它是文艺作品中的典型人物所生活的特定的环境，是一定历史时代的社会生活、阶级矛盾及其发展趋势在作品中的具体表现。它也是形成人物性格和驱使人物行动的一切客观条件的总和：离开了典型环境，典型人物的存在就失去了依据；同样，离开了典型人物，我们所说的典型环境也就失去了任何意义。第二，要注意人物描写（区别于塑造人物手段）方法，注意分析人物的语言和行动。人物的不同性格，主要通过人物言行（人物所独有的）表现出来的。因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我们只有通过语言分析等来了解人物的不同性格。小说中的人物语言包括独白、对白，分析人物语言要注意人物的身份、地位，以及他所处的典型环境。第三，要注意分析人物的心理活动。小说中人物的心理活动，常常是通过人物在特定的环境中的思想活动揭示出来的。通过分析人物的心理活动，可以了解人物行动的思想基础，使之更加真实、深刻，从而完整地理解人物形象。心理活动本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心理变化过程更是短暂的、稍纵即逝的。尽管如此，但心理活动也有其特点，也是有规律的。首先，任何一种心理变化，都与外界刺激相关，即与特定的典型环境相关；其次，心理变化过程也是有序的，不论由喜到悲，还是由悲到喜，都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因此，只要抓住典型环境和人物情感的变化，就可能理解人物形象。总之，我们应该明确以下三点：人物是“三要素”的中心，小说的主题思想正是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展现出来的。分析人物自身形象，除了从外貌、心理、语言、行动等方面去综合分析外，还要各有侧重，抓住不同小说突出部分的描写来分析，不能每篇小说都面面具到，掩盖了特色。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更多的时候是融为一体的，是不可截然分开的。下面再谈一谈学习和鉴赏时如何认识小说中情节、人物、环境对表现主题所起的作用。主题是小说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描绘和艺术形象的塑造所表现出来的中心思想，是小说的灵魂和学习鉴赏小说的终极目的。要把握小说主题，必须从情节、人物、环境这三个方面进行认真考虑。小说的主题贯穿于整个作品之中，是作品内容的核心。正是由于有小说主题的统帅，使小说各个部分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我们还应该了解小说创作的时代背景和作家创作小说的动机，这一些对于我们正确把握小说的主题也是很有帮助的。最后，谈一谈小说的细节描写。它是指文学创作中对人物的性格、肖像、语言、行动、心理及其周围环境所作的细腻、具体的描写。它极其生动、细致，是刻画人物、描写事件的最小组成单位。细节的描写可能夸张，但前提是必须真实，后者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必要条件。没有生动、真实的细节描写，形象就会干瘪、苍白，缺乏艺术感染力。但细节描写必须服从主题的表达，有利于生动、具体地反映事物的本质特征，以增强艺术效果。琐琐、冗长的细节描写，往往损害人物性格，淹没作品主体，模糊主题思想。小说的学习和鉴赏除了上面我们谈到的几点外，还要注意品味语言（不指人物语言描写，而指作者的叙述和描写语言。人物语言见前）和欣赏技巧（指作家驾奴文学语言，运用多种艺术表现手法及表达方式、修辞手法等等来构思文学作品塑造文学形象时所表现出来的熟练而又独具特色的艺术技能等）。总之，具备了一定的生活经验和正确的审美观，加上对小说特点的把握，小说的学习和鉴赏并不难

⑤ 就小说的某一点进行赏析（情节、形象）

推荐两篇，一篇是苏童的《米》，另一篇是张抗抗的《残忍》，两篇都是3000多字，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灵魂的还乡 ——论苏童的小说《米》

在苏童早期的“枫杨村的故事系列”的小说《1934年的逃亡》、《飞越我的枫杨村故乡》、《逃》等作品中,有大量的关于人们逃离故乡去城市谋生的描述，这是苏童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小说创作的一个母题。小说中笼罩着的是逃亡者对自己生生不已，魂牵梦绕故乡的追忆缅怀和强烈的归乡心绪，使人难以忘怀。逃亡者虽以不同的方式逃离乡村进入城市，却以相同的心态寻找归乡之路，踏上归乡之途。在《1934年的逃亡》中，苏童借“叙述人”之口倾诉了逃亡者的心曲“我的枫杨树老家沉没多年\我们逃亡到此便是流浪的黑鱼\回忆的路途永远迷失。”这是枫杨树人的迷惘、惆怅在字里行间渐渐跳越，激荡；留给人不尽的遐思。我们可以说这些小说是逃亡者在城市异乡向故乡的一次次的眺望。

长篇小说《米》即是通过一个极富传奇性的故事,描述了枫杨树人的精神在异乡城市的流浪，表现他们的存在与虚无，现实与梦想，罪恶与救赎。小说包含着深刻的生命哲理和丰厚的文化内涵，苏童从容不迫的叙述让人们的心灵产生深深的震撼。很明显，这部《米》的内涵，主题表现已不同于他以往的原乡小说的叙事抒情形态。小说既没有缅怀故乡风物的纯朴固陋，也没有追忆少年往事的真率和灿烂多姿，乡里的奇情异事，而是一改过去荡气回肠，柔美沉溺的叙述美学风格，在对城市之俗之恶的大加铺陈中，绵亘着对故乡往事凄惨沉痛的回忆；或关于贫穷，饥馑，洪荒，或关于漂泊无定，或面对时移往事灵魂深处的悲凉感伤，或丧失生命之根的内在隐患。我认为，在这里，原乡题旨和小说的传奇性故事本身一样，仅构成了小说的表层形态，它的深层意蕴则是小说对人的命运、存在问题颇具文化、哲学意味的思考。

在沾染难以治愈的性病之后，五龙做过一次认真的反思：也许他会在暗病的折磨下丢失整个生命，他冷静地寻找他不可饶恕的错误，他发现他的心灵深处始终仇视着这个城市生活。但他的肉体却在向他们靠拢、接近，千百种诱惑难以抵挡，他并非被女人贻害，而是被一种生活的欲望和梦想所害。于是，五龙遭受阿保之子报玉的残害后对城市彻底绝望。

实际上，苏童写作小说《米》的初衷以及文本本身展现的意旨并不在于对寻根意义的探询，而是着力地表现人对无限漂泊的恐惧和客居异乡异地灵魂的无定。灵魂最终的归属离不开故乡的土地和“元气”，因此，晚年的五龙滋生了强烈的归乡意念。对城市的现实占领，并不能驱散他精神改造的孤独感和失败感。他只能以自己的诅咒来维持自己乡村人格的平衡与自足。他之所以没有在心灵上被都市同化，也同时显现了乡村文化因子在他血液中积淀的深厚。“这就是城市，它是一个巨大的圈套，诱惑你自投罗网。为了一把米，为了一文钱，为了一次欢情，人们从铁道和江边码头涌向这里，那些可怜的人努力寻找人间天堂，他们不知道天堂是不存在的。”这是五龙对城市的彻悟，是他反躬自省之后的一种绝望的叫喊和诅咒！一旦清醒，五龙对城市人格的清扫就相当轻松，他买了三千亩地，买了两车大米，他设计的“衣锦还乡”的场面，给了他乡村人格巨大的满足。

前面我们提到，苏童这部小说不同于现代传统的“原乡小说”，除故乡意识、意象是小说故事的表层意蕴之外，这部小说与传统“原乡小说”还有这样几点差异：一是故乡本身的传奇性在小说中衍生成主人公五龙的传奇经历。五龙在洪水袭击故乡之后孑然一人逃向城市，开始长达几十年的异乡闯荡，在瓦匠街乃至整个城市的种种，直至客死归乡之路，构成从威风八面到孤寂沉沦的传奇生涯。个人的传奇性演义，取代了故乡的传奇色彩。二是“枫杨树”故乡的淳朴民俗、安宁吉祥、浪漫情致、村野轶闻并没有得到铺陈演绎，有关故乡的这一切即使在五龙的记忆中也是一掠而逝。而在五龙心中永远挥之不去、不堪回首的只有那场造成枫杨树人空前灾难的毁灭性洪水，这是小说中最沉重的“乡愁”。三是小说没有像以往“原乡小说”那样，主人公对自己的“枫杨树故乡”寄托浪漫的乌托邦式的“幻象”以平慰在异乡的破碎的心灵。五龙的“神话”就是把自己在异乡的“收获”运回故乡，实现“衣锦还乡”的梦想，然后在自己购置的三千亩稻田中成为土地和“米”真正的主人。

五龙在生命即将老去之际，被唤醒“还乡”意识，这是他渴望在故乡洪水中飘浮的灵魂飞翔起来的梦想。五龙在城里并没有找到精神之乡，一个枫杨树男人的梦想即使在异乡异地得以实现也并不能安妥他浮躁的无根无本的灵魂。五龙就如同生命线上的一点，连接城市与故乡，不安定的灵魂渴望在还乡中得到拯救，获得解脱。

五龙的归宿是死于还乡之路，这是追寻灵魂锚地以求安息而不得的终极之旅。五龙最后的虚空表明：人为一种注定得不到的东西而求索，这就是求索的本质，无论生存还是死亡，人都要寻求一条路。因此，五龙灵魂的还乡就只能在梦中完成，五龙所能实现的也只能是充满恐惧、哀伤的虚幻感觉。整部小说通体都笼罩着那种哀婉、沉重的氤氲，时有时无，时隐时现，似意似境，语言打通了感觉与世界的对应，使作品灌注着生命的气息。

小说基本实现了苏童写作时的想法：《米》主人公五龙是一个理念的化身，我尝试一种强硬的人生态度，它对抗贫穷、自卑、奴役、暴力、孤独，在对抗中他的生命沉浮着，发出了我喜欢的呻吟、狂喜和痛苦的声音。

现代存在主义大师雅斯贝斯在论述人的自由选择时强调，人的本然的自我存在只有通过非理性的，自由的，无条件的选择才能实现。他认为：人永远不能穷尽其身，人的本质不是不变的，而是一个过程；他不仅是一个现有的生命，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他还有意志自由，能够主宰自己的行动，这是他有可能按自己的愿望塑造自身。[2](P209)这一观点可以说正是对小说主人公五龙的一种理性诠释。“枫杨树人”少年五龙，因为一场空前的洪荒逃离故乡枫杨树乡村而进入城市，以此开始他的异乡异地的漂泊生涯。这种对陌生世界——城市的“进入”，可以说是情理之中无奈的选择，自古至今正成为许多人的一种生存选择的模式。问题在于，五龙的进入城市，不仅彻底改变了他生命的深层本性，而且，几十年的谋生与闯荡，城市依然没有成为他栖居的所在，相反，灵魂丝毫没有获得片刻的安宁，城市像搅拌机旋转起五龙的燃烧的欲望。 小说真实地刻画了五龙逃离乡村，流浪于都市的精神和生命历程。五龙的都市流浪生涯无疑是《米》故事表层的核心。五龙是怀着对故乡的依恋和对城市的幻想踏上逃亡旅程的。一方面，这种逃离有着历史和现实的强制性（水灾）；另一方面，又有着个体的主动性，尽管这种主动性在潜意识中也许是一种与曾经的五龙在枫杨树乡村的自足而安的生活态度呈完全相反的运动方向。这就是五龙的都市流浪不可避免地带上了矛盾色彩，其现实流浪与精神流浪的背离趋势必然会影响和伴随他即将面临的流浪生涯。

在五龙的都市流浪生涯中，生命成为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过，每个人似乎都必然的具有某种疾患的特征。生命由绚烂的极致趋向死亡的极致。生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恶毒与肮脏的狰狞面目在文本中呼吸与漂浮，一切纲常伦理和秩序准则全被颠倒和破坏了，一切生命的尊严、崇高、纯洁、健康和美丽在诗一般的文字中灭亡殆尽。五龙并非怀揣阴谋与邪恶闯入城市的。但是，善良、淳厚的枫杨树乡风却无法抵御城市欲望的侵袭，城市文明的衍生物——人性之恶像毒蛇一样迅速地缠绕着五龙。城市刺激起五龙的人性之恶，生命的原始欲望和野性迅猛地膨胀。在瓦匠街冯氏米店为背景的城市生活中，五龙渐渐地蝉蜕掉许多善良美好的品性，成为一个杀人越货的地地道道的恶霸。狡猾、凶狠、无赖成为他的脾性。五龙在进城市后凭借其旺盛的生命力而使自己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这表现在他首先很便捷地解决了温饱和栖身之所，这是个人生命存在的先决条件。进入冯氏米店，使他彻底摆脱了饥饿给他带来的恐惧，“米”的获得和殷实，也使他得以继续满足其它欲望的实现。

小说浓墨重彩地刻画了几个城市家族的败落，从而整体上寓言式地揭示了一种历史的颓败。《米》的基调是灰暗和压抑的，充满着一股冷气。小说对五龙流浪命运的描述，是在整个都市生存群体的生存窘境和没落气象的背景上展开的，小说中的其他人物无一例外地挣扎着走向他们生命的黄昏。沉重的窒息感压迫着小说主人公的同时，也压迫着读者的神经。小说是从家族的角度来串联人物演进情节的，冯老板的“大鸿记米店”家族的变质和衰败是小说主体。

五龙横行称霸，为所欲为宣泄欲望的心理依据是他强烈的复仇意识。这是潜隐在五龙血液中的“情结”，它映现五龙生命中另一侧面的品性。五龙与所有的人都处在一种敌对的矛盾关系中，他与地方乡绅六爷吕丕基是仇恨的 ，最后五龙使他客死他乡；他与阿保是仇恨的，一纸文书投给吕丕基，阿保葬身鱼腹。而那八个可能使他染上性病的妓女，无一幸免地投入河中，溺水而死，甚至他也不放过他先后的两个妻子织云和绮云，他对她们充满仇恨和鄙视。用他的话讲：“我靠什么才有今天？靠的就是仇恨，这是我做人最好的资本，你可以真的忘记爹娘，但你不要忘记仇恨。”没有任何精神追逐的五龙，在无聊中让牙医敲掉了全部健全的牙齿，镶上满口的纯金假牙，以满足他在枫杨树乡的儿时梦幻。金牙开口，这是富贵显耀的标志，这是五龙走向虚妄的开始，“心灵始终仇视着城市以及城市生活，但他的肉体却在向它们靠拢、接近，千百种诱惑难以抵挡。”
再次通读小说《米》，我们再次听到了这种声音：《米》主人公五龙是一个理念的化身。我尝试写一种坚硬的人生态度，他对抗贫穷、自卑、奴役、暴力、孤独，在对抗中他的生命沉浮着，发出了我喜欢的呻吟、狂喜或痛苦的叫声。

解剖灵魂的一种选择—评张抗抗中篇小说《残忍》

每一寸中国的土地上都有知青的影子投影，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中都有知青的神经牵连。“知青”，这个独具中国特色的人文景观，既是说不完的跨世纪的社会现象，又是写不完的跨世纪的文学题材。“知青”当年面临怎样的生存状态？“知青”今天又将做出怎样的命运选择？有着八年北大荒兵团知青生活体验，有着二十余年知青题材写作积累的著名作家张抗抗，直面人生，用她的中篇小说《残忍》，把一代人的灵魂推到“文学”的手术台上，用“小说”这把手术刀进行了“残忍”的解剖，对自己擅长的知青题材作了一次重大的超越，在思考的透彻和深刻中显示出大家气度。
《残忍》写的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那个年代，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一个发生在北大荒黑士地上的“残忍”故事：知青们遭受“残忍”的迫害，牛锛为了心上人杨泱不被玷污，伙同马嵘一起用“残忍”的方式活埋了顶头上司傅正连，自己大义凛然独担责任走向刑场，让马嵘活了下来，杨泱却永远失踪。
读完《残忍》，回头一看，毛骨悚然：

“残”——双方持“ 戈”格斗，寒光凛冽，铿然有声，留下一堆枯骨，走向生命的终结。
“忍”——锋利的刀刃，插在滴血的心上，雪原苍茫，万籁俱寂。

这并非是故作神秘的文学索隐，而是动魄惊心后的警醒和反思。“残忍”，一个飘浮于心灵世界的象征符号，一个徘徊在“黑土地”上的黑色幽灵，把更多的思考留给了读者。

傅正连——一种“残忍”的存在

傅正连，这个“全方位笼罩了13连全体”的“说一不二的大连长”，存在的“价值”是在他“消失”以后体现出来的。“没有连长 的日子过得很快很轻松”：“13连地界上方的天空格外晴朗、白云格外温柔、小河格外缠绵、庄稼格外招摇……就连指导员本人，眉头都缓缓地舒展开来，人们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深秋爽朗的空气，大声地谈笑，再也不必左顾右盼，随时提防着连长从背后忽然出现。”
为什么连长的“消失”会给人们带来这么多自由？连长是个恶魔，为什么这个恶魔又能成为兵团的“先进典型”“光荣地存在”？
傅正连专制、独裁，有着一切奴役者的共同“嗜好”：对权、色、财的疯狂占有。他的“手表多多，北京天津上海表哪样没有”，可以私设公堂，吊打不服从命令的知青，安排看上的女知青做特殊的工作，祸害的人多了，作家较多地借助工作组的手来揭露其恶行，而这些揭发的“证词”对傅正连本人还是团部都十分不利，只有把他的“残忍”合法地藏匿隐瞒。
傅正连本名叫傅永杰，不叫傅连长 、正傅连长而叫傅正连，因为这个名字能够全面体现连长 的种性及职务。傅正连仗着叔伯当官，“种姓”是对傅正连灵魂剖析的一种定位。剥开傅正连“光荣”的红色表皮，灵魂中浸透的完全是封建领主，甚而是奴隶头人的思想毒液。
“一种人活着，那么另一种人便不得不去死，他们无法容于同一片天空底下，就像牛锛和傅正连”，既然傅正连是一种“残忍”的存在，牛锛也将采取相应的手段，用“残忍”的方式将其惩罚。

牛锛——一种“残忍”的报复

牛锛，这个为知青除害，惩处邪恶，代表“正义”的血性男儿，既秘密地挖掘陷阱活埋了傅正连，又为了不让傅正连以“烈士”的名义 盗名欺世，大义凛然地挺身而出，公开了只有“天知地知”的除害悬案，救下了无辜的杨泱，庇护了同谋马嵘而慷慨赴死，无疑是小说中最具个性最有光彩的人物，作家在严厉的批判中始终倾注着较多的同情和赞叹。
牛锛浸透着作家强烈的主体意识，张抗抗深谙沈从文、汪曾祺“紧紧贴到人物来写”，“气氛即人物”的小说之道，更以凌厉的气势直面人生，重点场景总是涂抹浓烈的象征色彩，“天人合一”，蕴含着深沉的哲理和诗情。牛锛在“最后的时刻”说出埋葬傅正连的地方，“天空霎时就暗了，太阳模糊成铁青的冷光。雪和草的原野一片紫酱色”。“黑的血、白的泥土、血红的草茎、灰绿的天空”组成小说的意象，扩充了人物的精神，拓展了思想的容量，“地球被掘出一个黑洞，洞穴渐渐扩大，像一个地狱的入口”。牛锛最后的形象，“一个黑色的影子，渐渐融入血红色的天空。就像是荒野上慢慢移动着的一棵树。苍茫无垠的天地间，绝无仅有的一棵树”。情绪化的感觉，将“自我”融入浑然一体的宇宙现象中。
牛锛和马嵘对落入陷阱中的傅正连的审判，是《残忍》中泣鬼惊神的篇章，也是他们“最为辉煌的一日”，“正义之神与他们同在”。傅正连长期迫害知青，逍遥法外，罪不可赦，但走向死亡的直接原因是想玷污牛锛的心上人杨泱。为了杨泱，牛锛终于以“残忍”的方式报复了傅正连的“残忍”。“老子是替天行道为民除害，我哪怕明天就死也不能让你这样的人再在世上多活一天！”牛锛的灵魂中流淌的仍是“水浒”式的梁山好汉意识。人类进入文明的20世纪。还以中世纪的方式“替天行道”，不能不说是时代的悲哀，而作家解剖的也正是这种生存状态下人的灵魂。《残忍》的开头有个富有象征意义的细节：牛锛把杨泱的搪瓷口杯碰掉在地，“广阔天地”四个红字中的“天”字磕破，成了“‘广阔地’没有‘天’”。“那时的中国惟独没有法院”。既然世道已“无法无天”，牛锛的“替天行道”当属于时势造英雄了。
出乎牛锛意外的是：牛锛为了杨泱，杨泱给他的说法是“残忍”；牛锛为了马嵘 ，马嵘认为自己在以后的岁月里独受记忆的折磨，牛锛的行为也是“残忍”；13连全体知青为牛锛鸣冤请愿，认为他伸张正义，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借以控诉傅正连的罪行，私下里许多人都说牛锛下手太狠。其实，牛锛在当红卫兵时，就用一把老虎钳把一个被遣送老头嘴里的金牙一家伙撬下来，这个张抗抗亲自目睹过的“下手太狠”的细节，曾在她的《赤彤丹朱》等小说中写过。牛锛是喝“狼奶”长大的，他没有感觉到这是“残忍”，而是一种革命的“正义”。牛锛至死也不明白，他的行侠仗义，只不过是在一种畸形的生存状态下培养出的“残忍”。

杨泱——一种“残忍”的毁灭

杨泱，一朵美丽的鲜花，“当年连队几乎所有的男生，假如政策允许，都愿意为她决斗一次”。决斗，意味着一种“残忍”的毁灭。
傅正连，妄图以权力占有她这个连队的兼职文书，杨泱用水果刀扎伤了他的胳膊，保护了自。因为杨泱，傅正连被牛锛“残忍”地处决，杨泱成了激怒牛锛的主要动力。
牛锛，认为杨泱非已莫属，在临死前对马嵘单独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日后你替我娶了她吧，拜托了！他把杨泱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转赠他人，其行为能说不是一种“残忍”？
杨泱在傅正连失踪后重新“露面”（从陷阱中挖出来）时失踪，消失得没有一点影子。杨泱，这朵美丽的花，领略了傅正连式的“残忍”，目睹了牛锛式的“残忍”，除了消失，她还能有什么选择？傅正连不能强占她，马嵘不配得到她，牛锛永远离开了她，她知道牛锛也只有牛锛才敢于为了她，为了争一口正义之气献出生命，做出“无法无天”也是撼天动地的壮举，这个世界上值得留恋的人消失了。杨泱在牛锛这个名字后面“究竟是一个问号，还是一个惊叹号，或是一个句号。这个标点对于解释杨泱在牛锛死后的失踪至关重要”，飘散在空气中的模糊的符号，再也无法捕捉，留下许多难解之谜，正是作家对人物命运的一种睿智的处理，对读者接受心理的一种充分尊重。
杨泱的那床印着粉红色牵牛花的被子成了一个美好的记忆，一种美丽的象征。马嵘曾在杨泱失踪时伸手去被窝里摸了一把，作者捕捉了这个稍纵即逝的细节，道出马嵘潜意识中的欲念。直到小说的结尾，马嵘眼前还掠过杨泱那条粉红色牵牛花的被面，在晚霞中漫过天边。
马嵘曾经苦苦地寻找杨泱，为了不违背和牛锛之间的生死誓盟。当他告别最后的“荒原”，进入新的“边境”，去砍价、杀价的时候，他玩世不恭地似有所悟：幸好没有娶杨泱，“真娶了杨泱，身边那些女人们还能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么？闹不好打了离婚，他的财产还得分给杨泱一半呐……”

马嵘——一种“残忍”的解剖

马嵘是“残忍”中唯一的幸存者，整个“残忍”的故事由他来串连，并由他的回忆复活到“原始状态”。马嵘因牛锛的豪侠而苟活，因改革的机遇而风光。“残忍”是他总结人生，思索了20年后得到的一个“符号”。这个“符号”更是作家直面人生，从人的灵魂的解剖中提取的一个血淋淋的精核。
作家的解剖刀直逼马嵘的灵魂。和牛锛相比，出身不好的马嵘始终缺少男儿的豪气和血性，显得猥劣和狡黠。埋人的陷阱惊醒他的噩梦，荒原的幽灵使他不得安宁，他甚至认为牛锛用生命让他活下来是为了让他独自一人承受记忆的折磨，而视牛锛的行为是“残忍”。
告别荒原的独白，是作家让马嵘灵魂的彻底暴露：牛锛真傻，为了一个女人，为了看不见摸不着的正义，搭上了一条命，要是活着多好，要是有钱，什么样的女人搞不到手。他甚至想到，“假如牛锛活到现在，同他一起搭档做买卖，老板恐怕就轮不到自己来做了。牛锛将永远是老大，他充其量是给牛锛打工的，就牛锛那样的人，如有一天要整治马嵘一家伙还不是白玩儿么？”牛锛地下有知，又当如何？
金钱的利刃割断了人与人间相互依存的情感纽带，也割断了束缚精神的条条绳索，驱动了人的进取和创造。马嵘在边境贸易中大显身手，他今天拥有的，非但当年傅正连用权力占有的那丁点儿远不可比，就是“兵团”的首长恐怕也远没有马嵘今日的气派和风光。金钱的利刃也切开了人性善良的薄膜，把一切潜藏的欲望甚而罪恶也统统放出。金钱可以把人间最美丽的东西“残忍”地占有，也可以把人间最宝贵的东西“残忍”地毁灭。当拜金主义浊流把人的灵魂肆意污染的时候，留给世间的可能只有赤裸裸的“残忍”。
《残忍》从历史的隐秘之处撬开了一道生锈的闸门，“黑土地”上有无悔的青春，慷慨悲壮，也有残忍的故事，动魄惊心。正义以“残忍”的方式表现，“替天行道”；卑劣以“革命”的名义包装，把“残忍”变成合法。既然面临着一种“残忍”的生存状态，灵魂的“残忍”也就不可避免。告别那个演出“残忍”故事的荒原，面对社会转型的拍岸涛声，文学又该做出怎样的响应？
“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对灵魂无情的解剖，“残忍”能说不是一种勇敢的选择？

⑥ 现代文阅读如何赏析每次做语文试题总是现代文预读部分丢分最多，哪位高人能指点一下迷津

读的,套用这些,比较快.
语文解题方法归类
一、表达方式：记叙、描写、抒情、说明、议论
二、表现手法：象征、对比、烘托、设置悬念、前后呼应、欲扬先抑、托物言志、借物抒情、联想、想象、衬托（正衬、反衬）
三、修辞手法：比喻、拟人、夸张、排比、对偶、引用、设问、反问、反复、互文、对比、借代、反语
四、记叙文六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
五、记叙顺序：顺叙、倒叙、插叙
六、描写角度：正面描写、侧面描写
七、描写人物的方法：语言、动作、神态、心理、外貌
八、描写景物的角度：视觉、听觉、味觉、触觉
九、描写景物的方法：动静结合（以动写静）、概括与具体相结合、由远到近（或由近到远）
十、描写（或抒情）方式：正面（又叫直接）、反面（又叫间接）
十一、叙述方式：概括叙述、细节描写
十二、说明顺序：时间顺序、空间顺序、逻辑顺序
十三、说明方法：举例子、列数字、打比方、作比较、下定义、分类别、作诠释、摹状貌、引用
十四、小说情节四部分：开端、发展、高潮、结局
十五、小说三要素：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具体环境
十六、环境描写分为：自然环境、社会环境
十七、议论文三要素：论点、论据、论证
十八、论据分类为：事实论据、道理论据
十九、论证方法：举例（或事实）论证、道理论证（有时也叫引用论证）、对比（或正反对比）论证、比喻论证
二十、论证方式：立论、驳论（可反驳论点、论据、论证）
二十一、议论文的文章的结构：总分总、总分、分总；分的部分常常有并列式、递进式。
二十二、引号的作用：引用；强调；特定称谓；否定、讽刺、反语
二十三、破折号用法：提示、注释、总结、递进、话题转换、插说。
二十四、其他：
（一）
某句话在文中的作用：
1、文首：开篇点题；渲染气氛（记叙文、小说），埋下伏笔（记叙文、小说），设置悬念（小说），为下文作辅垫；总领下文；
2、文中：承上启下；总领下文；总结上文；
3、文末：点明中心（记叙文、小说）；深化主题（记叙文、小说）；照应开头（议论文、记叙文、小说）
（二）
修辞手法的作用：（1）它本身的作用；（2）结合句子语境。
1、比喻、拟人：生动形象；
答题格式：生动形象地写出了＋对象＋特性。
2、排比：有气势、加强语气、一气呵成等；
答题格式：强调了＋对象＋特性
3；设问：引起读者注意和思考；
答题格式：引起读者对＋对象＋特性的注意和思考

反问：强调，加强语气等；
4、对比：强调了……突出了……
5、反复：强调了……加强语气
（三）
句子含义的解答：
这样的题目，句子中往往有一个词语或短语用了比喻、对比、借代、象征等表现方法。答题时，把它们所指的对象揭示出来，再疏通句子，就可以了。
（四）
某句话中某个词换成另一个行吗？为什么？
动词：不行。因为该词准确生动具体地写出了……
形容词：不行。因为该词生动形象地描写了……
副词（如都，大都，非常只有等）：不行。因为该词准确地说明了……的情况（表程度，表限制，表时间，表范围等），换了后就变成……，与事实不符。
（五）
一句话中某两三个词的顺序能否调换？为什么？
不能。因为（1）与人们认识事物的（由浅入深、由表入里、由现象到本质）规律不一致（2）该词与上文是一一对应的关系（3）这些词是递进关系，环环相扣，不能互换。
（六）
段意的归纳
1．记叙文：回答清楚（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人做什么事
格式：（时间＋地点）＋人＋事。
2．说明文：回答清楚说明对象是什么，它的特点是什么，
格式：说明（介绍）＋说明对象＋说明内容（特点）
3．议论文：回答清楚议论的问题是什么，作者的观点怎样，
格式：用什么论证方法证明了（论证了）＋论点

⑦ 有没有作家的现代文和它的赏析啊

巴金和他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

随着新文学运动的成长发展，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艺术风格，并且通过不同的创作途径，在不同的艺术领域内，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最初，是“五四”的风暴，使他们的思想受到震动和鼓舞，同时激发了他们对于新文学的兴趣。从二十年代中后期起，他们陆续投身于文学工作；到了三十年代，就成为深受欢迎的著名作家。他们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继承发扬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政治要求和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呼号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原则，把新文学创作推向新的水平。其中，取得了突出成就的，是巴金、老舍、曹禺三位作家。

巴金，原名李芾甘，一九�四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少年时代曾目击封建大家庭内当权势力的种种腐朽丑恶生活，青年们受压迫以压牺牲的遭遇，“下人”们的极为悲惨的命运；这使他产生深切的激愤。在“五四”浪潮冲击之下，他由最初朦胧的觉醒进而形成了强烈的民主主义革命要求。早年的这些生活和思想经历，在他后来的创作中都有反映。一九二三年，他从封建家庭出走，到上海、南京等地求学。一九二七年初赴法国，在更为宽广的天地里，接触到各种社会思潮。其中，最吸引他的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所揭示的民主主义理想。后来，他曾经说过：“我们都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注：《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二集·法国大革命的故事》)。一些俄国虚无党人的主张和行为，也使他受到鼓舞。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这些内容复杂的思想影响的深浅不同的印记。

巴金的创作生活开始于一九二七年的旅法期间。当时，正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由于大资产阶级的背叛，从蓬勃展开的大好局面一下子跌进失败的深渊。革命转入低潮。美国政府不顾世界舆论的抗议，处死巴金奉为“先生”的无政府主义者凡宰地的消息，更使他感到震惊和悲痛。这些，都给他最初的创作带来一种特殊的不安、骚乱的氛围。早期作品《灭亡》、《新生》、《爱情三部曲》等都写一群知识青年在军阀统治的环境中所从事的种种活动。作者揭露封建军阀统治的残暴与不义，怀着很大的热情塑造了杜大心、陈真、吴仁民、李佩珠等人物形象，赞美他们憎恨黑暗现实、追求光明未来和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这样的思想主题，和人民革命的反帝反封建任务是一致的。因此，作品在当时不资产阶级青年读者中曾经引起较大的反响，有助于激发读者变革旧现实的热情；而通过上述人物的失败和牺牲的命运，客观上也显示出了个人反抗的悲剧。但这些正面形象的思想性格中都有以“救世主”自居、脱离群众和狂热、偏激等毛病，他们自由散漫，肯定行刺暗杀等个人恐怖手段，视牺牲为自己唯一的神圣责任，这正突出地表现了他们的弱点和错误。作者在描写中对他们采取了无批判的态度，事实上就是赞扬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极端民主自由的思想。在《爱情三部曲》的第三部《电》中，这种倾向表现得极为明显。作品从工会，妇女协会、学校等各方面错综地描写了某小城市中一个激进团体的反军阀活动，着重写了团体内部一群青年的生活、斗争和死亡。虽然其中的阴郁气氛已较最早的《灭亡》等作品有所减少，但从这个寄托了作者理想的革命团体的活动中，却可更具体地看到思想方面的弱点和生活方面的破绽。这里没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没有坚强的群众基础，只有一些彼此思想接近的青年，凭着自己的热情和勇敢就企图在残暴的反动统治下立刻打开一个局面。作者对那种只是出于狂热，并不能给革命事业带来切实好处的单纯的献身精神，也采取赞美的态度。这是一些瑕瑜互见的作品，在主要是鼓舞读者向黑暗现实展开斗争的同时，也不免会发生一些消极的影响。

在写作《爱情三部曲》的同一个时期里，巴金曾于一九三一年冬到一个矿区生活了短时期。两年后利用所得的素材写成《萌芽》(《雪》)，因遭禁，两度改名后自费出版。前此的小说《砂丁》，已经写了矿工的苦难；而到《萌芽》，则进一步写出矿工们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和团结一致地进行的斗争。面对着新的生活题材，作者一时来不及充分熟悉，因此有些人物形象写得不够真实，但是，在这些作品中，作者不仅开拓了新的描写领域，而且把憎恨黑暗现实的激情同对工人生活斗争命运的真挚关切结合起来，表现了较有现实意义的内容。这是巴金创作的一个发展。

他的代表作是《激流三部曲》，包括《家》(一九三一年在《时报》连载发表，一九三三年初版)、《春》(一九三八年初版)、《秋》(一九四�年初版)三部，内容是通过一个大家庭的没落和分化来写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溃和革命潮流在青年一代中的激荡。作者以很大的激情对封建势力进行揭露，歌颂了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抗争并与这种家庭决裂。对题材的熟悉的作者感受的深切，使这部作品获得强烈的感染力量。在对青年进行反封建的启蒙教育方面，《激流三部曲》，尤其是其中的《家》，曾起了很大的作用。

作品以“五四”的浪潮波及到了闭塞的内地——四川成都为背景，真实地写出了高家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封建大家庭腐烂，溃败的历史；用作家自己的话说：他“所要展示给读者的乃是描写过去十多年间的一幅图画”(注：《〈激流〉总序》)。高氏豪门外表上诗礼传家，书香门第，但遮掩在这层帷幕之后的，却是内部的相互倾轧，明争暗斗，腐朽龌龊，荒淫无耻。为了维护这个作为封建制度的支柱而又面临崩溃的家庭，以高老太爷和克明为代表的那些卫道者，竭力奉持着礼教和家训，压制一切新的事物，甚至不惜以牺牲青年为代价。这就又加深了新与旧、当权势力与被压迫者的矛盾，并使年轻人遭受巨大的痛若。在《家》中，就有梅的悒郁致死，瑞珏的惨痛命运，鸣凤的投湖悲剧，婉儿的被逼出嫁，——这些青年女性的不幸遭遇，无不是封建制度以及礼教、迷信迫害的结果。作者通过这些描写，表现了深切的同情和悲愤，并向垂死的制度发出了“我控诉”的呼声。

然而这个家里的新旧矛盾，毕竟已发生在“五四”时代。“五四”的浪潮掀起了青年一代的热情和理想，也回深了他们对于旧的制度和生活的憎恨。《家》中的重要人物觉慧，便是这种受到新思潮冲击的新生的民主主义力量的代表。他坚决反对大哥觉新的“作揖哲学”和“无抵抗主义”，他的信念很单纯，对旧势力 “不顾忌，不害怕，不妥协”。他的确是“幼稚”的，对周围的一切还不能作出科学的分析，甚至感到“这旧家庭里面的一切简直是一个复杂的结，他这直率的热烈的心是无法把它解开的。”但基于“五四”时代对旧的一切表示怀疑和否定的精神，他知道这个家庭是“无可挽救的了”。他并不想对“家”寄托什么希望，而热心于交结新朋友、讨论社会问题、编辑刊物，创办阅报社等等社会活动，“夸大地把改良社会、解放人群的责任放在自己的肩上”。即使在他与鸣凤热恋的时期，他在外面也“确实忘了鸣凤”，只有回到那和沙漠一样寂寞的家里时，才“不能不因思念她而苦恼”。最后，觉慧无所顾忌地离开家而远走了。作者通过觉慧写出了革命潮流在青年中的激荡，写出了包含在旧家庭内部的新力量的成长，也通过觉慧来对觉新的“作揖主义”和别人的懦弱性格作了批判。在《春》与《秋》中，从淑英、淑华等人的成长过程，可以看到觉慧的行动对这个家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这一性格的确是给读者带来了鼓舞、带来了“新鲜空气”的。觉慧到上海是为了向往那里的“未知的新的活动”，“还有那广大的群众和新文化运动”；作品并没有正面地具体描写觉慧离开家庭以后所走的道路，但对封建家庭的叛逆，常常是知识分子走上民主革命的起点。根据觉慧性格的逻辑发展，在中国具体历史条件下，他是有可能经过较长时期的摸索而找到人民革命的主流和领导力量的。虽然环境气氛和时代精神在《激流三部曲》中表现得不够充分，使人不能十分真切地感受到那个家庭与当时各种社会关系的联系，但作品写到了“五四”革命浪潮的影响，写到了四川军阀混战对人民的骚扰，也写到学生们向督军署请愿和罢课的斗争，以及地主派人下乡收租等情况。这一切都表示这是一个人民革命力量正在观苦斗争和不断壮大的时代，而这种背景就给觉慧这些青年人的叛逆性格和出路提供了现实的根据。

觉新和觉民是始终贯串在《激流三部曲》里的人物，特别是觉新，作者对他所花的笔墨最多，而且可以说是整个作品布局的主干。这是一个为旧制度所薰陶而失掉了反抗性格的青年人，心底里虽然有着是非和爱憎的界限，也理解夺去了他的幸福和前途、夺去了他所最爱的梅和瑞珏的是“全个礼教，全个传统，全个迷信”，但他无力挣扎，只能伤心地痛哭，忍爱着精神上的痛苦。他是旧礼教制度下的牺牲者，但同时又不自觉地扮演了一个维护者的角色。作者对他是有一些批判的 (通过觉慧，曾多次批判他的怯弱)，但更多的是同情和原谅。读者只有在把他当作一个牺牲者的心情下才可能产生一点惋惜；这种情绪却往往又为人物自己的行动所否定了。觉民的性格是沉着的，也是比较定型的；作者给他安排了一个比较顺利的遭遇，使他胜利地得到爱情，跨过了逃婚的斗争。他也有改变和发展，但都是顺着一条路向前的，他自信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春》和《秋》中，他已站在斗争的前缘，不妥协地和那些长辈们当面争辩，并卫护着淑英、淑华的成长。在给觉慧的信中，他说：“我现是在‘过激派’了。在我们家里你是第一个‘过激派’，我便是第二个。我要做许多使他们讨厌的事情，我要制造第三个‘过激派’。”这第三个就是淑英，淑英的成长和出走，是贯串在《春》里面的主线，而觉民的活动就为这件事的开展准备了条件。

在青年女性中，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牺牲者外，作者在《家》里还写了琴和许倩如，这是正面力量的萌芽，虽然许倩如只是一个影子，而琴还正在觉醒的过程中。到《春》里，这种正面力量就有了成长，不仅琴的性格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出现了淑英。她从觉慧的出走引起了心灵的波动，从蕙的遭遇又深切地感到摆在自己面前的危机，于是在觉民、琴等人的鼓舞下，逐渐变得坚强起来，终于走上了觉慧的道路，理解了“春天是我们的”这话的意义。《春》和《秋》中所展开的是比《家》中更加深化了矛盾。在长辈们的虚伪与堕落的衬托下，《春》里面主要描写一些心灵纯洁的少年男女的活动，为淑英性格的成长和觉醒提供了条件。情节的开展比《家》来得迂缓，而精神仍是一贯的。淑华的活动主要在《秋》里，这是一个性格单纯开朗的少女，她的爽直快乐的声音常常调剂了某些场面中的忧郁情调，给作品带来了一些明朗的气氛。她最后也逐渐成长起来，有了“战斗的欲望”，而且与旧势力进行了面对面的争辩。和她成为对比的是淑贞的命运，正当淑华争取到进学堂的机会的时候，淑贞就跳井自杀了。这是个生活在愚蠢和浅妄的包围中而从来没有快乐过的木然的少女，通过她的遭遇暴露了那些长辈们的虚伪和丑恶，说明了封建主义对于人们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严重的摧残。这些少女们的活动，包括绮霞、倩儿、翠环等人，是作品中的重要构成部分。

对于那些虚伪、荒淫和愚昧的老一代的人们，作者并没有把他们漫画化，却仍然投予了深刻的憎恨和无情的诅咒。从高老太爷和《秋》里面死去的克明身上，揭露了旧制度的卫护者们那种表面十分严峻而其实极端虚伪和顽固的本质。《春》里面作者更多地勾画了克安、克定等人的荒淫堕落的活动，他们的盗卖财物、私蓄娼优、玩弄丫头奶妈等行径是不堪入目的；而在他们的放纵和影响下，觉群、觉世等小一辈品质的恶劣也已逐渐成型，这正说明了这种制度和教育的腐朽、野蛮和残酷。《秋》里面所写的面更扩大了，已不限于高家的范围，周家和郑家也占了很大的比重；通过周伯涛、郑国光、冯乐山、陈克家等不同人物性格的描写，所谓书香缙绅之家的虚伪、堕落和无耻的面貌是更多方面地揭露出来了。这就不只补充了对高家那些“克”字辈人物精神堕落状况的揭露，而且说明了这是一个制度的产物，充分地显示了这些形象的社会意义。另外一些庸俗、泼辣和愚蠢的女眷们的活动，例如陈姨太、王氏、沈氏等，更以她们的丑恶形象引起了人们的深深的厌恶。而通过一些性格善良的人们的牺牲，例如蕙的死和葬，枚的死，以及一些不幸的丫环的命运，封建统治阶级的“吃人的”面貌和作者的极端憎恶的感情就表现得更为鲜明。

在《秋》的最后，觉民说：“没有一个永久的秋天，秋天或者就要过去了。”作者曾说他“本来给《秋》预定了一个灰色的结局，想用觉新的自杀和觉民的被捕收场”，但在友情的鼓舞下，他决定“洗去了这本小说的阴随的颜色”(注：《〈秋〉序》)。这个预定的计划更接近于他在《爱情三部曲》或者《灭亡》、《新生》等作品中一再作过的艺术安排；但在愿望给读者以乐观和鼓舞的情绪支配下，他终于改变了预定的计划，给作品增添了健康和明朗的色彩。早期作品中有所流露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影响，在这里已经很难找到了。小说关于新的力量和新的道路虽然都还写得相当朦胧，但仍然有很大的鼓舞力，能够吸引读者憎恨那种腐朽没落的制度，并为美好的未来而斗争。封建社会在中国经历了特别漫长的历史岁月。到了现代，在狂风暴雨般的人民革命的连续打击下，它的解体仍然是极其缓慢的；而且一面走向列亡，一面继续虐待、摧残、杀害各阶层的人们，包括封建阶级成员自身。所以，以控诉封建家庭、封建制度的罪恶为主旨的《激流三部曲》，具有强烈的战斗意义，它曾激动了几代青年读者的心灵。

巴金还有《复仇》、《光明》、《将军》等短篇小说集，从更多的方面，反映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如《还乡》写乡民们反对恶霸乡长的尖锐的斗争；它的姊妹篇《月夜》描写了这个恶霸杀死了参加农会的农民的惨象。《煤坑》通过一个初下窑的矿工的感受，描写了煤矿工人的悲惨生活。也有许多篇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描绘了知识分子的不同面貌，如《知识阶级》和《沉落》都是揭露某些大学教授的卑劣行径和虚伪的丑态的。《春雨》里则写了一个不满哥哥只求混饭吃而自己勇敢地走向革命的知识分子。此外，作者还根据自己广泛的经历和知识，写过好些篇取材于外国社会生活的小说。《马赛底夜》描写了隐藏在资本主义豪华都市中的罪恶和荒淫。《马拉的死》取材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历史事件。《神·鬼·人》短篇集中的几篇则写出了某些日本人的精神空虚的面貌。《将军》描写流落在中国的白俄贵族的沉沦。这些短篇一般都是摄取一个生活片断或就一两个人物的性格来写的，不只反映的生活面较长篇广阔，在构思和艺术表现的集中精炼上，也有它独特的成就。有些作品，如《狗》、《幽灵》等，主要采用象征的笔法，描绘现实生活中严酷的矛盾和斗争。这些短篇，处处都显示出作家对于人世间不幸和苦难的高度敏感，迷漫着由此而来的内心不安和痛苦，同时却又激荡着对于美好前景的憧憬和追求：它们都是巴金短篇小说共同的思想特色。这些作品，大多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

这个时期里，巴金还有《忆》、《短简》、《旅途随笔》、《生之忏悔》等散文集，其中大部分是谈自己的生活、思想和创作的。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巴金可能是最喜欢跟读者谈论自己的作家了，而且总是那么亲切，那么坦率，从不掩饰自己的爱憎、欢乐和懊丧。这些散文清丽流畅，将叙事和抒情融合在一起：感情在叙述中回荡，事实随着情绪的急流展开，虚实相间，挥洒自如，写得很有魅力和光彩。

抗战期间巴金写了长篇小说《火》，共分三部。前两部描写抗战爆发后上海青年的抗日救亡活动，以及上海沦陷后由这些青年人组成的战地服务团所进行的各种抗战宣传和组织民众的工作情形，比较鲜明地刻划了其中一些成员的性格特点，表现出了作者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对侵略者的愤慨。第三部写于一九四三年，抗战后期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情况给作者带来了阴随失望的情绪，因此它和前两部虽然在故事情节上尚有一些联系，但气氛和情调却显然不同，而且通过一个基督徒来宣扬“人类爱”，在思想上既有明显弱点，在艺术上也比较枯燥。

作者这种阴郁失望情绪也表现在他一九四四年以后所写的几部作品里。在长篇《憩园》、《第四病室》、《寒夜》和短篇集《小人小事》中所写的故事，可以说都是生活在“寒夜”中的一些“小人小事”。这些作品的内容大致都是通过那些善良人物的不幸遭遇，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的后果，表现了作者对那个社会的悲愤的控诉和抗议。作者在《第四病室》的《小引》中说：“我一个朋友刚刚害霍乱死去，这里的卫生局长(用我们家乡的土话解释，他倒是名符其实的‘卫生’局长了)还负责宣言并未发现霍乱。”他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怀有不可抑止的愤怒，不过在早期作品中较多见的作家主观热情的宣泄，已被对于社会生活的细致刻划所代替了：同样是对于旧世界的抨击，在表现手法上却有所不同。这些小说所写的都是些平淡而悲痛的故事，虽然气氛比较低沉，但并未失去对生活的信心和希望，对黑暗势力的揭露仍然相当有力。

在《〈沉落集〉序》中，巴金曾说他的作品都是在“愤慨的情绪下写成的”，而且自述：“态度是一贯，笔调是同样简单。没有含蓄，没有幽默，没有技巧，而且也没有宽容。这也许会被文豪之类视作浅薄、卑俗，但是在这里面却跳动着这个时代的青年的心。我承认我在积极方面还不曾把这个时代青年的热望完全表现出来，但是在消极方面我总算尽了我的力量：在剪刀和朱笔所允许的范围内，把他们所憎恨的阴影画出来了。”这段话大体上是可以概括他的作品的特色的。作者创作力量旺盛的时代是青年时期，他笔下的人物也大致都是青年，而他的作品的读者主要也是青年。在《家》的《后记》中，他说：“我始终记住：青年是美丽的东西。而且这一直是我的鼓舞的泉源。”事实上，巴金正是把自己的作品看作青年的赞歌的：他歌颂青春的美丽和成长，而诅咒那些与青春为敌的摧残生命的势力。这里显示了他创作的特点，也包含了他创作的弱点。青年知识分子热情勇敢，富有朝气，易于接受新思想，自然值得赞美；但这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青年虽然渴望进步，而出身和教育所赋予他们的缺点也很多，作者未能站在更高的水平上来看待这种进步力量，引导他们克服自己的缺点，却往往站在同一水平来同情的原凉他们，这就不免带来某些消极影响。巴金的这种创作态度，和创作品风格特色也是有密切联系的。因为是青年人彼此间的热情的鼓舞和心灵的交流，所以它不需要含蓄或幽默，也没有余裕来从事艺术的雕镂；它需要的是单纯、热情、坦白、明朗，这样才能够沟通彼此间的感情，打动对方的心曲。加上巴金的语言流畅，就更容易使人很快为作品中人物的命运、他们的悲哀和欢乐所吸引，而且自然地引起了人们的激动。贯串在他作品中的那种对旧制度强烈的憎恨和热情地鼓吹反抗和变革的精神，鼓动了许多青年读者的正义感和不满旧现实的激情，并引导他们走向反抗和革命的道路。“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就整体而言，很长一段时期里都是以学生、青年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尽管如此，和其他许多作家比较起来，在与青年读者关系之密切、影响之广泛等方面，巴金的作品仍然获得特殊的成就。他一直是位深受青年喜爱的作家。

鲁迅曾经称赞说，“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注：《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他在旧中国的二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先后写下四百多万字的作品，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同时，巴金还有大量的译作，其中包括屠格涅夫等人的文学名著。由他主编的《文学丛刊》，编选出版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内中不少是青年作家的处女作。他还编过《文学季刊》、《文季月刊》等刊物。所有这些，都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⑧ 中国当代小说赏析

从苏童身上我们看到，中国电影因其创造的独特形象，在使法国公众接受中国当代文学时起到不容怀疑的作用。但电影在为苏童吸引了异域关注的目光的同时，也对异域观者产生了诱导，强化，而不是修正了其文化思维模式和民族集体想象；对于被接受的作家而言，这并非是一种丰富因素，而是一种固化因素，它对作家完整的、真实的文学形象的树立产生了阻力。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凭借其强大的爆发力和创新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紧贴中国现实的时代气息，丰富多样的写作主题，不拘一格的写作手法，形态各异的文学思潮，使得这一文学在国际上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法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汉学历史的国家，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法国汉学界就敏锐地捕捉到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新趋势，翻译了当时很多“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代表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的翻译更出现了持续稳步上升的态势，中国文坛的主力人物几乎都拥有了法译本作品。近年来，中法文化交流尤为频繁，特别是中法文化年期间，巴黎图书沙龙首度邀请中国作为主宾国，将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主推对象，三十余名中国作家应邀赴法，与法国读者直接接触，进一步引发了法国出版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出版热情和法国公众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阅读兴趣，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的翻译出版，进一步扩大了中国作家在法国的影响力。

如果谈到在法国受到关注较多，影响较大的中国当代作家，苏童是一个不得不提的名字。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起，法国先后出版了六部他的作品：《妻妾成群》（Epouses et concubines,1991年，弗拉马利翁出版社）、《红粉》（Visages fardés,其中还收录了《妇女生活》，1995年，毕基耶出版社）、《罂粟之家》（La Maison des pavots，1996年，中法文对照版，友丰书局）、《米》(Riz,1998年，弗拉马利翁出版社)、自选小说集《纸鬼》（Fantómes de papiers，其中收录十八篇短篇小说，1999年，德克雷德·布鲁韦出版社）,以及去年刚刚出版的《我的帝王生涯》（Je suisl'empereur de Chine，2005年，毕基耶出版社）。

苏童的文学创作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但真正令他为广大中国读者所熟知，并为他带来国际性声誉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小说《妻妾成群》的问世。苏童也同样是凭借着这部作品吸引了法国人的视线，登上了法国的文学舞台。在张艺谋获奖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光环照耀之下，《妻妾成群》迅速拥有了法译本，普通本出版不久便又出了袖珍本，并以巩俐的倩影作封面，封底则标明小说为电影原本。《妻妾成群》在法国的发行量达到六万册，成为在法国最畅销的中国当代小说之一，苏童的名字也在一夜之间为法国的汉学界、文学界和普通读者所知晓。在法国出版界，两三千册的销量就可以收回成本，一般的中国文学作品达到六七千册的销量，已经是不错的表现，因此，作为苏童在法国被翻译的第一部作品，《妻妾成群》六万册的销量是一个很高的起点。改编电影的成功，带来了苏童小说商业上的成功，令苏童从众多的中国当代作家中脱颖而出，迅速走入法国读者中间，赢得了较大的读者市场，这是很多只求被翻译就好，并不计较销量的中国作家难以企及的，这也使得苏童成为一个法国出版商从其身上能看到相当商业价值的作家。

同时，与电影的紧密关系，使得苏童在法国的接受方式成为一个特例。大多数在法国得到译介的中国当代作家，首先是以某一方面独特的文学品格（作品叙述层面的先锋实验性、思想层面的探索性或哲学性、内容上的现实性和批判性等等）吸引了某一位或某一些法国汉学家的注意，然后借助其推荐，逐步得到翻译和出版，在一个并不短暂的过程中，逐渐获得法国汉学界更广泛的认可，最终引起文学批评界和法国大众的注意。而苏童在法国被发现、被译介、被接受的过程直接而迅速，几乎没有任何过渡。可以说，因为改编电影成功而带来的强大的商业连锁反应，使得法国汉学界、文学界和普通读者对苏童的认识和接受几乎是同步的，汉学界在后两者的认识和接受过程中，并没有起到原有的引导作用，作家的形象不是依靠汉学家有选择的翻译和有侧重的推介而逐步塑造出来的，而是由电影以其强大的传播力和视觉影响力，在读者阅读文本之前，先入为主地、直接而直观地植入了读者的脑海。

苏童在法国的这种起步方式对他日后在法国的译介产生了微妙的影响，而要分析这种影响，我们必须先了解法国人是怎样来解读《妻妾成群》的。

法国的一家杂志这样评论苏童的《妻妾成群》：“苏童不动声色地描写最残酷的折磨，最隐秘的痛苦。喊叫、暴力，甚至是巫术都像在一层薄雾中，或者是在一层纱幔后出现。一些富有诗意的细节，例如知更鸟的歌唱，蜿蜒的紫藤，奇特而引人侧目。这种奇异的视角，不仅远没有减轻阅读的焦虑，反而令人更加恐惧。表面上简单的文字，实际上是一座迷宫。没有一个人物可以作为标准，因为没有一个人令人同情，也没有一个人令人厌恶。这些黑色的灵魂同时也是受害者。发疯的颂莲，不停地围着弃井转来转去，是最为恰当的形象。”这样的评论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我们无权去指责这样的解读，从阐释学的角度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妻妾成群》，更何况很多中国读者所读到的《妻妾成群》也正是上文所描述的形象。但是从这样的解读中我们不难发现，法国文化背景下特有的接受视域，使得法国读者对于苏童作品的某些因素尤为敏感。苏童所精心营造的阴森恐怖的氛围，神秘诡谲的意象，暗合了法国读者对于陌生而遥远的东方世界的集体想象；颂莲们的悲剧命运，又能够引起法国人对于生活在黑暗制度下的东方女性的深刻同情。汉学家安妮·居里安曾经从法国人的角度谈到改编成电影的当代中国小说和西方读者的关系问题，她写道：“许多中国作家希望看到自己的作品搬上银幕，这既能使他们出名，又能为他们带来可观的收入；因此他们的写作受到诱惑，追求强烈的视觉风格和可能引起西方人的兴趣、使他们入迷的意象，而他们展示的是西方人可能已经了解的那个中国，带着古典色彩，却不是当代中国（然而小说和电影都是当代的）；为此，他们求助于中国文化中一些对西方而言富有异国情调的乃至公式化的意象，如《妻妾成群》的大宅或有人在抽鸦片的屋子。”苏童写作的初衷当然不是为了取悦西方读者，但安妮·居里安的话印证了苏童作品中的某些因素，特别是叙述层面的某些因素，即使在作者的创作意图中并非最重要的部分，却恰恰是可以引起法国读者兴趣的阅读兴奋点。

苏童曾说，“我的终极目标不是描绘旧时代，只是因为我的这个老故事要放在老背景和老房子最为有效。试想一下，如果我把《妻妾成群》改写，抛开外表所有可以剥离的东西，那些院子、宅子等，我可以把它处理成当代生活中四个机关女职员和一个上司之间的关系，这样写不是也很有趣吗，会变成完全不同的另一篇小说。”对于苏童而言，历史仅仅是一件外衣，一个衬托人物表演的布景，他的目的是以历史为道具，描写、探索人性中复杂的方面。然而，正是因为以遥远的时代为背景，有了与现实拉开距离的叙述空间，才使苏童的叙述才华得以充分地发挥，恣意绽放。细腻的心理描写，含糊玄妙的意境，准确的细节将《妻妾成群》的故事讲得如此生动、如此逼真、如此精彩；而苏童的描写越是灵气十足，越令法国读者感受到作品强烈的异国情调，令其为之入迷，流连于作品华丽的外表，深陷于作者引人入胜的故事，却失去了拨开情调、意象的迷雾去追寻掩藏其中的内在实质的意识，忘记了作者并不是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苏童意欲摆脱的具体的历史背景和故事情节，却牢牢地吸引住了法国读者的视线，精彩绝伦的故事带来的“感官性”的享受主导了他们的阅读。如果真的将《妻妾成群》的故事改为四个机关女职员和一个上司的故事，离开阴沉恐怖的旧宅院和裹足的小脚，也许苏童作品的思想性、普世性会得到更为有力地凸现，会更为有效地传达给法国读者，但苏童在法国的命运也许也将改变了。

《妻妾成群》内在思想性的被忽视是不是意味着苏童的叙述才华和写作风格得到了法国读者充分的肯定？问题似乎并不这么简单。安妮·居里安在谈到法国新小说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时说道：“虽然新小说较晚被翻译到中国，但它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影响。例如萨罗特、罗伯-格里耶，他们的理论著作和小说都被翻译成中文，并且得到广泛讨论。像《古典爱情》和《在细雨中呼喊》的作者余华，以及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小说原本的作者苏童，他们在新小说技巧的影响下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打破了叙述的线性，采用多视角的写作。”在安妮·居里安的描述中，苏童是一个具有先锋实验性质，在叙述技巧上有独特追求的作家。《妻妾成群》虽然讲述的是一个旧派的故事，也借用了一些古典小说的元素，但它并不等同于传统小说，苏童有意识地在其中融合了具有现代性的叙述手法，并创造了独特的叙事风格。他在行文中取消人物对话的标点符号，使得小说人物和叙述融为一体，相互制约相互辅助，在阅读和感官体味上更为流畅；他采用语言“陌生化”手法，以产生特别的审美感觉和深邃意味，令小说的叙述话语创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语言表达范式。同时，他大量使用句号，而不是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感叹号，以处于零点的情感状态、尽量不动声色的态度进行叙述，使读者的感受不再是从语句中被动地获得，而是从相关的情景和细节中主动地获得。作者冷却了自己的主观情绪，以不褒不贬的态度叙述一切，退让出阐释空间，由读者在阅读中获得了一种能动的判断。他还大量地运用长段，以控制小说的节奏，小说的叙述语调也变得平缓从容，不动声色，形成舒缓沉静的叙述风格。

然而在《妻妾成群》的法译本中，原文的行文方式与结构被改变，原文中本没有引号的对话全部加上了引号，多处对话结尾的句号被改换为感叹号这样具有明显感情色彩的标点，原文中很多长段被断成短段。事实上，由于中法两种语言的差距较大，将原文中的一些形式进行改变，使之符合法语的表达习惯、易于读者接受本无可厚非，但进行这种改变需要十分谨慎的态度，因为作者的语言特点、整部作品的风格是与其表达形式密切相关的，上文提到的无引号对话、句号标点及长篇段落可以说直接体现着作者的风格，甚至本身就是作者风格的组成部分。但它们却在翻译出版过程中流失了，这种流失不论是译者的选择还是出版商的选择，其用意都在于将作品浅析化，减少阅读障碍，增强作品的可读性，从而将读者的阅读重点指向作品的故事层面。经过这样的翻译处理，很难想象苏童的叙事魅力是否还能较为完整地传达给法国读者。

事实上，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的出版具有两种较为明显的并行不悖的特征。一是追求具有轰动性的作品，例如获奖电影的原本小说，或是在中国引起巨大争议，能够刺激法国公众神经，颠覆西方人对中国的传统印象的作品；例如，李碧华的《霸王别姬》、李晓的《门规》，卫慧、棉棉作品的翻译，这种翻译追求的更多的是一种短期的商业效应，更多地反映的是出版商的选择，而不一定是汉学家的偏好。二是着眼于作家的文学创作品质和创新独到之处，力求反映中国当代文学特有活力和创造力，例如对先锋派作家余华、格非、马原等的译介，对寻根派作家韩少功等的译介，这种翻译较少考虑商业因素，主要着眼于促进法国社会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了解，逐步树立作家的国际声誉。

应该说苏童《妻妾成群》的翻译属于第一种类型，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在《妻妾成群》的翻译中，译者和出版商强化作品中能够引起读者阅读兴趣的因素，而忽视在文学审美层面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叙事手法的倾向。而在《妻妾成群》之后，作为一个在法国已经获得商业成功和一定知名度的中国作家，苏童似乎也因此失去了成为第二种出版对象的机会。即使翻译家希望在翻译中保留苏童的叙述特征，也可能在和更看重商业利益的出版商的周旋中妥协。《米》的翻译者诺埃尔·杜特莱就曾提到：“在形式方面，苏童将对话融于叙述之中，没有使用引号将其明显地标示出来，有时会令人难以分辨这些话是出自对话还是人物的内心独白。英文版保留了这种手法，而遗憾的是法国出版社并没有这样做。”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法国出版界、文学界还是普通读者，对苏童的印象始于《妻妾成群》中所创造的那个充满神秘的中国意象的旧宅院和悲剧性的东方女性形象。可以说，《妻妾成群》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固化了苏童在法国读书界和普通读者心目中的形象。因此，苏童被翻译成法语的作品大都属于所谓的“新历史小说”和“妇女系列”，所有关于苏童作品法译本的评论和介绍，无一不提到苏童是《大红灯笼高高挂》小说原本的作者。时值2005年，法国出版社宁可选择苏童1992年的作品《我的帝王生涯》，而不考虑苏童较为新近的《蛇为什么会飞》这样的现实题材作品。虽然苏童也在法国出版了短篇小说自选集，但其影响远不及《妻妾成群》之后的《红粉》和《米》。

2004年巴黎图书沙龙介绍受邀中国作家的手册上，关于苏童的条目基本上概括了法国公众对苏童的印象：“苏童非常擅长描写模糊遥远的历史，他的小说经常以中华民国和封建时代作为背景。令他名声鹊起的是描写女性的作品，例如1989年被张艺谋搬上银幕的《妻妾成群》。他的笔触敏感细腻，具有内敛的诗意，传达出悲剧意味，在苦难、堕落和颓败的背景上，描绘现代人物和历史人物复杂、犹疑的精神状态。”如果说，不通晓中文的法国读书界和普通读者对于苏童的印象来源于他第一部在法国获得成功的作品，这并无可厚非，那么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情况相当熟悉的汉学家对苏童又有怎样的认识呢？

有中国评论家说：“苏童是一位善变的作家，他从不愿意固定自己的风格，他甚至视风格为一种‘陷阱’。从‘枫杨树’、‘香椿街’到‘妇女乐园’，从历史到现实，从古典到现代……苏童的创作视点始终游移不定，他每次都以迥然不同的形象刺激着读者的阅读习惯。”但在法国，汉学界对苏童的认识却并非如此。正如我们在上文所提到的，由于苏童在法国的一炮走红，使得汉学界与普通法国公众几乎在同一时间接触到苏童，很多汉学家对苏童的印象也始于《妻妾成群》，从而忽略了苏童其他类型的创作，例如为苏童博得中国文学界最初赞扬和肯定的“香椿街”的故事和苏童晚近的关注现实的作品。同时，由于苏童在法国已经具有一定知名度，法国出版商在出版苏童作品时具有相当的主动性，汉学家的注意力可能更集中在另一些需要其大力推介的作家身上；而出版商对苏童作品有选择性的出版，在不断强化《妻妾成群》对读者造成的印象的同时，也对汉学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其只将目光放在苏童女性题材和历史题材的作品上，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米》的法语本译者诺埃尔·杜特莱在他的《中国当代文学爱好者使用概要》中这样概括苏童的创作：“苏童喜欢将他的小说置于他并不了解的历史背景中，并且擅长描绘女性形象。”

上文我们提到专攻中国当代文学的汉学家安妮·居里安曾把苏童与余华相提并论，指出新小说对他们的影响，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安妮·居里安注意到苏童在叙述层面上的独特性和文学品质，并不受制于苏童作品的历史外衣。但这样的声音似乎显得十分微弱，更多的汉学家执著于苏童所虚构的历史，所塑造的女性形象，这种倾向贯穿了对苏童《妻妾成群》之后的作品的解读。以《红粉》为例，从故事情节上看，苏童在其中描写了旧时代妓女秋仪、小萼在新中国成立后几经沉浮的生活，写就了一曲女性曲折凄婉的命运悲歌。我们且不论作者写作的立意究竟是什么，让我们来看一看法国汉学家是怎样进行解读的。

“在《红粉》中，苏童描写是在1949年后，在共产主义制度刚刚建立的最初阶段，两名被带进劳改营进行改造的妓女的生活。”

——诺埃尔·杜特莱

《中国当代文学爱好者使用概要》:苏童的小说“以虚构的方式表明了虽然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极力禁止，但旧中国的某些东西依然存在，无法被消灭：那就是不符合社会规范的对性的欲望，那种远不是洁身自好的贤妻良母所应具有的女人的欲望……苏童笔下的女主人公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呢？性欲，她们强烈的性欲，似乎为她们画出了人生的轨迹。毛泽东强调男女平等，甚至是男女无别，而这些女人却费尽心机想要在男人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靠男人过日子。”

——玛丽-克莱尔·于奥

《红粉》法译本序言：“两名在解放后被强制改造的妓女，厌弃可以自主，却失去性生活的辛劳生活，死心塌地地要依靠男人过日子。这种女性观是否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弥漫在文学话语里的女性厌恶论同出一辙？至少，这一观点表现的是对任何形式的乌托邦的拒绝，对旧式小说的永恒真理的认同——直至作者的风格也是如此：男人永远是男人，女人永远是女人，金钱永远是金钱。”

——安热尔·皮诺和伊莎贝拉·拉碧《1994年-1997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综述》

被带进劳改营进行改造，只是《红粉》中情节的一部分，而诺埃尔·杜特莱则把它放大为小说的主要内容，在他的概括下，《红粉》俨然成为一部反映敏感的政治问题的具有揭露性的小说。玛丽-克莱尔·于奥则将重点放在了“性欲”两个字上，在她的不乏女性解放意味的话语中，秋仪、小萼这两个旧的灵魂在新的生活来临之际的失重与挣扎，实为“性欲”与压抑女性欲望的社会制度之间的激烈冲突。而安热尔·皮诺和伊莎贝拉·拉碧则对作者的女性观提出了质疑，从作品中读到的是作者“男性话语霸权”的嫌疑。

苏童一再强调：“我把女人当成男人来写。”“我首先关注的是人的问题，人性的问题，人的生存处境，性别特征是裹在里面涌现出来的。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然而，这样的表白无法阻止法国汉学家在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知识结构的支配下，对他的作品所作出的解读。诚然，秋仪和小萼可以是两个抽象的灵魂，但既然在作者的笔下，她们生活在刚刚解放的中国，她们是妓女，她们有着依附男人的意识，从她们身上就有可能读到政治、性和男性霸权。如果说这是苏童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表达，不如说这是西方社会最为敏感，最为关注的话语在苏童作品中的影射。

当汉学家的眼光也往往局限于苏童作品的经验层面，忽视作品的隐喻意义，无法跳出苏童无意中挖掘的历史陷阱的时候，不难想象法国媒体和普通读者是否有能力走出这个其实由他们自己编织的中国幻象。让我们再来看看法国媒体和出版界是怎样来评价苏童想要表达“一种不确定性，包括人的身份和处境的不确定性”的作品《我的帝王生涯》的。

“作者细致的描绘，让我们沉浸在一段想象的中国历史中。由于出生在历史被全盘颠覆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苏童怀有一种重塑历史的激情。”

——菲利普·毕基耶出版社网站

“在历史与虚构之间，苏童描绘的世界极端残酷，带着一点中国式的感性的情色肉欲色彩。”

——马赛某书店负责人

“这是一部构思精巧的小说，充满异国情调，精致的中国风物俯拾皆是。”

——法国《读书》杂志

无可否认，这样的介绍有哗众取宠之嫌，强化苏童作品中的政治性、地域性和性色彩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商业目的的有意之举。但从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苏童的尴尬：作为一个已经走入法国读者中间，并在法国出版界获得一席之地的中国作家，苏童在逐渐摆脱自己文学地位的地域性，融入法国文学系统的进程中，却不断地在被强化其文学作品的地域色彩。被法国文学、文化系统接纳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受制于法国文化定势，无条件地接受“他者”对“我”的文化定位的过程。

从苏童身上我们看到，中国电影因其创造的独特形象，在使法国公众接受中国当代文学时起到不容怀疑的作用。但电影在为苏童吸引了异域关注的目光的同时，也对异域观者产生了诱导，强化，而不是修正了其文化思维模式和民族集体想象；对于被接受的作家而言，这并非是一种丰富因素，而是一种固化因素，它对作家完整的、真实的文学形象的树立产生了阻力。

文学作品所包含的丰富因素为我们提供了多种角度去解读它，苏童的小说也不例外，更何况文化的差异，截然不同的接受视野有时会为解读一部作品、一个作家提供意想不到的角度，开拓另一种曲径通幽的可能。然而，我们忍不住去期待，是否有一天，在法国，人们能够拨开弥漫在苏童作品之上的或阴郁、或凄婉，充满诱惑的迷雾，去发现那个为他们所忽视的，也许是一个更本真的苏童呢？走出了中国的苏童，什么时候能够走出这层迷雾，在更宏大的文学宇宙中得到释放呢？

⑨ 求一篇现当代文学赏析方面的文章

1 我国现代小说继承我国古典小说创作的优良传统，借鉴别国小说创作的宝贵经验，随着“五四”运动的发生发展而产生发展，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鲁迅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夕，创作出《狂人日记》这我国现代文学的第一篇小说，继而写出《孔乙己》、《药》等，共十四篇小说编成《呐喊》；接着创作出《祝福》等十一篇小说，编成《彷徨》。鲁迅创作小说，“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他的这些短篇小说，取材广泛，塑造出各种类型的典型性格，揭露出封建社会、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揭示了旧社会的种种病根，具有宽广深刻的社会意义。特别是《阿Q正传》，塑造出一个辛亥革命时期农民的典型，意义更为深远。阿Q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残酷压榨、严重戕害。他从被压迫者的朴素直感欢迎革命，但不理解革命，终被混入革命的反动势力当作抢犯杀害，从而反映了旧中国农民的悲惨命运，揭示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提出了唤醒农民觉悟的重要问题。阿Q的“精神胜利法”，以虚幻的胜利代替实际上的失败，不能正视自己被压迫的悲惨地位，更概括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各种各样的人的病态心理，暴露了“国民的弱点”和旧社会的病根，能够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是我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茅盾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开始小说创作。《蚀》，包含《幻灭》、《动摇》、《追求》三个中篇，各篇独立，人物互异，表现了当时一些知识青年所经历的曲折、痛苦的路程；《虹》，表现了女主人公冲出家庭牢笼、走向集体主义的道路；《路》、《三人行》，表现了青年学生在严重白色恐怖下逐渐觉醒参加斗争的过程。这些作品标志着茅盾在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的前进。1932年前后，茅盾先后创作出了杰出的长篇小说《子夜》，和著名的短篇小说《林家铺子》、《春蚕》。《林》反映出当时民族工商业风雨飘摇的处境，《春》表现了当时农民丰收增债的命运。1941年，茅盾创作出了《腐蚀》，控诉了特务组织残酷镇压进步青年的罪行。《子夜》，是茅盾的代表作。它以民族资本家吴荪甫和买办资本家赵伯韬之间的矛盾斗争为全书的主线，以上海为中心，反映了1930年前后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和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显示了革命力量的蓬勃发展。它塑造了众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塑造了吴荪甫这个民族资本家的典型形象。吴荪甫野心勃勃、精明强悍、果决专断、冷酷无情，很有发展民族工商业的雄心和魄力，但终于逃不出赵伯韬的魔爪，几乎用自杀来结束自己悲剧性的命运。《子》，通过塑造吴荪甫这个典型形象，深刻地揭示出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破产的必然性，暗示出他们只有参加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才有真正的出路。茅盾以《子》等不朽作品和其他文学活动，奠定了他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位置。


2 巴金在1929年初，发表了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表现了在北洋军阀血腥统治下的上海，一些在“五四”新思潮鼓舞下，寻求社会解放道路的知识青年的苦闷和抗争。“爱情三部曲”：《雾》、《雨》、《电》，一部侧重描写人物在恋爱中的性格表现，二部侧重描写人物处理革命与恋爱的关系，三部爱情描写不多，侧重展现某城一个激进团体的反军阀斗争。以上作品的青年主人公，都是旧世界的判逆者，但还没有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反映了当时不少知识青年类似的矛盾和苦闷。“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是巴金的代表作。它在“五四”新思潮波及闭塞内地的历史背景中，联系着成都这个社会环境，展现高家这个封建大家庭的生活情况，表现出封建阶级分子的顽固腐朽、荒淫残酷，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互相倾轧，他们和觉醒青年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提示了封建制度必然崩溃的命运。它塑造了众多的各种人物的形象：有高老太爷、克明这样旧制度维护者的形象，有克安、克定这样荒淫卑污的形象，有鸣凤、淑贞这样以死表示反抗的形象，有觉慧这样觉醒反抗的形象，更有觉新这样内心矛盾的形象。觉慧无所顾忌地离家远走，固然闪烁着叛逆性格的光彩，觉新这个内心矛盾的典型形象，却更别有深刻意义。觉新既受旧礼教毒害甚深，也受到新思想的触动。他庇护反抗封建秩序的弟妹们，资助他们逃出家庭牢笼；但他虽然理解是礼教、传统、迷信夺去了他最爱的梅、瑞珏和幸福、前途，却总是逆来顺受，只会痛哭。“长房长孙”的特殊地位，使他承担着沉重的精神负累，成了封建家族制度的殉葬品。觉新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艺术典型。巴金以“激流三部曲”等优秀作品，奠定了他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位置。

另外：鉴赏文学小说，主要是鉴赏典型性格。鉴赏典型性格，要扣住故事情节的发展，着意体会作品对人物所作诸多描写的表现力量。要在脑海中展开故事情节，展现生活图景，浮现人物形象，展开人物活动，铺开相关人物语言、行动所体现的矛盾斗争，着意体会典型人物在这矛盾斗争中的语言、行动……的表现意义，深刻理解典型人物的性格特征；从接触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当中受到形象的感染，从体会人物个性当中理解人物性格的典型意义，理解作品的主题及其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