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一下鲁迅小说创作的现代转型

❶ 为什么说鲁迅小说创作既是现代的又是民族的小说新形势

其一，从小说叙述形式上看，鲁迅小说继 承了传统小说重视刻画人物的言行的优点 ，却打破讲究故事的连续性和完整性的常 规，截取生活“横断面”，打破时空的顺序 ，根据内容需要安排情节。这在中国小说艺术 的发展上是一个首创取人物生平片断的方式来作品 中的语言，小序是标准的文言文，正文却 是标准的白话文，其白话文概括的力度和 含义的深度又绝不亚于文言文，成功地完 成了中国现代小说从文言向白话的过渡， 创造出了一种中国现代小说的新形式。
其二，从艺术手法上看，鲁迅自觉地借鉴 外国小说艺术手法，建立了中国现代小说 的新形式。他的小说创作深受俄罗斯文学 、东欧弱小民族文学与日本文学影响。

❷ 结合作品，说说鲁迅小说的现代特征

《狂人日记》的发表,拉开了现代小说不断推陈出新的序幕,鲁迅也因此一发而不可收.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前,接连发表了《孔乙己》和《药》,到1921年底以前,又接连发表了《风波》和《阿Q正传》,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至尊的崇高地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到1925年发表《离婚》止,7年间共计创作了25篇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后结集为《呐喊》(1923)和《彷徨》(1926),这些作品几乎每篇一种形式,每篇都是对现代小说形式的新创造,并成为中国现代各体小说发展的重要源头.鲁迅小说之所以既是现代小说的开端,又是现代小说的成熟的标志,不仅在于它体现了"五四"启蒙运动和思想革命的时代要求,而且还在于它将西方小说的手法技巧与中国传统小说的艺术精神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在题材,构思,心理描写,以及小说的体式和语言等方面都对传统小说进行了革命性的突破,实现了中国小说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比如,《药》中的华老栓的愚昧,是通过他去杀人现场买人血馒头的过程,特别是他用手摸藏在内衣口袋里的"硬硬的"银元和在现场专注在馒头上的眼神表现出来的.《肥皂》中的四铭封建道学家的虚伪脸嘴,也主要是通过他与妻子和几位同道的对话表现出来的.然而,在这些人的话语和行为中,越是具有生活阅历的人,就越是能读出更多更丰富的"潜台词",读出人物的复杂的心理活动和潜意识.这被后人们看作是中国小说向现代转型的显著特征之一,对后来的现代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❸ 鲁迅创作风格的转变

1927年9月27日，鲁迅携许广平和大小箱包十多件，怀着仓皇和忧愤，乘坐太古轮船公司的“山东号”，离开了广州，途经香港、汕头，于10月3日踏上了十里洋场的土地，风尘仆仆地径直住进了公共租界里的“共和旅馆”。在他一脚踏上太古码头的那一刻起，作为“没海”者，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就注定与上海滩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注定要陷入欲弃还留、欲恨还爱的复杂情境。

繁华纷扰的十里洋场，明显影响了鲁迅的创作生涯：他再也没有坐在槐树底下抄古碑的孤独心境，也没有写《野草》时咀嚼灵魂的心境，甚至放弃了回忆叙事的成功路子，一到上海，他就做不出小说来。他给萧红、萧军的信中说：“你们目下不能工作，就是静不下来，一个人离开故土，到一处生地方，还不发生关系，就是还没有在这土里下根，很容易有这一种情境。一个作者，离开本国后，即永不会写文章了，是常有的事。我到上海后，即做不出小说来，而上海这地方，真也不能叫人和他亲热。”[1]这段话流露出上海时期鲁迅的苦衷。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强调：“必须有某种精神气候，某种才干才能发展；否则就流产。因此，气候改变，才干的种类也随之而变；倘若气候变成相反，才干的种类也变成相反。精神气候仿佛在各种才干中作着‘选择’，只允许某几类才干发展而多多少少排斥别的。由于这个作用，你们才看到某些时代某些国家的艺术宗派，忽而发展理想的精神，忽而发展写实的精神，有时以素描为主，有时以色彩为主。时代的趋向始终占着统治地位。企图向别方面发展的才干会发觉此路不通；群众思想和社会风气的压力，给艺术家定下一条发展的路，不是压制艺术家，就是逼他改弦易辙。”[2]这段话很适合解释鲁迅寓居上海后的遭遇。30年代的上海租界成就了沈从文的小说创作，30年代上海租界也压制了鲁迅的创作活力，逼他改弦易辙，调整自己的创作风格，适应租界的精神气候。

二

鲁迅到上海就做不出小说的原因，以及他后期杂文和《故事新编》的新特点，有众多的阐释角度，本文选择从鲁迅对租界文化气候的不适或投合的角度加以解释。寓居租界化的上海后，鲁迅的创作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

一、创作的内驱力由主动转为应对。鲁迅谈到杂文集《坟》的创作缘由时说：“在我自己，还是有一点小意义，就是这总算是生活的一部分的痕迹。所以虽然明知道过去已经过去，神魂是无法追蹑的，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葬，一面也是留恋”。[3]鲁迅写《呐喊》时，是因为“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4]至于《彷徨》“荷戟独彷徨”的自叙传叙述，《野草》咀嚼灵魂、向内挖掘的散文诗，《朝花夕拾》满怀深情的怀旧散文，这些创作，可以说都是从生命的河里自然流淌出来的，创作的缘由与他翻译的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所表述的“文学的动力”极为合拍：“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5]这些创作是属于有感而发，是“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艺术和情感冲动的佳构。

但是，到上海后，鲁迅的创作大部分是被动应对心理状态的产物。我们看看鲁迅在上海写作的第一本杂文集《三闲集》的篇目，就很容易形成这样的印象：都是被挤出来的。其中，回信性质的就有五篇，序有四篇。《匪笔三篇》、《某笔两篇》、《述香港恭祝圣诞》和《吊与贺》是1927年到上海后发表的仅有的四篇杂文，然而都是剪贴新闻、广告、启事并加以撺掇而成的，1928年写的《太平歌诀》、《铲共大观》和1929年写的《<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皇家医学》也是剪贴之作。剪贴多少近乎无聊。当年鸳鸯蝴蝶派作家吴趼人向包天笑传授写作秘诀时说到，小说可以从报纸的新闻故事中网罗材料，而且只要寻找适切的方式把材料连缀起来就行了。鲁迅把鸳鸯蝴蝶派的创作经验用到了写杂文上，凑了不少的杂文拼盘。更无聊的是他把自己的个人私事也揭示给公众：《在上海的鲁迅启示》、《辞顾颉刚教授“候审”（并来信）》，近乎海派式的作秀。实在拿不出“货色”，就谈《我和<语丝>的始终》，列《鲁迅译著书目》，以标明他在文学上还是干了不少事。再有几篇就是对创作社、太阳社、现代评论派的攻击或反攻击。两年多来，鲁迅就写了这些东西。看来，鲁迅的艺术创作神经似乎已经衰弱，几乎只剩下低等的“刺激－反应”式的作文感知了。这也是鲁迅到了后来努力倡说翻译比创作更重要的隐衷吧。在租界的气氛下，自己的纯文学创作才能衰竭，所以就提倡翻译了。这不能不让人有江郎才尽的感叹，倒不是鲁迅真的才尽了，主要是由于他在上海的文化气候中水土不服，因此造成了他文学产量的歉收。“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说：“不到上海，是生人大恨事；然不到上海，又是学人大幸事。” [6]这句话放到鲁迅身上，真是太切合了。不光小说写不出，连《中国文学史》也只成了一个美好的计划。想当年鲁迅写《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中国小说史略》时，是何等的激情四射、文思喷涌、才情横溢啊。租界化的上海，说爱你真不容易，鲁迅于是说，“我看住在上海，总是不好的。”[7] 但是，当鲁迅渐渐适应投合租界的精神气候以后，他的杂文创作就多产起来了。虽然多产，还是有一部分是应对之作。

二、上海时期鲁迅杂文批判的视野越来越窄，杂文的思想境界也不如前期的广博大气。租界是东西交融、五方杂处的地方，如果你完全投入和容纳，那么，可以获得开阔而宽容的眼界和心胸。但是如果怀着思想偏见或政治偏激，那么，心胸视野和思想境界可能就会变得促狭。租界本来是以英美的文化和制度为主导模式。然而，由于留学背景和个性气质的影响，鲁迅对英美的现代文化和绅士风度缺乏好感。“他对于那些买办文人崇洋媚外的奴才相、‘西崽相’，总是投以极大的鄙视和憎恶。我记得，有一次是曹聚仁先生请客，请了鲁迅先生；林语堂也来了。席间，林语堂夸夸其谈，得意地说：‘有一次在香港，几个广东人涝广东话，象讲‘国语’似的，讲得很起劲；我就同他们讲英语，就把他们吓住了……’鲁迅先生听到这里怒不可遏，他拍着桌子站起来指斥林语堂：‘你是什么东西！你想借外国话来压我们自己的同胞吗?……’弄得林语堂当众出丑。当时，我，还有几个朋友，都觉得鲁迅先生对，在感情上和他共鸣的，而讨厌林语堂的那副‘西崽相’。在和鲁迅先生的交往中，我实在是没有见到过他这样地对人发火。”[8]英美的文化令他难以亲近，英美人的行为方式也令他难以喜爱，英美的自由主义，自然也不会让他感兴趣。对英美的这种态度，鲁迅晚年在与人通信中数次流露。在1927年11月20日致江绍原信中，鲁迅说：“英美的作品我少看，也不大喜欢。”[9]在1935年5月17日致胡风信中，鲁迅也说：“英作品多无聊（我和英国人是不对的）。” [10]英国人的人生态度、文化趣味，与鲁迅的性情气质难以吻合。还有一件有趣的事，鲁迅和郑振铎合编的《北平笺谱》即将印出时，鲁迅于1934年1月11日致函郑振铎，商量将笺谱“分寄各国图书馆（法西之意、德，及自以为绅士之英者外）”。[11]意德两国，其时法西斯主义正盛，暂不赠送，自在情理之中。而英国不送，却只因为“自以为绅士”。这也足见鲁迅对英国怎样不喜欢了。

鲁迅的后期杂文的思想境界不如前期的广博大气，有“向瘦小里耗” [12]的发展倾向。徐志摩的诗“向瘦小里耗”，是因为“我不知道/风在那一个方向吹”，而向私人情感领域“耗”，而鲁迅的杂文“向瘦小里耗”，倒是向外在的政治集团靠拢的结果。“选择哪一个势力集团几乎就意味着选择一条群体的生存之路”。[13]鲁迅后期把自己的创作纳入左翼的文化宗旨和规划，使得他的杂文糅入了更多的个人纷争和宗派倾轧，而且渐渐放弃了他所擅长的个人回忆式的书写方式，即在个人生命体验中融入对国民性改造的思考。鲁迅的后期创作的聚焦点已经慢慢疏离了对民族、个体的普遍审视和对灵魂的自我解剖，而这正是现代文学的重要使命和魅力所在。

鲁迅对殖民意识有着高度警惕，1934年3月6日致姚克的信中说到当时有些人向外国介绍中国文艺状况时自吹自捧，攫取名利，而有些外国人也据此著书，歪曲中国。他在信中说“日本人读汉文本来较易，而看他们的著作，也还是胡说居多，到上海半月，便做一本书，什么轮盘赌，私门子之类，说得中国好像全盘都是嫖赌的天国。”[14]在本月24日致姚克的信中亦曾谈到，西洋人由于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和风俗人物，竟闹出了“西洋人画数千年前之中国人，就已有了辫子，而且身穿马蹄袖袍子”[15]的笑话，指出了正确介绍中国文艺情形的重要意义。对殖民文化的敏感，也使他对租界化上海保持一种疏离和矛盾心态。鲁迅一直享用着租界的自由空气和理性制度提供的文化环境，又不能对之心安理得地享用。鲁迅从来没有全面否定租界存在的合理性，也没有盛赞过租界的境况。身处租界的难言之隐，可见一斑。这种心态于创作是很不适宜的，故鲁迅只能挑挑租界的小毛病，引发或应对一些有益无益的文坛论争，举起“艺术的武器”或“武器的艺术”发表对国府当局的看法。所以，从文学或文化价值上说，后期的杂文的境界难免小了，过于把杂文当作“匕首和投枪”了。

三、鲁迅的前期杂文，直面的是整个传统文化和制度；后期杂文主要贬刺的是十里洋场现代商业社会中出现的恶劣习性和现象。前期是宏大叙事，后期是琐碎叙事。前期是反传统农业文化；后期是反现代商业文化。才子/流氓、帮忙/帮闲是后期杂文的核心字眼，这也是租界文化的部分特性。后期的转变说明了租界文化对鲁迅创作的影响。

当鲁迅把自己的身影混入租界化的上海后，他的创作心境似乎与这个世界还不能息息相通，往日的乡土创作路子似乎与租界光怪陆离、万象杂陈、中西杂糅的氛围不大合拍，这里似乎没有“铁屋子”需要摧毁，这里的民众似乎也有个体自我意识，不需要心灵的导师，因为租界呈现的光怪陆离的景象，本身已经作了最好的诠释，不需要精英知识分子过多的强行解释。上海既被认为发展着中国现代化可能有的希望，同时也通常被指责为道德最堕落的地方。在文学中尤其困扰着对后一种情形的忧虑。“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后的左翼文学一直攻击这个城市现实的失败，并鼓励人们斗争。充满自由主义理念的作家大多逃离这个城市，并遥远地表示蔑视。而附骥官方意识形态的文学则洋溢着没有人相信的为个人意志力赞美与辩解的热情。自由主义可以看作是一种出路，小说的政治用意可以看作是所能寻找到的上海的另一种精神出路。一个共同点是，所有的寻找都基于对上海现状的强烈不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甚至民族主义文艺的鼓吹者中，没有人认为上海可以以现在的平庸方式存在下去。”[16]新旧知识分子都指责上海滩的堕落，下层工人的群体反抗意识也被鼓动家所激发，对这个城市充满了爱和恨交织的复杂感情。因此，批判，符合众人口味，哪怕色情作家在露骨的性欲展示后，也故作正经的来一番批驳和表态。

在30年代租界化的上海，反异族侵略的民族叙事能够获得广泛的接受，因为市民社会的国家观念是强大的。搜奇猎艳的故事和揭露隐私的新闻也有广大的读者群，因为近代上海崛起的奇迹制造了市民的猎奇窥视心理。对于有着民族意识和艺术良知的作家来说，比较适合走的路是：批判租界的恶俗风气。在这方面，鲁迅承续了前期批判国民性的路子，但此国民劣根性已经主要不是传统专制制度下的国民劣根性，而是现代租界商业传统下和殖民文化下的劣根性。由于上海租界化的历程短，其市民劣根性难免显得浅薄浮化，鲁迅的批判也就难得有大气度。由于批评对象和杂文受众的制约，杂文的风格也就有点“海派”了，这又近俗了。

三

租界文化对鲁迅创作的影响，还可以从《故事新编》前期与后期文本的风格嬗变中看出来。前期的三篇小说《补天》、《奔月》和《铸剑》的叙事话语和风格与历史小说的规定性相切合，力求构筑完整的故事情节，即使油滑，如女娲两腿间的小丈夫，也是由于启蒙理念的强大导致了文本的分裂，[17]《补天》（1922.11北京）表现了对封建传统文化和卫道士的反讽，响应了五四启蒙的文化主题。《奔月》（1926.12厦门）故事的讲述和他在北平新文化落潮后“平安旧战场，寂寞新文苑，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心态相合。《铸剑》对复仇场面的传奇性渲染，洋溢着悲壮的英雄主义情调。这三篇小说与写于上海的《理水》相比，从内容到叙事风格都大相径庭。《理水》采用了大量的租界新名词，笔锋所向，意在租界的畸形文化形态和当局的腐败，叙事风格也受到租界文学油滑打趣风气的影响，达到了恣肆放纵、涉笔成趣的海派作风。后期的作品，充满了海派式的打趣，有点后现代的无厘头风格，显得不正经，故事中有意穿插各种嘲弄现实世态人生的顽皮话，增加看点，随意宣泄个人隐私报复。大量的租界洋泾浜语和市民俗语的随意点染，有媚俗倾向。这些都说明了鲁迅这些作品受到租界文化和海派作风的影响，朝着流行文本的路子上靠。“如果一个文本与读者产生共鸣，它就会流行。一个文本要想流行，它的寓意必须适合读者理解他们的社会体验使用的话语。流行文本向读者保证说，他们的世界观（话语）是有意义的。消费文化获得的满足，是人们从确信他们对世界的阐释与其他人对世界的阐释相一致中获得的满足。”[18]在上海租界，“谐趣风气” 很“流行”。[19]鲁迅对“海式”的媚俗倾向曾给予批评：“我到上海后，所惊异的事情之一是新闻记事的章回小说化。无论怎样惨事，都要说得有趣——海式的有趣。只要是失势或遭殃的，便总要受奚落——赏玩的奚落。”[20]然而，鲁迅《故事新编》后期小说的叙事风格却恰恰落入了这样的俗套。

拿《故事新编》里大量的“诙谐”话语和情节来说，后期作品表露的情趣就和前期的有着深刻区别。朱光潜在《诗论》中对“诙谐”进行了经典论述，他赞同伊斯特曼对于“诙谐”的论断：诙谐“是对于命运开玩笑”。[21]朱光潜对两类“诙谐”作了辨析，他认为，“对于命运开玩笑”是一种遁逃，也是一种征服，偏于遁逃者以滑稽玩世，偏于征服者以豁达超世。豁达者在悲剧中参透人生世相，他的诙谐出入于至性深情，所以表面滑稽而骨子里沉痛；滑稽者则在喜剧中见出人事的乖讹，同时仿佛觉得这种发现是他的聪明，他的优胜，于是嘲笑以取乐，这种诙谐有时不免流于轻薄。豁达者诙谐中有悲悯，其诙谐可以称为“悲剧的诙谐”。滑稽者有点玩世不恭，其诙谐可以称为“喜剧的诙谐”。[22]大致可以说，鲁迅前期小说的“诙谐” 出于至性深情，表面滑稽而骨子里沉痛，有浓厚的悲悯情怀，是悲剧的诙谐、认真的“诙谐”。而《故事新编》后期的小说则有点滑稽玩世，透露出轻薄的精神优胜，是喜剧的诙谐、“油滑”的“诙谐”。前后期“诙谐”的分野也就是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里坦言的“从认真陷入了油滑”。鲁迅前期作品中的诙谐意象并不少，如：《孔乙己》中对孔乙己的打趣，《风波》中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的感慨，《阿Q正传》对阿Q的劣迹的漫画化，《补天》里的古衣冠小丈夫的画像，《奔月》里的乌鸦炸酱面和后翌误射母鸡，等等，这些诙谐意象都大致吻合朱光潜所说的豁达者的诙谐内涵，令读者欲嘲笑而又转入沉重和深思。而《故事新编》后期作品的 “诙谐” 却多少流入油滑和玩世不恭，在打趣和讥讽的叙事中，鲁迅给我们的是精神优胜的话语快感，如：《起死》里庄子和汉子的纠纷，《非攻》结尾墨子的被搜检，《出关》里的“五个饽饽的本钱”之类的俏皮话，以及《理水》和《采薇》里随手可拾的嘲弄语言，这些，既感受不到鲁迅的悲天悯人情怀，也难以引发读者深长思之，大多数读者读后可能“一笑了之”。这类“诙谐”也就近似于所谓的“赏玩的奚落”和“海式的有趣”了。《故事新编》后期小说的“诙谐”风格无疑受到租界玩世风气的影响，表明了鲁迅对租界文化的趋附。《故事新编》后期小说通过奚落、调侃、消解、虚无的叙事风格，使读者和作者都轻易地获取了自我精神优势。流氓的比喻、性隐喻的大量使用，使读者获得了期待中的阅读快感。小说投合了海上市民的消费心态和对租界的文化想象。

《故事新编》前期的三篇有着更多的主体性糅入。无论《补天》以欲望叙事来解说文学和人的缘起，还是《奔月》对英雄末路的自我写照和对高长虹劣迹的影射，或《铸剑》的复仇场面的惊心动魄描绘，都糅入了叙述者的强烈生命体验，有着个体生命的强劲抒展。后期的《理水》、《采薇》、《出关》、《非攻》和《起死》，对历史人物故事的讲述中，虽然随意穿插了一些对现实人事的嬉笑怒骂和影射嘲讽，但是基本上属于“他者”故事讲述，缺乏个体生命体验的参与。这种“他者”故事讲述，更多的是外向的，是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建立联络的结果，缺少向内挖掘的深度。前期三篇的题材取自于传说和神话，后期的五篇取自历史。《补天》、《奔月》和《铸剑》的神话传说富于幻想，把远古洪荒年代的生命形态和个体爱恨情仇模糊交织，实现了伦理叙事的深度。后期五篇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小说，则以历史喻现实，意在比附、警示和批判，舒展的是对外在世界和人生的审视。究其原因，在北京的老槐树底下和厦门的木板楼上，容易把神话传说与个体内在体验融合。而在租界化的上海，住在三层的洋楼里，看熙熙攘攘的人生世态，或在大酒店和咖啡馆会友阔谈，难以有向内自我审视和自我感怀的细腻心境，租界声光化电的畸形繁荣似乎也抑制了追根溯源的想象力，因此，《故事新编》后期的五篇小说就倾向于“他者”故事的讲述和以历史影射现实了。

九年之后，鲁迅在上海匆匆重拾《故事新编》的写作计划，选择的路子就是所谓海派的，这是他的适应，也是他的趋附。上海滩上的文化季风太强劲了，连鲁迅都毫不例外受到它的浸染。对于鲁迅来说，要么，写不出，要么，出手就是海派的。朱自清认为：“所谓现代的立场，按我的了解，可以说就是‘雅俗共赏’的立场，也可以说是偏重俗人或常人的立场，也可以说是近于人民的立场。”[23]从这个角度说，《故事新编》后期的篇章在世俗化的同时，具有了与他前期作品不同的现代质。

❹ 为什么说鲁迅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到现代小说的根本转变

因为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白话文小说，在近代中国的文学历史上，是一座里程碑，开创了中国新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

❺ 为什么说鲁迅创造了既是现代的又是名族的小说新形式

其一，从小说叙述形式上看，鲁迅小说继承了传统小说重视刻画人物的言行的优点，却打破讲究故事的连续性和完整性的常规，截取生活“横断面”，打破时空的顺序，根据内容需要安排情节。《狂人日记》所采用的是第一人称的主人公独语自白(日记体)的叙述方式，这在中国小说艺术的发展上是一个首创；《孔乙己》通过截取人物生平片断的方式来概括人的一生；《药》从事件中途起笔；《祝福》采用倒叙的结构方式。特别是《狂人日记》一发表，就以其“格式的特别”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而它的特别，主要就在于它采用的是中国传统小说中从来没有过的“日记体”，整篇作品都是主人公的内心独白。作品中的语言，小序是标准的文言文，正文却是标准的白话文，其白话文概括的力度和含义的深度又绝不亚于文言文，成功地完成了中国现代小说从文言向白话的过渡，创造出了一种中国现代小说的新形式。

其二，从艺术手法上看，鲁迅自觉地借鉴外国小说艺术手法，建立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新形式。他的小说创作深受俄罗斯文学、东欧弱小民族文学与日本文学影响。果戈理、契诃夫对小人物病态心理的现实主义刻画以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人道主义创作思想给鲁迅以深刻启悟，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显示着灵魂的深”的病态心理的挖掘、显克微支“寄悲愤绝望于幽默”的思想风格、安德列耶夫的“阴冷”、夏目漱石幽默讽刺的“轻妙笔致”，被鲁迅以“拿来主义”的态度融入小说创作中，形成了独具现代意味的现实主义小说艺术。

其三，从小说艺术格局上看，鲁迅小说做出了多方面成功的创造。他借鉴了诗歌、散文、音乐、美术，以至戏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将它们熔为一炉，创造了种种不同的小说样式，如“诗化小说”(《伤逝》、《社戏》等)，“散文化小说”(《故乡》、《兔和猫》、《鸭的喜剧》)，“戏剧体小说”(《孔乙己》、《起死》)，“历史演义体小说”（《故事新编》），等等。《阿Q正传》则采用“人物传记体”的方式，通过阿Q的生活行踪，着重剖析了人物的精神状态和悲剧命运。

其四，从艺术风格上看，鲁迅小说也显示了多样化的特点。其作品在整体上侧重严谨缜密的客观写实，但也有结构自由灵活的抒情小说(《伤逝》、《孤独者》、《在酒楼上》等)和亦庄亦谐的社会讽刺小说(《高老夫子》、《肥皂》等)，以及乡情浓郁，形、神、情、理相统一的乡土小说(《故乡》、《风波》、《社戏》等)。

其五，从人物塑造上看，鲁迅小说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注重采用“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办法，对生活中的原型进行充分的艺术概括，使人物形象具有广泛的典型性。例如，阿Q这个人物形象，具有很大的包容性，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都能在阿Q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从而使阿Q形象能在读者心目中产生非常广泛的影响。第二，强调写出人物的灵魂，显示“灵魂的深”，因此他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常常是以“画眼睛”的方式揭示人物深层心理或无意识活动。《祝福》中前后几次对祥林嫂眼神的描画，《兄弟》、《肥皂》、《白光》等对人物潜意识的描摹，含蓄、简洁却很传神。第三，注重以个性化的人物语言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有时即使“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像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

❻ 如何理解鲁迅小说实现了从古典小说到现代小说的转变

最浅显的，他写出了中国第一部白话小说

❼ 第一，结合作品论鲁迅文学创作的现代性。这个命题主要要注重现代性三个字，是给分点。

鲁迅关于文学自觉的时代始于魏晋的看法是在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中形成的,是中国文学观念西化进程中的产物。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中的中西比较视域、形式美感视域和情感视域三重视域影响了鲁迅的“文学自觉”说,其论断的局限主要在于:一、鲁迅对“文学自觉”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并不清楚;二、文学史研究中的自相矛盾;三、不能有效解释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功利主义与审美主义的内在关系;四、对文学自觉的标志的看法也并不全面。
鲁迅先生曾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提出了魏晋是文学自觉的时代的看法,近年来,关于这一看法引起比较激烈的论争,有持“汉代说”的,有持“六朝说”的,也有坚持“魏晋说”的。鲁迅的这一论断是否科学,我以为,应将之放到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即鲁迅这一论断产生的现代性语境中加以审视,才能作出基本的判断。
鲁迅对文艺的形式美感也非常重视,在《摩罗诗力说》中曾对文学的无用之用作了清楚的说明:“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指出文章的不用之用在于“涵养人之神思”。这种看法实际上是回到文学本体,坚持文学的无用之用的娱心,与康德的艺术无功用论在基本观念上是一致的。基于对形式美感的重视,鲁迅在其文学史书写中特别注重作品的“文采”。《世说新语》之所以为鲁迅所激赏,不是因为它的“喻道”或“议政”,而是“为赏心而作”,“远实用而近娱乐”。
鲁迅对文艺的形式美感的重视还可以从他对刘师培、章太炎文学观念接受向路的差异上中看出。刘师培发展了乡先贤阮元的“文言说”思想,重视文、笔之别,强调“骈文一体,实为文体之正宗”,从“骈”与“散”的对立和《文选》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乎藻瀚”的文学传统出发来确立文学的特性,更看重的是文学的“沉思”、“翰藻”特征,更注意的是音韵和比偶等中国语言文学所特有的美感因素,甚至以此来与域外文学相抗衡。对于什么是“文学”的问题,刘师培在《文章源始》、《广阮氏文言说》等文章中,广泛征引古籍如《说文》、《广雅》、《玉篇》、《广韵》、《释名》等著作中的诠释,反复说明“文”当训为“饰”,对文学的形式因素极度重视。鲁迅不只一次推荐刘师培的著作《中国中古文学史》,而对章太炎的杂文学观念颇不以为然,他曾对许寿裳说:“先生诠释文学,范围过于宽泛,把有句读的和无句读的悉数归入文学。其实文字与文学固当有分别的,《江赋》、《海赋》之类,辞虽奥博,而其文学价值就很难说。”川如果细查,就会发现,鲁迅关于魏晋文学的基本判断,主要得益于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清峻,通脱,华丽,壮大”是鲁迅对汉魏文章基本特色的判断,刘师培的判断是“清峻”、“通”、“骋词”、“华靡”,二人基本上如出一辙;鲁迅将魏晋时期称为“文学的自觉时代”,这在《中国中古文学史》中也能找到基本类似的说法,刘师培的说法是:“文章之界,至此而大明矣”,“此均文学别于众学之征也。”
鲁迅与同时代文学理论家一样,对文学的情感性特质也十分强调。在他和周作人合译的《红星佚史》的《序》(1907年)中,就明确将情感作为“文”的基本特质:“然世之现为文辞者,实不外学与文二事,学以益智,文以移情,能移人情,文责以尽,他有所益,客而已,而说部者,文之属也。”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1913年)又强调文学艺术“发扬真美,以娱人情。”《摩罗诗力说》中所提倡的“摩罗诗力”实际上也是一种具有奇妙魔力的伟大的感情。 对情感特质的强调还反映在他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评价上。比如,在《汉文学史纲要》中,他认为:“激楚之言,奔放之词,《风》《雅》中亦常有”,评价《离骚》时说:“若其怨愤责数之言,则三百篇中甚于此者多矣。”当然,这种强调更多体现在他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作为一位敢于剖析“病态社会”与“伪文明”的内外科医生、一个善于拷问和挖掘“人性与灵魂”的睿智考古家、一个孑然徒步在“文化沙漠”的苦行僧,他的悲观主义者的绝望,他的“无家可归的惶惑”,在“荒诞与反讽”、“自我与选择与反抗绝望”、“超越自我与面对世界”等重大主题中化为外冷内热、饱富情感的那些文字,一一呈现给了我们。

❽ 举例说明鲁迅是如何创造现代小说名族新形式的

鲁迅在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中，试图每篇小说都创造独特的文体和形式，难得的是，居然篇篇成功，成为经典的传世之作。

如果多读些中国的古代白话小说，你就会发现俗套多多，基本都采取章回体，散文中夹杂着大量韵文，大量有名人物的描写高度仅仅是类型化，大框架全是第三人称顺叙结构，每章最后都留一点悬念，草蛇灰线的埋伏线索，单一的减头脑密针线，喜欢玩大团圆等等。

这些都是小说从说书和戏剧继承下来的痕迹，故事易于写的精彩有趣，符合市民小农的接受心理，便于知识分子的教化，但是我们知道，无论什么写成八股一样了就俗，文学需要不断开拓新形式，引入新题材。

西方的小说形式和题材就远远丰富。这当然需要从改造形式入手，鲁迅热心的恰恰是，不仅创作出内容，也连带着创造形式，比如阿Q的史传体，狂人的日记体，祥林嫂的多条线索，伤逝的倒叙，还有一篇对话体的故事。。。等等。所有这些都成了范文，后面的小说家每一样都能学成一派，而且都很难超过他，了不起吧。

❾ 鲁迅的小说创作对中国小说现代化有什么贡献

鲁迅是中国现代小说及现代小说理论的开创者。鲁迅文学创作的主要成就在小说。他以《呐喊》、《彷徨》显示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实绩”，开创了现代小说的先河。现代小说在他手里开创，也在他手里成熟。他的小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作家。他不仅是现代小说的开创者，而且也是现代小说的理论开创者。他的小说理论，来源于他丰厚的文学理论观念，更得源于他的创作经验，比那些纯粹的小说理论，更具有说服力和指导性。首先，鲁迅先生创作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小说”,为中国小说走向世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普通民众,写出了"人的觉醒"；他用白话创作,用截取生活片断的方法来显示生活的全貌；他用种种方法揭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他吸收和借鉴了现代西方小说的经验,使叙述方式和叙述角度多样化；他是中国小说走向现代化的优秀旗手。从中国小说发展史来看，鲁迅确是现代小说的开山鼻祖。1918年《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 发表于《新青年》,以“深切和格式的特别”而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伟大开端。其次，鲁迅的小说作品既使人感受到一种沁人心脾、回味无穷的感性美，又揭示着催人奋进、闪烁着时代光辉的理性美。鲁迅是第一个中国新文学史上最深刻的反映农民问题的伟大作家。当述及1922年至1925年北京文坛成了“寂寞荒凉的古战场”之后，鲁迅又发现其间从四处乡间跑来北京“侨寓”的一代年轻作者，所写小说往往“隐现着乡愁”，鲁迅称之为“乡土文学”。这一命名也成为经典之论，被后起的研究者所广为采纳。鲁迅“命名”不同于生硬地照搬某些洋概念，更不同于简单的拿文坛的事例去“证实”某种概念的存在，而是把构成文学史现象的最有特征的表现，上升为一种理论的概述与定位。类似的“命名”在鲁迅的其它论述中都有表现，如论述莽原社为“聊以快意”的一群，狂飙社对恶浊社会的讥刺搏击以及“虚无的反抗”，“未名社”在将“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等等。鲁迅寻找这种种不同创作倾向之间的转换或对立的关系，实际上这几个社团又都环环紧扣，此起彼伏地装点了20年代中期的文坛。
他站在人民本位的立场上，把中国人的主题—— 连同他们的破衣衫、悲哀的命运和痛苦灵魂带领了长期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盘踞的文学殿堂。在以往的作品中看到了太多的虚幻的民生，人民还是在水深火热之中煎熬，鲁迅以作品将人民从精神上解脱，这是一种从理论上的改观。在鲁迅的笔下，我们既看到了被兵匪官僚折磨得成为木偶人一般的中年闰土，也看到了像双喜、阿发一样机智能干、纯朴无私的农村少年。鲁迅这些洋溢着浓郁乡土气息的作品，为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奠定了雄厚的基石。在鲁迅反映下层人物的作品中，他的着意描写并非是那些惺惺相惜般的无病呻吟，总是把活生生的现实同残酷的封建制度以及国人所具有的劣根性紧密相连，以现实中的小事刻画出重大的社会问题。比如，《孔乙己》中的孔乙己，既是被科举制度愚弄乃至毁灭的一个下层知识分子，又是一个不能清醒遭人耻笑的的可怜人物，给人留下一个可悲、可叹的鲜活人物形象，令读者无不深深思索。同样《一件小事》中，启示知识分子正视自己的阴暗面，向满身尘垢却正值无私的“卑贱者”学习，从他们身上寻求希望和力量。第三，鲁迅在新文学所采取的不同思路让我们看清了新知识者在资源建构上的不足。鲁迅在师承上，他支持钱玄同，肯定文学革命的白话文文言，“白话在生长，总当笃信进化论，相信“文学救国”的思想伦理意义，而且在白话文问题上以《新青年》主张以后为大关键”。在他的文学思想上，他承章太炎而来追慕魏晋文学的事实也早为论家所注意了。鲁迅通过发掘提炼特定的文学现象来把握文学进程，并在解释这些现象时，充分注意其与社会思潮的联系，注意形成典型文学现象的创作心态与情感表达方式。这样，所谓“历史的联系”就是很具体可感。鲁迅通过文学现象的提炼去展示文学发展过程的方法，能做到抓住要点总揽全局，抓环节体现过程，这是文学史研究的一种卓有成效的方法，至今仍不失其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他的作品是现实与理想紧密相连的完美整体，他秉承了诸家的众才之长，既深刻鞭挞黑暗封建社会的残酷，又把人类美好理想深情寄托出来，但绝不是虚幻的乌托邦式的超现实理想。譬如，他在《灯下漫笔》中写道“……这人肉的宴席现在还排着，有很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使人者，掀掉这宴席，毁坏这厨房，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人如其人，文为心声。鲁迅是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通过自己的作品把现实与理想完美结合起来。鲁迅宛如滚滚长江之上的一颗熠熠闪光的指路航标，鲁迅的作品永远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珍贵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