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现代性

『壹』 为什么说中国现代小说从鲁迅这里开始，又是在他手中成熟的缘由

鲁迅在30年代谈及自己为什么做小说时，说那时“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正是从这样的启蒙主义的文学观出发，鲁迅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鲁迅在表现他的小说主人公时，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那就是关注病态社会里人的精神“病苦”。《药》写了华老栓一家的精神愚味；《祝福》写了祥林嫂对地狱的恐怖；《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等写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创伤与危机。
由于鲁迅对人的精神创伤与病态的无止境的开掘，使鲁迅的小说具有一种内在性，揭示了人们内心的灵魂。《孔已已》中孔已已对“窃书”的振振有词的辩解，对屡试不中的羞愧难当的支语。这都刻画了主人公被科举功名毒害的心灵。《阿Q正传》、《肥皂》以精神分析法写出阿Q、四铭的潜意识和性心理，揭示了假道学的灵魂深处。《祝福》中祥林嫂失去儿子后，见人就说“我真傻……”，这写出了祥林嫂心灵的伤痕。鲁迅的小说实际上是对中国人（首先是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灵魂的伟大拷问，深刻地显示了他的小说的现代性。
鲁迅小说揭示人的精神病态，是为了揭露造成精神病态的病态社会，由此而开掘出“封建社会吃人”的主题。《祝福》中，祥林嫂的阿毛不幸被狼吃了，她到处向人倾诉自己的痛苦，在这里，鲁迅写了人们的反应：“这故事颇有效，男人听到这里，往往敛起笑容，没趣的走了开去；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起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地评论着。”祥林嫂的不幸并没有引起真正的理解与同情，却通过“看（听）的行为，转化为可供消遣的“故事”：这些乡村老女人们正是在“鉴赏”他人的痛苦过程中，鉴赏自己的表演（流下那停在眼角的眼泪），并从中得满足（自我崇高化），同时又在叹息、评论中，使自己的不幸与痛苦得到宣泄、转移以至遗忘。而在别人的痛苦、悲哀“咀嚼”殆尽，成为“渣滓”以后，就立即“厌烦和唾弃”，施以“又冷又尖”的笑：这类情感与行为方式表面上麻木、混沌，实际上是显示了一种人性的残忍。
鲁迅博采西方小说艺术之长，以新颖别致的艺术形式和鲜明的现代特色，实现了中国小说艺术从古典走向现代的根本变革，创建了20世纪小说的民族新形式的格局。在谋篇结构上学习和借鉴西方小说体式灵活多变的长处，摆脱中国传统小说惯用的单线纵向结构方式的束缚。《狂人日记》之所以被称为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打破了中国传统小说注重有头有尾、环环相扣的完整故事和依次展开情节的结构方式，而以十三则“语颇错杂无伦次”，“间亦略具联络者”不标年月的日记，按照狂人心理活动的流动来组织小说。《祝福》不依先头后尾的旧规，采用倒叙的结构方式。《示众》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作者截取生活的一个横断面，以鸟瞰式的结构方式，把众多看客的冷漠、麻木与无聊，展现在读者眼前。
由于鲁迅能独立地按照他所要表现的生活内容和自己的艺术个性去进行灵活的艺术熔裁，小说的体式不断有新创造。加上他又深得传统小说精髓，常用古代小说的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人物，语言简洁、凝炼、含蓄、准确，蕴含着传统文言小说所特有的韵味。所以，他的小说既是现代的，又是民族的。

『贰』 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质主要有哪些内容

这个问题很复杂。
首先，20世纪中国文学是现代性的还是近代性的，就是一个争论不休 的话题。例如杨春时、宋剑华就认为现代文学由于和世界文学存在着巨大的时差，所以我们的现代文学只能算近代性。另外，现代性这个概念的含义模糊也是这一问题得不到解决的关键。
分析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或近代性以及它的内容，学者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一、现代性与世界意识
从世界范围来看，文学的现代化起始于“世界历史”的形成和“世界文学”意识的萌发。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的观点，近代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和世界市场，消除了以往历史形成的各民族、各国的孤立封闭状态，日益在经济上把世界连成一个整体，才“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他说：“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很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①作为20世纪的文学，有别于20世纪之前各民族文学的显著特征是民族的相互往来与依赖使其成为人类的共同文学。也就是说，各民族文学的世界性交流的历史进程，导致了现代意义的世界文学的诞生。世界性、开放性，已成为现代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共同特征。同时，从世界范围来看，文学的现代化就是“世界文学”意识逐渐觉醒的过程。事实上，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尤其经过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民族文学长期的分散、隔绝发展已成为历史，民族壁垒的墙壁逐渐倒塌，整个人类的文学正朝着世界文学整体化的方向挺进。尤其在世界文化交流频繁的国家，一些有成就的作家就是在“世界文学”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

作为人类总体进化的一个过程，现代化具有世界性的弥散和扩张性质。现代化首先从西欧开始，随之通过殖民化弥散到美洲、澳洲、亚洲和非洲广大地区。因此，不同国家现代化历程的起步时间以及启动方式是各不相同的。美国社会学家M·列维将其分为“内源发展者”和“后来者”两大类型，即“早发内生型现代化”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区别。前者以英、美、法等国为典型个案。这些国家现代化早在16、17世纪就开始起步，现代化的最初启动因素都源自本社会内部，是其自身历史的绵延。后者包括德国、俄国、日本以及当今世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它们的现代化大多迟至19世纪才开始起步，最初的诱发和刺激因素主要源自外部世界的生存挑战和现代化的示范效应。②显然，中国的现代化也是属于这一类型的。“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中国是从19世纪开始进入由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现代化过程的，西方世界的霸权威胁与文明示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性因素。”在19、20世纪以前，中国面对的主要问题还不是外部世界的挑战，而是源自内部的物质危机。“只有到了19、20世纪，当西方的示范展示了一种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时，中国才对自身历史的内部挑战产生了一种多少是变化了的回应方式。这样，中国历史的内部要求与西方文明的示范效应叠加在一起共同制约着中国现代化的反应类型与历史走向。”③或者可以说，中国只有等它变成西方的对象时才开始进入现代时期，因此，对于中国来说，现代性的真谛就是对于西方乃至世界的反应。西方的入侵与影响成为中国谈论“现代”的起点，西方的入侵与影响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历史”，使“停滞”和“静止”的中国进入了“现代”的变革之中④。因此，现代化也被称之为欧化或西化。

随着列强入侵而逐渐加剧的西方文化的撞击造成了中国作家世界意识的勃发。西方文学的传入，使古典文学失去了耸动视听的效应。谭嗣同、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所提倡的“诗界革命”已标志着世界意识的觉醒。“诗界革命”以及后来的“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已大不同于以前任何文学革命运动，而是挟裹着世界的风雷，向古国文明挑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发韧之时，五四新文化先驱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世界化”的文化观念。陈独秀在《新青年》提出新文化运动的六条思想原则之一即是“世界的而非锁国的”。鲁迅在《随感录·三十六》中指出：“许多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胡适1915年夏秋在美国尝试白话诗运动之初就明确地宣言：“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也!”他把自己发动“文学革命”的意图与当时世界的“新潮”联系起来，这是只有在西方文化的冲突和交融中才能获得的新知。简言之，20世纪世界意识就是一种开放意识，即放眼全世界，以世界本体文化为本位来从事中国的文化与文学革新运动，把中国的文化与文学革新运动作为20世纪世界文化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看待。这一文化与文学革新意识的飞跃对于中国几千年自恃为“世界中心”的传统观念无疑是一个根本性的冲击。

在世界意识的驱动下，中国20世纪文学逐渐走向了全面开放。从清末民初的初步开放到五四时期的全面开放，到30～40年代的有限开放，以至到50～70年代的基本封闭，再到80年代以后的全面开放，实际上走过了一条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这其间长期的闭关自守虽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它却导致了以后更大幅度的开放和更深刻的变革。总的来说，20世纪中国作家惟有在对于他民族文学的借鉴之中，才可能全面而深刻地认识到本民族文学的特性及其在世界文学总体中的地位，才可能实现对于本民族传统文学的扬弃、继承和发展。正是世界文学意识的觉醒使他们开始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探索中国文学革新的道路，开创中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充满创造和变革的伟大时代。20世纪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是崭新的社会；对于中国文学来说，是崭新的文学。在20世纪里，中国文学真正冲破了几千年的古典模式，开始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国文学真正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形成了与世界文学对流、互补与融合的格局。可以说，20世纪中国文学确实走了一条与中国传统文学和西欧近代文学迥然不同的道路，即在艰难曲折中探索中国文学现代化的道路。

客观地讲，“现代性”本身就昭示着一个人类进化的链条上崭新的历史阶段的形成。在世界文学的影响下，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把西方的近代、现代的两个阶段性进程压缩合并，一起完成（并非如杨、宋二位先生所言，一定要经历一个像欧洲那样漫长的近代文学阶段，中国文学才可能进入现代阶段，否则就要补上历史这一课），从而构成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独特类型与历史走向，这也决定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本身具有兼容并包的性质。也就是说，尽管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尤其是欧美文学的发展并不同步，其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这并不妨碍它的现代性质。因为20世纪中国文学从19世纪后期到五四时期，再几经历史风雨的洗礼，至80、90年代的大踏步进取，中国文学就完成了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过渡与转型，而且这种过渡与转型，又常常把世界文学的近代性与现代性糅合在一起，所以，它既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学又不同于西方的近代文学，它在实质上是现代性的文学，或者说是近代、现代交叉复合型的文学。

二、现代性与先锋意识
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先锋性主要不体现在对西方现代主义的追寻上，而是体现在中国作家为适应中国现代化的需要，对包括现代主义在内的一切现代世界先进的文学资源的合理吸取与综合运用上。中国20世纪作家将现代性追求视为文学的主题，而并不把现代主义视为最高表现形式，但也并非排斥西方的现代主义。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比西欧晚了几百年，一下要从古典形态过渡到现代形态，它所缺乏的中间因素太多。为了追上世界现代化的步伐，只有把西欧几百年的历史采取横向“拿来”的办法，因而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就走完了西欧几百年才走完的历程，西欧几百年的文学历史也就在中国文坛迅急地重演了一遍。西欧近现代文学的多种潮流，如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意象主义、现代主义等在古老的中国都有了传人。由于“拿来”的急迫，很多东西只是浮光掠影地一晃而过，并没有在中国文坛留下深深的痕迹，只有在经过了一个长长的封闭时期以后，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吸纳与整合似乎显得更成熟一些了。由于中国是在被动挨打的局势下对外开放的，是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中放眼看世界的，是在社会与文化相当落后的状态下走上现代化之路的，因而，中国20世纪作家的文学接受与创造担当了道义、思想、精神之责，他们对世界现代文学的看取是有选择性的，他们的创作不是仅仅代表自己或少数人，而是代表整个民族言说，述其生活、情感、思想、精神与灵魂。正因为这样，现代主义文学在20世纪的中国成长得十分艰难，中国的客观现实对它的冲击和抑制太大了，以至在中国文坛不能占据更多的空间。尽管如此，它作为一种文学潮流，在20世纪中国一直潜滋暗长着并几度呈兴盛之势。在五四时期，它就播下了生长的种子，从鲁迅《野草》的象征主义、郭沫若《女神》的表现主义、胡适尝试诗的意象主义中亦可见一斑。20年代中后期，李金发开创了象征主义诗歌流派，然后由新月派、象征派汇聚而成的现代诗派在30年代以《现代》、《新诗》为大本营，形成了强大的阵营，加上新感觉派小说，现代主义在30年代酿成大潮，竞一时之盛，与现实主义形成对峙与竞争的格局。

正当现代主义发展方兴未艾之时，一场比鸦片战争更具威胁性的外民族侵略战争，改变了它的历史进程，即它再也不是在与现实主义的对峙中求得独立发展，而是努力向现实主义依归。于是，现代主义在40年代一度处于衰落与冷落的境地。虽然在抗战爆发、大敌当前的特殊时期，中国现代主义受到了抑制，但当抗战处于持续阶段，社会生活与情感变得更加错综复杂的情势下，现代主义又再度兴盛起来。仅以诗歌为例，就有冯至、卞之琳等现代派诗人创作的活跃，并且先后在40年代中期的西南联大和40年代后期的上海出现过两次具有连续性的现代主义诗潮，而且由此形成了令后人刮目相看的现代主义诗派——九叶诗人。这说明现代中国并非“缺乏现代主义生长发育的文化环境与现实土壤”，现代中国不是不需要、不接纳现代主义，而是现代中国的外部条件一度限制了它的发展，它的半途衰落，并不主要是中国文学内部发展规律使然，也不是现代主义自身的局限所致，而是外在社会局势影响的结果。也就是说，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沉落是合目的的，但是不合规律的。现代主义作为20世纪世界先锋文学的组成部分之一，20世纪现代情绪的重要表现方式，对现代中国必然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所以，当再次打破思想禁锢的新时期到来之后，它必然再一次被中国作家所看取。这一阶段与以前所不同的是，大多数作家更多地表现出对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发展起来的各种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先锋艺术的独特青睐，使它们在短短十余年间于中国大地上重演了一遍，其多变性、多样性、丰富性，是以前所不可比拟的。任何在西方近两年出现过的现代观念、技巧和流派，在我们这里都出现过了，对西方现代文学的摹仿、借鉴成为许多作家在文坛站住脚的途径，成为一种普遍的时髦，成为争夺文坛话语权的大好策略。这不仅说明中国作家与世界文学接轨的主观愿望异常强烈，而且说明现代主义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种不可遏止的潮流。

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一翼的现代主义文学，在艰难曲折的生存处境中却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它在表现技巧、思维方式和审美趣味上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20世纪中国杰出的作家行列中，不少是现代主义作家或曾受过现代主义一定影响的作家。在20世纪中国文坛最优秀的作品中，现代主义作品占有相当的比重。其实，现代主义在中国往往不是以赤裸裸的身份而是以隐蔽的形式存在着，它发散性地渗透在许多非现代主义作家的创作中，在许多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品中，或多或少地吸纳了现代主义的养分。如鲁迅、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茅盾、老舍、洪深、曹禺、沈从文、张爱玲、汪曾祺、艾青、王蒙、张贤亮、韩少功、王朔、贾平凹、刘索拉、莫言等著名作家就是如此。这表明，现代主义作为20世纪先锋艺术，在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着中国作家的艺术创造。

由此可见，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并没有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潮，或者说现代主义只作为一种文学潮流而存在，这不仅是中西20世纪文学在共时性的发展中同时又有着历时性的差异造成的，也是二者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学传统造成的。“当中国文学在现代性旗帜下与中国古典主义告别的时候，西方文学则是在告别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的过程中获取自己的现代性的，它们的现代性是与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区别的。但西方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西方的现代主义的影响在中国共同参与了中国文学家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变所做的努力，它们共同起到了促进中国文学由旧蜕新的现代化转变。”⑤难怪王富仁先生把“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统称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它不但包括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现当代文学作品，也包括受西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影响的现当代文学作品，这不是没有一定道理的。我的意思是不能将文学的现代性孤立视之，它是相对其背景而存在的，它的性质与意义取决于它在其文化结构中的位置和功能。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相对于西方近代文学是现代性的，西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相对于中国古典文学是现代性的，它们相对其不同的文化背景与结构而存在。忽略文化背景与文化结构，孤立地抽象地谈论文学的现代性，为文学规划统一的价值与参照，其结果是对多种文明、语言文化、生活形态、精神方式的取消。

三、现代性与民族意识

悠久的历史与灿烂的文化造成了中华民族强烈的民族自尊并进而铸就了忠诚于本民族的传统。进入近代以来，这一民族传统精神在外来侵略的刺激下日益勃发，成为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先导。现代民族主义在反封建的斗争中找到了民族进步、民族独立的新方向。中华民族要真正实现民族进步与独立，则首先要使自己强大起来。要强大则要向世界上先进国家学习，取长补短，因而对外开放则是必然的；与此同时，要摆脱被侵略被瓜分的危险，则必须坚决以社会改革为手段，建立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其实这两者的统一，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现实起点。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这二者往往是不平衡的。当民族危机显得相当深重时，对西潮的引进则受到抑制，如近代和30、40年代。当民族危机有所缓解之际，对西潮的引进则大胆而自信，如五四时期和新时期。当然，50～70年代，由于受帝、修的挤压，我们的国际交往基本关闭，这一时期我们奉行的是民族主义，确切地说，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由此可知，民族主义思潮是中国20世纪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个强光点，也是摄取并折射那个时代雷电风云的一面聚光镜。正是这样，我们20世纪的中国文学也往往被民族主义所裹挟。在强大的现代性挑战面前，民族主义的有效方式就是对原有的东西的发展和对自己既成的价值系统的改造与更新。我们看到，在20世纪中国文坛，多次掀起寻根的浪潮，寻根意识成为20世纪中国作家对应外来思潮的一种手段，成为他们宣泄民族自卫情绪的一种有效方式。同时，我们看到，在20世纪中国文坛，一面是极端的西化（欧化）、艺术化，一面是民族化、大众化。对于民族形式、民族风格的强调，有时甚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整个看来，中国文学在民族化的努力中，确实使文学适应了广大民众长期积淀而成的文化心理和集体无意识的审美趣味，并且重新发掘了民间文学的许多优秀遗产，纠正了文学发展中某些西化的弊端，丰富了文学的表现手段和技巧。当然，民族主义思潮与反传统的西化思潮的对峙，对于现代化来说，也会导致适当的平衡。在有效的保守与有效的激进的强力中，中国文学才能在“中西新旧”合理配置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化。例如中国现代主义是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而发生发展的，但中国现代主义作家在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接纳中就受到了民族主义思想的强力制约，尽管他们面对传统常常表现出鲜明的反叛姿态，但他们在创作中不能不受到传统文化情结和民族审美心理的牵制，所以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就有了相异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特质。这其中，戴望舒、卞之琳、冯至、穆旦、施蛰存、穆时英、钱钟书、王蒙、莫言、残雪等作家是最好的例子。这也表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变不仅是西方文学影响的结果，也是中国现代作家以自己的方式综合并发展中外文学传统的结果，是受中国现当代文化环境制约的结果。也就是说，只有“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既外应世界潮流，又内承民族传统，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才可能真正实现，即只有注重世界性与民族性的高度统一，即在外来文学民族化、民族文学现代化的双向转化中才可能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学。

四、现代性与人性意识

人性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现代化的真正思想，是一切价值之源。但现代化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间也有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地方，因为现代化本身是一场历史变迁，以工业化、都市化和理性为标志的西方现代化世界日益暴露出诸多弊端，它造成了人的新的异化，对人性的自由全面发展造成了新的限制、销蚀乃至奴役。中国的现代化是由落后的农业文明逐渐向工业文明过渡的过程，因而在寻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中，难免困难重重，难免出现大的曲折和反复。但是，现代化毕竟向人们提供了新的条件，使其得以在一个新的高度全面自由地发展自身。一个发达的开放的现代工业社会，与一个文化教育落后的闭塞的农业社会，在给人类以发展自身潜能并获得自由方面，完全无法同日而语。“人的自由、解放是一个辩证的过程，现代化社会是这一过程中水准较高的一个阶段，并且将向更高的阶段过渡。”（10）

五、现代性与创造意识
杨、宋二位先生认为：“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我们并未营造出真正成熟的现代文学形态。”这实际上是对20世纪中国作家的创造精神的忽视。20世纪中国作家的创造意识是相当强健的，其创造业绩是多方面的。像鲁迅、茅盾、郭沫若这种集多种创造于一身的作家，在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也并不多见；像老舍、巴金、沈从文这样高质多产的大作家、像曹禺这样优秀的戏剧家、像戴望舒、艾青、穆旦这样出色的诗人，在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也并不逊色；在某一方面有相当独特创造的作家更不在少数。正是这些众多作家的创造精神的焕发，构成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求，构成了中国文学的求新求异的现代性趋向。

20世纪中国文学显然比中国古代文学获得了更高的艺术自觉性。这种艺术的自觉性，主要是指作家挣脱了那“精神的动物世界”，挣脱了千百年来心理偏见的束缚，他们以强烈的新鲜感领悟生活，呈现出广泛的精神兴趣和深刻的精神追求，在他们那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11）从他们身上，我们能够看到古代作家所无可比拟的心灵的宽广度和灵敏度，能够看到他们那丰富的艺术创造力。应该说，中国作家的艺术的自觉是由其创作的多方面构成的，但最重要的方面乃是其艺术创造的生动性与丰富性。崭新的外来影响给他们以精神上的刺激与启发，扩大了他们的视野，使他们对事物取新颖的看法，对旧的文学取怀疑、攻击或重新估价的态度。打破了传统思想束缚的他们无拘无束地向多方面探寻，伴随着高度的兴奋、热情与活力。这一时期文学的发展从大的趋势上看是由同趋异，由单一变杂多，由一统成多元。传统文学即使没有完全倒塌，至少也部分疲软，因而必定极大地激发作家的创造热情。晚清“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已开始表现出独特的创造性。创造精神的高扬至五四时期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尼采的自我创造价值论和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风靡文化界。郭沫若等人甚至将他们的文学社团称做“创造社”。“五四”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期，也是一个大胆探索、追求创新的时期。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时代潮流，对作家创造力的开发，潜力的解放以深刻的影响；喜新厌旧的时代心理给作家求新意识和独创精神以极大的刺激。他们不断地向规范挑战，以新、奇、怪的艺术实践向着统一模式的旧文学规范冲击，以各色各样的花来取代枯燥单一的花，用最不合常规的方式向着习以为常的方式挑战，用最具异端性质的怀疑来对待过去的一成不变的最神圣的东西。他们正是在这生动的造化中，创造出了千姿百态的文学形式、多种多样的创作方法和异彩纷呈的艺术风格，使新文学形成多元发展的态势。特别是鲁迅、郁达夫的小说，郭沫若的诗歌，显示了与古代文学完全不同的存在方式和意义，从而奠定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形态与主导性的审美标准。即使在社会危机、民族危机提到了人们注意的高度，社会的改造和民族的拯救成为突出的中心课题的30、40年代，作家们的创造精神仍然强旺。他们以多种方式开拓了中国文学的发展道路，丰富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多面性格。不但老舍、巴金、沈从文、曹禺、路翎、艾芜、沙汀、戴望舒、艾青等作家对艺术作了多方探求，保持了独特的艺术个性，而且一批有作为的青年作家也不满足于单调的艺术方法和风格，对综合的追求越来越高（如七月诗派与九叶诗人）。在50、60年代，作家们的创造激情也并未消失。而到了思想解放的80年代，作家们又迸发出极其强旺的创造热情，优秀的作家都在艺术上有一种不受羁绊的自由创造的特质。一个开端（五四时期）和一个结尾（80～90年代），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艺术自觉的高峰期。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确实给中国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文学资源，大大革新了中国文学的面貌。

当然，20世纪中国作家的艺术创造意识的勃发，也是相对作家自己的处境而言的。其实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作家一直都面临着理想与现实、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守成与创新的矛盾困惑，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咀嚼着置身于现实种种矛盾中的身不由己的心灵痛苦。如在中西文化选择上，一个明显的印象是，中国知识分子作家易于摇摆，昨天对传统全盘否定，今天又饥不择食地向传统翻寻；明天把这个奉为圭臬，今天对那个顶礼膜拜，这种频繁的转向与更替，说明中国知识分子作家还没有建立起本民族积极健康的心理结构。当一个民族对纷繁复杂的世界潮流还不知所需，无所适从，还没有建立起吐故纳新的心理结构时，那么该民族还不可能产生真正稳定的现代文化与文学，其潜在的创造力也就不可能更大程度地得到发挥。这种情况，在中国社会尚未真正在政治、经济以及其他各方面强大起来，居于世界前列之时，可能会继续存在，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最后我要谈的是，20世纪中国文学具有现代性质，并不是说它已经具有十足的成熟的完整的现代形态了。由于中国错综复杂的情势所致，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还远远没有完成，而且从其形态与内涵来看，还存在很多空白和缺陷，中西文学的时差所带来的局限性在某些方面还相当突出。但是，“现代性”并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个动态性概念，它意味着一种富于弹性与活力的状态，一种未完成的过程，一种当代世界正在持续着的历史演进。所以，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还处在一种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之中，它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加快其前进的步伐。

『叁』 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是什么

自文艺复兴以来，始终存在着对宗教进行严厉批判、妄想消灭宗教的思潮和代表人物。但宗教始终没能被消灭。事实上，除了象道教这样缺乏改革冲动的宗教以外，世界上主要的宗教不但没有衰亡，反而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象基督教神学在二十世纪就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产生了一批世界级的思想家。佛教和伊斯兰教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曾经有人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以科学代宗教”的主张，但他们的论点不但从学理上站不住脚，而且也已为历史事实所击碎。值得注意的倒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吕澄、李淑同和刘小枫等美学家和艺术家从美育走向了宗教。这说明了宗教有其本身不可代替的价值。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没有也不可能摧毁宗教，其他文化形式也不可能取代宗教。
宗教是不可以被取代的。我们不能设想没有宗教的文化会是什么样子。假如阿拉伯人没有伊斯兰教，假如西方人没有基督教，假如中国人没有佛教，那么他们的文化会是什么样子？设想有一种文化会脱离了宗教而发展是愚蠢的。有人曾经做过这样的蠢事，蠢事是不可能成功的。宗教是人的终极关怀，因而与人的生存本质相关。历史上的宗教可能被意识形态的毒质所污染，但宗教的本质是不会被污染的。宗教的本质是永远是纯净的。它既在于它自身之中，又内在于一切文化形式中。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皆不能摆脱宗教。
回顾一个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研究历程，可以看到宗教与文学的关联。我们可以列举出相当一批与宗教文化关系密切或有着不同程度关联的现代中国的重要作家，诸如鲁迅、周作人、巴金、老舍、曹禺、冰心、许地山、丰子恺、郭沫若、郁达夫、茅盾、沈从文、艾青、徐志摩、戴望舒、朱自清、林语堂、废名、张爱玲、庐隐、萧乾、宗白华、夏沔尊、冯至、施蛰存、张资平、何其芳、孙犁……等等。“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各不同时期有特色有影响的作家都与宗教文化有着某种关联。”（刘勇《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3页）这种关联的发生是很自然的。尽管五四时代及其以后的科学主义思潮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占有压倒优势，但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宗教情结却始终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近代传入的基督教和固有的儒、佛、道传统合流，在新的历史情境下维系了中国人的终极关怀，并若隐若现地通过种种途径表现出来。在观念层次上，尽管与日本、与西方有很大的差距，也还是不乏对宗教的深入研究与探讨。
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宗教当属基督教和佛教。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引起了许多复杂而深刻的矛盾冲突，对它的影响要做正确的评价和分析。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基督教激活了中国人已经气息奄奄的信仰精神，使中国人从委顿中醒来，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和精神生活，一如当初佛教初传时候一样。中国新文学的先驱们就已经注视到了基督教文化的独特作用和价值。陈独秀1920年2月1日在《新青年》第七卷第3号上发表《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对基督教的平等博爱、牺牲奋进、至上人格、反思忏悔等精神品格表示了热烈的颂扬。在他看来，“基督教是爱的哲学”，“基督教的根本教义只是信与爱，别的都是枝叶”。他呼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如果说陈独秀还主要限于从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来鼓吹基督精神的话，那么鲁迅则直接切入了文化和文学的内核。他在著名的《摩罗诗力说》里高度评价了希伯来文学的殊胜意义：“虽多涉信仰教诫，而文章以幽邃庄严胜，教宗文术，此其源泉，灌溉人心，迄今兹未艾。”他呼唤“精神界之战士”在中国的出现，这里面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深沉的基督教精神。周作人所提倡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以人道主义的“爱的哲学”通向了基督教的“博爱”主题。他说：“现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差不多也都从基督教精神出来……近代文艺上人道主义思想的源泉，一半便在这里。”（《圣书与中国文学》）还从艺术发展的角度肯定“文学与宗教确有关系”，“文学的发达，大部出于宗教”。“人类所有最高的感情便是宗教的感情，所以艺术必须是宗教的，才是最高尚的艺术。”
从创作实践来看，新文学中出现了一批深刻体现基督教精神的作家和作品。冰心 作品中的“爱”的主题，明显来自作者对基督教的博爱精神的深刻体认。而随着新文 学的不断深化，基督教文化的更深层次的影响逐渐显现出来。如有的学者所指出：“郁 达夫作品中无休止的忏悔意念，曹禺作品中摆不脱的原罪倾向，巴金作品中醇厚执着 的人道主义责任感，老舍作品中无处不在的平民意识，以及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等等， 这些蕴涵着基督教文化精神的艺术思考，无疑使中国现代文学在思想内涵方面具有了 某种新的文化特质。”（刘勇《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

佛教在近代中国的文化影响也许更加值得我们注意。以杨仁山先生为首的佛教居 士和僧人，使中国佛教从明末以来的极度式微的局面中摆脱出来，逐步走上了复兴之 路，给中国近代文化以深刻的影响。佛教中本来所有的自由精神、独立意志、进取精 神和牺牲精神与近代西方文化的自由精神相结合，使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活动重 新焕发了活力。一方面是新的具有入世精神的“人间佛教”佛教的形成和发展，另方面是文学艺术活动中的佛教精神的新展现。以鲁迅为例。鲁迅可以说是现代中国作家 中对人生的认识和体验最深刻的人物。他的作品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而他对日常生 活中的平庸和卑微的小人物的描写，常常使人喘不过气来。他关注人的苦难，关注中 国人的国民性，其实都与他对佛教的偏好有关。佛教本来就起源于解脱人生苦难的要 求，而人生最难摆脱的当然是死亡的威胁。鲁迅从自身的苦难中体会到了人的生存的 严酷，从而孳生出解脱的大愿。他探寻过多种道路，包括外在社会政治革命。但鲁迅对政治革命实际上并不报多大的希望。《阿Q正传》典型地表明了这一点。所谓的“国民的劣根性”其实植根于人性的黑暗中，也就是佛家所说的“无始无明”中。所以鲁迅始终是很悲观的，这使他既摆脱了一般作家的肤浅的乐观主义，也使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看穿人生的苦难，与政治操作保持一定的距离。
在其他一些人那里，佛教文化的表现采取了不同的形式。苏曼殊的作品尽管不多， 却能以惊才绝艳的文笔，写出佛法追求与爱欲之间的深刻纠缠，突显了悲剧性的意味。而周作人、废名、丰子恺等人则以从容而优雅的笔触，表现了一种禅的精神。宁静淡泊、清幽旷远的人生境地和舒缓雅洁、坦荡从容的心绪，使读者在动荡混乱中依稀看到了一片古老的精神家园。但这决不是对传统佛教和禅宗的简单回归，而是灌注了近代文化精髓、荡涤了传统文化渣滓的新的精神意向。其他的作者如许地山、沈从文等则表现了一种把多种宗教结合起来的意向。许地山的《债》里即包含着三层意蕴：第一层是还债人的佛家慈悲为怀的心肠和儒家高度自觉的忧患意识；第二层是岳母所信奉的顺着境遇做人，弃绝非分之想的道家人生哲学；第三层则是“还债人”那种深刻而莫名的基督教的忏悔意识和献身精神。这种多重宗教意蕴还可以在林语堂等人那里看到。

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不止体现在宗教情结上，还体现在叙事结构、艺术语言和艺术意境上。中国现代文学的浓烈的抒情性和深层次的隐喻性，显然来自基督教文学的刺激。佛教文化对现代白话文运动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而艺术氛围和意境的营造，则与宗教意识的流注密不可分。
文学与宗教是不可分割的，中国现代文学和宗教文化同样是不可分割的。尽管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对宗教采取了极端的态度，但改革开放以来宗教又明显地呈现出自身固有的活力。在作家的笔下，宗教精神和宗教意识也多姿多彩地表现出来。贾平凹、张承志、张炜等人的创作，显然自觉地走向了某种宗教追求。尤其是张承志的《心灵史》，极其悲壮地展示了一个民族为信仰而战的历史，在当代文学中具有震撼性意义。这也许象征着未来中国的精神路向。

『肆』 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质主要有哪些内容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以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为开端，止于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的召开。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文学”仅是一个时间概念，但同时现代文学还是一个揭示这一时期文学的“现代”性质的概念：“用现代文学的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

可以参考.《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12次印刷

『伍』 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质主要有哪些内容请简答。

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质主要有以下表现：1、语言风格与语言形式接近现代人的生活习惯，从偏于纪实到抒情手法的运用，也有很大的转变；2、内容上多反映的是现实在个体心灵中的照映，注重的是个人情感的抒发，摆脱说教意识；3、开始自觉尝试多种艺术表现手法，从单线叙述开始转向双线甚至多线叙述，文学构思开始呈现多元化的趋势；4、开始有意识地将外国文学理论作为创作的指导，开始有意对外国经典文学进行模仿；5、现代文学的流派不断增多，文学体裁、文学表现的内容都呈现出一种多样性。

『陆』 如何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及体现在那些方面

（1）文学从一般的文字文章以至于文化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自觉的、独立的，同时又是面向整个社会的艺术。 （2）以改变文学语言为突破口，对文学的形式、表现手法、内容，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变革，产生了不同于传统文学的新的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还引进和创造了散文诗、报告文学、电影文学等新的体裁。 （3）创作主体的个性、自我意识和描写对象社会化的广度与深度，都得到从未有过的强化，成为作家迫切的自觉的追求，并且相辅相成地结合在一起。 （4）现代意义集中表现在对于人的命运和人民、民族命运的关注（不同于传统的“仁”和传统的爱国主义）。现代的民主主义（包括个性主义、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是新的文学主潮的思想基础。 （5）作品一般都具有强烈的理性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从二十年代中期起，单纯着眼于宣传鼓动的作品大量出现。抒情文学在最初的十余年里有过繁荣，三十年代中期以后却日见萧条，直到七十年代末期才复苏过来。 （6）知识分子的道路、农民的痛苦——抗争——解放、武装斗争（阶级的和民族的战争），是作品中最常见的题材。历史人物和事件得到新的描绘，外国题材比较多的进入中国文学作品，关于人物内心生活，包括潜意识的渲染也开始出现。 （7）作家和读者之间有更为广泛和亲切的交流。大众化和化大众（教育群众）这既矛盾又统一的双重任务加强了文学与人民群众广泛深刻的学校，并在现实生活（主要是政治斗争）中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不过，同时也相对地忽略了艺术本身的提高和文学多种功能（特别是审美作用）的全面发挥。 （8）现代文学诚然是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学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发展，也是广泛接受了世界文学新潮滋养的产物。通过外来影响的民族化和文学传统的现代化，才创造出新的民族文学，并且成为现代世界文学的自觉成员

『柒』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特征表现在哪几个方面

表现在外发性和后发性：中国文学思潮从西方引进, 二者之间存在着时间差; 中国文学受到多种世界文学思潮的影响, 具有复合性。在接受过程中, 中国文学出现了对外来文学思潮的误读, 主要是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误读。由于中国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
冲突, 导致文学思潮演变的倒序和反复, 如五四启蒙主义被新古典主义取代以及新时期启蒙主义的复兴; 也导致中国反现代性文学思潮的薄弱、滞后, 而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始终没有成为主潮。

『捌』 余华的小说具有现代性吗 中国当代小说哪些具有现代性呢

余华小说不完全是写现代的，很多是文革期间或文革后的事。《北方城郭》很不错，写改革开放以后的县城官场，比较深刻

『玖』 为什么说鲁迅小说既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同时又是成熟的标志！

鲁迅在30年代谈及自己为什么做小说时，说那时“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正是从这样的启蒙主义的文学观出发，鲁迅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鲁迅在表现他的小说主人公时，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那就是关注病态社会里人的精神“病苦”。《药》写了华老栓一家的精神愚味；《祝福》写了祥林嫂对地狱的恐怖；《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等写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创伤与危机。

由于鲁迅对人的精神创伤与病态的无止境的开掘，使鲁迅的小说具有一种内在性，揭示了人们内心的灵魂。《孔已已》中孔已已对“窃书”的振振有词的辩解，对屡试不中的羞愧难当的支语。这都刻画了主人公被科举功名毒害的心灵。《阿Q正传》、《肥皂》以精神分析法写出阿Q、四铭的潜意识和性心理，揭示了假道学的灵魂深处。《祝福》中祥林嫂失去儿子后，见人就说“我真傻……”，这写出了祥林嫂心灵的伤痕。鲁迅的小说实际上是对中国人（首先是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灵魂的伟大拷问，深刻地显示了他的小说的现代性。

鲁迅小说揭示人的精神病态，是为了揭露造成精神病态的病态社会，由此而开掘出“封建社会吃人”的主题。《祝福》中，祥林嫂的阿毛不幸被狼吃了，她到处向人倾诉自己的痛苦，在这里，鲁迅写了人们的反应：“这故事颇有效，男人听到这里，往往敛起笑容，没趣的走了开去；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起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地评论着。”祥林嫂的不幸并没有引起真正的理解与同情，却通过“看（听）的行为，转化为可供消遣的“故事”：这些乡村老女人们正是在“鉴赏”他人的痛苦过程中，鉴赏自己的表演（流下那停在眼角的眼泪），并从中得满足（自我崇高化），同时又在叹息、评论中，使自己的不幸与痛苦得到宣泄、转移以至遗忘。而在别人的痛苦、悲哀“咀嚼”殆尽，成为“渣滓”以后，就立即“厌烦和唾弃”，施以“又冷又尖”的笑：这类情感与行为方式表面上麻木、混沌，实际上是显示了一种人性的残忍。

鲁迅博采西方小说艺术之长，以新颖别致的艺术形式和鲜明的现代特色，实现了中国小说艺术从古典走向现代的根本变革，创建了20世纪小说的民族新形式的格局。在谋篇结构上学习和借鉴西方小说体式灵活多变的长处，摆脱中国传统小说惯用的单线纵向结构方式的束缚。《狂人日记》之所以被称为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打破了中国传统小说注重有头有尾、环环相扣的完整故事和依次展开情节的结构方式，而以十三则“语颇错杂无伦次”，“间亦略具联络者”不标年月的日记，按照狂人心理活动的流动来组织小说。《祝福》不依先头后尾的旧规，采用倒叙的结构方式。《示众》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作者截取生活的一个横断面，以鸟瞰式的结构方式，把众多看客的冷漠、麻木与无聊，展现在读者眼前。

由于鲁迅能独立地按照他所要表现的生活内容和自己的艺术个性去进行灵活的艺术熔裁，小说的体式不断有新创造。加上他又深得传统小说精髓，常用古代小说的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人物，语言简洁、凝炼、含蓄、准确，蕴含着传统文言小说所特有的韵味。所以，他的小说既是现代的，又是民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