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小說手閱讀理解

❶ 應當如何理解王蒙小說《蝴蝶》中張思遠的頓悟

知識分子革命者的身份危機及其疑似化解——重讀[內容提要]本文認為，王蒙小說《蝴蝶》的主題是張思遠的身份危機及其化解，而這個危機本質上是知識分子革命者張思遠的忠誠危機，它源於張思遠的「革命者」身份突然遭到了他誓死效忠的革命組織的懷疑。這個危機之所以可怕，根本原因在於：除了認同革命、忠誠組織，張思遠根本不可能有別的任何認同或忠誠。這也決定了獲得「平反」之後，張思遠的所謂「反思」根本不可能觸及造成「文革」社會災難（包括張思遠自己的政治災難）的根源。小說把反思的對象轉向了所謂的幹部「特權」和「作風」，即脫離人民群眾，似乎重建和勞動、和勞動人民的血肉聯系，就能使一切迎刃而解。本文力圖證明，這個重建身份認同的努力是經不起分析的，甚至是一種自欺欺人的詭辯和矯情的表演。
一、 革命文學中的忠誠主題

忠誠（以及與之相關的背叛）是常見於中國革命文學——特別是以知識分子革命者/革命幹部為主人公的革命文學——的一個核心主題。這是因為，忠誠話語只有在一個嚴密的政治組織內部才是有效的，它要求該組織成員必須保持對組織的絕對效忠。不同的政治組織之間不存在忠誠問題（即使它們通過協議方式組成一個更大的政治聯盟，其間也只是一種合作關系而不是忠誠關系，國共合作時期就屬於這種情況）。因此，革命文學中的忠誠問題常常成為糾纏革命者（特別是共產黨員）的一個基本問題，而與反面人物（反革命分子、美蔣特務等等）無關（革命可以對李玉和、楊子榮等提出忠誠要求，卻不會對座山雕、胡傳魁等提出忠誠要求）。與此同時，革命文學作品中有一類人物對忠誠問題又特別敏感，這就是知識分子出身的黨員或革命者。[1]一方面，作為革命者或共產黨員，他們是革命內部的「自己人」；但另一方面，他們又缺少工農革命者的純潔「血統」（階級出身）。知識分子的身份是非常微妙的：既可以是革命的對象，又可以是革命的同盟者，既是「內部人」又是不可靠的「內部人」，既是「自己人」又是容易變節的「自己人」。這樣，他們很自然地成為革命者內部對忠誠問題特別敏感的部分，是「組織」最不放心的部分，他們必須不斷地向組織宣誓，不斷表明自己的絕對忠誠。
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在經歷了反「右」和「文革」之後的中國文壇，忠誠主題在以知識分子革命者/幹部為主人公的作品中得到了反復書寫。因為這兩個時期都有大量知識分子革命者/幹部蒙受了冤屈，產生了大量冤案。所謂冤案，說穿了就是革命者的忠誠受到了組織不應有的懷疑乃至踐踏。這些作品的作者，基本上都是所謂復出「右派」作家。和他們筆下的主人公一樣，他們的身份幾乎是清一色的知識分子革命者或知識分子幹部。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對待和書寫自己的冤屈——比如是糾纏於自己的不幸遭遇還是「團結一致向前看」，是原諒組織還是告別組織——就成為考驗他們是否能繼續保持忠誠的試金石，當然也是檢驗他們能否經由對自己冤屈的反思，達到新認同的建構和新主體性的建構的檢測劑。
王蒙的《布禮》（發表於《當代》1979年第3期）和《蝴蝶》（《十月》1980年第4期）在這方面無疑具有極大的代表性。[2]這兩部小說的主人公符合我們上面對於知識分子革命者的所有規定：知識分子兼高級幹部（《布禮》中的鍾亦成是解放前的地下黨，15歲入黨的「少共」，《蝴蝶》的主人公張思遠，是黨的老幹部，官至市委書記、副部長），也都在反「右」或「文革」中被打成「黑幫」、「三反分子」，「文革」後獲得平反，重新成為革命幹部（毋庸諱言，這兩個主人公身上顯然有作者的影子）。這樣，主人公的忠誠危機及其化解方式，就成為解讀作品的關鍵和樞紐（限於篇幅，本文只解讀《蝴蝶》，《布禮》將另文解讀）。

二、忠誠危機為什麼如此可怕？

本篇小說名為「蝴蝶」，取典《莊子》「庄生夢蝶」以隱喻主人公的身份危機，有明顯象徵意義（這一點也與《布禮》中主人公「鍾亦成」的名字相似）。[3]貫穿於整個小說的，正是張思遠反復苦思的身份困惑：「我」到底是誰？張副部長還是「老張頭」？「我」是一隻變化不定的「蝴蝶」嗎？「我」的歸宿到底是哪裡？首都北京（回到官員身份），還是山鄉（徹底化身為農民）？與這個身份困惑相應，整部小說在語言上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大量使用問句：設問、反問、自問自答、問了答答了再問，如此等等。
與鍾亦成類似，張思遠的認同危機源於他的「革命者」身份被突然剝奪，源於他與組織的血肉聯系被突然割斷，他一生誓死效忠的組織突然懷疑起他的忠誠了來了。[4]因此，張思遠的身份危機本質上就是一個革命者的忠誠危機。這個危機之所以可怕，根本原因在於：除了認同革命、忠誠組織，張思遠根本不可能有別的任何認同或忠誠。在張思遠的自我認知中，他完全是屬於革命和組織的，他甚至就是革命、就是組織，而革命和組織也就是他。否定革命、脫離組織就是否定他自己。「他就是共產黨的化身，革命的化身」（《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精選.中篇小說卷》上，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9年，第609頁。下引此書，只注頁碼），「除去全市的工作，他沒有個人的興趣，個人的喜怒哀樂。他幾乎整整十七年沒有休過假……離開了領導工作，就不存在什麼張思遠。」（第620-621頁）而現在的問題恰恰是：革命組織突然翻臉說：你張思遠根本不是革命者，而是革命的叛徒，是「反革命」黑幫。由於張思遠和革命、和組織的二而一的關系，成為「反革命」的結果就是張思遠徹底不知道自己是誰了，甚至不能肯定自己是人還是「臭狗屎」：「然而現在又出現了另一個張思遠，一個彎腰縮脖、低頭認罪、未老先衰、面目可憎的張思遠，一個任別人辱罵、毆打、誣陷、折磨，卻不能還手、不能暢快地呼吸的張思遠。」這個張思遠是「一個罪犯、賤民」，「一個被黨所拋棄，一個被人民所拋棄，一個被社會所拋棄的喪家之犬張思遠。」（第621頁）於是，張思遠產生了深深的迷惑：「這是我嗎？我是張思遠嗎？張思遠是黑幫和『三反』分子嗎？」（第621頁）
對張思遠這樣的革命者，不但他的身份認同、思想意識是屬於革命的，而且他的身體器官也是如此。失去了組織的信任，失去了革命者的身份，不但他的思想意識、而且他的身體器官全都徹底陷於混亂，陷於認同危機：
這個彎著的腰，是張書記——就是我的腰嗎？
這個移動困難、即使上廁所也有人監視的衰老的身軀，就是那個形象高大、動作有力、充滿自信的張書記的身軀嗎？這個像瘧疾病人的呻吟一樣發聲的喉嚨，就是那個清亮的、威風凜凜的書記的發聲器官嗎？（第621頁）
可見，革命及其意識形態對於張思遠的控制和滲透是何等完全和徹底，滲透到了他的精神和身體器官的每一個細胞。
組織的邏輯、組織的力量就這樣不可思議和神秘莫測，它可以轉瞬之間把同樣一個張思遠變成截然不同的兩個人：一個是不可一世的地委書記，一個是豬狗不如的反革命。兩者之間的轉化也是那樣不可思議，一會兒威風凜凜，一會兒豬狗不如：「一夜之間，一個神氣活現的領導幹部便變成了人人所不齒的狗屎，揚起的眉毛塌下來，刺人的目光變得可憐巴巴，挺直的腰身弓下去，煥發的榮光變得毫無血色。人們對這種挨斗的臉色有一種粗野的比喻，叫做被屁熏過一樣」。（第619頁）
這或許就是當時環境下張思遠和所有其他個人的悲劇：無論幹部還是群眾，農民還是知識分子，沒有人能夠在組織之外、在革命意識形態話語之外獲得自己穩定的身份認同乃至身體感覺。他們對於革命和組織的忠誠是無可選擇的，它們之間不存在平等契約基礎上的相互承諾和相互忠誠。這種效忠是單方面的、強制的：張思遠必須獲得革命和組織的認可才是人，否則就是畜生不如；而革命即使沒有張思遠也依然是一項摧枯拉朽的偉業，組織即使沒有張思遠也依然是偉大光榮正確的組織。張思遠沒有自己定義自己、自己建構身份、自己選擇忠誠對象的權利和能力（甚至都沒有這種念頭）。因此，即使忠誠被剝奪和否定，他也只能寄希望於革命和組織的回心轉意，以便擺脫噩夢一般的變形記：
他不相信自己會成為黨和人民的敵人，不相信自己會落得這樣下場。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這個活著不如死了好的癩皮狗一樣的「三反分子」、黑幫張思遠不是他自身，這是一個莫名其妙的軀殼硬安在了他的身上。標語上說：張思遠在革命小將的照妖鏡下現了原形，不，這不是原形，是變形。他要堅強，要經得住變形的考驗。（第621頁）
但盡管張思遠死不承認自己是「敵人」，苦苦堅持自己的忠誠，但他卻不可能自己判斷自己是誰，自己堅持自己的身份，因為極「左」意識形態和革命組織已經剝奪了他自己定義自己的能力，只有組織承認你是人你才是人。更有進者，組織可以宣告張思遠「不忠」，但張思遠卻既不能拒絕這個宣判，說自己是被冤枉的（那就意味著組織錯了）；也不能接受——這是更加荒唐的——這個判斷，從而真的變得不忠（那就變成了真正的叛徒）。他所能作的，只能是老老實實等待組織終有一天承認自己冤枉了一位忠誠的戰士並為他平反昭雪。
顯然，張思遠沒有也不可能理解自己的「變形記」「蝴蝶夢」是特定製度和意識形態環境下的身份悲劇。小說寫到被打成「黑幫」、「三反分子」後，對自己命運「百思不得其解」的張思遠最終把這一切說成是不可解釋的「一場噩夢」，「一個誤會」，「一個差錯」，「一個惡狠狠的玩笑」，或不可理喻的「魔法」「法術」「變形」：「一個莫名其妙的驅殼硬安在了他的身上。」這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比喻把特定時期的社會歷史災難神秘化了，彷彿張思遠們的命運是不可解釋的宿命（這無異於另一種形式的對理性反思的迴避）。在另外一些場合，張思遠又把自己的命運視作「報應」：因為自己曾經積極參與了各種「整人」運動，打倒了從報紙副刊主任到市委宣傳部長的一大批幹部，「黑幫、牛鬼蛇神越拋越多，越拋越把自己裸露到最前線，終於，水到渠成，再往下揪就該輪到他自己了。」（第620頁）一個「輪」字就把張思遠的悲劇原因遮蔽過去了，連一個具體的加害者都沒有。[5]這種類似宗教輪回和報應的思想，根本不可能解釋清楚張思遠所處的特定環境中社會歷史災難的真正本質、產生原因和解決方法。[6]

三、勞動-人民拯救的神話

與《布禮》中鍾亦成稍有不同，張思遠並不是反「右」和「文革」政治運動的單純受害者。小說寫到他曾積極參與了從反「右」到「文革」初期的各種政治運動，參與了整人。在第一個妻子海雲被打成「右」派後，張思遠怒斥海雲並與之離婚。這一切表明他在成為受害者之前並非清白無辜，他「文革」後自我反思和懺悔的根源也在這里（而《布禮》中的鍾亦成基本上沒有懺悔）。但非常奇怪的是：獲得平反之後張思遠應該反思的本來是極「左」時期的體制和意識形態，因為它們才是造成反「右」擴大化、「文革」社會災難以及張思遠個人災難的根源，也是導致張思遠參與整人、給他人造成不幸的根源。但事實上他的所謂「反思」和「懺悔」根本沒有涉及這些深層次問題，沒有觸及反「右」和「文革」等政治運動的本質。[7]小說把反思的對象轉換成了所謂的幹部「特權」和「作風」（脫離人民群眾），似乎組織和張思遠本人以前的錯誤都在於脫離了勞動，疏遠了人民群眾，因此，重建和勞動、和勞動人民的血肉聯系，就能使一切迎刃而解。小說中張思遠身份危機的克服就是建立在「勞動」和「人民」這兩個宏大能指上的，重建與勞動以及人民的聯系使張思遠獲得了新生。[8]
小說一開始就寫到：張思遠剛剛重訪完自己落難時期勞動過的鄉村，此刻正坐在象徵特權的高級轎車上，帶著「人民」的囑托回京城上任（他已經升任副部長）。在後面的幾乎每一章，都有大量篇幅寫他對特權的愛恨交加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享受著特權，同時又在反思特權）。他心裡裝著秋文（「秋文」這個人物非常概念化和抽象化，這是一個代表所謂「人民」的符號，因此雖然比張思遠年紀小，但張卻覺得她像「自己的母親」）的囑托走上新的仕途：「好好地去做官吧，我們擁護你這樣的官，我們需要你這樣的官，我們期待你這樣的官……心上要有我們，這就什麼都有了。」（第605頁）由此張思遠重新得到了「人民」的授權，重建了和「人民」的血肉聯系。而且經過秋文（「人民」的代表）的點撥之後，張思遠的另一個糾結和矛盾——回到城市還是留在農村，享受特權還是拒絕特權——也成功地化解了，因為寬容的、善解人意的「人民」說話了：「你們這些幹部」是「打著燈籠也淘換不來的寶貝！反正說下大天來，你既不能把國家裝在兜里帶走，也不能把國家摸摸腦袋隨便交給哪個只會摸鋤頭把子的農民！中國還是要靠你們來治理的，治不好，山裡人和山外人都會搖頭頓足罵你們。」（第645頁）於是，官復原職、享受特權、與農民之間天差地別的各種差距就都變得合情合理了（「人民」自己都說了農民「只會摸鋤頭把子」），就成了「治國治黨，這是他們義不容辭的任務。」（第645頁）於是，心裡裝著「老張頭」——另一個張思遠，另一個「我」，已經和「勞動人民」打成一片的張思遠——張副部長也就心安理得地回去做官去了（「如果張副部長和老張頭談談，他並不感到不安」）。兩個張思遠（一個是副部長，一個是老張頭）之間的分裂似乎也彌合了，不再存在了。
然而，這個通過勞動和人民來重建自己身份認同的努力是經不起分析的，甚至是一種自欺欺人的詭辯。
先來看勞動。1970年張思遠被下放到山村勞動改造，並通過勞動重新了解自己。但張思遠了解的是自己的什麼呢？是自己的身體器官：
在登山的時候，他發現了自己的腿，多年來，他從來沒有注意過自己的腿，在幫助農民揚場的時候，他發現了自己的雙臂。在挑水的時候他發現了肩。在背背簍子的時候他發現了張紀的背和腰。在勞動間歇，扶著鋤把，伸長了脖子看公路上揚起大片塵土的小汽車的時候，他發現了自己的眼睛。（第631頁）
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段描寫，它告訴我們，勞動使張思遠重新獲得的不是什麼別的東西（比如新的政治信念），而是自己的身體。這倒是無意之中道出了實情：身體化的勞動的確只能使張思遠獲得器官感覺，而無助於克服由政治造成的張思遠的忠誠危機和身份混亂，因為私人化的身體本來就是非政治的。通過勞動去反思反「右」和「文革」悲劇以及張思遠自己悲劇命運的本質，無異於緣木求魚，何其難也！
再來看看人民。在發現勞動和身體的同時，張思遠還發現了人民（這和他的反思特權一致）。[9]人民對他的尊重和愛戴被美化為拯救力量：「十七年當中，他到處受到尊敬。但這尊敬一夜之間變成了誣陷、強暴、摧殘。連美蘭和他的兒子也離開了他。他恍然大悟，這尊敬不是對張思遠二十市委書記的。他失去了市委書記便失去了這一切。但是現在不同了，農民們同情他，信任他，有什麼事都來找他，不是因為別的，而是因為他確實正派，有覺悟，有品德，也不笨，挺聰明也挺能關心和幫助人。」（第631頁）人民是純潔的，樸素的，非功利的。但是作品中的這個所謂「人民」（「農民們」）是非常抽象的、無名的。就算這些「人民」真的淳樸善良，他們也不可能解決張思遠因為極「左」政治的迫害而產生的身份危機、精神危機和政治信念危機。
何況，《蝴蝶》中的「人民」形象還是分裂的。如果作品中被賦予了拯救力量的「人民」是抽象空洞的，那麼，不那麼抽象的倒是作品張思遠在升任副部長後故意放棄特權、坐普通硬卧時遇到的那些人（見小說中的「上路」章）：那個態度粗暴的、勢利眼的列車服務員，那個開口就罵「X你媽」的小男孩，那個邀請他打撲克的、「嘴裡發出蔥味」的胖子，以及那個排隊買飯時蠻橫不講理地插隊甚至要打他的漢子。這些更加具體的、粗鄙的「人民」，諷刺性地解構了秋文等代表的面目模糊的、被神化的「人民」（當然，無論是對火車上刁民的描寫，還是對山村良民的描寫，對於張思遠由於忠誠危機而導致的身份危機及其克服而言，都沒有任何實質性意義）。
從這些地方看，張思遠副部長對於「人民」分明又是有些不屑的。就是那個似乎是張思遠的另一半、代表「人民」的「老張頭」，也是一個從來不會說話的影子而已，只有敘述人——也就是副部長張思遠——才牢牢地控制著話語權。副部長張思遠在膜拜「老張頭」的同時，也會流露出對後者的不屑：「老張頭雖然輕松又自由，率直又天真，然而卻又可能在歷史的長河中隨波逐流，無所事事。」（第650頁）是啊，身負天下蒼生重任的張副部長又怎麼可以和這些平庸之輩同日而語呢？
故地重遊部分是小說的重頭戲，它承擔著張思遠「文革」災難之後重獲新生、重建自己的身份認同的任務。這是一次重建身份的活動。考慮到張思遠的認同危機是「文革」極「左」政治帶來的（包括他自己所犯的追隨極「左」政治的錯誤），他的身份認同的重建必須深刻觸及到對這個制度和文化的重新認識，但是實際上這一切在小說中全部沒有發生。張副部長放下繁忙的國家大事故地重遊，為的是重建自己的政治信念，克服自己的身份為危機。但到下鄉後他所見到的一切有什麼政治上的重要意義嗎？沒有，無非是雞鴨魚肉、兒童時候熟悉的打棗場景、和鄉親們的原始情感之類。「棗雨」這部分寫張思遠故地重遊時候的具體見聞和感受，全部是瑣碎的日常生活敘事：「多麼好啊多麼好，就像他從來沒有離開過山村。一樣的鄉音，一樣的鄉情，一樣的人心！一樣的推推哪家的門都可以進，拿起哪家的筷子都可以吃，倒在哪家的炕頭都可以睡！甚至連那幾條老狗都沒有忘記他，搖著尾巴向他跑來，伸起前爪撲他的腿，從濕漉漉的狗鼻子里發出撒嬌的聲音。」（第656頁）不能說作者的描寫不真實，問題是：這樣的原始「鄉音」「鄉情」能夠使得張思遠克服政治認同、政治信仰的危機嗎？不能，因為張思遠的認同危機根本就不是源於遠離了此類「鄉情」、「鄉音」。
所以，這次回鄉之後的張思遠和之前的張思遠不會有什麼本質差別。他的故地重遊本質上是自己給自己做秀：不是做給別人看，而是做給自己看：為自己重新享受特權地位尋找一個正當的理由。

四、讓人糾結的特權

《蝴蝶》中的張思遠翻來覆去在思考的另一個問題是：自己享受特權是否應該。這種思考明顯帶有兩面性和矛盾性：一方面，他好像一直在反思和譏諷自己的特權（與此相關的是譏諷自己的副部長或市委書記身份），作品一定程度上甚至帶有這樣的暗示：張思遠被打成反革命黑幫到農村勞動改造是罪有應得，因為他脫離了勞動，脫離了人民群眾；但另一方面，張思遠又要不斷地為自己的復出（離開人民群眾）辯護，也就是為自己繼續享受特權辯護。
這樣的折中立場決定了作品中既有大量對於張思遠復職後的物質享受和特權的嘲諷，但這樣的嘲諷又不能過於尖銳，必須被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內（以便為自己的復出後繼續享受留下餘地）。小說中有大段對部長樓的矛盾心理的描寫（既留戀又有些鄙視）。值得注意的是，張思遠在決定暫時放棄自己的特權時總是不失時機地著意提醒讀者：他這是屬於故意放棄特權，也就是說，他心裡明白自己是特殊人物，是可以也應該有特權的：「他終於離開了部長樓，而且他堅持沒有坐飛機和軟席卧鋪，堅持不準他的秘書預先掛電話通知當地的各級領導准備接待。」（第646頁）一個穩定地擁有特權的大人物故意放棄特權做一回「平民」（當然是暫時的），這是為了什麼？為了獲得道德上和心理上的優勢，為了精神自救——給自己一個交代。正是由於這種特權的懸置是暫時的，偽裝成「平民」的張部長才因此而獲得了意外的觀察力和審美樂趣：悶罐車里的張思遠審視著甚至非常享受地觀察著下層人物及其表情變化。
但對於官職和權力的留戀畢竟是第一位的和壓倒性的，這點在他剛剛官復原職、回到市委小樓的時候表現得最為明白——因為這個時候他的權力還剛剛回來，因此也就不能裝得對它不在乎：「他又回到了市委小樓……鑲木地板和白晃晃的大吊燈在最初的一霎那竟使他熱淚盈眶了。幸好，誰也沒有看見。失去的天堂，他想起了一句實在不應該想起的話。」（第639頁）真是妙極了：只有百萬富翁才有資本嘲笑金錢，同樣，只有坐穩了權力寶座的人才有資本調侃這個寶座，這種調侃正是他的自信的表現。可見，張思遠對勞動和鄉村的贊美，對權力、地位和特權的時不時冒出來的妙趣橫生又無關大局的譏諷，不過是為了讓自己在繼續享受現實中的特權的同時，又能獲得道德上的優越感：你看我雖然享受著特權，但是卻並不迷戀它、甚至還有點看不起它。只有享受著特權的人才能獲得譏諷特權的能力，只有官復原職之後的張思遠，才能暫時懸置自己的身份，假裝成為平民故地重遊。故意坐破悶罐車回鄉（僅此一次）既滿足張思遠的平民主義沖動，又可以讓他在獲得「人民」授權之後心安理得地坐著轎車和飛機（隱喻特權）回北京。這不是一種表演又是什麼？
最後必須指出，張思遠這一暫時懸置特權、以便更加理所當然地重新擁有特權的表演，果然為他贏得了道德的優勢、人民的授權、內心的安寧，心安理得地回到了特權位置：再也不為自己的特權焦慮，相反坐在飛機上「安靜地睡著了。」張思遠不再猶豫不決、焦慮不安了，因為他雖然身回到了北京，但「心留在了山村」，「他也把山村裝到自己心裡，裝到汽車上帶走了。他一無所得？他滿載而歸。他丟了魂？他找到了魂」。（第664頁）
這大概就是一種張思遠式的知識分子兼高官的聰明智慧：反思特權又不拒絕特權。作為高官，他當然要享受特權（因為他是「為人民服務」），作為知識分子，他當然要蔑視特權（哪怕是裝樣子）。[10]
回到北京那個部長樓後的張思遠舒服地洗著澡，再次享受特權和高級生活，但已經沒有任何不舒服和內疚，而是很舒服、很心安理得了。這個時候，特權生活的符號意義已經完全發生了倒轉，它不再是使張思遠坐立不安的脫離人民的標志了，因為他下過鄉了。

❷ 王蒙的一段文字

諷刺和幽默是王蒙小說重要的藝術特徵，其幽默體小說分為三大類：一是攝取「文革」荒誕世相貌，對歷史作大跨越的、總體的反思，從鬧劇的角度去反映；二是帶著「文革」遺風的「荒唐的游戲」；三是對當今文壇一隅現狀的若干儒林外史的揭露，其幽默體小說有三個特點：一是取材的強烈的政治性；二是對現實的審美性的超越態度；三是人生智慧、政策智慧的瑰奇結晶。其幽默體小產嘲諷人類缺點，同時寄予人類厚望；嘲諷外物，同時清醒自嘲；重視發揮智慧，同時戒除賣弄智慧。
我國新時期文壇上，王蒙是一位傑出的文學家，他始終站在時代潮流的前列，作品充滿了活力和新鮮感，給廣大讀者以豐富的藝術享受。王蒙研究已經成為文學批評家和文學史家的一項重要課題。就其小說而言，他十分擅長運用諷刺和幽默的獨特手法，巧妙地反映世間萬象和人生百態。本文甘冒淺陋，結合這一論題談些不成熟的看法
從社會生活的內容來看，王蒙的幽默體小說可以分為三大類：一是對文化大革命荒誕世相的諷刺；二是對「文革」遺風在新時期續演的各種荒誕的社會劇的顯示；三是對當今文壇一隅怪現狀的若干儒林外史式的揭露。G0cPU^s
&;東風論壇 -- 愛咱家，愛東風論壇！
其一：攝取「文革」 荒誕世相貌。
蒙對「文革」的反映，在他自己特殊的角度。首先，他不是對「文革」作孤立的反映，而是往往從反映「文革」到新時期的生活的「轉機」入手，把歷史的演變軌跡凝聚在一個歷經坎坷磨難的知識分子型的幹部的命運里，對歷史作大跨越的、總體的反思。而對「文革」的反映、開掘、沉思，也就綜合在這樣一個總體的歷史反思中。從《布禮》、《蝴蝶》、《雜色》到《名醫梁有志傳奇》等篇章，無不如此。其次，在他比較集中地反映「文革」社會相的作品中，一般地很少從悲劇角度去反映，而較多以幽默體小說，從喜劇、鬧劇的角度去反映。 小說《買買提處長軼事》副題是：「維吾爾人的「黑色幽默」，所記之軼事，誠然透著「文革」怪影的黑色。有小將毒打下的滿臉血污，也有牛棚監禁中的心理變態，大可作為悲劇的材料。然而買買提處長卻以游戲態度周旋之，嘲諷之。他淚盡則喜，駐顏有術，使種種黑色世相，著上幽默新裝。作家把買買提處長和他的孿生兄弟賽買提處長對比地進行描寫，顯示出他在誇張中傑出的寫實本領:
可以與上篇小說並讀的是《白椒雞旁》。這是一位被揪斗的書記的故事。他在斗爭會的間隙居然向小將們請假跑到酒樓飽餐一頓。這件事情本身和他的神態、聲口，自然是頗有些幽默和滑稽意味的。但作家是以樸素精悍的白描手法來敘述這一切的。豁達樂觀的書記的幽默感的心靈深處，是「鎮靜、憂郁和堅強」。這似乎更加貼近作家每庄外諧的幽默主旨，使幽默能夠在深沉中透露生命的骨力。
以上幾篇凡庸「文革」的幽默小說，似乎都貫穿著王蒙珍惜生命的勸告。也許是他耳聞目睹了「文革」中太多的輕生現象，痛心於生命（特別是許多高質量的生命）的損失的慘重。所以他向人們發出珍惜生命的呼喚。幽默就是在險象叢生總最好的攝生之道。王蒙的這種獨特的見解和胸懷，展示了人道主義的愛心，展現了在逆境中樂觀向上的意志。
王蒙的幽默小說，大都著眼於典型世相的攝取，而不精心於典型人物的創造。這大概是為了保持純粹的「笑的藝術」效果所要求的。柏格森曾經說過：「過分深入人格，將外部效果和過分深植的內因結合起來，就將損害外部效果的可笑之外，最後將使可笑之外盪然無存。「但是《淡灰色的眼珠》與《好漢子依期麻爾》，並不完全是幽默之作，而是作家為之低徊良久的兩個人的悲劇。你越是往後讀，越是深入到這兩個性格的靈魂秘室中去，就越是感到心情沉重。為什麼馬爾克關於自己手藝的夢不能變為現實？為什麼依期麻爾的出眾的精力和才能不能得到有益於社會的發揮？為什麼他們的結局都那樣的暗談？人物性格本身的豐富性、復雜性已經迫使我們不僅僅停在幽默的觀照層面了。在這里，幽默作為一種藝術手段，並不是單獨存在的，而是和其他藝術手段，特別是和悲交融在一起的。)
其二，帶著「文革」遺風的「荒唐的游戲」。
這一類小說，從總體上看，在王蒙的幽默體小說中，思想和藝術成就是最高。它們是王蒙新時期受到現實生活中激發，以極為犀利的觀察，購攝了典型的社會相，而精心創作出來的警世之作。在這些極度誇張而又極度真實的作品中，流淌著作農業用地充沛的才氣，閃耀著作家靈魂的思力，神與物游，奇因事出，可以說已經進入了幽默體小部創作的自由境地。
《說客盈門》是王蒙幽默體小說的第一篇驚世之作。讀了這篇構想奇絕的作品，你不能不承認王蒙具有特出的幽默才能。丁一上任治理漿糊廠，抓了縣委第一把手的表侄龔鼎的典型，引來說客盈門，出現了一場自發的心理戰。終於被丁一頂住，漿糊廠因此大治。這是一件生活中常見的，人們也已經看得很淡的事情，但王蒙別具隻眼，因事以出奇，准確地勾勒出形形色色的說客的神態，錄下了它們的說辭，集中筆力，把那一場自發的心理戰描繪的淋漓盡致。「統計數學」，跡近無稽；但經藝術這樣一濃聚，一強化，卻達到高度的真實------------摹寫世事人情的高度的真實，收到了郁達夫所說的「會使論敵也可以倒在地上而破顏。愁人也得停著眼淚而發一笑。」的藝術效果。這也是一種逼人發笑，鄙人在笑聲中深思的藝術典型性的力量。因為，深藏在說客們天花亂墜的說辭中，是一種在「文革」中膨脹並蔓延開來的權力崇拜-----------從老劉的「微笑外交」式的暗示到周局長的「單刀直入」式的警告，從小蕭的「大人物有了權就有了一切，小人物有了關系也能什麼都有點」，到理論家的「領導人的權力、好惡、印象，是至關重要的。這已經發展為社會普遍的社會心理了。rwYR_B
《冬天的話題》也是王蒙的幽默體小部中的妙制。作家的幽默才能，發揮得越發暢甘淋漓、爐火純青了；而諷刺社會的機鋒，也藏得更深。在「莫須有」的鬧得烏煙瘴氣的話題中，王蒙透視的是我們民族古已有之，經過「文革」的播揚，於今為害尤這烈的心理傳統。津津有味地常識，人與人之間的勾心鬥角，真不知道這是一種怎樣的傳統。這種無原則的、出於私心的摩擦爭斗，確實是存在著而且太多了。
三 刻畫文人心態的新儒林外史的斷片YfUz
王蒙久閱文壇，對文人心態，自然十分熟悉。一旦發為諷刺，不但窮形盡相，往往還剔骨見隋，使有疾者霍然出汗。
這類作品，最成功的是《黃揚樹根之死》。馬文怛在當了十六年出納之後，以小部《春雨》一舉成名，開始被自己的成功所異化，他開始擺脫「庸俗」的現實生活，附庸風雅，關在狹小的天地里追求扭曲的真、善、美，疏遠了老友，惹惱了妻子，花三百五十元買來的黃揚樹根也枯萎而死。而他的描繪黃揚樹根的寂寞的新作，也受到了委婉的批評。最後，當他把黃揚樹根拋到垃圾通道去的時候，他開始考慮要不要到山裡去了。
「據說山裡有很多撲撲楞楞的黃揚樹，還有水柳，還有野果，還有涓涓的流水。他覺得自己確實應該改變一下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了，再這樣下去，日子還沒有當年作出納時好過呢」。
這樣的諷刺，可以說是委婉的，透著熱切的期望。這里的旨趣，並無深奧之處，非常樸素淺進，但卻容易被新近的作家所忽略。我是把這篇小部當作王蒙的甘苦之談來讀的，它顯示的是這位以翻新變奇的影響了一代文學青年的傑出作家的文學觀念的根本。不懂得這個根本，也就不能理解王蒙。s'hP
在簡要介紹了王蒙的幽默體小說之後，在談談王蒙這一類小說的三個特色。
一、取材的強烈的政治性^
王蒙是一個善於寫政治性強的題材的作家，這一點特別強烈地表現在他的幽默體小說中，如果不計細部，我想可以把王蒙的幽默體小說自然數為政治幽默小說。王蒙對新中國的政治史，對現實生活中發展變化的政治思想像，有著獨特的深刻的體會。一九五七年以後中國政治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下產生的種種荒繆現象，為王蒙的幽默體小說提供了豐富的素材，也使王蒙產生了創作政治幽默小說的沖動。
王蒙的幽默，具有嚴肅的淑世目的。郁達夫在談到現代散文里的幽默時說過：「在現代的中國散文里，加上一點幽默味道，使散文可以免去板滯的亂病，使讀者可以得到一個發泄的機會，原是很可欣喜的事，不過這幽默要使它同時含有破壞而兼建設的意味，要使它有左右社會的力量，才有將來的希望；否則空空洞洞，毫無目的，如同小丑登台，如果使觀眾一笑之後，感於是種無聊的回味，那才是絕路」。王蒙的幽默，從政治這個左右社會的根本因素入手，正是滿貯著「破壞而兼建設的意味的」，含有「將來的希望」的幽默。
二、對現實的審美性的超越態度qM
政治性強的題材，在一般作家筆下，容易寫得板滯和僵硬。但王蒙卻每每能灑脫自由地駕御之，生發之，寫理輕靈而有韻致。特別是他的政治幽默小說，內涵越是嚴峻重大，藝術處理就越顯得舉重若輕，履險若夷，瀟灑從容，游刃有餘。形成這種高強的藝術手段的秘密，就在於作家能對現實採取一種審美的超越態度，不凝滯於事內彎曲，因事以出奇，於出奇中千萬一種事外遠致，作家站得高，看得遠，就有魄力對現實做大膽的變形，進入藝術想像縱意馳騁的妙境。我認為，在政治幽默體小說中，王蒙的藝術天性得到了最充分的最雄恣的發揮。最政治化的題材卻得到最藝術化的處理，難道不是很耐人尋味道的嗎?
三、人生智慧、政治智慧的瑰奇結晶|\HV:
王蒙的幽默體小說處處閃爍著智慧的光華。他非常看重文學作口的內凝的智慧，把它看作藝術的內美的重要因素。他說：「在文學里頭，智慧往往也是一種美的形式出現的。一個真正的智者他是美的，因為他看什麼問題比別人更加深刻，他有一種出類拔萃的、對於生活的見地，對於人的見地。這樣的智者也還有一種氣度，就是對人生大千世界的各種形象、各種糾葛，他都能站在一個比較高的角度來看待它。在智慧這一欄里，我喜歡把幽默放在裡面。」在王蒙看來，幽默就是一種智力的優越感。沒有智慧，就無從發現生活中的荒緲；沒有智慧，就不能實現對現實的審美性超越。這種智慧，並不是成篇大套的理論、哲學體系，而是被活生生的生活浸潤養育著的一片青草，是火石互擊而迸發出來的稍縱即逝的火花。讀王蒙的幽默小說，常常令人感到一種智慧的欣喜。在這個峻峭奇絕的藝術世界裡，幾乎處處在機智，時時出妙語，而且你得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去追蹤他的思路。在他創造的小說迷宮里，有時你會感到把握的困難，但只要你堅持一種鍥而不舍的求知的精神，你一定能夠克服閱讀的困難，獲得最大的思想愉悅。
縱觀王蒙的幽默體小說，我以為它們不僅是中國當代文學的奇葩，而且在世界文學中，也是別具一格的。特別是它那種在嘲諷人類的弱點的同時對人類給予的厚望。在嘲諷外物的同時對自己的清醒的自嘲，在強調智慧的優越感的同時對賣弄智慧的戒除。顯得特別可貴。這些作品流露著活躍的生機與樂觀精神，這是彌蹼珍貴的，它們不愧是中華民族古老的智慧在經過洗禮和歷練之後，欣逢開放與進取的新時期所結出的藝術碩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