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聽書剃頭匠

『壹』 【高分懸賞】尋求資料：古今中外關於描寫咖啡館或者茶館的文學作品，最好是英文。

作者：沉默的那棵樹


中國人的嗓門大是出了名的，可是，一旦涉及某些敏感話題，即便是蠻橫慣了的地痞流氓也噤若寒蟬，壓低了聲音交談或以只可意會的眼神交流。記得小時候看電影，裡面常有這樣的情景讓我印象深刻：某茶館里眾人正在談論某話題，茶館的老闆就會緊張兮兮地指著牆上「只談風月、莫談國事」幾個字，大家會意閉嘴不言或立馬做鳥獸散。當時年齡小，不明白其中奧妙。最近從媒體上看見幾個草頭百姓因為發表了自己的某些看法就被有司所逮，官司纏身。方知中國人雖然平時旁若無人，大嗓門。但是，他們的話語空間也僅限於柴米油鹽、酒色財氣，大多集中於肚臍以下部分。

而翻閱歷史，看見歐洲的咖啡館文化源遠流長，影響了西方人的行事風格和生活方式，更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溫床和公民訓練的教室。傳至今天，不經意間咖啡館文化已經席捲全球，即便茶館文化浸潤最深的中國，摩登的白領也學著洋人坐進星巴克這樣的地方，安靜地體驗一把小資情調。

可是，上溯西方的咖啡館歷史，當時卻是個魚龍混雜，比賽嗓門大小的所在。

18世紀的歐洲貴族和平民之間有著深不可測的階層鴻溝，比如作為公共交流和文化溝通的場所，沙龍是由貴婦們主持的，她們追求的是優雅的貴族情調。非經邀請，外人難入其門。畢竟，那是一個打情罵俏、偶爾也偷情私通的私人聚會而已。

而當時的咖啡館要隨和得多。所有來自貴族女性繁文縟節的禮儀束縛消失了，它向所有人開放，不管其信仰、宗派或地位。

進去的人可以隨便找個空位子，加入周圍人的自由辯論。話題當然是男人們一直以來最感興趣的話題：政治和女人。

而咖啡館的老闆深知自己經營的場所所擔負的民主化功能。他對此的反應不是中國茶館老闆謹小慎微，而是大膽地在牆上貼上紙，聲明大家可以在這里自由發表言論，勿須擔心。

作家沙德韋爾（shadwell）在他的戲劇《女首領》中描寫到：「每家咖啡館里都有許多聰明人，他們談話機智，在吞雲吐霧中議論著政治。」

那些長於言辭的知識分子也通常來到這里，傾聽民眾的聲音，同時也順帶著宣傳一下自己的著作。在這里，文化人和公眾有著良好的互動氛圍，以至於改變了當時學究味甚濃的文學風格。

在咖啡館這樣的公共場合，人們學會了評價自己的觀點，檢驗、放棄、改變、傳播自己的觀點。而在這個過程中，過濾後通常會產生某種有凝聚力的群體觀點。

各種階層、出身、地位的人在這里交往，也敦促他們必須跨越出身、地位和等級，尊重彼此的看法，培養傾聽的藝術。正是在不起眼的小小咖啡館里，公眾培育出尊重和寬容他人思想的新態度，合群和容忍的精神，使得分歧失去了稜角。

而在以往，那些與傳統相悖的人和觀點，會受到他人的輕視和攻訐。如今人們則尊重並專注地傾聽著異見，互相討論，磨礪和檢驗自己的觀點。不經意間，一個新的時代到來了，人們從獨立思考的孤立狀態走進公共世界，以共同的觀點為基礎的公共輿論從這里誕生了。

隨著咖啡館人群的分化和輿論場所的專業化，咖啡館里的聲音變小了：不需要以鹵莽的聲音去表達己見，任何思想都可以在辯論後得到公眾的評判和檢驗，被接受或者被摒棄。

而中國，茶文化衍生出茶館文化。但是，作為公共空間的茶館卻並沒有成為中國人走向公共言論自由的跳板，也沒有培育出寬容異見和平等辯論的紳士風度。

專制的王權厭惡任何不同的聲音。

而不經過公開辯論，由民間各色人等自行驗證和評判的觀點在人們內心潛藏下來，日益孤立和各持偏見，人民沒有自由博弈最終達成基礎共識的空間。人們也沒有寬容異見與平和辯論的習慣和規則。相反，強力壓制和惡毒攻訐在40年前的一場政治鬧劇中走向了頂峰！

在中國歷史中，由蔡桓公諱疾忌醫開始就預示著「聞過則喜、擇善而從」的不過是人們想像中的聖人風范。及至後來焚書坑儒、黨錮之禍，大興文字獄等等，迫使聰明人或放逸浮誇，或沉湎酒色，或避世求生。到後來茶館里「莫談國事」儼然已成共識，中國人的言論空間一般局限在褲襠里了。而人們行為表現在：雖然嗓門大，但是卻透露著害怕和驚愫在內。

回顧兩種飲料文化對東西方言論空間走向的影響，我們不能不感嘆：一個利益多元的社會必然是觀點多元，不給他們自由碰撞的空間，最後達成基礎共識，就會彼此走向孤立和偏見，割裂和對立。而不能和諧地溝通交流去解決分歧，而沒有共識的社會很難走得更遠！
參考資料：http://jiaoshangou.blog.hexun.com/6763998_d.html
【內容提要】茶館在中國城市社會生活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是非常理想的觀察社會、經濟、文化及地方政治變化的場所。20世紀初，成都的茶館是市民日常生活的重要舞台，它們既是娛樂消閑的場所，亦為從事商業以及社會政治活動的空間。長期以來，茶館被誤認為鼓勵人們無所事事、孳生惰性，不利於社會健康發展，因此從專制政權到社會改良精英，都把控制和改造茶館視為維持社會秩序安定的重要一環，然其努力都以失敗告終。這既反映了社會對茶館的需要，亦充分顯示了其極為旺盛的生命力。

【關 鍵 詞】茶館/城市社會生活/20世紀初/成都

【 正 文】

西方歷史學家對早期近代歐美的公共場所，像咖啡館、酒店、沙龍等進行過相當深入的研究。他們特別注意人們的「公共生活」——即家庭圈子之外的活動，認為這些地方給相識和不相識的人提供了社交場合。這種消閑商業以服務顧客為宗旨，並不一定只為社會上層服務，工人階級也是他們爭取的對象。這些公共場所實際上是整個社會的縮影，而且經常捲入政治和階級斗爭中。因此，它們也往往成為社會改良和社會控制的對象（註：有關研究參見Richard Sennett,The Fall of Public Man:O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apitalism(New York:Vintage Books,1977):Perry Duis,The Saloon:Public Drinking in Chicago and Boston,1880-1920(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3);Thomas Brennan,Public Drinking and Popular Cult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Paris(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Francis Couvares,"The Triumph of Commerce:Class Culture and Mass Culture in Pittsburgh,"in Michael Frisch and Daniel Walkowitz(eds.)Working-Class America:Essays on Labor,Community,and American Society(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3);Susan Davis,Parades and Power:Street Theatre in Nineteenth-Century Philadelphi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Christine Stansell,City of Women:Sex and Class in New York,1789-1860(New York:Alfred A.Knopf,Inc.,1986);and John Kasson,Amusing the Million:Coney lsland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New York:Hill & Wang,1978)。

中國茶館與西方的咖啡館、酒店和沙龍有許多相似之處，而且其社會角色更為復雜，其功能已遠遠超出休閑范圍，追求閑逸只是茶館生活的表面現象。茶館既是休閑娛樂之地，又是各種人物的活動舞台，而且經常成為社會生活和地方政治的中心。本文將以成都為對象，考察茶館這個20世紀初中國最基本的經濟文化單位，探索這一轉折時期城市社會、公眾日常生活以及政治生活的演化和變遷（註：中國飲茶的傳統很早即為西方和日本的旅行者所注意。在他們的旅行記、調查以及回憶錄中，經常描述他們關於茶館的深刻印象。見Robert Fortune,Two Visits to the Tea Countries of China(2 vols.London:John Murray,1853);Robert Davidson and Iason Mason,Life in West China:Described By Two Residents in the Province of Sz-chwan(London:Headley Brothers,1905);George Hubbard,The Geographic Setting of Cheng(Oberlin:Oberlin College,1923);William Sewell,The People of Wheelbarrow Lane(South Brunswick and New York:A.S.Barnes and Company,1971);Brockman Brace(ed.),Canadian School in West China(Published for the Canadian School Alumni Association,1974);John Service,Golden Inches:The China Memoir of Grace Servic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中村作治郎：《支那漫遊談》（切思會，1899年）；井上紅梅：《支那風俗》（東京日本堂，1920年）；東亞同文會：《支那省別全志》卷5，《四川省》（東京東亞同文會，1917年）。西方學者已有一些研究中國茶文化和茶館的成果，如Walter Meserve and Ruth Meserve,"From Teahouse to Loudspeaker:The Popular Entertainer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Vol.8(1979),No.1;John Evans,Tea in China:The History of China's National Drink(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92)；竹內實：《茶館——中國の風土と世界像》（東京大修館書店，1974年）；內藤利信：《住んでみた成都——蜀の國に見る中國の日常生活》（東京サイマル出版會，1991年）；西澤治彥：《飲茶の話》GS-Tanoshii chisiki Vol.3（1985年）和《現代中國の茶館——四川成都の事例かる》《風俗》26卷（1988年），4期；鈴木智夫：《清末江浙の茶館について》《歷史にぉける民眾と文化——酒井忠夫先生占稀祝賀紀念論集》（東京，1982年）。不少美國的中國城市史學者指出了茶館的社會功能，但並沒有進行深入研究，參見William 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24(1964),No.1;Gail Hershatter,The Workers of Tianji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William Rowe,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David Strand,Rickshaw Beijing: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Elizabeth Perry,Shanghai on Strike: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Frederic Wakeman,Policing Shanghai,1927-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Bryna Goodman,Native Place,City,and Nation:Regional Netwc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1853-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中國學者也有不少關於茶文化的作品，但多限於文化介紹而非歷史分析，如陳錦《四川茶鋪》，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岡夫《茶文化》，中國經濟出版社，1995年。

民國時期黃炎培訪問成都時，寫有一首打油詩描繪成都人日常生活的閑逸，其中兩句是：「一個人無事大街數石板，兩個人進茶鋪從早坐到晚」。教育家舒新城也寫到，30年代成都給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人們生活的緩慢節奏：在茶館里，「無論哪一家，自日出至日落，都是高朋滿座，而且常無隙地」。薛紹銘也發現，「住在成都的人家，有許多是終日不舉火，他們的飲食問題，是靠飯館、茶館來解決。在飯館吃罷飯，必再到茶館去喝茶，這是成都每一個人的生活程序。飯吃的還快一點，喝茶是一坐三四個鍾點」。地理學家G.哈巴德更有同樣感受，他發現成都人「無所事事，喜歡在街上閑聊」，人們似乎看不到近代大城市生活的那種快速節奏（註：陳錦：《四川茶鋪》，12-13頁；舒新城：《蜀游心影》，中華書局，1934年；薛紹銘：《黔滇川旅行記》，重慶出版社，1986年；Hubbard,The Geographic Setting of Cheng,p.125。）。

外來的人們對成都有這種印象並不足為奇，因為成都人自己便有意無意地在推動這樣一種文化（註：正如一個茶鋪兼酒館門上對聯對人們的忠告：「為名忙，為利忙，忙裡偷閑，且喝一杯茶會；勞力苦，勞心苦，再倒二兩酒來」。在街頭擺賭局的地攤主也以其順口溜招攬顧客：「不要慌，不要忙，哪個忙人得下場」。見正雲《一副對聯的妙用》（《成都風物》1輯，1981年）以及筆者在悅來茶館的采訪記錄（1997年6月21日）。），成都居民也自嘲這個城市有「三多」：閑人多、茶館多、廁所多。當地民諺稱「一市居民半茶客」。成都的茶館及其文化在中外是聲名遠播並成為其傳統的一部分。成都人也為自己的茶館文化而自豪，甚至認為只有自己才配稱「茶客」，只有四川才是真正的「茶國」。如果成都人寫他們自己的城市，幾乎都離不開茶館（註：如李劼人的《大波》有許多場景都發生在茶館，見《李劼人選集》2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陳錦：《四川茶鋪》，32頁；張放：《川土隨筆》，《龍門陣》1985年3期。）。人們注意到，從茶館數量上講，恐怕無其他城市與之匹敵（註：在晚清有454個茶館，1931年620個，1935年599個。一種估計稱該年每天有12萬人次上茶館（其時成都人口60萬）。舒新城稱茶館約佔全部鋪戶的1/10。1938年的《成都導游》說當時成都有800多條街，平均每兩條街有一茶館，其中大者可容200人至300人，小者可容數十人。1941年的政府統計顯示有614家茶館，其從業人數占成都工商各業的第5位。據成都茶業公會在40年代末的統計，其時成都茶館598個。另一些估計高達1000以上，這個數字可能包括城郊。見傅崇矩《成都通覽》下冊，巴蜀書社，1987年，253頁；《國民公報》1931年1月15日；楊武能等編《成都大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731頁；喬曾希等：《成都市政沿革概述》，《成都文史資料選輯》5輯（1983年）；胡天：《成都導游》，蜀文印刷社，1938年，69頁；陳茂昭：《成都茶館》，《成都文史資料選輯》4輯（1983年）；高樞年等：《成都市場大觀》，中國展望出版社，1985年，110頁；姚蒸明：《成都風情》，《四川文獻》（台北）1971年5期；舒新城：《蜀游心影》，142頁；賈大泉等：《四川茶業史》，巴蜀書社，1988年，366頁。）。茶館對這個城市是如此重要，以至於在華的日本調查人員把茶館與這個城市的繁榮緊密聯系在一起（註：東亞同文會：《支那省別全志》卷5，《四川省》，631頁。）。
誰是茶館的常客？據稱有兩類人：一是「有閑階級」，二是「有忙階級」（註：胡天：《成都導游》，62頁；易君左：《川康游蹤》，中國旅行社，1943年，194頁。）。按一般理解，「有閑階級」是那些地方文人、退休官員、有錢寓公和其他社會上層。「有忙階級」則分為若干種：一是將茶館做舞台，如評書和戲曲藝人；二是借茶館為工作場所，如商人、算命先生、郎中以及手工工人；三是以茶館為市場，如小商小販和待雇的苦力等。不過，應當意識到，「有閑階級」和「有忙階級」的概念十分鬆散，並非嚴格的階級劃分。雖然我們常用「有閑階級」形容那些沒有正經工作和享受生活的人，但他們並不是一個獨立階級而且可以有不同的經濟背景。不過，「有忙」和「有閑」這兩個詞的確囊括了在茶館的各種人。無論是上層精英還是下層民眾、富人還是窮人、閑人還是忙人，都在茶館這個公共空間里活動。

茶館又是娛樂中心，許多藝人在那裡賣藝為生，茶館也借精彩的演出吸引顧客。實際上成都早期的劇場即產生於茶館（註：在開始，茶館提供場地給藝人，爾後茶館演變成劇場。可園是成都第一個正式劇場，1906年由詠霓茶社改建。新式劇場悅來茶館隨後設立，之後，宜春、第一等茶館劇場一體的場所開張（傅崇矩：《成都通覽》上冊，279頁；《通俗日報》1910年2月11日）。）。每當夜晚，窮街陋巷一片漆黑，下層人民則聚集在明亮擁擠的茶館聽評書。評書先生的精湛技藝吸引聽眾日復一日、甚至年復一年到同一地方聽書。說書先生不僅提供了娛樂，而且普及中國歷史知識。他們不自覺地散布著正統的價值觀，把諸如忠、孝、理、智、信等灌輸到那些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們的頭腦中。因此，他們也可被視為大眾的教育者。各種民間藝人使茶館文化更為豐富，他們大多是當地人，但也有的來自外省，如唱大鼓書的多來自華北。這些藝人多有固定的演出場所，觀眾明了到何處欣賞他們喜歡的劇目或演員。其他像相聲、金錢板等更散布於各茶館。跳「柳連柳」被精英視為茶館中的下流娛樂，演者手持一竹竿，兩頭系有數枚銅錢，邊喝邊跳用其有節奏地拍打身體。據稱，其語言「不堪入耳」，最流行的曲目是「小寡婦上墳」（註：《成都民間文學集成》，403-404頁；《四川風物志》，457頁；周止穎：《新成都》，225頁。）。

經濟活動與民事糾紛

茶館可以說是一個紛繁世界的縮影，那裡聚集了三教九流和「五湖四海」。例如，茶館可以是一個「自由市場」，手工匠以及其他僱工在茶館出賣他們的技術或勞力，小販則流動於桌椅之間吆喝其所售物品。在西方人的旅行記中可以看到，「商人急於去茶館見他們的生意夥伴，小販用哨、小鑼、響板等招徠買主」。一些小販利用「絕技」採取悅顧客，如他們可以一把抓出顧客要求的瓜子數量。由此可見，小販不僅出售商品，也給茶客帶來了娛樂。茶館里的水煙販（成都稱「水煙袋」）用數尺長的「煙槍」提供服務，如果煙槍還不夠長，他們還有備用煙管連接。這樣，在一個擁擠嘈雜的茶館，他們不用移動便可把煙送到顧客面前（註：Hubbard,The Geographic Setting of Cheng,p.125；何滿子：《五雜侃》，193頁；李劼人：《暴風雨前》，154-155頁。茶館中小販非常多，正如一首竹枝詞描述的：「喊茶客尚未停聲，食物圍來一大群。最是討厭聲不斷，紙煙瓜子落花生。」（林孔翼輯《成都竹枝詞》，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113頁）顧客買紙煙不用買一包，而可論支買。據傳教士觀察，水煙袋的生意非常靈活。一般是顧客付2文錢吸5口煙，但水煙袋允許顧客分為多次消費，如今天吸兩口，所剩3口來日再吸(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906,No.11)。）。

許多人在茶館等候僱用，其中許多是來自農村的季節性自由勞動力。一般來講，同類僱工總是聚集在同一茶館，如扛夫（當地稱「背子」）一般聚在羅鍋巷和磨子橋的茶館，這樣僱主很容易找到所需要的幫手。據一個外國教師回憶，當她准備雇一個保姆時，她的中國朋友提議她去「南門外的茶鋪，每天早晨許多女人都在那裡待雇」。由此可見，甚至許多婦女也利用茶館作為她們的勞力市場。此外黃包車夫、收荒匠以及廁所清潔工都有自己的「專業茶館」（註：王慶源：《成都平原鄉村茶館》；周止穎：《新成都》，251頁；Sewell,The People of Wheelbarrow Lane,p.73。）。

茶館給許多人提供了生計，手工匠在那裡修理扇子、鞋子等各種物品，算命先生在那裡預測凶吉，修腳師和剃頭匠在那裡提供服務（註：從一本傳教士的回憶錄中，我發現一張成都茶館的老照片。圖中老少男女幾個茶客圍坐一個矮小茶桌，喝茶談笑，一旁一個穿破舊衣服的手工工人正修補什麼東西。見Brace,Canadian School in West China,p.245。）。一些乞丐甚至在那裡賣「涼風」——給顧客打扇掙錢，這實際上是一種變相乞討。當一個乞丐不請自來給一個茶客打扇，如果茶客覺得舒服而心情不錯，便會賞給乞丐幾個小錢，否則會不耐煩地將其趕走。茶館中最有趣的職業是挖耳師傅，他用十餘種不同的工具掏、挖、刮、搔等，無所不用其極來使顧客進入一種難以言喻的舒服境界（註：《成都市市政年鑒》（1927年），511-512頁；崔顯昌：《舊成都茶館素描》；陳錦：《四川茶鋪》，52頁。）。

成都人習慣於把茶館當做他們的「會客室」。由於一般人居住條件差，在家會客頗為不便，人們便相約在茶館見。即使不是專門去會客，只要一有空閑，他們便徑直去常去的茶館，不用相約便可見到朋友。據何滿子回憶，在三四十年代，成都文人有其特定相聚的茶館，當時他是一雜志的編輯，約稿和取稿都在茶館里，既省時間又省郵資。居民也在那裡商量事宜，外籍教師徐維理(W.Sewell)寫道，當他一個朋友遇到麻煩時，他們便在茶館商量對策。一些組織和學生也常在茶館開會，枕流茶社便是學生的聚會處，文化茶社是文人據點，而教師則在鶴鳴茶社碰頭，每到節日和周末，這些茶館總是擁擠不堪（註：胡天：《成都導游》，69頁；易君左：《川康游蹤》，194頁；《茶館之弊害及其取締辦法》，四川省檔案館藏：四川省政府社會處檔案，全宗186，案卷1431；《國民公報》1929年10月7日；Sewell,The People of Wheelbarrow Lane,pp.131-132；楊槐：《神童子與滿天飛》。關於成都的文學作品中有許多對這些場合的描寫，見李劼人《大波》和巴金《春》（《家春秋》合訂本，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此類詩作也不少，如「親朋驀地遇街前，邀入茶房禮貌虔」（《成都竹枝詞》， 70頁）。令人驚奇的是，當今成都人特別是老人仍有這個習慣，1997年我在成都做實地考察時，采訪的對象多邀我到茶館碰面。）。

商人有其固定的茶館洽談生意，「許多交易都在茶館做成」。糧油會館以安樂寺茶社為交易處，布幫在閑居茶社，南門邊的一個茶館因靠近米市，便成為米店老闆和賣米農民的生意場。那些走私鴉片、武器的黑社會則在品香茶社活動。究竟每日有多少交易在茶館做成還不得而知，但可以確信數量非常可觀（註：Davidson and Mason,Life in West China,p.86.一則地方新聞稱：當警察平息一場茶館爭端後，一位顧客以這場斗毆攪了他的一樁生意而要求賠償（《通俗日報》1910年5月15日）。）。韓素音在回憶錄中寫道：「『來碗茶』是茶館中最常聽到的吆喝……這也是洽談生意的開端……地產和商品的買賣都在茶館或餐館進行。」（註：Han Suyin,The Crippled Tree:China,Biography,History,Autobiography(New York:G.P.Putnam's Sons,1965),pp.228-229.）

階級鴻溝和社會歧視

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美國城市，一般只有工人階級才會在公共場所痛飲，中產或上層階級都在其住宅、私人俱樂部或上流賓館品酒。在中國沿海地區，茶館多為中下層人的去處。但是成都茶館看起來卻具融各階級為一體的特點，因此有人指出，成都茶館的「優點」是人與人之間的「相對平等」（註：Rosenzweig,Eight Hours for What We Will,p.51；鈴木智夫：《清末江浙の茶館について》；周止穎：《新成都》，247頁；何滿子：《五條侃》，192頁。）。

不過，應當看到，隨著晚清和民國時期的社會過渡，茶館也不可避免地發生著變化。一個常見的現象是茶館更多地捲入公共事務，參加地方和全國的慈善活動，並藉此提高其社會聲譽。辛亥革命前後，可園、悅來等茶館便多次組織慈善演出以支持甘肅、河南等省的賑災以及地方的公益事業。茶館也力圖改變面貌以迎合時尚，如一些茶館引進新的娛樂方式。1912年陶然亭茶館開張，特設有一球房，據稱是要提倡西方「文明」、「健康」的娛樂，還提供電話、報紙和食品等服務。悅來茶館是成都新式娛樂的先驅，當然也不甘人後，它首次把話劇引入成都舞台。這些成都茶館的新變化，雖然追求經濟利益是直接動因，但亦是社會進化的必然結果（註：《通俗日報》1912年8月6日；《國民公報》1912年6月14日、9月7日；周止穎等：《成都的早期話劇活動》，《四川文史資料選輯》36輯（1987年）。）。

結論

茶館是一個社會的縮影。長期以來，茶館被當時精英和後世學者誤認為鼓勵人們無所事事、孳生惰性，不利於社會健康發展。其中，受指責最多的便是致使人們浪費時光。但是，人們忽視了茶館多層次的、復雜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的功能。社會的演進總是伴隨著時間概念變化，但這種時間的新概念也僅限於受西方影響的新式精英。大多數一般市民仍保持著傳統的時間觀念，怎樣利用他們的時間取決於他們的個人習慣、教育程度、職業和家庭背景、經濟狀況等等因素。在茶館里，一個學者可得到寫作的靈感，一個商人可做成一筆生意，一個學生可學到書本上沒有的東西，一個秘密社會成員可與其同黨建立聯系，一個苦力可找到僱主，更不用說小販、藝人、手工匠依靠茶館來維持生計了。因此，「有閑」和「有忙」在不同的時間可以是交替的角色，茶館為兩者都提供了可使用的空間。即使是在許多「現代」娛樂場所出現以後，茶館仍然是大多數市民最能接受的公共生活空間。

怎樣評價和治理茶館這個與市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公共場所，總是地方政府所面臨的棘手問題，但是，從晚清到民國，都未找到一個成功的辦法。它們把控制和改造茶館視為維持社會秩序安定的重要一環，但是其努力都以失敗告終。城市改良精英對大眾文化的認識較政府更全面和深刻，因此他們在茶館問題上與政府持不同的態度。如果說政府以控制和打擊為主要手段，那麼精英雖然也批評茶館的弊病，但亦深知其社會功能，所以他們不贊成政府的激進改革，這可能也是為何政府的行動總難以奏效的原因之一。從表面看，茶館以及茶館文化是很脆弱的，總是被限制和被打擊，然而，茶館最終得以倖存並仍然是城市日常生活中最活躍的部分，充分顯示了極其旺盛的生命力。

【作者簡介】王笛 1956年生，助教授。美國得克薩斯A&M大學歷史系

出處：歷史研究200105

以上作品因為網路字數限制，所以有很大的有刪節，詳細情況見下面網址和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