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偉人聽書

『壹』 益伴聽書里有很多的名人傳記是真的嗎

沒錯，確實有挺多的，我當初是因為想聽，但找了很多地方都沒找到。後來還是朋友推薦的益伴，現在已經聽到一半了，還搜了很多其他的名人傳也都有。

『貳』 五六年級必讀課外書有聽書嗎

有很多課外書，比如說五六年級都會看一些《駱駝祥子》。高世儒林外傳很多很多都能夠幫到孩子，孩子多看書對以後的寫作也有很大的幫助，希望能夠幫到您，謝謝。

『叄』 名人傳 羅曼羅蘭 聽書

不行，沒有你要的。聽書網上都沒有，我建議你去看看書，網上閱讀也不錯呀！

『肆』 你還了解哪些偉人或名人的「成長故事」請用簡單的幾句話寫一寫。

1、愛迪生小時候並不聰明，但善於觀察，勤於思考,他對於任何事物總是喜歡追根問底，就是日常見慣的現象，他也常常仔細觀看。比如，大樹怎樣生長？樹葉是什麼形狀？他往往一看就是半天。他不但好奇愛問，而且什麼事都想親自嘗試一下。

2、張良年輕時，一次在過橋時他看見一位老人一不小心把自己的鞋子掉到了橋下面去。於是，老人叫張良把鞋撿回來。雖經老人再三為難，張良還是出於尊敬把鞋撿了回來，並幫老人穿上。後來老人要教張良學點本事，就交代他五天後在這見面。可是一連兩次，張良都比老人晚到。直到第三次，張良前一天晚上就到了，老人看到早到的張良，會心一笑，將聞名於世的兵書傳授於他。從此張良專心致志的鑽研這部兵書，後來成為了一位著名的軍事家。

3、恩格斯和馬克思被普魯士政府壓迫，經濟拮據，恩格斯於1850年11月重回曼徹斯特紡織廠工作。以便繼續資助馬克思，一待就是20年。期間他和馬克思以書信來往，並在多份報紙上發表評論。並且進行涉及各個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自然科學和軍事。在未署名發表的軍事評論《戰爭短評》中，他被公推為軍事權威。此時他的語言才能也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可以閱讀運用12種不同的語言文字。

4、大書法家王羲之每逢除夕都要親手寫春聯貼之於門。因為他的字型大小稱「天下第一行書」，很多人都想得其字而又難得。所以每年除夕他的春聯一貼出，不到半夜，就被人偷偷揭走。這一年，除夕又至，王羲之照舊寫了「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八個字的春聯，留下了下半截。想偷對聯的人一看此八個字太不吉利，便掃興而歸。到了寅時，王羲之補了後半截，變成了「福無雙至今朝至，禍不單行昨夜行。」第二天一大早，想偷春聯的人見春聯變了樣，皆贊嘆不已，拍手叫絕。

5、莫言小的時候，特別愛看書。可是在偏僻的鄉村裡，書很少見，誰家有什麼書，他基本都借去看過了。一次，他聽說鄰村一個石匠的家裡，有一套帶插圖的《封神演義》，裡面的人物個個神通廣大，特別好看。他趕緊跑到鄰村，跟石匠叔叔商量借書。可人家說這套書是傳家寶，一口回絕了。莫言苦苦哀求，說盡了好話。

最後，石匠終於同意借書，但要求莫言必須推一上午磨，才能看兩小時書，而且必須在磨房裡看。莫言一口答應了。就這樣，他推了好幾天的磨，終於把書讀完了。書讀得越多，莫言的文章也越寫越好，作文經常被老師當成範文。

『伍』 懶人聽書私信名人能收到嗎

在線聽，或者下載mp3格式文件，最好是有wifi的地方。

『陸』 急求《水滸傳中誰是真正的英雄》和《唐僧師徒5人至今還吃香嗎》論文

水滸傳的特殊正義結構
候乃慧
台北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教授
* 原文原刊載於:中國古典文學研究 第 7 期 (2002.06.),第 189-212 頁.
* 原期刊論文內之頁數以 [000-000] 方式標示,例如 [181-182] 表示該符號之前為第一百八十一頁,之後為第一百八十二頁.
[188-189]
壹,前言:系統內的理解之必要性
水滸傳從早期民間流傳的宋江等人事跡故事開始,經過宋史有關宋江三十六人為盜橫行的記載,傳衍成說書人的話本,乃至明代二十五種雜劇,而後成為中國文學史上最著名的小說作品之一.如此豐富,熱鬧而又漫長的誕生過程,不斷地吸引廣大聽書人,看戲觀眾與讀者群的欣賞並獲得熱烈回響.就在說書人,劇作家與廣大觀眾的交相激勵與肯定下,水滸人物已然由作亂的盜匪轉變成英雄好漢,那[189-190]麼多人在水滸的傳衍過程中樂於接受宋江等人是替天行道,忠義雙全的英雄. 我們可以說,今天水滸傳呈顯的替天行道與忠義主題是長期文化心理積淀的結果,也是集體潛意識的呈現.誠如傅正玲所說:
違法亂紀,基本上是破壞了公共性秩序,對於集體遵守這個體制化秩 序的大眾而言,很自然是該被批判的對象,因而,水滸人物在民間傳衍成英雄形象,無疑蘊涵著令人驚異的時代影像與文化訊息.(1)
也就是說,廣大民眾喜愛水滸故事,除了欣賞其中的情節趣味之外,對於水滸將一○八位被逼上樑山的草莽英雄視為「義」士,以聚「義」廳為根據地而替天行道的正義內涵,是自覺或不自覺地接受的.但是歷來學者對水滸的批評卻出現了很不一樣的看法.例如同為李逵這個水滸中最鹵直的人物,正面的評論是:
還有李逵:那種正直,簡單,粗率而勇敢,好像把天下事都看得極其容易,要說就說,要干就干;同時又用懷疑的眼光探望著天下人,驚奇他們何以有這麼多的心機,顧慮,花言巧語乃至陰謀詭計.李逵,就像正義的化身,正義的旗幟,他站在那一方面,那一方面就是正義所在.(2)
這種觀點直指李逵就是正義的化身,對其評價極高.但是,另一種相反的意見卻強烈地認為:
李逵真是一條行俠仗義的漢子 仔細一看,原來以強凌弱的恰恰是李逵 《水滸》沒能把農民起義寫成一曲正氣浩然的壯歌,而是寫成了一幫結集行[190-191]凶的匪徒.(3)
朱志方先生認為水滸人物是黑幫,而《水滸傳》流露的是赤裸裸的黑幫邏輯,這種觀感是很容易理解的.在我們閱讀水滸的歷程中,最粗略的直覺與深刻的印象該就是暴力與血腥,而且這些暴力與血腥的情節也確實大都出自水滸英雄之手.但是這種情節的出現若只是毫無來由地為了心理滿足,那麼水滸的流傳與膾炙人口豈不太過令人驚異!我們如果設身處地地細思,會發現第一種持肯定觀點的人實是出自對水滸人物的理解與同情,他們認為:
水滸人物各別在不同的情境里沖撞出來,都經歷否定原先自我所遵守的體制規范,在每一個爆發點上,雖然面貌各異,但都是一股生命要求伸展的內驅力,否定體制是因其對生命形成壓迫,在他們直來直往的勇悍中,常帶著一股憤怒,這基本上是從自身原始的感受中直切地反對理性體制把人工具化,奴化的設計.(4)
水滸的苦難含義乃蛻變成社會公義的象徵,所謂的「替天行道」.(5)
他們認為水滸人物是被迫在無可奈何的窘境與苦難中才爆發出反壓迫,反奴化的怒吼與抗爭,其實是更廣義的社會公義的維護者.以上兩種看法立論相對卻各有道理;因為他們落在不同層面立論.後者注意水滸人物的行為舉動,很自然生出血腥暴力的觀感,而認為殺人放火是水滸的黑幫邏輯;前者注意水滸人物的處境,自然能夠觀照到他們被壓迫而翻轉出來的抗拒精神與正義內涵.誠然「盜賊成為英雄,這幾乎是人性中的一次自我顛覆」(6),但是,在先秦典籍中,「義」被解釋為「宜」,也[191-192]就是適當,適宜;這很像中庸的觀念:做得恰到好處.所以「義」必須是應時應機,視不同的人,事,時,地而有所宜,並沒有一個適用於任何場合的絕對的,普遍的標准.我們若用自己的時代,觀念或常態下一般的標准來看待,就無法理解水滸的正義主題.必須還原到那個時代,那些地點,回歸那些人的處境,才能進入其內真正地認識水滸的正義.如果我們不能放下成見,客觀地回到水滸本身的系統內去了解其中傳達的訊息,而只就自己習慣性的價值觀去做系統外的批評的話,就永遠不能理解何以一群草莽大盜足以被歌頌為英雄義士,也就永遠會對水滸在中國小說史上存在的地位產生懷疑,而無法深入其內在去欣賞其中的文化意義.因此,本論文擬放下個人的評論,進入水滸的系統之內,分析水滸一再強調的正義是如何被長久的(宋代至明代)文化心理架構出來的.在此如實理解的基礎之上,系統外的評論將可貼切地展開.
本論文索引用的水滸原文一律採用七十回本,筆者認為七十回本的結局以天下太平時所有的水滸好漢均應遭致斬處,正與楔子所暗示若天下太平就無水滸故事可說--也就是水滸故事是在亂世之中才可能產生--互相呼應,富於悠遠深刻的趣味.傅正玲也認為:「七十回本以一夢收束,是貫徹了水滸精神的當下性,108條好和同聚梁山泊,已士氣性的飽和點,於此盡興,也當於此煙消雲散……步步盡興,步步當下,步步是生命完整的呈現,步步圓滿也步步空幻.」(7)此在結論處將有進一步的呈顯.以下本論文即由特殊正義結構的背景,基礎開始論述,再進入特殊正義結構的本身做分析.
貳,正義結構的背景
在我們進入水滸的正義結構之前,必須先觀照這個結構被置放的背景.因為正義結構不是死的,無機的組織,而是生命之間交通的理路;它不是封閉的,絕緣的,[192-193]而是深深地受到所處的背景所影響,甚至所形塑.因此先了解時空背景將有助於理解這個結構的內容,意義與正當性.
人治的社會
從大的環境背景來看,中國古代是人治而非法治的社會,人事的是非對錯,獎懲升降缺乏一套嚴縝客觀的標准與制度,因此人與人的對待的公平正義性就顯得很不穩定而缺乏保障.即使韓非這位法家集大成者,也將「法」定義為人臣所遵守者(8),顯示君王可以自外於法令的規范.這種模式往下推衍,朝臣或地方官與人民百姓之間也是如此:人民必須遵守法令,官員則可以不受束縛.而且法令的落實並沒有嚴格精密的客觀標准,為官者擁有很大的裁奪權,法令的解釋有相當大的彈性空間,不僅惡官可以鑽漏洞,連比較正面的官員也可以從其中找到私人人情安置的空間.如水滸21回閻婆大鬧鄆城縣一節:
知縣卻和宋江最好,有心要出脫他,只把唐牛兒來再三推問 知縣明知他不知情,一心要救宋江,只把他來勘問.
又如26回武松替兄長報仇,我們看到:「縣官念武松是個義氣烈漢,又想他上京去了這一遭,一心要周全他.」這顯見縣官往往因私交私情與個人平常的印象判斷而罔顧眼前的事實,明知其有罪而故縱.一般官員尚且如此,那些貪暴官員就更泛濫了.當法令的執行缺乏客觀性時,正義的伸張就變得可遇不可求了.也就是在傳統社會的常態下,正義的維持是一種很不穩定而沒有保證的冀求;更何況在亂世中.樂蘅軍在〈水滸的成長與歷史使命〉中說:
水滸最初創作的動機,是為了描繪他們自己那一個時代一般人所遭遇到的命運而寫述的.梁山泊一群好漢雖被稱為亡命徒,其實原來只不過是當時社會[193-194]上普通的中下層分子,他們的遭遇就是當時一般人可能
會遭逢到的,梁山故事中揭露的問題,也就是當時社會上普泛的問題.所以說水滸這書,在當當程度以內是可以作為那一個時代傳記來讀的.(9)
樂先生並沒有進一步說明,所謂「社會上普泛的問題」,「命運」是指什麼.但在後文中,她一再提到「時代的苦難」,「惡劣境遇」,我相信除了是指本文下一目所論的亂世之外,更基本的(普泛的),應該是指人治社會中,普通中下層分子對於法律維護他們權益的不穩定性的無奈.
亂世
再把水滸的背景聚焦到小一點的時空,那就是宋哲宗,徽宗的時期.對於那個時代,在楔子中作者有一段饒富趣味的文字:
那時(指宋哲宗時)天下太平,四方無事.----且住!若真個太平無事,今日開書演義又說著些什麼
作者以諷刺的口吻說,若真的天下太平就沒有故事可以演義了.言下之意就是,這水滸故事是在不太平的背景下才得以鋪展開的.聶紺弩說:「水滸的思想中叛逆性最強的地方:把尊貴的『朝廷』將相以及整個統治系統裡面的人物都當作反面人物處理.」(10)事實上水滸里將統治系統內的人寫成正面人物的仍有,如少數的縣官與較多的武吏,但是水滸給人的大體印象確實是官多貪暴,才會有聶先生這樣的觀感.這也可以說明水滸故事的背景時代的確是個正義泯沒的亂世.胡師萬川對此時代有生動的比喻:
高俅之外,朝中之會更有蔡京,童貫,楊搢等「奸賊」擋道,而地方之會有[194-195]梁中書,劉高,蔡九知府等貪官橫行,便不足為異了.連連串串,同惡相濟,這是一個必然的結果.上下一氣,便把社會蒼生抹了一片黑.水滸傳的大背景,就此烘託了出來.
高俅發跡之後,便是一百○八條好漢的出場,此種銜接安排,自有其特殊意義.其巧妙之所在,便是使人看了,恍然覺得眾好漢之跳脫現身,之奔向四方,之終於匯歸梁山,便似一個個從黑幕中擠出的白點,朝向一個朦然有光的所在.(11)
「一片黑」,「黑幕」就是亂世.另外樂蘅軍先生也從宋代的歷史來了解水滸,她說:「如果沒有宋代人普遍遭受的血淚經驗 也不會創造出水滸傳來.」(12)所以不論是從小說之外的史實或小說之內的情節,都相互呼應地說明水滸故事的背景是亂世.因為亂世,水滸人物的作為也就有其權變的需要(猶如孔子對於出處仕隱的抉擇所持的態度),所以小說的敘述中也常常可以看到類似這樣的情節:
單廷珪:「如今朝廷不明,天下大亂,天子昏昧,奸臣弄權,我等歸順宋公明,且居水泊;久後奸臣退位,那時棄邪歸正,未為晚也.」(66回)
這顯現水滸人物自知落草為寇是違法的「邪」行,他們與一般人一樣希望自己的行為是「正」的;但是因為朝廷不明,天下大亂,天子昏昧,奸臣弄權,所以他們只好「且」居水泊.試想:主持正義,保護子民的天子與朝臣已然是昏昧姦邪者,體制的運作與維持如何能夠帶給人民應有的保障 如何還能實現普遍的正義 為了保有自己的生命或權利,或者為了維護某些正義,他們只有「暫且」聚集梁山.等到有一天,奸臣退位,天下太平清明了,他們自然也會遵守體制,歸於正道.因此我們可以說,因為亂世這樣的特殊背景,才造就了水滸人物的「權變」行為. [195-196]
三,重文輕武,積弱不振
如果我們細心閱讀小說的文字,就會發現小說中表現出對於宋代重文輕武政策的些許不滿.43回里有如下的對話:
石秀道:「小人只會使些槍棒,別無甚本事,如何能彀發達快活!」戴宗道:「這般時節認不得真!一者朝廷閉塞,二乃奸臣不明 只等朝廷招安了,早晚都做個官人.」
石秀在言語間流露出的無奈應是每個在宋代的習武者所共有的感嘆吧!宋代重文輕武,重理輕氣,使得像石秀這般只會使些槍棒,別無本事的武夫沒有發達快活的機會.這樣的時代,整個生命是壓抑鬱悶的.關於這一點,傅正玲有精闢的議論:
整個宋代的思潮是一理境的追求,朝廷講求文治,文人講求「存天理,去人慾」,而貶抑情氣的精神追求,卻使得宋朝在國力上積弱不振,在社會體制上形成「以理殺人」的宰制與壓迫.南宋時期的異族入侵,而後中國第一次全面亡於異族,真實存在感受的痛苦,突顯了宋朝體制的問題與理學精神的荒謬.(13)
水滸確實處處表現出對宋代體制化的失望,對積弊的朝廷百官的厭棄.整本小說中,對於文官形象與武官形象的描寫存在非常大的差異:
劉高在馬上死應不得,只口裡念:「救苦救難天尊!哎呀呀!十萬卷經!三十壇醮!救一救!」驚得臉如成精的東瓜,青一回,黃一回.(33回)
這是宋江與花榮被押解到青州時,路上三條好漢出來劫囚,文官劉高面對這樣的緊急狀況,一籌莫展,只能祈求神佛菩薩救應.他竟然期盼憑著口中念誦十萬卷經,[196-197]三十壇醮的名稱就能解決問題,其無知,愚蠢,懦弱與窩囊的形象極其狼狽.把儒生只會舞文弄墨,天馬行空地論述道理卻在實際情境中顯得無能可笑的問題描寫得極其生動.但大部分時候,水滸描寫的武官則多英勇善戰,全力以赴.如51回:
這高知府上馬管軍,下馬管民,一聲號令下去,那帳前都統,監軍,統領,統制,提轄軍職一應官員,各各部領軍馬,就教場里點視已罷,諸將便擺布出城迎敵.高廉手下有三百梯己軍士,號為「飛天神兵」,一個個都是山東,河北,江西,湖南,兩淮,兩浙選來的精壯好漢.知府高廉親自引了,披甲背劍,上馬出到城外,把部下軍官周圍排成陣勢;卻將三百神兵列在中軍;搖旗吶喊,擂鼓鳴金,只等敵軍來到.
我們可以看到這些武將軍士個個都訓練有素,效率高超,士氣高昂.等到臨陣殺敵時,他們也都奮勇向前,盡忠職守.另外,水滸英雄之中,也有很多在上樑山泊之前都是官府中的武將或武吏,如索超,秦明,花榮,黃信,孫立,楊志,林沖,宋江,武松 他們平時都是熱心義勇者.兩相比較,作者貶抑文官而褒揚武者的意圖相當清楚,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作者有意呈顯出宋代重文輕武以致國力孱弱不振的荒唐事實.(14)
在人治的社會中,每個人的基本權益沒有辦法得到穩定的保障;尤其遇值亂世,是非不分,黑白顛倒,人權更是無從維護;加上重文輕武,壓抑生命氣性的時代風尚,一種劍及履及,以豐沛的生命力與爆發的行動力來維護權益的特殊正義便自然應運而生.
這里我們可以借用李師豐茂多所闡發的「常/非常」的文化深層結構的理論來理解(15):從第1回洪太尉誤走妖魔開始,即標示常態的宇宙秩序已然遭到破壞,進[197-198]入到失常的狀態中.在這「非常」的狀態中,一切的律法,制度與道德等平常維持正義的規范,其本身的混亂與變質已不足以規范並維持社會正義.在這樣的「非常」時空下,自有其一套「非常」的正義結構.(16)
參,正義結構的基礎
即使在中國古代人治的社會中,法令仍然是存在的.除了帝王之外,理論上法令的存在應該普遍地規范每一個人.在水滸傳中,法令也確乎存在.例如19回:宋江心內尋思道:「(晁蓋)雖是被人逼迫,事非得已,於法度上卻饒不得.」又如眾多梁山好漢都有「服刑」的經歷;武松為兄報仇後,為了證明武大郎確實是被毒害致死的,他還特地在火化屍體時拾取兩塊骨頭作為物證.諸如此類的情節非常多,顯示出在當時,法律應該是社會上一個具有普遍性的正義維持者.這是一個正常社會的基本正義模式.
但是水滸傳中敘及法令的運作時,卻多半是負面的情節.最典型的例子當屬第7回林沖被陷害時,開封府的孫定如此批評:
這南衙開封府不是朝廷的,是高太尉家的.
誰不知高太尉當權倚勢豪強,更兼他府里無般不做,但有人小小觸犯,便發來開封府,要殺便殺,要剮便剮,卻不是他家官府!
高俅因為當權強勢,可以任意指使開封府尹,開封府在法令的判決與執行上完全聽命於他,因此成為他私家所屬的官府,法令成為個人舞弄操控的有名無實的形式.甚至我們可以說,法令已淪為私人逞惡的工具.法律本是保障人們基本權利的正義,當它淪為逞惡的工具,不但基本正義已盪然無存,甚至成為對善良百姓的壓迫危害.[198-199]當法律成為另一種迫害時,根本無法規范發出迫害的強權者,於是諸多的執法者反而成為一群逍遙的法外之徒了.水滸里有很多這樣的憤慨之語:
高太尉愛惜他(乾兒子),那廝在東京倚勢豪強,專一愛淫垢人家妻女.京師人懼怕他權勢,誰敢與他爭口 叫他做「花花太歲」.(6回)
阮小二:「如今該管官府沒甚分曉,一片糊塗!千萬犯了滔天大罪的倒都沒事.」
阮小五:「如今那官府一處處動撣便害百姓;但一聲下鄉村來,倒先把好百姓家養的豬羊雞鵝盡都吃了,又要盤纏打發他!」(14回)
皆因那時朝廷奸臣當道,饞佞專權,非親不用,非財不取.(21回)
不論是犯了滔天大罪或強奪民產,因為無人敢與他爭,他們都安然無事,不受法令制裁.甚至因為非親不用的關系而陞官發財,這表現在小說中的高俅與蔡京兩家最為明顯.他們的家族勢力越加擴張,權力網路越織越密時,便越肆無忌憚地違法犯禁.他們一方面逍遙法外,一方面又利用法令來箝制人民,打壓異己.如果我們能仔細思維作者在楔子最後對「天下太平」的諷刺及情節中處處對奸臣貪暴違法的描寫的話,就可以明白梁山泊好漢表面上確乎是「法外強徒」(17),實則是因「法」已不能保護子民了.所以雖然水滸時代法令確實存在,卻因其崩壞與變質而對廣大人民造成一股強力的壓迫,而且因為這股邪惡的壓迫力量打著體製法令的旗幟,根本無法在體制內受到懲罰,更遑論要清除這股邪惡的力量了.於是那些遭受壓迫的民眾中,勇於反抗且又任性使氣的俠者,便在積憤爆發的強力里脫逸體制,尋求體制外的對抗.(18) [199-200]
總之,在人治的社會中,遇值混亂的世代,加以法令崩壞變質,人民的權益不保,生命遭受威脅,就是這樣特殊的背景與基礎,才發展出水滸傳這樣超越體制的特殊正義結構.
肆,特殊正義結構一:天命
水滸的特殊正義結構的基源來自於天命.
在常態下,天命天子,授予統治權,也就賦予天子行使刑法權的正當性.天子再將其統治權分授百官,由百官分層負責來治理百姓,維持公共秩序.一切依體制(禮法,律法等)而行,也就一切運行無礙.
但是在水滸亂世中雖然仍舊依循著這樣一套架構,但由於天子昏庸,百官多奸佞,體制的運作脫軌,人民的權利不保.做為公平的,無所不知的,隨時監督人為的上天,就轉化出一條特殊的道路,授予108條好漢替天行道的使命,讓他們來反抗,甚至整治百官中的法外之徒.誠如張火慶〈水滸傳的天命觀念----非抗衡的〉一文所說:
天命觀念是一種理想的最後歸趨,是施耐庵用以寄託所有無法實現於世間的願望的綜合概念.(19)
我們可以理解,在一個人治體制的亂世中,人民飽受貪官酷吏的侵害壓迫卻無力反抗時,只能藉由上天的大公無私與萬能權威的想像與渴望來安慰窮窘無奈或憤怒怨懟的心靈.所以也可以說,天命是正義理想的最後歸趨.但是從正義的運作結構來看,天命也是正義理想的最初基源;但看水滸傳中充滿「替天行道」的說法,就可見其一斑.
以天命作為正義基源的想法,可從水滸108條好漢的「其生也有自來,其死[200-201]也有所為」(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語)看出.在41回里,宋江被追捕,逃至玄女廟躲藏,在最危急時,受到九天玄女的救護,九天玄女告訴他:
宋星主,傳汝三卷天書,汝可替天行道,為主全忠仗義,為臣輔國安民,去邪歸正,勿忘勿泄.
玉帝因為星主魔心未斷,道行未完,暫罰下方,不久重登紫府,切不可分毫懈怠.
星主別來無恙

這段話透露幾點訊息:1.宋江目前只是暫罰下方,不久後就可重登紫府.這表示他原本就屬天界(星主),是有特殊來歷者,即蘇軾所謂「其生也有自來」的正氣浩然者.2.宋江被罰到下方來的重要任務是「替天行道」,其「道」的內容是全忠仗義,輔國安民.(20)3.為了完成替天行道的任務,宋江還得到秘傳的天書,這是水滸英雄無往不克的利器,也是天命的所在.4.水滸英雄也確實在幾次驚險的對峙中因這本天書而致勝,顯示出與官軍或城兵的對抗,正是替天行道的正義的實踐.
另一個以天命作為水滸正義基源的重要情節,出現在70回「忠義堂石碣受天文」:當108條好漢完聚在梁山泊時,天眼開處落下的光團成為一塊大石,石上鐫著108條好漢的姓名和稱號,石側鐫刻著「替天行道」與「忠義雙全」八字.這使得水滸英雄替天行道的任命從41回的秘密變成眾人皆知的美事.同時眾人看了石碣天文之後都說:「天地之意,理數所定,誰敢違襖坳.」這不但使水滸英雄的種種行為具有正當性,也使其所做所為具有了不可違抗,勢必成功的必然性.(21) [201-202]
正因為水滸英雄稟賦了替天行道的天命,所以在他們貫徹天命的過程中,處處受到上天的庇護.除了上引宋江躲身玄女廟,幾次在驚險之際總是峰迴路轉,終於脫險之外,余如:
原來天理昭然,佑護善人義士,因這場大雪,救了林沖的性命.(9回)
忽然只見起一陣怪風,從背後吹將來,吹得眾人(指捕盜官兵)掩面大驚,只叫得苦;把那纜船索都括斷了.(18回)
自從晁蓋哥哥歸天之後,但引兵馬下山,戰無不勝,此是上天護佑,非人之能.(70回)
凡如此,在危急驚險中戲劇性地脫困,在意外巧合之下與劫難擦身而過等等的情節,在在顯示這是天理昭然的結果,當然也是天意所在.70回眾好漢在回顧時,才從一路走來的崎嶇中感悟驚嘆此是上天護佑,非人所能.的確,以108條好漢與數百千員草莽武夫要對抗官方數以萬計的士兵,其不可為明矣.但他們竟然能夠戰無不勝,自然容易讓人聯想到是上天護佑;但是在水滸傳中更重要的意義是:上天護佑最有力的理由是為了讓梁山泊好漢執行與貫徹天道,是為了挽救亂世中崩壞的正義.天命,是水滸傳中,正義得以維持與伸張的有力保證.這是水滸特殊正義結構的厚實基礎與根源.
茲將水滸傳中天命維持正義運作的常與變,以圖示如下,作為本節的綱要.(22) [202-203]
正{常態:天——→天子——→ 百官——→百姓
義{
結{ ┌—→天子——→百官——→百姓
構{權變:天
(亂世)└—→108好漢——→百官中的法外之徒
伍,特殊正義結構二:英雄
關於水滸傳的英雄觀念,歷來眾說紛紜.(23)但筆者認為商偉的〈《水滸傳》英雄觀念平議〉一文的理解相當切當,他說:
《水滸傳》並不迴避英雄即強盜這一事實,然而這並不等於說他們其實並非英雄,相反,倒是要證明,被社會視為強盜的人們才是真正的英雄.所以《水滸傳》對於英雄的否定性的講述恰恰代表著社會的正統意識形態的虛妄,因而在小說的敘述中被否定和消除.(24)
除了該文對英雄的辯解與析論之外,本文將另循小說文本的描寫和司馬遷對游俠論議的相互印證的理路來呈現水滸的英雄特色與正義相契互生的意涵.
水滸中替天行道的使命豈是一般的凡夫可以承擔的! 可以確定的是,好好先生不能做到,因為他往往帶著婦人之仁,因為他不願也不敢得罪於人,對那些為非做歹的惡徒,他只會忍受;所以好好先生容易姑息養奸.正義在他們身上往往得不到[203-204]及時適切的伸張.正義的執行者,為使替天行道的任務具有效率,必須有勇氣,有魄力,還要適時地帶一點怒氣.猶如胡師萬川說的:「一個人如果肯認命,願低頭,即使官逼當頭,也會認了.如果他有著不認命,不服輸的脾性和志氣,『逼』,當然就『反』.」(25)同時,他們必須直道而行,不計較個人利害得失,才能承擔得起天命.這就必須英雄人物了;而且是那些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悲劇英雄;而且不是單一個英雄,而是一群英雄好漢.(26)
這種替天行道的英雄在水滸傳中就具體化現為108條好漢.這些好漢在被逼上樑山之前就已展現出行道的俠義風格.首先,他們熱心助人.且看17回對當押司的宋江的描寫:
(宋江)生平只好結識江湖上好漢,但有人來投奔他的,或高或低,無有不納 盡力資助,端的是揮金似土!人問他求錢物,亦不推拖,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難解紛,只是周全人性命.時常散施棺材葯餌,濟人貧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東,河北聞名,都稱他做及時雨;卻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時雨一般,能救萬物.
這種對於弱者,困者的毫不遲疑的具體救助,一再地顯現出他們的好心腸,而且極度熱情.他們不能忍受天地間有人困苦窘迫,更不能忍受有人遭受委屈.別人有這樣的遭遇時,他們尚且要出錢出力,拔刀相助,更何況自己遇上這樣的處境時,當然必定要有具體的行動沖破困境.他們對於金錢並不吝惜,對自己如此,對別人也一樣揮金似土.於此,我們可以看出他們對於一般善良的百姓與對待自己並沒有太大的差別;甚至對良民們懷抱著一種切身的恕道.公平性的要求,對他們的心理而[204-205]言有很重要的平衡作用.這種無等級差別的對待,近似於墨家兼愛的精神,歷來都是俠者重要的風范.凡此:公平,切身感,不在意金錢,不能忍受弱者受屈,都使他們有熱烈的情感樂於助人,務使傾弱者也能如常人一般地居於世間,而後他們才能暢然,這些應該也是天道的一個側面的表現.
其次,水滸好漢表現的另一個特色是好惡分明,如49回與52回中所敘:
正是恩讎不辨非豪傑,黑白分明是丈夫.
戴宗訴說晁天王,宋公明仗義疏財,專只替天行道,誓不損害忠臣烈士,孝子賢孫,義夫節婦,許多好處.
黑白分明,恩讎辨清是豪傑俠客所堅持的原則.他們心中有一把尺,隨時對人們做善惡的度量判別.因為這些判別不僅是他們心中的認知,更重要的是這些判別還進一步作為他們行動的依據.他們對待善良的人與邪惡者,對恩人與仇人的方式截然不同.所以戴宗說他們誓不損害忠烈,孝賢,節義之人;然而對於他們心中的惡者則予以嚴厲果決的懲罰.第3回結束處作者評寫魯智深道:「笑揮禪杖,戰天下英雄好漢;怒掣戒刀,砍世上逆子讒臣.」第18回阮小五也誓願:「酷吏贓官都殺盡,忠心報答趙官家.」這些情志的敘寫都顯現出水滸英雄不但善惡分明,而且其好惡情感十分強烈,更重要的是他們一定要以具體的行動對這些善惡者發出極其激烈的救助或處罰.所以在水滸中我們往往看到這些草莽好漢在復仇除惡的過程中,採用了非常殘暴血腥的手法,流露出他們氣憤之極,痛快渲泄的情緒;這也與他們任性使氣的樸野氣質有密切的關系.
由於嫉惡如仇,對於惡劣者有強烈的厭憤之情,英雄人物果決地鏟除邪惡者,也等於為善良百姓除害.所以在水滸中也往往可以看到,英雄好漢們殺除了惡者之後,民眾欣喜感激之情:
天漢州橋下眾人為是楊志除了街上害人之物,都歛些盤纏,湊些銀兩 來與他送飯,上下又替他使用.(11回)
孫立等將自己馬也捎帶了自己的財賦,同老小樂大娘子跟隨了大隊軍馬上[205-206]山.當有村坊鄉民,扶老挈幼,香花登燭,於路拜謝.(49回)
扶老挈幼拜謝於路,好似是對一位曠世偉人或庇佑的神只的衷心感恩.可見水滸好漢所做所為必然對這些村坊鄉民有莫大的恩德助益.除暴安良,這就是替天行道.沒有這些草莽英雄的熱心同情,沒有他們的嫉惡如仇,沒有他們的憤怒激動,又如何能對抗那些高高在上的邪惡者 又有誰有勇氣和能耐來懲治那些貪官酷吏,逆子讒臣 所以正義的實踐推展,在一個黑暗亂世中必得要英雄任俠一類的人才能完成.這是特殊正義結構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部分.
再次,水滸人物的另一個重要的特質就是富於行動力.他們的行事風格一向是「遇酒便吃,遇事便做,遇弱便扶,遇硬便打」,那種不假思索,幾近反射動作的表現,說明這些人物任性使氣,觸處即行,當下即是.前論曾引17

『柒』 達州在歷史上有哪些名人

1、鶡冠子

鶡冠子（生卒年不詳），戰國時期賨人，曾流寓楚國，游歷西南各地。戰國著名思想家、道學家、兵學家，「西南道學鼻祖」，與諸子百家齊名。壯年病，雙耳失聰，「居深山，以鶡為冠」，故名。終生不仕，唯著書立說，以大隱著稱。

2、春申君

春申君（約公元前320—公元前238年），本名黃歇，相傳為今四川達州人，萬源市、達川區留有出處。楚國丞相，封為春申君，與平原君、信陵君、孟嘗君並稱戰國「四君子」。

楚王賜其淮北12縣地，即今河南、安徽一帶，後改為江東，即今無錫、江蘇、上海一帶。因故，今上海簡稱「申」。春申君明智忠信，寬厚愛人，以禮賢下士、招致賓客、輔佐治國而聞名於世。

3、馮 緄

馮緄（102―167），宕渠人，馮煥之子，東漢名將、車騎將軍。少學《春秋》《司馬兵法》，樂善好施，舉為「孝廉」。其父蒙冤，勇為辯護，調京任右郎中、御史中丞等。奉令督揚州、徐州軍事，升任隴西太守、遼東太守，弭除邊患。

回朝任京兆尹，升任廷尉，繼任太常。漢桓帝永壽初年（155），拜為車騎將軍，率兵10萬之眾平定長沙等地叛亂，回朝轉河南尹。任內，曾整修宕渠縣治地—賨城，並改名為「車騎城」。逝後，漢桓帝命蔡邕為其撰寫碑文，名《車騎將軍馮緄碑》。今存，收錄於《全三國文》。

4、王 平

王平（？—248），又名王子均，宕渠人，三國時蜀國名將。公元228年正月，任蜀國北伐先鋒馬謖副將，駐守街亭，馬謖舍水上山，舉動失宜，王平連勸不聽，被魏將張郃斷其水源，慘敗。唯王平所率千餘士兵鳴鼓自持，突圍而出。

諸葛亮揮淚斬馬謖，拜王平為參軍，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公元243年，任北伐前監軍兼鎮北大將軍。傳說其認字幾個，卻聽書不忘，能口授著書。248年病逝軍中，准勒石立闕紀念。今屹立於渠縣土溪鎮青神鄉平六村的 「王家坪無名闕」視為「王平闕」。

5、李 雄

李雄（274―334），字仲俊，李特第三子，宕渠人，十六國時期成漢開國皇帝、少數民族著名政治家。李特在四川起兵時，被封為前將軍。其弟李流病死後，將軍權交給侄子李雄，李雄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攻克成都，於304年稱成都王，建元建興。

306年稱帝，國號「大成」，史稱成漢，改元晏平。314年，漢中楊虎和梁州張咸先後投奔李雄，成國疆土不斷擴大。334年，李雄病卒，謚號武皇帝，廟號太宗，葬於安都陵。治蜀安邦30年，功勛彪炳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