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說傳統與現代化

Ⅰ 現代文學三十年經典分析題「分析老舍《斷魂槍》對傳統文化的依戀」！本周五就閉卷考了！求各路大神幫忙！

老舍的《斷魂槍》發表於一九三五年，是現代文學史上最優秀的短篇小說之一。且不說它短短的篇幅中情節展開的起伏跌宕引人人勝，也不談它人物塑造的血肉豐滿栩栩如生。光是小說蘊涵的社會歷史文化意義，就非常耐人尋味。

談到小說蘊涵的社會歷史文化意義，有人引用作者的話說：「『一個文化的生存，必賴它有自我批判，時時矯正自己，充實自己，以老牌號自誇自傲，固執地拒絕更進一步，是自取滅亡……由於個人的自私保守，祖國有多少寶貴的遺產都被埋葬掉了。』老舍痛感這種『把生命鬧著玩』的國民劣根性已經構成了我們民族潛在的危機的基因，故而借沙子龍斷魂槍的泯滅，發出呼嘯，以期喚醒那些仍倘佯在『東方的大夢』中的國民的靈魂。」從社會物質功利角度看，國術不如洋槍；從人文精神角度看，洋槍遠不如國術；從科技含量角度看，國術不如洋槍；從文化含量角度看，洋槍遠不如國術。中國武術是幾千年東方傳統文化精神結出的碩果。國術不僅有外在的功夫，更有內在的精神境界。

《斷魂槍》中似沒有細寫什麼國術的精神境界，但卻寫了三個人——王三勝、孫老者和沙子龍——不同的武術表現。其實這也就是絕不相同的三種武術境界。
王三勝靠著兩只牛眼，一身橫肉，幾把死力氣，只能以力勝人，唬唬外行，全無內功，更無內在的精神涵養。
孫老者有絕佳內功，腦門亮，眼眶深，眸子黑得像兩口深井，森森地閃著黑光。與王三勝比武，緊盯著王的槍尖兒，神威內蘊，眼珠子似乎要把槍尖兒吸進去。兵刃未接，王三勝心裡先就虛了。交起手來，孫老者小試手段，便將王三勝打得落花流水。
但比起沙子龍來，孫老者只能是望塵莫及。
其實，小說並無一處實寫沙子龍展露武功。只是開頭寫了一句：平生創出「神槍沙子龍」五個宇，在西北走鏢，二十年沒遇著對手；結尾處寫了一句「沙子龍關好了院門，一氣把六十四槍刺下來」。也就是說，作者對沙子龍的武術功夫，幾乎全是虛寫。其實，這正是作者的高明之處。所謂「真人不露相」，所謂「大象無形，大音希聲」；中國道術(包括武術)，達到至高絕佳的境界，是只可意會，無法言傳的。
但沙子龍的武術確實是達到了至高絕佳之境界的。
說老舍寫《斷魂槍》與魯迅寫《阿Q正傳》那樣，是為了批判國民的劣根性；說老舍對沙子龍與魯迅對阿Q一樣，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根本是牛頭不對馬嘴。魯迅對阿Q，是嬉笑怒罵，極盡諷刺鄙薄之能事。老舍對沙子龍，卻是極為同情，尊崇贊賞有加。比之王三勝、孫老者，誰都看得出，作者的至愛在沙子龍。老舍同情沙子龍的生不逢時，滿腔熱情地將他寫成了一個時代悲劇的英雄角色。他尊崇他的恪守氣節，不與污濁同流；贊賞他的靜待時機和不屈的抗爭精神。
阿Q身上體現的純屬傳統文化的負面性，沙子龍身上體現的基本上屬於傳統文化的正面性。中國的幾千年不斷的傳統人文精神血脈，無外乎儒道兩家(禪學是儒道釋合流的產物)。東方至高的道術境界，其精神內涵，無外乎儒道互補。外儒內道，達到圓融渾一完美統一的境界，道術也就修成了正果。沙子龍可以說是修成了正果的高人。

丁玲的《阿毛姑娘》和《慶雲里的一間小房裡》，反映了男權社會中女性的生命意識。與她轉型後放棄女性意識追求政治倫理實現的作品不同,因此它在丁玲文本序列中處於一個很尷尬的位置,歷來不為人們所重視。

《阿毛姑娘》和《慶雲里的一間小房裡》是丁玲的早期作品,小說中體現的女性原始而樸素的生命意識值得我們深入探討。最基本的生命意識———吃和穿女性對於吃、穿特別鍾愛,表現得也相當明顯。

《阿毛姑娘》是丁玲的早期創作,寫於1928年的一部中篇小說。它與代表了時代精神苦悶女性的《莎菲女士的日記》不同,主人公不再是知識女性而是一個地道的農家姑娘。

Ⅱ 中國現代文學的第一部短篇小說集是什麼

郁達夫的《沉淪》，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短篇小說集。而《狂人日記》是中國新文學史上第一篇現代型短篇白話小說。

《沉淪》作為郁達夫的代表作，其主人公身上所體現的沉淪精神體現了作為五四青年後的一代知識分子，對這個積貧積弱的國家的深深的憂慮及以大膽暴露的方式表達對殘酷現實的控訴。

可以說，在《沉淪》主人公身上體現的沉淪精神，不只是一個個體青年的表現，而是在當時國內危機重重之下的整個民族所表現的一種精神狀態。得出這一看法，是通過對文本中郁達夫所塑造的主人公形象分析得出的。

作者本人也曾說 ：我的消沉，也是對國家，對社會的。因此，把文中的沉淪精神看做是對當時整個民族精神狀態的一種描寫是有合理意義的。

(2)短篇小說傳統與現代化擴展閱讀：

對於主人公身上的沉淪精神的含義，我們可以多角度分析 ：

1、從主人公的形象、性格角度分析 ：《沉淪》中 20 歲上下的主人公無疑正處於人格塑定階段， 主人公在中國傳統文化格局中的小小的書齋里度過了十幾年春秋，這決定了他人格塑造的基礎，儒家傳統文化的修齊治平觀念與倫理道德的約束， 使其個體意識有弱化傾向，

這使他不敢在自己愛慕的異性面前公開自己情感的社會習慣心理和採用用放情山水來迴避消解性本能的傳統意義上的移情模式。

主人公所受到的文化也是我們民族一直以來接受的，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之下，讓我們對打開國門後突如其來的變化應接不暇，我們一方面用自己幾千年來的正統文化看似執著的抵擋著外部世界的腐朽思想的誘惑，但另一方面身體及心理的本能卻想去接受、去學習，這種種沖突，

在我們從近代以來對待外國來的一切包括器物、思想都可以看出，這也是我們民族所在這一特殊的歷史時期所表現的出的，曾經不斷地反抗，在失敗後變為了無奈的掙扎。

2、其次是在塑造主人公的過程中，郁達夫有意的要突出主人公主體意識的覺醒以及產生了對生命意識的危機感。

《沉淪》引起人們對覺醒了的自我的關注，而對其賴以存在的生命本體予以重新審視的同時，主人公在試圖塑造與完善自己人格過程所深受的痛苦與悲劇性結局，也促使當時青年知識分子在肯定與張揚自我意識的努力中產生一種巨大的生命意識的危機感。

當面對日趨激化的社會矛盾和錯綜復雜的政治動亂時，青年知識分子一時找不到出路，看不清方向，在前進中陷入迷惘，在反抗中淪入消沉，思想上處於苦悶、感傷、憂郁、頹廢之中。事實上，這是當時的社會通病，是知識分子中普遍存在的思想情緒。

這種苦悶，是一種時代的苦悶，這種頹廢同時也列印著深沉的時代烙印。最後作者的對主人公的描寫中，表達了作者本人及主人公的雙重悲哀與失望。通過對比主人公與郁達夫本人，我們會發現兩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Ⅲ 魯迅的小說創作對中國小說現代化有什麼貢獻

魯迅是中國現代小說及現代小說理論的開創者。魯迅文學創作的主要成就在小說。他以《吶喊》、《彷徨》顯示了「五四」文學革命的「實績」，開創了現代小說的先河。現代小說在他手裡開創，也在他手裡成熟。他的小說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作家。他不僅是現代小說的開創者，而且也是現代小說的理論開創者。他的小說理論，來源於他豐厚的文學理論觀念，更得源於他的創作經驗，比那些純粹的小說理論，更具有說服力和指導性。首先，魯迅先生創作了「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小說」,為中國小說走向世界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普通民眾,寫出了"人的覺醒"；他用白話創作,用截取生活片斷的方法來顯示生活的全貌；他用種種方法揭示人物性格的復雜性；他吸收和借鑒了現代西方小說的經驗,使敘述方式和敘述角度多樣化；他是中國小說走向現代化的優秀旗手。從中國小說發展史來看，魯迅確是現代小說的開山鼻祖。1918年《狂人日記》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 發表於《新青年》,以「深切和格式的特別」而成為中國現代小說的偉大開端。其次，魯迅的小說作品既使人感受到一種沁人心脾、回味無窮的感性美，又揭示著催人奮進、閃爍著時代光輝的理性美。魯迅是第一個中國新文學史上最深刻的反映農民問題的偉大作家。當述及1922年至1925年北京文壇成了「寂寞荒涼的古戰場」之後，魯迅又發現其間從四處鄉間跑來北京「僑寓」的一代年輕作者，所寫小說往往「隱現著鄉愁」，魯迅稱之為「鄉土文學」。這一命名也成為經典之論，被後起的研究者所廣為採納。魯迅「命名」不同於生硬地照搬某些洋概念，更不同於簡單的拿文壇的事例去「證實」某種概念的存在，而是把構成文學史現象的最有特徵的表現，上升為一種理論的概述與定位。類似的「命名」在魯迅的其它論述中都有表現，如論述莽原社為「聊以快意」的一群，狂飆社對惡濁社會的譏刺搏擊以及「虛無的反抗」，「未名社」在將「泥土的氣息」移在紙上，等等。魯迅尋找這種種不同創作傾向之間的轉換或對立的關系，實際上這幾個社團又都環環緊扣，此起彼伏地裝點了20年代中期的文壇。
他站在人民本位的立場上，把中國人的主題—— 連同他們的破衣衫、悲哀的命運和痛苦靈魂帶領了長期為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盤踞的文學殿堂。在以往的作品中看到了太多的虛幻的民生，人民還是在水深火熱之中煎熬，魯迅以作品將人民從精神上解脫，這是一種從理論上的改觀。在魯迅的筆下，我們既看到了被兵匪官僚折磨得成為木偶人一般的中年閏土，也看到了像雙喜、阿發一樣機智能幹、純朴無私的農村少年。魯迅這些洋溢著濃郁鄉土氣息的作品，為中國現代鄉土文學奠定了雄厚的基石。在魯迅反映下層人物的作品中，他的著意描寫並非是那些惺惺相惜般的無病呻吟，總是把活生生的現實同殘酷的封建制度以及國人所具有的劣根性緊密相連，以現實中的小事刻畫出重大的社會問題。比如，《孔乙己》中的孔乙己，既是被科舉制度愚弄乃至毀滅的一個下層知識分子，又是一個不能清醒遭人恥笑的的可憐人物，給人留下一個可悲、可嘆的鮮活人物形象，令讀者無不深深思索。同樣《一件小事》中，啟示知識分子正視自己的陰暗面，向滿身塵垢卻正值無私的「卑賤者」學習，從他們身上尋求希望和力量。第三，魯迅在新文學所採取的不同思路讓我們看清了新知識者在資源建構上的不足。魯迅在師承上，他支持錢玄同，肯定文學革命的白話文文言，「白話在生長，總當篤信進化論，相信「文學救國」的思想倫理意義，而且在白話文問題上以《新青年》主張以後為大關鍵」。在他的文學思想上，他承章太炎而來追慕魏晉文學的事實也早為論家所注意了。魯迅通過發掘提煉特定的文學現象來把握文學進程，並在解釋這些現象時，充分注意其與社會思潮的聯系，注意形成典型文學現象的創作心態與情感表達方式。這樣，所謂「歷史的聯系」就是很具體可感。魯迅通過文學現象的提煉去展示文學發展過程的方法，能做到抓住要點總攬全局，抓環節體現過程，這是文學史研究的一種卓有成效的方法，至今仍不失其方法論上的啟示意義。他的作品是現實與理想緊密相連的完美整體，他秉承了諸家的眾才之長，既深刻鞭撻黑暗封建社會的殘酷，又把人類美好理想深情寄託出來，但絕不是虛幻的烏托邦式的超現實理想。譬如，他在《燈下漫筆》中寫道「……這人肉的宴席現在還排著，有很多人還想一直排下去。掃盪這些使人者，掀掉這宴席，毀壞這廚房，這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人如其人，文為心聲。魯迅是現代文學的奠基人，魯迅通過自己的作品把現實與理想完美結合起來。魯迅宛如滾滾長江之上的一顆熠熠閃光的指路航標，魯迅的作品永遠是中國乃至世界文學寶庫中一顆珍貴瑰寶。

Ⅳ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白話短篇小說集是什麼

《沉淪》

《沉淪》是20世紀20年代郁達夫創作的早期短篇小說，亦是他的代表作。出版時即震撼了當時的文壇。該小說以郁達夫自身為藍本，講述了一個日本留學生的性苦悶以及對國家弱小的悲哀。1915年，郁達夫考入名古屋第八高等學校（現名古屋大學）。1919年畢業後，郁達夫從名古屋前往東京。途中，他以在名古屋讀書四年的生活體驗寫下了此篇作品《沉淪》。

(4)短篇小說傳統與現代化擴展閱讀：

郁達夫由於所處的社會黑暗透頂，周圍的環境光怪陸離，個人遭遇又頗多挫折與磨難，所以顯得比常人更復雜一些，因而作品中往往激憤與哀怨並存，有時甚至流露出某種程度的感傷情調。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這種性格的復雜性，其實就是（或者說標志著）人性的豐富性。

Ⅳ 談談大家對中國現代文學思潮與現代性的理解與體會~

浪漫主義精神最先出現在文學中。在法國，浪漫主義的先驅者是盧梭，他宣揚感情至上和人的本性善良。一批作家響應他的「回歸自然」的口號，在創作中抒發對大自然的感受，描繪大自然的魅力，抒發對美好事物 、自由理想和鄉土的熱愛追求和依戀。

Ⅵ 傳統小說與現代小說的主要區別

形式上的區別
一、文學發展的世界性規律與不同社會制度的地區間的文學發展的不同規律，
二、文學藝術的形式美的總規律與不同門類的形式美的特殊規律
對於任何一個國家、民族的任何政治信仰和美學趣味的作家來說，他都無妨懂得更多的現代技巧，從而在儲藏最豐的武器庫中從容選擇最新的優良武器，去豐富和發展他征服讀者的魅力。

Ⅶ 古典小說與現代小說的區別

倒死。
首先，如果沒有一定閱歷的人，古典小說是無法看懂的，中國的古典小說起步較晚，一般到明清時期才成熟，由於中國文人普遍認為小說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東西，所以中國的小說發展受到了嚴重的壓抑。

而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後，白話文逐漸普及，梁啟超，胡適等人大力提倡小說救國論，再加上經濟利益的推動，（小說可以賣錢）小說創作突飛猛進，這時候的小說基本上大家都能看懂了，比如茅盾，巴金，沈從文，老舍。
古代小說來自民間，是人民群眾思想、願望以及生活實際的反映；古代小說有現實主義的傳統，立足現實，反映現實，表達人民群眾的思想感情；古代小說重情節，通過情節表現人物，通過人物語言動作表現人物心理；古代小說繼承了史傳文學的傳統，描寫人物，一方面有善惡、是非之分，一方面好人身上也有缺點，壞人身上也有長處；古代小說由「話本」發展為章回小說，結構上形成一種模式，回目往往是一副對子；古代小說的語言有文言白話之分，就是古代白話，與現當代小說語言也有不同程度的差異。

現代小說只是沖破傳統「現實主義」的規范，使人物形象除簡單的社會學意義上的「典型化」人物外，又有「原生態」典型形象、心理型「內向化」典型形象與抽象化「象徵性」典型形象等。因此，無論是池莉的《煩惱人生》，王安憶的《小鮑庄》，方方的《風景》等，抑或是王蒙的《海的夢》《雜色》，徐星的《無主題變奏》，殘雪的《阿梅在一個太陽天里的愁思》等，或者是宗璞的《泥沼中的頭顱》，王鳳麟的《野狼出沒的山谷》，周立武的《巨獸》等都絕不能因沒有傳統的「典型人物」而否認其中各具風格的人物形象的存在。在情節安排上，許多現代小說也與傳統故事型小說不同：或淡化情節，如鐵凝的《哦，香雪》，史鐵生的《我的遙遠的清平灣》，劉震雲的《塔鋪》，以及殘雪、阿城、汪曾棋的一些作品；或追求情節的詩化，以意境取勝，如何立偉的《白色鳥》，何士黨的《喜悅》，彭見明的《那人那山那狗》等；或使情節抽象化，如張承志的《大坂》，黃燦的《孤島》，韓少功的《飛過藍天》等，所有這些小說，雖沒有了傳統小說起伏跌宕的故事情節，動人心弦的沖突、懸念，但以此證明小說可以不要情節，無疑是淺薄無知的。這里有一個對故事、情節的理性認識問題。英國小說家伊麗莎白·鮑溫論述這個問題時說：「凡是小說就一定包含有故事。但是這些故事可能是在一個你所不熟的或是沒有料到的平面上：它們寫的可能是心理的，情緒的或內在的事物。……而我們應該知道，故事的檢驗標准，正在於它是否是向前發展的。」如果我們擺脫傳統觀念對情節與故事的束縛，而承認只要是動態過程就含情節與故事這一新理解，就自然會對現代小說的情節要素的體現有正確的把握與認識了。
同時，對現代小說中環境背景的抽象化、虛化或怪誕化；對現代小說主題改變過去內涵的單一性（即只將主題理解為思想觀念）而呈多樣品格（即信息、情感、意境、思想觀念等均可成為主題）；一反過去圖解說教式、單向指定式，而呈模糊性、多義性與含蓄性體現，也應有科學理解。不能以此為據，認為小說可以不要背景環境，可以不要主題意旨。
簡言之，小說是以人物、情節、環境這三要素有機融合的生動、具體。逼真、自然的藝術畫圖來反映社會人生的散文體敘述文學樣式。

Ⅷ 張愛玲作品既大雅又大俗，既傳統又現代化，結合具體作品談談對張愛玲小說鮮明藝術獨創性的認識和理解。

對於我們這些與張愛玲交臂而過的人，就只能從她留下的文章去認識她。在散文里，她顯得清晰和直接一些，小說則要隱晦與曲折一些。而說到底，認識張愛玲，是為了認識她的小說，因為於我們來說，唯有小說，才是張愛玲的意義。所以，認識的結果就是，將張愛玲從小說中攫出來，然後再還給小說。 先看張愛玲的散文。我在其中看見的，是一個世俗的張愛玲。她對日常生活，並且是現時日常生活的細節，懷著一股熱切的喜好。在《公寓生活記趣》里，她說：「我喜歡聽市聲。」城市中，擠挨著的人和事，她都非常留意。開電梯的工人，在後天井生個小風爐燒東西吃；聽壁腳的僕人，將人家電話里的對話譯成西文傳給小東家聽；誰家煨牛肉湯的氣味。這樣熱騰騰的人氣，是她喜歡的。在另一篇散文《道路以目》里，她寫的街景，也是人間冷暖的：煮南瓜的氣味與那種明亮的桔紅，給她「暖老溫貧」的感情；寒天早晨，有人在人行道上生小火爐，嗆人得很，可是，「我喜歡在那個煙里走過」；一個綠衣郵差騎車載了他的老母親，使她感動；有人在自行車輪上裝著一盞小紅燈———在我們的時代，已經看不見了。小時候，有人在車輪上系彩色的絨線，大約是一樣的意思———她認真地觀賞著，贊道：「流麗之極」。在《談畫》中，她看塞尚的《抱著基督屍身的聖母像》，大感驚訝的是，聖母是最普通的婦人，清貧，論件計值地做點縫紉工作，灰了心，灰了頭發」，並且注意到，聖母並不是抱著基督，而是，「背過身去正在忙著一些什麼」，抱著基督的則是「另一個屠夫樣的壯大男子」。而基督呢？沒有使她聯想起世間的任何一個人，「他所有的只是圖案美」，於是，他就錯過了她的興趣。她喜歡的就是這樣一種熟稔的，與她共時態，有貼膚之感的生活細節。這種細節里有著結實的生計，和一些放低了期望的興致。 張愛玲對世俗生活的興趣與蘇青不同。胡蘭成對寧波人蘇青的評價很對，他說寧波人過日子多是興興頭頭的，但是缺少回味，是真正入世的興致。張愛玲卻不是，她對現時生活的愛好是出於對人生的恐懼，她對世界的看法是虛無的。在《公寓生活記趣》里，她饒有興味地描述了一系列日常景緻，忽然總結了一句：「長的是磨難，短的是人生。」於是，這短促的人生，不如將它安在短視的快樂里，掐頭去尾，因頭尾兩段是與「長的磨難」接在一起的。只看著鼻子底下的一點享受，做人才有了信心。以此來看，張愛玲在領略虛無的人生的同時，她又是富於感官，享樂主義的，這便解救了她。《道路以目》里，她寫她上街買菜，遇到封鎖，只得停留在封鎖線以外的街道上。有一個女傭想沖過防線，叫道：「不早了呀！放我回去燒飯吧！」然後，「眾人全都哈哈笑了」。這是合乎張愛玲人生觀的地方，大難臨頭，回家燒飯的鍾點卻一絲不苟。在那無意識的女傭，是一種積極，但在張愛玲，卻是消極。因她是要比女傭了解「封鎖」的含義，了解這個時世里的災難。她卻又不是一個現實主義者，能夠就事論事地面對現實。她並不去追究事實的具體原因，只是籠統地以為，人生終是一場不幸，沒有理由地一徑走著下坡路，個人是無所作為的。像她在《更衣記》的末尾寫的，一個小孩子，在收了攤的小菜場，滿地的垃圾裡面，騎了自行車，撒開把手，很靈活地掠過了。於是，她寫道：「人生最可愛的當兒便在那一撒手吧？」就是在這輕盈地一掠之中，有了小小的冒險，終卻是安全的，便小小地得意著。就是這么一點雕蟲小技的手腕。張愛玲喜歡歸喜歡，其實又是不相信它們的意義的，否則，她就是寧波人蘇青了。否則，她就不會如此貪饞地抓住生活中的可觸可感。她在千古之遙，屍骨無存的長生殿里，都要找尋出人間的觸手可及的溫涼。在《我看蘇青》里，寫楊貴妃和唐明皇鬧氣，逐回娘家，「簡直是『本埠新聞』里的故事」。她不喜歡小提琴，因為太抽象，而胡琴的聲音卻貼實得多，「遠兜遠轉，依然回到人間」。 這是散文中，由自己直接告白出的張愛玲，在小說里，張愛玲就隱到了幕後。大約僅有一次，沒藏好，顯現出了真身。是在《傾城之戀》里，白流蘇剛到香港，與范柳原的關系處於膠著，暗底里使著勁。他們在淺水灣飯店分住兩個客房，晚上范柳原將電話打進白流蘇的房內，向她念起《詩經》：「死生契闊，與子相悅，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底下還附有一大篇解釋。卻像張愛玲在說話，而不是范柳原。在張愛玲的小說里，是少有如此自覺到人生的蒼茫，並且有詩情的人物，張愛玲從不曾將自己放進小說中，扮演一個角色。因連她本身都是虛無的，不適合作世俗的小說的材料和對象。在她的小說里扮演角色的，多是些俗世里的人———市民。最具俗世的特徵的，怕就是上海了。香港也有一些，但比較誇張，更像是俗世的舞台，是戲劇化的俗世。《沉香屑第一爐香》與《沉香屑第二爐香》，這兩則故事就要奇異一些。而發生在上海的故事，則更具有俗世的情調。 《花凋》里那家的女兒們，我以為是再真切不過的上海小姐。父親是個輕佻不盡責的人，大約是像《金鎖記》里的三少爺，妻子卻不如三少奶的賢慧，無能且又無味。我以為，《紅玫瑰與白玫瑰》里的白玫瑰，煙鸝，老了以後，就是她。女兒們曉得誰也靠不上，只有靠自己，到社會上汲取養料，掙一份好生活。張愛玲寫道：「小姐們穿不起絲質的新式襯衫，布褂子又嫌累贅，索性穿一件空心的棉袍夾袍，幾個月之後，脫下來塞在箱子里，第二年生了霉，另做新的。」摩登裡面粗陋的，潑辣的芯子，經得起折騰。姊妹多，也成了一個小社會，互相傾軋著，有些弱肉強食的意思。像川嫦這樣老實，柔弱，帶幾分情致，命運就不濟了。她生的是癆病，這也有著些哀婉的情致，可這情致卻被病期的拖延，一點一點侵蝕掉了。學醫的未婚夫自然早知結局，但算得上有耐心了，兩年後才另有了人。然後，家裡連買葯的錢也計較起來，每日吃兩個蘋果成了家人的說嘴。最後，她想來個多情的了結，自殺，卻買不來安眠葯。她只得坐著黃包車兜一轉，吃一頓西餐，看一場電影。這大約就是一個上海小姐閑暇中的全部樂趣，她要最後地享一享。這是相當感傷的一幕，可這感傷卻被病期的拖沓又腐蝕了。川嫦還又做了兩雙綉花鞋，一雙皮鞋，用一隻腳試了鞋，很長遠地說：「這種皮看上去倒很牢，總可以穿兩三年。」三周之後，她方才謝世。這就是俗世里的人了，死都逼在眼前了，這世界早已經放棄她了，她卻還愚頑地留意著一些小事，不自量力地掙一掙。 張愛玲小說里的人，真是很俗氣的，傅雷曾批評其「惡俗」，並不言過。就像方才說的，她其實也是不相信這些俗事有著多大的救贖的意義，所以便帶了刻薄的譏誚。而她又不自主地要在可觸可摸的俗事中藏身，於是，她的眼界就只能這樣的窄逼。《留情》里，米先生，敦鳳，楊太太麻將桌上的一夥，可不是很無聊？《琉璃瓦》中的那一群小姐，也是無聊。《鴻鸞禧》呢，倘不是玉清告別閨閣的那一點急切與不甘交織起來的悵惘，通篇也盡是無聊的。在這里，反過來，是張愛玲的虛無挽救了俗世的庸碌之風，使這些無聊的人生有了一個蒼涼的大背景。這些自私又盲目的蠢蠢欲動，就有了接近悲劇的嚴肅性質。比如，《金鎖記》里的曹七巧，始終在作著她醜陋而強悍的爭取，手段是低下的，心底極其陰暗，所爭取的那一點目標亦是卑瑣的。當她的爭取日益陷於無望，她便對這個世界起了報復之心。然而，她的世界是狹小的，僅只是她的親人。於是，被她施加報復的，便是她的親人了。在她扼殺自己的希望的同時，也扼殺了她周遭的人的希望。生活就這樣沉入黑暗，這黑暗是如此深入，以至粗鄙的曹七巧也泛起了些許感時傷懷的情緒，想到她抗爭的不果與不值：她要是選中了與她同一階層的粗作的男子，「往後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對她有點真心。」可是，在張愛玲的筆下，這也已是三十年前的舊事了，連曹七巧的懊悔都已經死去了。如曹七巧這般積極的人生，最終又留下什麼呢？逝者如斯，虛無覆蓋了所有的慾望。而張愛玲對世俗生活的愛好，為這蒼茫的人生觀作了具體，寫實，生動的注腳，這一聲哀嘆便有了因果，有了頭尾，有了故事，有了人形。 於是，在此，張愛玲的虛無與務實，互為關照，契合，援手，造就了她的最好的小說。 《傾城之戀》也是她最好的小說之一。白流蘇和范柳原這一對現時的男女，被命運擲骰子般地擲到了一起，做成了夫妻。這是張愛玲故事裡，少有的圓滿結局。如文中所說：「到處都是傳奇，可不見得有這么圓滿的收場。」可那也是不可琢磨的，湊巧了的，世界依然，甚至更加不可理喻。人生，還是蒼茫的。在此，張愛玲也為這蒼茫作了合情合理的注腳。白流蘇和范柳原在各自的利慾推動下，迂迴著，探試著，欲擒故縱著，卻不料世事大變，生存之計為上，忽才珍惜起眼面前的一點慰藉，它給人一種盲目的安全感。在這里，張愛玲是與她的人物走得最近的一次，這故事還是包含她人生觀最全部的一個，這含有著對虛無的人生略作妥協的姿態，是貼合張愛玲的思想的。就因走得太近，露了真身，人物略有些跑題，就像前邊說過的，在月夜裡，范柳原的喟嘆。多虧白流蘇說了句：「我不懂這些」，才將事情又拉回了情景。 就這樣，張愛玲的世俗氣是在那虛無的照耀之下，變得藝術了。她寫蘇青，寫到想與蘇青談「身世之感」，便想像蘇青的眼神是：「簡直不知道你在說些什麼！大概是藝術吧？」蘇青是不「藝術」的，她的世俗後面沒有背景。在此，可見得，張愛玲的人生觀是走在了兩個極端之上，一頭是現時現刻中的具體可感，另一頭則是人生奈何的虛無。在此之間，其實還有著漫長的過程，就是現實的理想與爭取。而張愛玲就如那騎車在菜場臟地上的小孩，「放鬆了扶手，搖擺著，輕倩地掠過。」這一「掠過」，自然是輕松的了。當她略一眺望到人生的虛無，便回縮到俗世之中，而終於放過了人生的更寬闊和深厚的蘊含。從俗世的細致描繪，直接跳入一個蒼茫的結論，到底是簡單了。於是，很容易地，又回落到了低俗無聊之中。所以，我更加尊敬現實主義的魯迅，因他是從現實的步驟上，結結實實地走來，所以，他就有了走向虛無的立足點，也有了勇敢。就如那個「過客」，一直向前走，並不知道要到哪裡去，並不知道前邊是什麼。孩子說是鮮花，老人說是墳墓，可他依然要向前去看個明白，帶著孩子給他裹傷的布片，人世的好意，走向不知名的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