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小說的寺宦觀念

『壹』 高分！古代文學。。 唐詩 宋詞 元曲 明清小說。

唐詩的特點：唐詩從形式上講究調聲、隸事和內容上沿襲宮體，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旋律，或慷慨激昂，或纏綿婉轉，或英雄氣概，或兒女情長。
宋詞的特點:它是一種既能合樂而唱又能講求格律的新體詩.它包括有燕樂,民歌,近體詩格律三要素,具有高度音樂性,韻律美和濃郁的生活氣息的文字新形式.詞與詩有著密切的聯系,詞分豪放,婉約兩大流派.
元曲的特點: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詞曲,政治色彩,文化色彩,藝術色彩都較多較濃.特定時期,政治色彩尤其突出.詞曲均不限形式,基本點沒有嚴格的格律要求.

詩庄，詞媚，曲諧——詞有詞牌，曲有曲牌，這是最基本的評斷，應該說這是不同發展階段，不同社會背景下的產物。

唐詩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唐代的古體詩，基本上有五言和七言兩種。近體詩也有兩種，一種叫做絕句，一種叫做律詩。絕句和律詩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所以唐詩的基本形式基本上有這樣六種：五言古體詩，七言古體詩，五言絕句，七言絕句，五言律詩，七言律詩。古體詩對音韻格律的要求比較寬：一首之中，句數可多可少，篇章可長可短，韻腳可以轉換。近體詩對音韻格律的要求比較嚴：一首詩的句數有限定，即絕句四句，律詩八句，每句詩中用字的平仄聲，有一定的規律，韻腳不能轉換；律詩還要求中間四句成為對仗。古體詩的風格是前代流傳下來的，所以又叫古風。近體詩有嚴整的格律，所以有人又稱它為格律詩。

唐詩的形式和風格是豐富多彩、推陳出新的。它不僅繼承了漢魏民歌、樂府的傳統，並且大大發展了歌行體的樣式；不僅繼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詩，並且發展為敘事言情的長篇巨制；不僅擴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運用，還創造了風格特別優美整齊的近體詩。近體詩是當時的新體詩，它的創造和成熟，是唐代詩歌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我國古曲詩歌的音節和諧、文字精煉的藝術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為古代抒情詩找到一個最典型的形式，至今還特別為人民所喜聞樂見。但是近體詩中的律詩，由於它有嚴格的格律的限制，容易使詩的內容受到束縛，不能自由創造和發揮，這是它的長處帶來的一個很大的缺陷
宋詞是繼唐詩之後的又一種文學體裁，基本分為：婉約派、豪放派兩大類

婉約派的代表人物：南唐後主李煜、宋代女詞人：李清照等

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辛棄疾、岳飛等

宋詞是中國古代文學皇冠上光輝奪目的一顆巨鑽，在古代文學的閬苑裡，她是一塊芬芳絢麗的園圃。她以奼紫嫣紅、千姿百態的豐神，與唐詩爭奇，與元曲斗妍，歷來與唐詩並稱雙絕，都代表一代文學之勝。遠從《詩經》、《楚辭》及漢魏六朝詩歌里汲取營養，又為後來的明清對劇小說輸送了有機成分。直到今天，她仍在陶冶著人們的情操，給我們帶來很高的藝術享受。

詞的初期極盡艷麗浮華,流行於市井酒肆之間,像曾因寫過"且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而得罪了當時皇帝的柳永,鬱郁不得志,一生就流連於歌坊青樓之間,給歌妓們寫寫詞,所謂"凡有井水飲處,必有柳詞"之說，以至於宋朝的一個宰相(他的名字我不太記得了，好像叫什麼宴殊的在當上宰相之後，他對於以前所做的詞都不承認是他寫的.我們也都知道,宋朝的艷妓之多，水平之高為其他朝代所罕有，她們和宋朝的士大夫們一起,構成了宋朝的享樂主義,虛華的文化.

一個朝代，一個國家，若強盛,那麼它在文與質兩方面是並重的,這里文指的是文風或者說一個社會的風氣吧,我們知道，一個人若專門讀書，鑽研學問的話，那麼就必須脫離生產勞動,也不能去打仗,這在宋朝就叫做"養士""八股"確立之後,天下的秀才就專門來鑽這個東西撈取功名利祿養活自己，所以也就沒得工夫去思考事情,去造反了,如果一個國家"文風"越盛,那麼做實事的人就越少,這個國家也就會出問題了.歷朝寫詩的人很多，宋詩也很有名，為什麼獨獨詩以 "唐"命名呢?唐詩就算是歌頌風花雪月，也有一股質朴的美,透露出這個民族質朴，粗野與宏偉的氣魄,而宋詞則是比較多矯飾浮誇的文風,一個國家的文化若是推動這個國家的發展的,那麼它就是強勢的,有生命力的,

在進化論和歷史上，從來就沒有「如果」和「假設」，只有殘酷的現實，宋朝被野蠻民族滅掉，這就是結果，而士大夫群體人格的墮落，從這個幫閑享樂的社會就開始出現徵兆了。
元曲是中華民族燦爛文化寶庫中的一朵奇葩，它在思想內容和藝術成就上都體現了獨有的特色，和唐詩宋詞鼎足並舉，成為我國文學史上三座重要的里程碑。
元曲原本來自所謂的「蕃曲」、「胡樂」，首先在民間流傳，被稱為「街市小令」或「村坊小調」。
隨著元滅宋入主中原，它先後在大都（今北京）和臨安（今杭州）為中心的南北廣袤地區流傳開來。
元曲有嚴密的格律定式，每一曲牌的句式、字數、平仄等都有固定的格式要求。但雖有定格，又並不死板，允許在定格中加襯字，部分曲牌還可增句。所以讀者可發現，同一首「曲牌」的兩首有時字數不一樣，就是這個緣故(同一曲牌中，字數最少的一首為標準定格)。
與律詩絕句和宋詞相比，有較大的靈活性。
元曲將傳統詩詞、民歌和方言俗語揉為一體，形成了詼諧、灑脫、率真的藝術風格，對詞體的創新和發展帶來極為重要的影響。

繼唐朝詩、宋詞之後蔚為一文學之盛的元曲有著它獨特的魅力：一方面，元曲繼承了詩詞的清麗婉轉；一方面，元代社會使讀書人位於「八娼九儒十丐」的地位，政治專權，社會黑暗，因而使元曲放射出極為奪目的戰斗的光彩，透出反抗的情緒；鋒芒直指社會弊端，直斥「不讀書最高，不識字最好，不曉事倒有人誇俏」的社會，直指「人皆嫌命窘，誰不見錢親」的世風。元曲中描寫愛情的作品也比歷代詩詞來得潑辣，大膽。這些均足以使元曲永葆其藝術魅力。

但相形之下，元曲的流傳絕不及唐詩宋詞之廣，這是人們對元曲的體式感到陌生緣故，我們在此對其予以簡略介紹。

元曲有雜劇、散曲之分。散曲又有套數，小令帶過曲之別。

我國古代音樂把調節器式叫保重宮調。曲的宮調出於隋唐燕樂，以琵琶四弦定為宮、商、角、羽四聲，每弦上構成七調，宮聲的七調叫「宮」，其他的都調，共得二十八宮調。但在元曲中常用的，只有仙呂宮、南呂宮、黃鍾宮、正宮、大石調、小石調、般涉調、商調、商角調、雙調、越調十二種。每一種宮調均有其音律風格，故對於調子的選擇，往往有一定的習慣。如王驥德在《曲律》中說：「用宮調須稱事之悲歡苦樂，如游賞則用仙呂、雙調等類；哀怨則有商調、越調等類。以調合情，容易感人。」

每一宮調都有不同曲牌。套數則由兩支以上周一宮調的不同曲牌聯綴而成

『貳』 中國四大名著簡要的說一下

中國四大名著
第一 詩經 作者不詳

第二論語，作者 孔子

第三道德經 作者 老子

第四 本草綱目 作者 李時珍

這四部名著對中國文化的發展起了決定性作用，名揚四海，現在還是國內外研究的大端。

所謂文學界四大名著，你大概是問這個——
三國、水滸、西遊、紅樓夢只是點文藝作品，如此而已，國內研究者極少，國外根本就無人認真研究，有個別論文提到也只是佐證而已。

遠遠比不上對中國詩歌發源地詩經，中國道家文化、中國醫葯和儒家文化的研究，尤其是論語，現在幾乎是世界研究的大熱門。

『叄』 論述沈從文都市小說的文化內涵

[摘 要] 沈從文小說在人類文化史上作出的最有價值的貢獻是：通過以《邊城》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滲透了深厚的文化內涵，提出了人類應當具有的與西方文明和東方文化完全不同的全新的第三種文化信仰，闡述了自己獨特的文化價值體系——湘西自然人性文化。

[關鍵詞] 沈從文小說 傳統道德文化 現代都市文明 湘西文化 人性的希臘小廟 「第三種」文化體系

[目 錄]

一、沈從文小說的文本意義在於構建一種全新的文化

二、沈從文小說對傳統文化和都市文明的「破」

三、沈從文的《邊城》與「人性的希臘小廟」

四、沈從文小說的價值在於提出了「第三種」文化體系

當代文學巨匠沈從文是個每個細胞都浸滿了湘西文化因子的作家。從文學的角度講，他最大的貢獻是為我們展示了一個牧歌似的湘西世界；從社會的角度講，他最大的貢獻是為我們勾畫了一種人性本真的湘西文化。

一、沈從文小說的文本意義在於構建一種全新的文化

在沈從文的小說文本（也包括其他作品）中，沈從文將中國傳統文化、西方現代文明和湘西文化三者進行了對比性的描繪，以此闡釋湘西文化的真諦，揭示湘西文化滋養下的湘西人自然的生命形態和自然張揚的人性。沈從文在試圖構建一種自然和諧、自主自為、自然形態的新的文化價值體系。在他的作品中，他既反對以儒教為主的正統的中國傳統禮教文化，也反對以西方文化為核心的所謂現代都市文明。他極力將三種文化的景觀和人生實質淋漓盡致地展示給世人，並將湘西文化的真善美及這種文化環境中人性的健全、生命力的雄健和個性的自由舒展推崇到所有文化之前，其目的就是告訴世人：只有湘西文化才是活的文化，才是雄強、本真、至善至美的文化，才是最充滿人性、人情美的文化。不僅正在頹敗的中國甚至所謂的西方文明都應該重建、普及這樣的文化，只有建立這樣的文化價值體系，整個中國乃至世界才會充滿生生不息的生機與活力，人類的生命力才不會枯竭和凋萎，整個社會和世界才能達到人性發展的極至。

在這里，沈從文不僅對三種文化進行了冷靜的反思和理性的批判，而且他更是在宣揚和試圖創造一種全新的文化價值觀，並用之改造中國國民的精神和世界的人生。在給妻子張兆和的信中說：「說句公平話，我實在是比某些時下所謂作家高一籌的。我的工作將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會比這些人的作品更傳得久、播得遠。①」所以如此的自信，就是因為他在用自己的文字在創立著一種全新的文化體系，不僅屬於中國，而且也屬於整個世界。

二、沈從文小說對傳統文化和都市文明的「破」

沈從文與魯迅、老舍對中國的舊文化、中國國民劣根性的批判不同，魯迅、老舍等作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破而不立」，沒有確定舊的文化破了之後中國文化的指向。而沈從文卻上是在「破」的同時更側重於「立」。他要創立一種全新的文化信仰，要創立一種以湘西文化為核心的自主、自為、自然的文化價值體系和充滿人性的人生哲學。沈從文曾表示，他要建立生命、人性、自然三者統一的「一種愛與美的新的宗教。②」這里他所說的「宗教」，其實就是一種有別於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明價值體系的、益於人性全面發展的文化價值體系和文化信仰。

沈從文筆下的湘西，是中國文化的邊地，因此相對比較完整地保留了湘西原生態的鄉土文化，這種原生態的鄉土文化，有可能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底本和前身，沈從文及沈從文筆下的翠翠，就是這種文化的活態。而北京可以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典型，雖然它正處於由傳統文化向現代文化的緩慢轉化中，但這種傳統文化在衰落的同時卻又頑強地生存著。而上海則是一個完全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來的大都市，它是西方文明在中國本土上一個鮮亮的象徵,具有極強的輻射力和文化侵蝕力，是我們的傳統道德文化倒了之後,精神空虛靈魂疲頓時乘虛而入並瘋長的一種文化怪胎。

這三個不同的空間，實質上代表了中國傳統文化、西方文明和湘西文化三種文化形態。沈從文雖然輾轉於北京和上海，但作為湘西文化的代表的沈從文並沒有在深層次上被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明同化，相反，卻給了沈從文一個用湘西文化來審視、反思中國傳統文化和現代都市文明（西方文化）及它們影響之下的人的生命形態的歷史性機會。他與這兩種文化和這兩種文化下的生命是隔膜的，這種隔膜加深了他的文化孤獨感，也使他更清醒地對這三種文化進行分析、比較和批判性的反思。在分析比較中、在批判性的反思里，他看清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病根和現代都市文明的畸變，同時，也對他家鄉的充滿人性美的湘西文化的生存延續產生了危機感。於是，沈從文把他的文化創立指向了湘西文化，並將湘西文化淳樸本真的一面提純升華，試圖創立一種能夠取代中國沒落的傳統文化和病態的現代都市文明的新的文化價值和文化信仰。

於是，沈從文開始了他的文化批判和文化信仰的再造，創作了大量的小說來批判中國頹敗的傳統文化和病態的現代都市文明,闡發和張揚以湘西文化為底根的新的文化價值觀。

沈從文對文化的評判，常常從性、人性、生命的生存形態等角度去觀察和思考。如小說《十四夜間》，刻畫了一個在傳統道德文化液汁里泡大的小官僚吳子高，為了滿足自己的肉慾找妓女的可笑過程。他自己不能去找，這有失「大雅」，就轉托客房的伙計。在等待的過程中，沈從文對吳子高的心態進行了惟妙惟肖的刻畫。吳子高在設想妓女到時如何如何對話，如何如何行動，簡直像「備課」，而一旦暗娼真的站在面前時，卻又手足無措。這是一個怯懦、猶豫和無能的生命形態，是一個傳統文化培養出來的生命典型。與大膽放肆、充滿雄強生命力的湘西人相比，就足以說明中國傳統文化鍛造的人的生命力的衰落。沈從文說，性愛是體現人的生命力的。沈從文正是從性的角度來諷刺貶評中國傳統文化對人的生命力的摧殘和戕害，反過來，更加深了他對洋溢著雄強生命力的湘西文化的自信。

在小說《看虹錄》中，這種以性來評判文化的視角更明顯。沈從文在這篇小說中，充滿了象徵意義和潛台詞的暗示，對中國傳統道德文化對人性的束縛的揭露更加深刻。小說中的女主人應當是「美與愛」的文化象徵，是充滿生命活力與自然美的文化載體；而小說中的客人卻是中國傳統道德文化的象徵，是這種文化畸變衍生的意淫文化的代表。這個女主人（湘西自然人性文化），不僅向客人展示了她的美，而且在言行上也勃發著生命和人性的熱情。她暗示客人，是生命就應該燃燒。但是女主人也品透了這個中國傳統文化籠養的「客人」的怯懦、猶豫不決，因為他生命的熱情消失在文字里了，生命的雄健力被中國傳統文化湮滅了，生命本能的熱量在文化冷水的浸潤下熄滅了。好在這個客人還能夠面對空盪盪的房子對自己的生命進行反思，對自己身上的文化進行詛咒：「我等待那個夜所能帶來的一切梅花的香，和在這種淡淡香氣給我的一份離奇教育」。這離奇的「教育」是什麼呢？於是，沈從文借客人的心和口，點出了另外必然還有一本書，這書就是充滿至善至美的人性和完全自然狀態的生命形式的湘西文化，也就是沈從文所要創立的新的文化信仰。只有這種文化，才能孕育出樸素至美的人性與和諧美滿的人類文化。

由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沈從文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徹底批判。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懦弱和虛偽，他大膽地提出「丟掉它，也正是必需的事③」。沈從文在《鳳子》中說：「挽救它唯一辦法是哲學之再造，引導人類觀念轉移。」但這種「哲學」和「人類觀念轉移」並不是轉到以西方文明為內核的現代都市文明，因為沈從文對現代都市文明同樣進行了徹底的批判和無情的否定。沈從文創作的《紳士的太太》、《八駿圖》、《大小阮》、《王謝子弟》、《苦墨醫生》、《來客》《煙斗》、《有學問的人》、《或人的太太》、《自殺》等小說作品，組合成了一幅都市文明社會的畫卷。作者在《紳士的太太》中開門見山地說：「我是為你們高等人造一面鏡子，以照出他們丑惡的嘴臉與靈魂。」《紳士的太太》以一位紳士的太太作為切入點，她與丈夫貌合神離、同床異夢。她與大少爺暗中調情，為大少爺與三姨娘偷情搭橋牽線，牟取錢財。紳士則偷偷與情人幽會。他們表面上尊貴體面，道貌岸然，實際上卑劣猥褻，男盜女娼，生活里充滿了自私與虛偽，欺人與自欺，淫盪與亂倫。沈從文無情展覽著所謂現代文明中人們生活的空虛、精神的凋萎、靈魂的銹蝕，刻畫了浸泡在現代都市文明裡人生的虛無和人性的泯滅。《八駿圖》里的八位教授是現代文明的象徵，然而他們卻恪守道德，奢談文明，用假正經、假文明來拘束、壓製作為一個正常人應有的七情六慾，形成了被閹割過的寺宦觀念。這是一種被扭曲的人性，是違反正常人性的、病態的、畸形的文化現象，沈從文藉此批判的深刻之處在於：現代文明自居悖論、自相矛盾，看似文明其實反文明，看似道德其實不道德。這種文化讓人性變態，讓行為反常，讓整個社會在虛偽、意淫和無聊的夢幻中討生活，將人性和心靈變成金錢和情慾的支配物。

在《寫在〈龍朱〉一文之前》一文中，沈從文對自己長期生活在現代文明都市上海和中國傳統文化中心北京給自己造成的人生傷害同樣進行了痛苦的陳述：「血管里流著你們民族健康的血液的我，二十七年的生命，有一半為都市生活所吞噬，中著在道德下所變成虛偽庸儒的大毒，所有值得稱為高貴的性格，如像那熱情、勇敢與誠實，早已完全消失殆盡，再也不配說是出自你們一族了。」

沈從文筆下的現代都市文明具有毀人於有意而無形中的無聊與空虛，這種文化的兩大支柱就是金錢和情慾，生活在這種文化中的一切生命都是腐爛的，生命的價值和人性都是物質化、利益化的東西。現代文明寫在人臉上的是憔悴受傷，而內在的生命卻是枯竭和焦黑，整個人的生命的激情已喪失殆盡。一個物質與情慾的世界，根本看不見生命的影子——這就是現代都市文明最顯著的特徵。

三、沈從文的《邊城》與「人性的希臘小廟」

沈從文說：「這世界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樓傑閣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選山地作基礎，用堅硬石頭堆砌它。精緻、結實、勻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理想的建築。這神廟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現的本是一種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④」在沈從文的湘西童話中，《邊城》就是一座供奉著人性的希臘小廟。在這個與世隔絕的「小廟」里，古風猶存，淳樸也充溢在人們身上，自然的人性美表露無遺。《邊城》集中體現了沈從文理想人生的縮影，是他現實與夢幻的交織，是對民族道德重造的切入點。

通過《邊城》這部小說，沈從文用理想化的筆墨描繪了的以苗族文化為內核的湘西文化。沈從文意欲構建的「希臘小廟」，其實就是自然人性的湘西文化，《邊城》就是這一文化價值體現的標志「建築」。《邊城》發表於1934年，它把自然和諧的人生形式推向了極致。邊地的美麗景色、淳樸的傳統風習和人物的美好心性渾然一體，充滿了牧歌情調。青山綠水、古樸寧靜的茶峒城裡，撐渡船的老人和孫女翠翠相依為命，當地團總的兩個兒子同時愛上了翠翠，由此演繹了一段美麗而哀婉的人性之歌。《邊城》寄託了作者的人生理想，把它極力渲染成世外桃源，其實就是沈從文的文化價值寄託。沈從文在《邊城》用這種新的文化信仰為人們描繪著在這樣的文化環境里自然、自主、自為的生命形態和美好人生，賦予翠翠、夭夭等湘西女性以象徵意義，她們是這種自然人性文化的象徵和最完美的模特。翠翠沒有接受過傳統文化的教化和現代都市文明的浸染，完全是大自然孕育和教化的女兒，「翠翠在風日里長養著，把皮膚變得黑黑的，觸目為青山綠水，一對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即長養她且教育她，為人天真活潑，處處儼然一隻小獸物。」她是人的至性——愛情的女兒，又是「天人合一」美的精靈與化身。翠翠就是湘西健全人性和自主、自為、自然生命形態的活的標本，是一種原始本真的人性生命形式，是沈從文所要創立和張揚的自然人性文化至善至美的模特，沈從文就是要借她們——這些自然人性的模特，來反對人為的、社會的、道德的文化，無論是中國傳統道德文化，還是所謂的現代都市文化。

在《邊城》中，翠翠、渡船老人、順順父子、楊馬兵等人物的身上，都展示著至真至純、勤勞善良、本分敦厚、正直仗義、豪勇無羈的生命本真，都融匯在《邊城》那種寧靜和諧、充滿無忌野性的自然環境中，洋溢著圓滿健全生命力的氛圍。沈從文就是要以湘西那種平凡、簡朴、單純的生活方式來取代畸形的現代都市文明和病態的中國傳統文化，他想用湘西那種存在於自然形態中的生命形態和樸素人生來喚醒麻木在中國傳統文化和沉醉在現代都市文明裡的生命，激起他們對這種新文化的信仰，重構新的自然和諧、雄健鮮活、化外境界的文化價值觀，與未完全被現代文明污染的湘西人一樣，過一種自然不做作、具有真性情的現代都市文明，保持自然人性，生死自然，愛恨自然。他相信他推出的這些文化模特——湘西文化的形象大使，完全可以征服現代都市文明及中國傳統道德文化。沈從文有這種文化自信，在寫於1932年和1937年的《鳳子》中，這種文化自信表達的清清楚楚：這篇小說敘述的是一個在現代都市文明生活的高級知識者（小說中被稱為「老師」）來到湘西，在和總爺（湘西文化的闡發者）的爭辯交流和自己在湘西的切身感受中，被那種樸素的生活、健康的靈魂、自然的人性、勇敢的精神、環境的牧歌性所征服，被這種原始本真的自然文化驚呆了，並心悅誠服地接受了總爺對湘西文化的表達和對都市文明的貶斥。

四、沈從文小說的價值在於提出了「第三種」文化體系

通過以《邊城》為代表的一系列小說創作，沈從文充分闡釋了他的新文化的內涵和價值，並表達了高度的文化自信。他自信這種建立在自然人性基礎上的新文化才是最有價值的、最理想的文化，它具有中國傳統文化和以西方文明為內核的現代都市文化無可比擬的超現代性。沈從文認為，中國人甚至全人類都應當將這種新文化作為自己的文化信仰，就像信仰宗教一樣。只有如此，才能構建一個美好和諧、充滿人性化的理想社會，才能永葆人類雄強的生命力和原始本真的自然人性。

因此，當大多數新文學家以新的、西方的、現代的、都市的文化眼光去批判舊的、中式的、傳統的、鄉村的生存方式的時候，沈從文看似做出了幾乎反方向的文化選擇。但是假如你們認為沈從文非都市而崇鄉村，抑現代而揚傳統，那就大錯而特錯了，那是部分文學研究者沒有參透沈從文及其作品的真正的思想意義和文化意義。沈從文並沒有堅守中國傳統文化，也並不是一個完全的鄉土作家，而恰恰相反，他是站在當時中國文化現實的基礎上，立在中國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制高點上，孤獨地、痛苦地進行著文化的評判和文化選擇，試圖為中華民族找到強壯民族精神、雄強民族生命力的文化良方，尋找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出路。

沈從文小說的根本價值，就在於他在中國傳統文化（東方文明）價值體系和西方文明價值體系之外，以苗族原始本真的湘西文化為內核，為人類提出了第三種文化價值體系——自然本真的人性文化，並在他的作品中闡發了這種新文化的真、善、美，以及這種文化造就的美好社會，並且沈從文強烈地渴望中國和世界能夠丟掉泯滅人性的中國傳統文化和畸形變態的西方文化價值觀，確立這種新的文化信仰或宗教信仰，讓整個世界的生命、人性、自然都處於和諧美滿之中。

『肆』 沈從文小說的文化內涵

[摘 要] 沈從文小說在人類文化史上作出的最有價值的貢獻是：通過以《邊城》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滲透了深厚的文化內涵，提出了人類應當具有的與西方文明和東方文化完全不同的全新的第三種文化信仰，闡述了自己獨特的文化價值體系——湘西自然人性文化。

[關鍵詞] 沈從文小說 傳統道德文化 現代都市文明 湘西文化 人性的希臘小廟 「第三種」文化體系

[目 錄]

一、沈從文小說的文本意義在於構建一種全新的文化

二、沈從文小說對傳統文化和都市文明的「破」

三、沈從文的《邊城》與「人性的希臘小廟」

四、沈從文小說的價值在於提出了「第三種」文化體系

當代文學巨匠沈從文是個每個細胞都浸滿了湘西文化因子的作家。從文學的角度講，他最大的貢獻是為我們展示了一個牧歌似的湘西世界；從社會的角度講，他最大的貢獻是為我們勾畫了一種人性本真的湘西文化。

一、沈從文小說的文本意義在於構建一種全新的文化

在沈從文的小說文本（也包括其他作品）中，沈從文將中國傳統文化、西方現代文明和湘西文化三者進行了對比性的描繪，以此闡釋湘西文化的真諦，揭示湘西文化滋養下的湘西人自然的生命形態和自然張揚的人性。沈從文在試圖構建一種自然和諧、自主自為、自然形態的新的文化價值體系。在他的作品中，他既反對以儒教為主的正統的中國傳統禮教文化，也反對以西方文化為核心的所謂現代都市文明。他極力將三種文化的景觀和人生實質淋漓盡致地展示給世罩凳頌人，並將湘西文化的真善美及這種文化環境中人性的健全、生命力的雄健和個性的自由舒展推崇到所有文化之前，其目的就是告訴世人：只有湘西文化才是活的物鄭文化，才是雄強、本真、至善至美的文化，才是最充滿人性、人情美的文化。不僅正在頹敗的中國甚至所謂的西方文明都應該重建、普及這樣的文化，只有建立這樣的文化價值體系，整個中國乃至世界才會充滿生生不息的生機與活力，人類的生命力才不會枯竭和凋萎，整個社會和世界才能達到人性發展的極至。

在這里，沈從文不僅對三種文化進行了冷靜的反思和理性的批判，而且他更是在宣揚和試圖創造一種全新的文化價值觀，並用之改造中國國民的精神和世界的人生。在給妻子張兆和的信中說：「說句公平話，我實在是比某些時下所謂作家高一籌的。我的工作將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會比這些人的作品更傳得久、播得遠。①」所以如此的自信，就是因為他在用自己的文字在創立著一種全新的文化體系，不僅屬於中國，而且也屬於整個世界。

二、沈從文小說對傳統文化和都市文明的「破」

沈從文與魯迅、老舍對中國的舊文化、中國國民劣根性的批判不同，魯迅、老舍等作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破而不立」，沒有確定舊的文化破了之後中國文化的指向。而沈從文卻上是在「破」的同時更側重於「立」。他要創立一種全新的文化信仰，要創立一種以湘西文化為核心的自主、自為、自然的文化價值體系和充滿人性的人生哲學。沈從文曾表示，他要建立生命、人性、自然三者統一的「一種愛與美的新的宗教。②」這里他所說的「宗教」，其實就是一種有別於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明價值體系的、益於人性全面發展的文粗閉化價值體系和文化信仰。

沈從文筆下的湘西，是中國文化的邊地，因此相對比較完整地保留了湘西原生態的鄉土文化，這種原生態的鄉土文化，有可能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底本和前身，沈從文及沈從文筆下的翠翠，就是這種文化的活態。而北京可以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典型，雖然它正處於由傳統文化向現代文化的緩慢轉化中，但這種傳統文化在衰落的同時卻又頑強地生存著。而上海則是一個完全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來的大都市，它是西方文明在中國本土上一個鮮亮的象徵,具有極強的輻射力和文化侵蝕力，是我們的傳統道德文化倒了之後,精神空虛靈魂疲頓時乘虛而入並瘋長的一種文化怪胎。

這三個不同的空間，實質上代表了中國傳統文化、西方文明和湘西文化三種文化形態。沈從文雖然輾轉於北京和上海，但作為湘西文化的代表的沈從文並沒有在深層次上被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明同化，相反，卻給了沈從文一個用湘西文化來審視、反思中國傳統文化和現代都市文明（西方文化）及它們影響之下的人的生命形態的歷史性機會。他與這兩種文化和這兩種文化下的生命是隔膜的，這種隔膜加深了他的文化孤獨感，也使他更清醒地對這三種文化進行分析、比較和批判性的反思。在分析比較中、在批判性的反思里，他看清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病根和現代都市文明的畸變，同時，也對他家鄉的充滿人性美的湘西文化的生存延續產生了危機感。於是，沈從文把他的文化創立指向了湘西文化，並將湘西文化淳樸本真的一面提純升華，試圖創立一種能夠取代中國沒落的傳統文化和病態的現代都市文明的新的文化價值和文化信仰。

於是，沈從文開始了他的文化批判和文化信仰的再造，創作了大量的小說來批判中國頹敗的傳統文化和病態的現代都市文明,闡發和張揚以湘西文化為底根的新的文化價值觀。

沈從文對文化的評判，常常從性、人性、生命的生存形態等角度去觀察和思考。如小說《十四夜間》，刻畫了一個在傳統道德文化液汁里泡大的小官僚吳子高，為了滿足自己的肉慾找妓女的可笑過程。他自己不能去找，這有失「大雅」，就轉托客房的伙計。在等待的過程中，沈從文對吳子高的心態進行了惟妙惟肖的刻畫。吳子高在設想妓女到時如何如何對話，如何如何行動，簡直像「備課」，而一旦暗娼真的站在面前時，卻又手足無措。這是一個怯懦、猶豫和無能的生命形態，是一個傳統文化培養出來的生命典型。與大膽放肆、充滿雄強生命力的湘西人相比，就足以說明中國傳統文化鍛造的人的生命力的衰落。沈從文說，性愛是體現人的生命力的。沈從文正是從性的角度來諷刺貶評中國傳統文化對人的生命力的摧殘和戕害，反過來，更加深了他對洋溢著雄強生命力的湘西文化的自信。

在小說《看虹錄》中，這種以性來評判文化的視角更明顯。沈從文在這篇小說中，充滿了象徵意義和潛台詞的暗示，對中國傳統道德文化對人性的束縛的揭露更加深刻。小說中的女主人應當是「美與愛」的文化象徵，是充滿生命活力與自然美的文化載體；而小說中的客人卻是中國傳統道德文化的象徵，是這種文化畸變衍生的意淫文化的代表。這個女主人（湘西自然人性文化），不僅向客人展示了她的美，而且在言行上也勃發著生命和人性的熱情。她暗示客人，是生命就應該燃燒。但是女主人也品透了這個中國傳統文化籠養的「客人」的怯懦、猶豫不決，因為他生命的熱情消失在文字里了，生命的雄健力被中國傳統文化湮滅了，生命本能的熱量在文化冷水的浸潤下熄滅了。好在這個客人還能夠面對空盪盪的房子對自己的生命進行反思，對自己身上的文化進行詛咒：「我等待那個夜所能帶來的一切梅花的香，和在這種淡淡香氣給我的一份離奇教育」。這離奇的「教育」是什麼呢？於是，沈從文借客人的心和口，點出了另外必然還有一本書，這書就是充滿至善至美的人性和完全自然狀態的生命形式的湘西文化，也就是沈從文所要創立的新的文化信仰。只有這種文化，才能孕育出樸素至美的人性與和諧美滿的人類文化。

由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沈從文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徹底批判。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懦弱和虛偽，他大膽地提出「丟掉它，也正是必需的事③」。沈從文在《鳳子》中說：「挽救它唯一辦法是哲學之再造，引導人類觀念轉移。」但這種「哲學」和「人類觀念轉移」並不是轉到以西方文明為內核的現代都市文明，因為沈從文對現代都市文明同樣進行了徹底的批判和無情的否定。沈從文創作的《紳士的太太》、《八駿圖》、《大小阮》、《王謝子弟》、《苦墨醫生》、《來客》《煙斗》、《有學問的人》、《或人的太太》、《自殺》等小說作品，組合成了一幅都市文明社會的畫卷。作者在《紳士的太太》中開門見山地說：「我是為你們高等人造一面鏡子，以照出他們丑惡的嘴臉與靈魂。」《紳士的太太》以一位紳士的太太作為切入點，她與丈夫貌合神離、同床異夢。她與大少爺暗中調情，為大少爺與三姨娘偷情搭橋牽線，牟取錢財。紳士則偷偷與情人幽會。他們表面上尊貴體面，道貌岸然，實際上卑劣猥褻，男盜女娼，生活里充滿了自私與虛偽，欺人與自欺，淫盪與亂倫。沈從文無情展覽著所謂現代文明中人們生活的空虛、精神的凋萎、靈魂的銹蝕，刻畫了浸泡在現代都市文明裡人生的虛無和人性的泯滅。《八駿圖》里的八位教授是現代文明的象徵，然而他們卻恪守道德，奢談文明，用假正經、假文明來拘束、壓製作為一個正常人應有的七情六慾，形成了被閹割過的寺宦觀念。這是一種被扭曲的人性，是違反正常人性的、病態的、畸形的文化現象，沈從文藉此批判的深刻之處在於：現代文明自居悖論、自相矛盾，看似文明其實反文明，看似道德其實不道德。這種文化讓人性變態，讓行為反常，讓整個社會在虛偽、意淫和無聊的夢幻中討生活，將人性和心靈變成金錢和情慾的支配物。

在《寫在〈龍朱〉一文之前》一文中，沈從文對自己長期生活在現代文明都市上海和中國傳統文化中心北京給自己造成的人生傷害同樣進行了痛苦的陳述：「血管里流著你們民族健康的血液的我，二十七年的生命，有一半為都市生活所吞噬，中著在道德下所變成虛偽庸儒的大毒，所有值得稱為高貴的性格，如像那熱情、勇敢與誠實，早已完全消失殆盡，再也不配說是出自你們一族了。」

沈從文筆下的現代都市文明具有毀人於有意而無形中的無聊與空虛，這種文化的兩大支柱就是金錢和情慾，生活在這種文化中的一切生命都是腐爛的，生命的價值和人性都是物質化、利益化的東西。現代文明寫在人臉上的是憔悴受傷，而內在的生命卻是枯竭和焦黑，整個人的生命的激情已喪失殆盡。一個物質與情慾的世界，根本看不見生命的影子——這就是現代都市文明最顯著的特徵。

三、沈從文的《邊城》與「人性的希臘小廟」

沈從文說：「這世界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樓傑閣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選山地作基礎，用堅硬石頭堆砌它。精緻、結實、勻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理想的建築。這神廟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現的本是一種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④」在沈從文的湘西童話中，《邊城》就是一座供奉著人性的希臘小廟。在這個與世隔絕的「小廟」里，古風猶存，淳樸也充溢在人們身上，自然的人性美表露無遺。《邊城》集中體現了沈從文理想人生的縮影，是他現實與夢幻的交織，是對民族道德重造的切入點。

通過《邊城》這部小說，沈從文用理想化的筆墨描繪了的以苗族文化為內核的湘西文化。沈從文意欲構建的「希臘小廟」，其實就是自然人性的湘西文化，《邊城》就是這一文化價值體現的標志「建築」。《邊城》發表於1934年，它把自然和諧的人生形式推向了極致。邊地的美麗景色、淳樸的傳統風習和人物的美好心性渾然一體，充滿了牧歌情調。青山綠水、古樸寧靜的茶峒城裡，撐渡船的老人和孫女翠翠相依為命，當地團總的兩個兒子同時愛上了翠翠，由此演繹了一段美麗而哀婉的人性之歌。《邊城》寄託了作者的人生理想，把它極力渲染成世外桃源，其實就是沈從文的文化價值寄託。沈從文在《邊城》用這種新的文化信仰為人們描繪著在這樣的文化環境里自然、自主、自為的生命形態和美好人生，賦予翠翠、夭夭等湘西女性以象徵意義，她們是這種自然人性文化的象徵和最完美的模特。翠翠沒有接受過傳統文化的教化和現代都市文明的浸染，完全是大自然孕育和教化的女兒，「翠翠在風日里長養著，把皮膚變得黑黑的，觸目為青山綠水，一對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即長養她且教育她，為人天真活潑，處處儼然一隻小獸物。」她是人的至性——愛情的女兒，又是「天人合一」美的精靈與化身。翠翠就是湘西健全人性和自主、自為、自然生命形態的活的標本，是一種原始本真的人性生命形式，是沈從文所要創立和張揚的自然人性文化至善至美的模特，沈從文就是要借她們——這些自然人性的模特，來反對人為的、社會的、道德的文化，無論是中國傳統道德文化，還是所謂的現代都市文化。

在《邊城》中，翠翠、渡船老人、順順父子、楊馬兵等人物的身上，都展示著至真至純、勤勞善良、本分敦厚、正直仗義、豪勇無羈的生命本真，都融匯在《邊城》那種寧靜和諧、充滿無忌野性的自然環境中，洋溢著圓滿健全生命力的氛圍。沈從文就是要以湘西那種平凡、簡朴、單純的生活方式來取代畸形的現代都市文明和病態的中國傳統文化，他想用湘西那種存在於自然形態中的生命形態和樸素人生來喚醒麻木在中國傳統文化和沉醉在現代都市文明裡的生命，激起他們對這種新文化的信仰，重構新的自然和諧、雄健鮮活、化外境界的文化價值觀，與未完全被現代文明污染的湘西人一樣，過一種自然不做作、具有真性情的現代都市文明，保持自然人性，生死自然，愛恨自然。他相信他推出的這些文化模特——湘西文化的形象大使，完全可以征服現代都市文明及中國傳統道德文化。沈從文有這種文化自信，在寫於1932年和1937年的《鳳子》中，這種文化自信表達的清清楚楚：這篇小說敘述的是一個在現代都市文明生活的高級知識者（小說中被稱為「老師」）來到湘西，在和總爺（湘西文化的闡發者）的爭辯交流和自己在湘西的切身感受中，被那種樸素的生活、健康的靈魂、自然的人性、勇敢的精神、環境的牧歌性所征服，被這種原始本真的自然文化驚呆了，並心悅誠服地接受了總爺對湘西文化的表達和對都市文明的貶斥。

四、沈從文小說的價值在於提出了「第三種」文化體系

通過以《邊城》為代表的一系列小說創作，沈從文充分闡釋了他的新文化的內涵和價值，並表達了高度的文化自信。他自信這種建立在自然人性基礎上的新文化才是最有價值的、最理想的文化，它具有中國傳統文化和以西方文明為內核的現代都市文化無可比擬的超現代性。沈從文認為，中國人甚至全人類都應當將這種新文化作為自己的文化信仰，就像信仰宗教一樣。只有如此，才能構建一個美好和諧、充滿人性化的理想社會，才能永葆人類雄強的生命力和原始本真的自然人性。

因此，當大多數新文學家以新的、西方的、現代的、都市的文化眼光去批判舊的、中式的、傳統的、鄉村的生存方式的時候，沈從文看似做出了幾乎反方向的文化選擇。但是假如你們認為沈從文非都市而崇鄉村，抑現代而揚傳統，那就大錯而特錯了，那是部分文學研究者沒有參透沈從文及其作品的真正的思想意義和文化意義。沈從文並沒有堅守中國傳統文化，也並不是一個完全的鄉土作家，而恰恰相反，他是站在當時中國文化現實的基礎上，立在中國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制高點上，孤獨地、痛苦地進行著文化的評判和文化選擇，試圖為中華民族找到強壯民族精神、雄強民族生命力的文化良方，尋找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出路。

沈從文小說的根本價值，就在於他在中國傳統文化（東方文明）價值體系和西方文明價值體系之外，以苗族原始本真的湘西文化為內核，為人類提出了第三種文化價值體系——自然本真的人性文化，並在他的作品中闡發了這種新文化的真、善、美，以及這種文化造就的美好社會，並且沈從文強烈地渴望中國和世界能夠丟掉泯滅人性的中國傳統文化和畸形變態的西方文化價值觀，確立這種新的文化信仰或宗教信仰，讓整個世界的生命、人性、自然都處於和諧美滿之中。

『伍』 古典武俠小說

金庸全傳
神墓

『陸』 中國四大名著簡介

<<三國演義>>
在我國，《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西遊記》被廣大讀者稱為「四大名著」，幾可謂家喻戶曉，婦孺皆知。而古人亦有雲：「……讀三國勝讀水滸傳。水滸文字真，雖較勝西遊之幻，然無中生有任意起滅，其匠心不難，但終不若三國敘一定之事，無容改易。而卒能匠心之為難也，且三國人才之盛，寫來個個出色，又有高出於吳用公孫勝等萬萬者。吾謂才子書之目，宜以三國演義為第一。」
<<水滸傳>>
《水滸傳》是作者施耐庵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和北宋農民大起義而寫成的一部偉大的小說。小說傾向鮮明地描寫了人民群眾反抗壓迫的行動。概括了當時不同階層的人們從覺醒到反抗的斗爭道路。正是這些藝術成就，才使《水滸傳》成為我國古代四大文學名著之一。
《水滸傳》是一部長篇英雄傳奇，是中國古代長篇小說的代表作之一，是以宋江起義故事為線索創作出來的。宋江起義發生在北宋徽宗時期，《宋史》的《徽宗本紀》、《侯蒙傳》、《張叔夜傳》等都有記載。從南宋起，宋江起義的故事就在民間流傳，《醉翁談錄》記載了一些獨立的有關水滸英雄的傳說，《大宋宣和遺事》把許多水滸故事聯綴起來，和長篇小說已經很接近。元代出現了不少水滸戲，一批梁山英雄作為舞台形象出現。《水滸傳》是宋江起義故事在民間長期流傳基礎上產生出來的，吸收了民間文學的營養。
《水滸傳》是我國人民最喜愛的古典長篇白話小說之一。它產生於明代，是在宋、元以來有關水滸的故事、話本、戲曲的基礎上，由作者加工整理、創作而成的。全書以宋江領導的農民起義為主要題材，藝術地再現了中國古代人民反抗壓迫、英勇斗爭的悲壯畫卷。作品充分暴露了封建統治階級的腐朽和殘暴，揭露了當時尖銳對立的社會矛盾和「官逼民反」的殘酷現實，成功地塑造了魯智深、李逵、武松、林沖、阮小七等一批英雄人物。小說故事情節曲折，語言生動，人物性格鮮明，具有高度的藝術成就。但作品歌頌、美化宋江，鼓吹「忠義」和「替天行道」，表現出嚴重的思想局限。

<<西遊記>>
《西遊記》主要描寫的是孫悟空保唐僧西天取經，歷經九九八十一難的故事。唐僧取經是歷史上一件真實的事。大約距今一千三百多年前，即唐太宗貞觀元年（627），年僅25歲的青年和尚玄奘離開京城長安，隻身到天竺（印度）游學。他從長安出發後，途經中亞、阿富汗、巴基斯坦，歷盡艱難險阻，最後到達了印度。他在那裡學習了兩年多，並在一次大型佛教經學辯論會任主講，受到了贊譽。貞觀十九年（645）玄奘回到了長安，帶回佛經657部。他這次西天取經，前後十九年，行程幾萬里，是一次傳奇式的萬里長征，轟動一時。後來玄奘口述西行見聞，由弟子辯機輯錄成《大唐西域記》十二卷。但這部書主要講述了路上所見各國的歷史、地理及交通，沒有什麼故事。及到他的弟子慧立、彥琮撰寫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則為玄奘的經歷增添了許多神話色彩，從此，唐僧取經的故事便開始在民間廣為流傳。南宋有《大唐三藏取經詩話》，金代院本有《唐三藏》、《蟠桃會》等，元雜劇有吳昌齡的《唐三藏西天取經》、無名氏的《二郎神鎖齊大聖》等，這些都為《西遊記》的創作奠定了基礎。吳承恩也正是在民間傳說和話本、戲曲的基礎上，經過艱苦的再創造，完成了這部令中華民族為之驕傲的偉大大文學巨著。吳承恩，字汝忠，號射陽山人，淮安府山陽（今江蘇省淮安市）人。約生於明弘治十三年至正德初年之間（1500—1510），約卒於萬曆十年（1582）。吳承恩的曾祖父、祖父都是讀書人，任過縣學的訓導、教諭。但到了他父親吳銳這一輩，由於家貧困，出贅徐家，「遂襲徐氏業，坐肆中」，當起了小商人。盡管如此，吳家卻不失讀書的傳統。據說其父吳銳雖為商人，不僅為人正派，而且好讀書，好談時政，這自然對吳承恩產生較大影響。吳承恩從小就很聰明，很早入了學，少年得志，名滿鄉里。天啟《淮安府志》卷十六說吳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極群書，為詩文，下筆立成。」但成年後的吳承恩卻很不順利，在科舉進身的道路上屢遭挫折，到四十多歲才補了一個歲貢生，五十多歲任過浙江長興縣丞，後又擔任過荊王府紀善，這是同縣丞級別差不多的閑職。吳承恩創作《西遊記》大約是中年以後，或認為是晚年所作，具體時間無法確定。除《西遊記》外，他還創作有長詩《二郎搜山圖歌》和《禹鼎志》。現存《射陽先生存稿》四卷，包括詩一卷、散文三卷，是吳承恩逝世後由丘度編訂而成。 《西遊記》全書一百回，從大的結構上看，可分成三個部分。第一回至第八回是第一部分，主要寫了孫悟空出世、拜師、大鬧天宮，這是全書最精彩的章節，熱鬧非凡，孫悟空上天入地好一頓折騰，將他的反抗性格表現得淋漓盡致。第八回至第十二回是第二部分，主要寫了唐僧的出身及取經的緣由。第十三回至最後一回是第三部分，主要寫唐僧西天取經，路上先後收了孫悟空、豬八戒、沙和尚三個徒弟，並歷經九九八十一難，終於取到了真經，修成了正果。
《西遊記》向人們展示了一個絢麗多彩的神魔世界，人們無不在作者豐富而大膽的藝術想像面前驚嘆不已。然而，任何一部文學作品都是一定社會生活的反映，作為神魔小說傑出代表的《西遊記》亦不例外。正如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指出，《西遊記》「諷刺揶揄則取當時世態，加以鋪張描寫」。又說：「作者稟性，『復善諧劇』，故雖述變幻恍忽之事，亦每雜解頤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的確如此。 通過《西遊記》中虛幻的神魔世界，我們處處可以看到現實社會的投影。如在孫悟空的形象創造上，就寄託了作者的理想。 孫悟空那種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奮起金箍棒，橫掃一切妖魔鬼怪的大無畏氣概，反映了人民的願望和要求。他代表了一種正義的力量，表現出人民戰勝一切困難的必勝信念。又如取經路上遇到的那些妖魔，或是自然災難的幻化，或是邪惡勢力的象徵。他們的貪婪、兇殘、陰險和狡詐，也正是封建社會里的黑暗勢力的特點。不僅如此，玉皇大帝統治的天宮、如來佛祖管轄的西方極樂世界，也都濃濃地塗上了人間社會的色彩。而作者對封建社會最高統治者的態度也頗可玩味，在《西遊記》中，簡直找不出一個稱職的皇帝；至於昏聵無能的玉皇大帝、寵信妖怪的車遲國國王、要將小兒心肝當葯引子的比丘國國王，則不是昏君就是暴君。對這些形象的刻畫，即使是信手拈來，也無不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西遊記》不僅有較深刻的思想內容，藝術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它以豐富奇特的藝術想像、生動曲折的故事情節，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幽默詼諧的語言，構築了一座獨具特色的《西遊記》藝術宮殿。但我認為，《西遊記》在藝術上的最大成就，是成功地創造了孫悟空、豬八戒這兩個不朽的藝術形象。 孫悟空是《西遊記》中第一主人公，是個非常了不起的英雄。他有無窮的本領，天不怕地不怕，具有不屈的反抗精神。他有著大英雄的不凡氣度，也有愛聽恭維話的缺點。他機智勇敢又詼諧好鬧。而他最大的特點就是敢斗。與至高至尊的玉皇大帝敢斗，楞是叫響了「齊天大聖」的美名；與妖魔鬼怪敢斗，火眼金睛決不放過一個妖魔，如意金箍棒下決不對妖魔留情；與一切困難敢斗，決不退卻低頭。這就是孫悟空，一個光彩奪目的神話英雄。說到豬八戒，他的本事比孫悟空可差遠了，更談不上什麼光輝高大，但這個形象同樣刻畫得非常好。 豬八戒是一個喜劇形象，他憨厚老實，有力氣，也敢與妖魔作斗爭，是孫悟空第一得力助手。但他又滿身毛病，如好吃，好佔小便宜，好女色，怕困難，常常要打退堂鼓，心裡老想著高老莊的媳婦；他有時愛撒個謊，可笨嘴拙腮的又說不圓；他還時不時地挑撥唐僧念緊箍咒，讓孫悟空吃點苦頭；他甚至還藏了點私房錢，塞在耳朵里。他的毛病實在多，這正是小私有者的惡習。作者對豬八戒缺點的批評是很嚴厲的，但又是善意的。他並不是一個被否定的人物，因此人們並不厭惡豬八戒，相反卻感到十分真實可愛。唐僧的形象寫得也不錯，但比起孫悟空、豬八戒來，則要遜色得多。沙僧更是缺少鮮明的性格特點，這不能不說是《西遊記》的缺憾。盡管如此，《西遊記》在藝術上取得的成就仍是十分驚人的，孫悟空、豬八戒這兩個形象，以其鮮明的個性特徵，在中國文學史上立起了一座不朽的藝術豐碑。

<<紅樓夢>>
「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痴，誰解其中味？」說不盡的《紅樓夢》，道不完的曹雪芹。從《紅樓夢》成書至今，已有兩百餘年了，但有關曹雪芹的「言」與《紅樓夢》的「味」，卻是見仁見智，各家說各家解。許多紅學家窮其一生，也僅是「獨創」一家言，幾
無定論。

紅學論爭了百餘年，有很多謎點遠非愈辨愈明，破解有日，而是更加雲里霧里，不明所以了。像很基本的東西，《紅樓夢》究竟是不是曹雪芹寫的，也有眾多說法。更進一步，曹雪芹的籍貫到底在哪兒？他是漢人還是滿人？他出生於哪一年？活了多少歲？《紅樓夢》寫的是哪個朝代的事？從《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來看，《紅樓夢》手稿一百一十回是寫完了的，後三十回又為何遺失了？後四十回是不是高鶚續寫的？脂硯齋是男是女？曹雪芹和脂硯齋、畸笏叟是什麼關系？……有關《紅樓夢》的疑問可列出長長的一串。

中國現代文學館將國內老中青三代紅學家馮其庸、周汝昌、王蒙、蔡義江、李希凡、孫玉明、胡德平等人請到文學館，開設講座，新解《紅樓夢》，就諸多疑問展開探討。本書即為演講結集，十二個專題，有助於細品《紅樓夢》，領略更多深意。

就我個人所知，第一個將通俗小說排名的是金聖嘆，按他的說法他當時計劃評點六部才子書，《莊子》、《離騷》、《史記》、《杜詩》、《水滸傳》和《西廂記》。後清康熙年間毛宗崗父子偽托金聖嘆之名將修訂的三國名為《第一才子書——三國演義》（他們托金聖嘆之名而不是更早的人也能說明一些問題）。那時有「明代四大奇書」的說法，它的提出亦當是書商們的商業手段（書商們至少起了推廣作用）；再後紅樓代替金瓶梅成為「明清四大奇書」，四大奇書至此定型。「四大名著」做為是「四大奇書」的現代說法,時間自然也不會早了。

李漁曾在為 醉 田井 堂 刊本《三國志演義》作序稱：「馮夢龍亦有四大奇書之目，曰三國也，水滸也，西遊與金瓶梅也。……」可見，至晚馮夢龍已經有四大奇書的提法了，李漁承其說，且以「第一奇書」冠三國而出版，則大概明末清初之際，「四大奇書」的提法已得到相當的固定且流行開來了。

《紅樓夢》
一部《紅樓夢》，說不盡，道不完，真可謂千古奇書！
《紅樓夢》在中國古代小說名著中聲名最著、流傳最廣，讀者最多，刊刻出版最為繁富，這部古典名著問世以來，評家蜂起，評說紛紜，理所當然形成一門顯學――紅學。人們還在不斷地出版《紅樓夢》、閱讀《紅樓夢》、研究《紅樓夢》，這就是這部古典文學名著的永恆魅力，這就是這部古典文學名著的不朽價值。南北國畫藝術大師，歷時兩年，精心創作350幅彩色國畫。畫家隨文配圖，或描摹情態、或表現場景，或濃墨泌灑，或工筆勾勒，藝術地再現了原著豐富的社會生活和生動的人物形象。

《西遊記》
吳承恩的神話小說《西遊記》，規模宏偉，情節曲折、語言生動，又運用了浪漫主義的創作手法，想像極其豐富，是我國古代小說中的瑰寶。《名家彩繪四大名著·西遊記》延請戴敦邦、趙宏本等40餘名畫壇名宿繪制240幅藝術含金量相當高的國畫，或豪放粗獷，或質朴秀麗，畫科有人、神、魔、怪、山、水、花、蟲、鳥、獸等多姿多彩，畫法則或工筆勾勒，或寫意揮灑，風格或豪放粗獷，或樸拙秀麗，技法上鉤勒、渲染、烘托、潑墨、淋漓盡致，多姿多彩地展現了小說中最精彩的場面。文以畫平添風采，畫借文獨具魅力，圖文相間，水乳交融。

《水滸傳》
施耐庵的小說《水滸傳》中有極其生動的生活場景，豐富多彩的人物形象，水滸108將身份不同，性情各異，是我國古代小說中的一朵奇葩。《名家彩繪四大名著·水滸傳》隨文融入293幅國畫，由戴郭邦、賀友直、陳白一等41位國畫名家聯袂繪制，眾畫家以妙手神筆繪就極具生動的生活場景，人物情節，惟妙惟肖，意韻深遠。

《三國演義》
在我國文學史上，也許還沒有一部作品能夠像《三國演義》那樣長時期地吸引如此眾多的讀者，幾百年來，她差不多被我們整個民族一代又一代地不停流傳，閱讀、可以說《三國演義》已經深深地紮根於我們民族生活的每個角落。《名家彩繪四大名著·三國演義》由戴郭邦、陳白一、戴宏海等35名丹青高手，以如椽彩筆繪就292幅國畫。各位畫家風格各異，流派紛呈，或工筆、如穿針引線，一絲不苟，或寫意，如行雲流水，一氣呵成，多姿多彩地展示了三國時期宏大的戰爭場面和從多的人物形象，達到了《三國演義》繪畫創作的頂峰，同時也展示了國畫這一中華未瑰寶的獨特風彩。尤其是其中一些膾炙人口的名篇章，如桃園結義、鳳儀亭、煮酒論英雄，三顧茅廬、千戰群儒、草船借箭、七擒孟獲等，精彩紛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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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故事在中國古代民間頗為流行。宋元時代即被搬上舞台，金、元演出的三國劇目達30多種。元代至治年間出現了新安虞氏所刊的《全相三國志平話》。元末明初羅貫中綜合民間傳說和戲曲、話本，結合陳壽《三國志》和裴松之注的史料，根據他個人對社會人生的體悟，創作了《三國志通俗演義》，現存最早刊本是明朝嘉靖年所刊刻的，俗稱「嘉靖本」，本書 24卷。清朝康熙年間，毛綸毛宗崗父子辨正史事、增刪文字，修改成今日通行的120回本《三國演義》。

《三國演義》的版本很多，主要有：明弘治刻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文字粗朴，內容平易；《三國志演義》，清毛宗崗增刪評點本，約成書於康熙初年，該本在社會上流傳最為廣泛。人民文學出版社多次重印出版。

作者
羅貫中（1330年一1400年之間），名本，號湖海散人，明代通俗小說家。他的籍貫一說是太原（今山西），一說是錢塘（今浙江杭州），不可確考。據傳說，羅貫中曾充任過元末農民起義軍張士誠的幕客．除《三國志通俗演義》外，他還創作有《隋唐志傳》等通俗小說和《趙太祖龍虎風雲會》等戲劇。另外，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水滸傳》後三十回也是其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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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關於《水滸傳》的作者大致有三種觀點：
全書皆由羅貫中所著。
由施耐庵和羅貫中兩人合寫。
整部小說完全由施耐庵一個人寫。這種觀點是大家最為熟知的。
第一種說法早於明朝已經有人提出。一些支持此觀點的人認為施耐庵是捏造出來的人，真實中並不存在。

持第二種觀點的人之間亦有以下兩種意見：

其中一部分人認為《水滸傳》前七十回為施耐庵作著，後三十回則為羅貫中著。
明代高儒《百川書志》中則說《水滸傳》是「錢塘施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也就是說主要是施耐庵寫的，羅貫中進行了整理，編輯。這種觀點在學術界頗有影響力。
另外一種觀點認為《水滸傳》屬於累積型群眾創作，無疑施耐庵在創作過程中曾參考、借鑒和吸取了很多素材，包括史籍、筆記和某些完整的小說、戲曲作品或其中的某些片段，但施耐庵的創造性的勞動是不容抹殺的。 施耐庵（1296年－1370年）中國小說家。中國四大名著之一《水滸傳》的作者。出生於江蘇一代，興化白駒場人。關於他的生平資料正確性有所爭議，也有查無此人之說。主要是水滸傳一書作者素有爭議，有一考為該書根本非施耐庵所寫，而是羅貫中所寫。在中央電視台拍攝的電視劇《水滸傳》中，將作者寫做施耐庵和羅貫中。
學界有關作者的爭議
西遊記的作者一般認為是明朝的吳承恩。現在出版的各種版本的《西遊記》都署名吳承恩。但是自《西遊記》問世以來，就一直對其作者存有爭議。
明朝流傳的《西遊記》，各種版本都沒有署名。清朝汪象旭在所撰《西遊證道書》中提出《西遊記》為南宋時的邱處機所著。這一看法提出後，清朝的文人大多贊同。清朝末年紀昀等人開始懷疑此說，認為《西遊記》中多處描寫明朝的風土人情，而邱處機是南宋末代人（是明朝以前的朝代的人）；此外《西遊記》中多處使用江蘇淮安方言，而邱處機一生在華北地區活動，並未在淮安居住過。也有明朝清朝道士、文人以為《西遊記》是道士煉丹之書。
民國期間，魯迅、胡適等人根據明朝天啟年間《淮安府志》上所載，又據前人所論，推定淮安吳承恩是小說《西遊記》的作者。至此成為定論。

民國後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尤其是1980年以後，有關《西遊記》作者的研究漸成熱點。仍不斷有學者對吳承恩的作者身份表示質疑。理由是今存吳承恩詩文及其友人文字中從未提及撰寫《西遊記》一事；二是《淮安府志》所載吳承恩著《西遊記》一事並未說明是演義、稗官，而通常情況下演義、稗官是不錄入地方誌的；三是在清朝藏書家黃虞稷所著《千頃堂書目》中吳承恩所著《西遊記》被列入輿地類（即地理類）。因此，有人重新提出《西遊記》是邱處機所著，或是其弟子、傳人所著。也有極少數學者立論：《西遊記》是明朝的「青詞宰相」李春芳所著。但是由於論據稀少、牽強，絕大多數學者都不贊同此說。另外一方面，證明吳承恩就是《西遊記》作者的論據似乎更多起來，而且更有說服力。主要有：一，吳承恩的個人情況與《西遊記》創作者的特徵完全吻合。二，對各種質疑給出了較為合理的符合實際情況的解釋。三，也是最有說服力的，是關於《西遊記》各文本中方言的研究。1980年以後這方面的研究有突破性進展，幾乎無可辯駁地證明了吳承恩就是《西遊記》的作者。（相關的研究請參閱劉修業的著作及顏景常著《〈西遊記〉詩歌韻類和作者問題》）

所以現在一般認為，明朝社會宗教盛行，有關唐朝玄奘法師西行取經的傳記、傳說及其它宗教傳說、民間故事在社會上廣泛流傳，吳承恩是在這樣的社會及文化背景下，以上述的傳記、傳說、故事為素材，創作了現今我們看到的小說《西遊記》。

經由吳承恩的重新構思、組織和編寫，較之此前流傳的傳記、傳說、故事、評話，小說《西遊記》不僅內容大大豐富，故事情節更加完整嚴謹，而且人物塑造更加鮮活、豐滿，想像更加多姿多彩，語言也朴實、通達。更為重要的是，小說《西遊記》在思想境界、藝術境界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謂集大成者。

吳承恩(約1504年-約1582年) ，字汝忠，號射陽山人，江蘇淮安人。

吳承恩大約40歲才補得一個歲貢生，到北京等待分配官職，沒有被選上，由於母老家貧，去做了長興縣丞，終因受人誣告，兩年後「拂袖而歸」，晚年以賣文為生，大約活了將近8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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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看：紅學

在20世紀初，「紅樓夢作者究竟是誰」這個問題曾經引起中國學界的爭論，這個爭論至今仍然存在。大致上可分為二說：一、紅樓夢是由曹雪芹所撰寫的；二、紅樓夢的作者另有其人。

至於紅樓夢本身則在第一章中說：這個故事真正作者已不可考，是由曹雪芹傳抄、批閱及增刪數次而成。一般而言，認為曹雪芹是本書作者是比較主流的看法。

曹雪芹（?1715年?1716年?1724年?1725?—?1763年?1764年?），名霑，字夢阮，號雪芹、芹圃、芹溪。祖籍遼陽。祖先原為漢人，後入旗籍，為正白旗。中國清代著名作家。長篇名著《紅樓夢》的作者。

高鶚（約1738年 - 約1815年），滿族人，清代文學家。字蘭墅，一字雲士。祖籍遼寧鐵嶺，著有《紅樓夢》後40回續書。
回答者：kgdxk - 首席執行官 十四級 6-22 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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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可以,不過,我不知道是你抄他的還是他抄你的
評論者： 聰明的公主 - 魔法師 四級

謝謝啦！^_^
評論者： No1renzhe - 魔法學徒 一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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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回答共 2 條
資料很詳細
回答者：gslzshzxgzs - 秀才 二級 6-22 14:49

<<三國演義>>
在我國，《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西遊記》被廣大讀者稱為「四大名著」，幾可謂家喻戶曉，婦孺皆知。而古人亦有雲：「……讀三國勝讀水滸傳。水滸文字真，雖較勝西遊之幻，然無中生有任意起滅，其匠心不難，但終不若三國敘一定之事，無容改易。而卒能匠心之為難也，且三國人才之盛，寫來個個出色，又有高出於吳用公孫勝等萬萬者。吾謂才子書之目，宜以三國演義為第一。」
<<水滸傳>>
《水滸傳》是作者施耐庵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和北宋農民大起義而寫成的一部偉大的小說。小說傾向鮮明地描寫了人民群眾反抗壓迫的行動。概括了當時不同階層的人們從覺醒到反抗的斗爭道路。正是這些藝術成就，才使《水滸傳》成為我國古代四大文學名著之一。
《水滸傳》是一部長篇英雄傳奇，是中國古代長篇小說的代表作之一，是以宋江起義故事為線索創作出來的。宋江起義發生在北宋徽宗時期，《宋史》的《徽宗本紀》、《侯蒙傳》、《張叔夜傳》等都有記載。從南宋起，宋江起義的故事就在民間流傳，《醉翁談錄》記載了一些獨立的有關水滸英雄的傳說，《大宋宣和遺事》把許多水滸故事聯綴起來，和長篇小說已經很接近。元代出現了不少水滸戲，一批梁山英雄作為舞台形象出現。《水滸傳》是宋江起義故事在民間長期流傳基礎上產生出來的，吸收了民間文學的營養。
《水滸傳》是我國人民最喜愛的古典長篇白話小說之一。它產生於明代，是在宋、元以來有關水滸的故事、話本、戲曲的基礎上，由作者加工整理、創作而成的。全書以宋江領導的農民起義為主要題材，藝術地再現了中國古代人民反抗壓迫、英勇斗爭的悲壯畫卷。作品充分暴露了封建統治階級的腐朽和殘暴，揭露了當時尖銳對立的社會矛盾和「官逼民反」的殘酷現實，成功地塑造了魯智深、李逵、武松、林沖、阮小七等一批英雄人物。小說故事情節曲折，語言生動，人物性格鮮明，具有高度的藝術成就。但作品歌頌、美化宋江，鼓吹「忠義」和「替天行道」，表現出嚴重的思想局限。

<<西遊記>>
《西遊記》主要描寫的是孫悟空保唐僧西天取經，歷經九九八十一難的故事。唐僧取經是歷史上一件真實的事。大約距今一千三百多年前，即唐太宗貞觀元年（627），年僅25歲的青年和尚玄奘離開京城長安，隻身到天竺（印度）游學。他從長安出發後，途經中亞、阿富汗、巴基斯坦，歷盡艱難險阻，最後到達了印度。他在那裡學習了兩年多，並在一次大型佛教經學辯論會任主講，受到了贊譽。貞觀十九年（645）玄奘回到了長安，帶回佛經657部。他這次西天取經，前後十九年，行程幾萬里，是一次傳奇式的萬里長征，轟動一時。後來玄奘口述西行見聞，由弟子辯機輯錄成《大唐西域記》十二卷。但這部書主要講述了路上所見各國的歷史、地理及交通，沒有什麼故事。及到他的弟子慧立、彥琮撰寫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則為玄奘的經歷增添了許多神話色彩，從此，唐僧取經的故事便開始在民間廣為流傳。南宋有《大唐三藏取經詩話》，金代院本有《唐三藏》、《蟠桃會》等，元雜劇有吳昌齡的《唐三藏西天取經》、無名氏的《二郎神鎖齊大聖》等，這些都為《西遊記》的創作奠定了基礎。吳承恩也正是在民間傳說和話本、戲曲的基礎上，經過艱苦的再創造，完成了這部令中華民族為之驕傲的偉大大文學巨著。吳承恩，字汝忠，號射陽山人，淮安府山陽（今江蘇省淮安市）人。約生於明弘治十三年至正德初年之間（1500—1510），約卒於萬曆十年（1582）。吳承恩的曾祖父、祖父都是讀書人，任過縣學的訓導、教諭。但到了他父親吳銳這一輩，由於家貧困，出贅徐家，「遂襲徐氏業，坐肆中」，當起了小商人。盡管如此，吳家卻不失讀書的傳統。據說其父吳銳雖為商人，不僅為人正派，而且好讀書，好談時政，這自然對吳承恩產生較大影響。吳承恩從小就很聰明，很早入了學，少年得志，名滿鄉里。天啟《淮安府志》卷十六說吳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極群書，為詩文，下筆立成。」但成年後的吳承恩卻很不順利，在科舉進身的道路上屢遭挫折，到四十多歲才補了一個歲貢生，五十多歲任過浙江長興縣丞，後又擔任過荊王府紀善，這是同縣丞級別差不多的閑職。吳承恩創作《西遊記》大約是中年以後，或認為是晚年所作，具體時間無法確定。除《西遊記》外，他還創作有長詩《二郎搜山圖歌》和《禹鼎志》。現存《射陽先生存稿》四卷，包括詩一卷、散文三卷，是吳承恩逝世後由丘度編訂而成。 《西遊記》全書一百回，從大的結構上看，可分成三個部分。第一回至第八回是第一部分，主要寫了孫悟空出世、拜師、大鬧天宮，這是全書最精彩的章節，熱鬧非凡，孫悟空上天入地好一頓折騰，將他的反抗性格表現得淋漓盡致。第八回至第十二回是第二部分，主要寫了唐僧的出身及取經的緣由。第十三回至最後一回是第三部分，主要寫唐僧西天取經，路上先後收了孫悟空、豬八戒、沙和尚三個徒弟，並歷經九九八十一難，終於取到了真經，修成了正果。
《西遊記》向人們展示了一個絢麗多彩的神魔世界，人們無不在作者豐富而大膽的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