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小說賞析

① 求一篇任意現代小說賞析 2000字

巴金的《家》
作者：司馬長風

巴金自己偏愛《霧、雨、電》，但最受讀者歡迎的則是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尤其是《家》。
關於愛情三部曲，劉西渭在《咀華集》里已有透闢的分析和批評，這里評介一下新文學史上擁有最多讀者一部小說棗《家》。
我最初讀的巴金作品，是愛情三部曲《霧•雨•電》，給我的印象很壞。不但文字談不上精美，所寫的人物也莫名其妙，因為中國從沒發生過它那其主義的革命，對那些虛無而瘋狂的角色無從理解。因此，巴金自己雖然每讀一遍便「淚浪滔滔」，但是在絕大多數讀者則味同嚼蠟。《家》則完全不同，所寫故事、人物、場景、園林的幽與美，梅花的色與香，缺乏陽光的古屋，連吐在地上的濃痰，讀者不但熟悉，並且有好多東西，直到今天還附在父輩和自己的身上。
「激流」這兩個字，頗能表達五四運動前後中國社會劇烈和巨大的變革，從家族本位社會向個人和國家本位社會的變革。首先是個人的覺醒，之後是個人從休戚相關、福禍與共的大家族的束縛(在悠久的年月安是中國人的安樂窩，在新時代的風暴里則成了牢籠)掙脫出來，面對國家和社會。《家》給予這一從舊到新的變革提供了典型人物和典型故事。這一大變革到今天已臨末期，但是還沒有完全過去，因此這部書的火焰還沒有熄滅，許多讀者還可以從《家》里拾取自己的哀歡。
假如我們單從題材的風上，變革的典型來肯定《家》這部小說，未免太不公道，太輕視它了。其實自新文學誕生以來，大多數的小說，都在描寫上述的變革，可是為什麼《家》獨擁有最多讀者，而且歷久不衰呢?我們必須化點功夫去探求。這里先概述一下全書的梗概。……
小說一開頭寫風雪中那「黑洞」似的公館，結尾寫覺慧如鳥脫籠似的離家，搭上往上海的船，望著一江東去的秋水，他寫道：
「這水，這可祝福的水啊，它會把他從住了十八年的家帶到那未知的城市和未知的人群中間去。」
這一開頭一結尾，頗有藝術匠心，在讀完全書之後，使人不能立刻離開書中的世界。
《家》雖然有不少缺點值得推敲，卻不愧是三十年代長篇小說的名著，足以和其它諸大家並耀爭輝。
《家》的主要缺點是通篇缺乏藝術錘煉。我手頭的這部《家》，是一九五一年的修訂本，已改去「用字不妥當的地方」及「刪去一些累贅的字句」，可是若干章節讀來仍感到難以下咽。總括說來這部小說，描寫和敘述參半，「難以下咽」多在敘述的部分。許多對話，太急於表達思想，而失去口語的活氣和韻味，讀來好象聽演講。
這些缺點與當時巴金的文學觀點有關。他無數次的表白：「文學是什麼?我不知道，而且我始終就不曾想知道……我不曾讀過一本文學的書。」又：「我不是為做作家才來寫小說，是過去的生活逼著我拿起筆來。」可知他對文學的粗暴和輕蔑。這當然是一種無知的幻稚。不論你出於什麼動機寫小說，只要你當做文學作品出版，投進文學的世界，你就要受藝術尺度的衡量。
正因為在寫《家》時(當時二十八歲)，巴金還對文學這樣蒙昧無知，居然寫出這樣一部不朽的作品，可見他天賦之高。這部小說的魅力在左列幾點：
(一)作者抓住了那個變革時代的焦點，抓住在變革中舊和新的人物典型，同時用一連串的典型沖突事件，表達了變革「激流」的澎湃。《家》是激流年代的一首長歌。換個方式說，《家》的角色、情節和主題三者的配搭甚是勻稱、和諧。由於整體的結構完整，遂使部分文字的生澀和粗糙顯得有重要了。
(二)新文學誕生以來的小說，十部之中有九部，在寫作時都懷有一個文學以外的目標，巴金也未能免俗，但是《家》是為紀念他大哥寫的，他必須放下自己的「目的」，盡量接近真實。因此成為一部人情味最純、生活味最濃的小說。
(三)巴金一九五一年在《家》的《後記》最後一行寫道：

我始終記住：青春是美麗的東西，而且這一直是鼓舞我的源泉。

在他一切的作品中都滿溢著純潔的青春氣息。《家》尤其濃厚。這種氣息反映一顆單純的心靈，讀他的小說，你毫不感到是在絞汁寫出來的，是唱出來的，呻吟出來的，是自然的天吁。這不是藝術，而是天賦。如他所說：「永生在青春的原野」。
(四)巴金在一九三一年四月寫的《激流》總序，短短只有一千字，具有同樣意思的話重復了三次：(1)：「這裡面有愛，有恨，」(2)「我有我的愛，有我的恨，」(3)「……可以看見那一股由愛與恨，歡樂與受苦……」。他在其它作品中，和作品的序言或後記中，無數次的重復類似的話。讀者或許誤解他是一個愛恨分明的人，不，他是愛得深，恨得淺，愛得如火燒，恨得如雪融的人。換言之，他愛得認真，恨得軟弱。這因為他的恨根源於愛。因此在《家》里，我們覺得可愛的人十分可愛，可恨的人只感到可憫(含有同情的憐憫)。這里使人記起「哀而不傷、怨而有怒」那兩句話，《家》具有這兩種恰到好處之美。

② 運用現代小說的理念，分析一篇現代國內小說

「你跟我走，去找到泥巴，我幫你把龍貓找回來。」

——《他的國》

剛剛看完了韓寒的新書《他的國》

不知道為什麼從那天在書店看到這本書的第一眼

書的名字 書的封面

就讓我覺得有種近乎荒涼的憂傷～

最開始 有點失望 除了一貫的無情節風格 連搞笑都沒能很火熱地搞起

到中間 韓寒最擅長的諷刺搞笑手法發揮到淋漓盡致 總有那麼幾個地方 能讓你笑出聲來

可是這些看似很巧妙很睿智很搞笑有時卻又略顯拖沓無聊的文字

一直被一種淡淡的情愫包裹著

說不清是什麼

但我覺得用我的第一感覺「荒涼的憂傷」來形容還是最好

直到剛剛吃完晚飯

捧起書讀到最後一個字

也不直是用眼過度還是怎麼的

眼睛忽然就酸酸的……

看了網上的一段評價：

不論之前韓寒給我留下什麼樣的印象，《他的國》卻讓我看到了一個對我們的時代有所反思的韓寒形象。《他的國》男主人公左小龍近似加繆筆下的「局外人」。他默默關注著他所居住的亭林鎮日益被現代文明侵蝕、糟蹋，人性淪喪，但與「局外人」略微不同的是，他曾試圖改變局面，盡管徒然，但他依然在努力著，在他看來，希望始終在前方。小說中，愛情只是一條副線，主線仍是亭林鎮經濟飛速發展中帶來的環境污染、文化衰竭等問題。因為招商引資，外來廉價勞動力愈來愈多，本地人生存受到壓力，但由於外來人口激增，又促動本地消費，本地人依靠房租、飯館等第三產業獲得不菲收入。由於目光短淺，鄉鎮領導對工業污染、房產商圈地等事情置若罔聞，變本加厲地扶助奸商，損害民眾利益。 韓寒運用想像力，採取拉美魔幻現實主義手法，營造了一個變異的亭林鎮，充滿怪誕風格。比較機巧的是，韓寒在書中設置的兩個一直保持清醒的人，除了左小龍，還有盲人劉必芒。劉必芒眼盲心亮，是全鎮惟一與左小龍能夠暢談亭林鎮時事並做出冷靜分析的人。劉必芒不願意宰殺變異動物，導致餐館倒閉，這也象徵著理想主義者在現世的落敗。遺憾的是，劉必芒這一人物形象目前不夠豐滿，很多語言非常概念化、說教化，顯然，這需要韓寒進一步再塑造。 在書中，韓寒以幽默、犀利的語言，自信而張揚地調侃浮躁的社會現實，對官僚主義、「經濟搭台、文化唱戲 」、計劃生育、拆遷、教育、現代派詩歌、「走進科學」等一系列熱點問題，毫不留情地進行後現代式的反諷、嘲弄，包括他的同行、青春文學寫手郭敬明以及他自身都無一例外地成為筆端諷刺的對象。《他的國》里，文化全盤崩潰，大家成了無根的人，成了隨波逐流、趨炎附勢的人。

這段評論寫的很好

作者是從很學術的角度來分析這本書

但我想恐怕韓寒自己看到會笑出來

看他的書這么多年

我想 即使韓寒在寫書的時候有那個抨擊世事的意思

他也定不會很清晰明了地在自己的腦海中構架出要如何揭露如何批判

他的諷刺文字

大半是出於他的寫作的習慣性技法

現在太多的網民在校內啊QQ簽名啊都能寫些這樣的文字

如果韓寒真的是用了心來諷刺

那他就變成魯迅了

不再是個青春作家了

但我覺得他依舊是個大男孩兒

至少寫作上是

～

說起青春

我覺得自己被這本書感動還是因為它觸及到了那個永恆的話題

關於青春 關於成長的話題

從9年前《三重門》里的林雨翔

到如今《他的國》里的左小龍

小說里的主人公長大了

韓寒長大了

我們也長大了

～

是啊

如果不是看到《他的國》 又想起《三重門》
我都快忘了韓寒也是個抒情高手呢

他用自己獨特的手法來寫成長過程中的失落和憂傷

林雨翔，在校學生，「一張落寞的臉消融在夕陽里」

左小龍，無業遊民（算是吧） 「你能發光，你應該飛在我的前面」

無論是林雨翔還是左小龍

他們都在成長的過程中，在青春的歲月里或是青春的尾巴上尋找著生活的方向

生活這個東西真的很玄乎

他可以讓不管是韓寒還是ROY都變得很迷茫

上面評論中作者認為左小龍是試圖改變現實社會的清醒的「局外人」

在我眼裡 左小龍則是一個想實現自己存在意義 默默尋找著生活方向的人

不知道韓寒的生活是怎樣的

但是現在的ROY被考試 工作 賺錢等等等等的東西充斥著

已經很久沒有像去年那樣和電影「into the wild」里的主人公產生共鳴了～～

當然

無論是哪種理解都是對的

人們常說的

「一千個讀者眼裡有一千個哈姆雷特」

「解讀文學就是再創作」

不過能引發不同的理解和感受

證明韓寒的文字更有魅力了 呵呵～

好吧

回到韓寒為《他的國》寫的那段序言

「就算你在大霧里開車摩托車飛馳找死，總有光芒將你引導到清澈的地方。」

我們都在尋找著生活的方向，縱然現實有多麼不如意，縱然有多少惆悵多少迷惘，總有光明將我們引導到清澈的地方……

希望最後我們都能找到心中的太陽。

③ 怎樣鑒賞小說

具體來說，應注意以下方面：
1．鑒賞人物形象
(1)從作者對人物的介紹和評價來把握人物；
(2)從人物的語言、行動和心理描寫來分析人物；
(3)從人物活動的社會歷史背景來理解人物；
(4)從多種不同的角度對人物作面面觀。
2．鑒賞故事情節
(1)找出線索，理清情節的來龍去脈；
(2)由事見人，看情節發展如何為人物塑造服務；
(3)見微知著，從場面和細節分析情節對表現主題的意義；
(4)賞析技巧，注意發現作者組織情節的藝術匠心。
3．鑒賞環境描寫
(1)分析環境對主題思想的暗示；
(2)分析環境對人物形象的烘托；
(3)分析環境對小說氛圍的創造；
(4)分析環境對小說情節的推動。
4．鑒賞語言
(1)注意鑒賞人物語言的個性特色；
(2)注意鑒賞作者運用語言的風格；
(3)注意從作品實際出發對語言進行具體分析。
5．主題的鑒賞
(1)從作者背景看主題；
(2)從人物塑造看主題；
(3)從情節發展看主題；
(4)從語言的情感色彩看主題；
(5)從整體傾向看主題。
希望可以幫到忙．．．．．．．．～

④ 怎麼鑒賞小說

如何鑒賞小說小說的學習和鑒賞是高中二年級語文學習的重點之一，也是新大綱、考綱確定的重點之一。三冊和四冊各有側重地安排了三個單元、共十二篇課文，其中講讀課文九篇，課內自讀課文兩篇，課外自讀課文一篇。所選課文均為古今中外名篇和節選，如魯迅、莫泊桑、契訶夫、馮夢龍等的短篇小說及《紅樓夢》、《水滸偉》、《母親》等長篇的節選。從中可以窺到文學作品之一 ——小說的全貌，也可大致了解小說的特點及鑒賞步驟和方法。 小說藝術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塑造有血有肉的生動感人的人物形象。學習和鑒賞小說，首先要學會剖析人物的性格特徵及塑造人物的手段和方法等，當然要先明確小說的三大要素及古典小說（中國）發展階段等相關常識。 小說是通過典型的人物形象、典型的社會生活環境和完整的故事情節的具體描寫，用以反映現實生活的一種文學體裁。 小說的三個基本特徵，一是通過人物的外貌、對話、行動和心理等描寫，塑造人物形象，表現人物或性格；二是要有一定的故事情節，通過對社會生活的細致描寫，表現復雜的矛盾沖突，敘述故事的發生、發展、高潮和結局，在情節的發展中展現人物性格的變化；三是描寫具體的社會環境，以表現人物和事件產生的歷史背景，社會條件，用來烘託人物，顯示人物的性格特徵。因此作者總是通過他筆下的人物形象，來描繪所處的時代，寄寓他所領悟的生活真理。而讀者也只有通過人物形象的認識去把握作品所反映的生活本質。 小說之所以具有獨特的藝術魅力是由於它塑造了具體感人的典型人物形象。 典型的藝術形象是指既具有獨特而鮮明的個性，又能反映一定社會的某些本質、具有某種共性的人物形象。即我們常說的個性和共性的統一，如我們剛學過的「套中人」別里科夫、「守財奴」葛朗台，及「祥林嫂」、「老栓」等典型藝術形象。 小說塑造人物的手段是多種多樣的，一般不會是單一的。既可正面描寫，又可側面烘托；既可進行語言、行動等直接描寫，也可通過環境描寫、細節描寫等來達到同樣的目的。 人物的性格和人物的行為是統一的，什麼樣的性格決定了有什麼樣的行為。所以，我們在分析人物形象時，應該注意人物的行動描寫。如「葛朗台與年齡不符的撲金器的行動」等，只有守財奴的他才做得出來。 語言也是揭示人物性格特徵的重要手段。因為，不同性格的人物，都有自己獨特的、個性化的語言習慣。我們從人物語言入手，就可以把握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徵。如葛朗台句句話不離金錢、佔有、交易，守財奴的個性特徵展示無遺。 心理活動是人物本性的再現，外貌描寫也可以反映人物內心，揭示人物性格，這些都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 小說是時、空的藝術，這里的空間主要指的是環境。環境是形成人物性格，並驅使其行動的特定場所。既包括自然環境又包括社會環境。 社會環境即人物活動、事件發生發展的社會背景，即時代特徵、社會風貌等。環境決定並影響人物的性格，同時，人物性格也對環境有一定的影響，如別里科夫對全城的轄制。二者相互統一。自然環境指人物活動的時間、地點、時令、氣候、地理風貌等。它常常是為製造氣氛、襯託人物的情趣、心境、表現人物的心理而安排的，一般都帶有作者的感情色彩，被當作是社會環境的暗示。發《祝福》中年關祝福的景象，《母親》中車站氛圍的描寫等。 需要注意的是環境對人物性格的體現起著強化作用。作者為了表現人物豐富復雜的性格，往往為人物設置各種不同的環境，用以「刺激」人物，以記錄其種種行為，從而顯露出性格。最後尚需提到的是環境所展示的世態風情不僅僅只為塑造人物服務，還有它自身的、獨立的審美價值。那麼，如何去把握（學習、分析、鑒賞）小說中的人物形象呢？除了理清情節，注意在人與人、人與環境（社會）的矛盾沖突中去認識外，必須按上面所說特點從下面幾個方面去分析。第一，要注意分析人物活動的典型環境（自然環境時間、地點、時令、地貌等和社會環境時代特徵、社會風貌）。它是文藝作品中的典型人物所生活的特定的環境，是一定歷史時代的社會生活、階級矛盾及其發展趨勢在作品中的具體表現。它也是形成人物性格和驅使人物行動的一切客觀條件的總和：離開了典型環境，典型人物的存在就失去了依據；同樣，離開了典型人物，我們所說的典型環境也就失去了任何意義。第二，要注意人物描寫（區別於塑造人物手段）方法，注意分析人物的語言和行動。人物的不同性格，主要通過人物言行（人物所獨有的）表現出來的。因為，「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我們只有通過語言分析等來了解人物的不同性格。小說中的人物語言包括獨白、對白，分析人物語言要注意人物的身份、地位，以及他所處的典型環境。第三，要注意分析人物的心理活動。小說中人物的心理活動，常常是通過人物在特定的環境中的思想活動揭示出來的。通過分析人物的心理活動，可以了解人物行動的思想基礎，使之更加真實、深刻，從而完整地理解人物形象。心理活動本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心理變化過程更是短暫的、稍縱即逝的。盡管如此，但心理活動也有其特點，也是有規律的。首先，任何一種心理變化，都與外界刺激相關，即與特定的典型環境相關；其次，心理變化過程也是有序的，不論由喜到悲，還是由悲到喜，都有一個變化的過程。因此，只要抓住典型環境和人物情感的變化，就可能理解人物形象。總之，我們應該明確以下三點：人物是「三要素」的中心，小說的主題思想正是通過人物形象的塑造展現出來的。分析人物自身形象，除了從外貌、心理、語言、行動等方面去綜合分析外，還要各有側重，抓住不同小說突出部分的描寫來分析，不能每篇小說都面面具到，掩蓋了特色。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更多的時候是融為一體的，是不可截然分開的。下面再談一談學習和鑒賞時如何認識小說中情節、人物、環境對表現主題所起的作用。主題是小說通過對現實生活的描繪和藝術形象的塑造所表現出來的中心思想，是小說的靈魂和學習鑒賞小說的終極目的。要把握小說主題，必須從情節、人物、環境這三個方面進行認真考慮。小說的主題貫穿於整個作品之中，是作品內容的核心。正是由於有小說主題的統帥，使小說各個部分構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我們還應該了解小說創作的時代背景和作家創作小說的動機，這一些對於我們正確把握小說的主題也是很有幫助的。最後，談一談小說的細節描寫。它是指文學創作中對人物的性格、肖像、語言、行動、心理及其周圍環境所作的細膩、具體的描寫。它極其生動、細致，是刻畫人物、描寫事件的最小組成單位。細節的描寫可能誇張，但前提是必須真實，後者是現實主義文學的必要條件。沒有生動、真實的細節描寫，形象就會干癟、蒼白，缺乏藝術感染力。但細節描寫必須服從主題的表達，有利於生動、具體地反映事物的本質特徵，以增強藝術效果。瑣瑣、冗長的細節描寫，往往損害人物性格，淹沒作品主體，模糊主題思想。小說的學習和鑒賞除了上面我們談到的幾點外，還要注意品味語言（不指人物語言描寫，而指作者的敘述和描寫語言。人物語言見前）和欣賞技巧（指作家駕奴文學語言，運用多種藝術表現手法及表達方式、修辭手法等等來構思文學作品塑造文學形象時所表現出來的熟練而又獨具特色的藝術技能等）。總之，具備了一定的生活經驗和正確的審美觀，加上對小說特點的把握，小說的學習和鑒賞並不難

⑤ 就小說的某一點進行賞析（情節、形象）

推薦兩篇，一篇是蘇童的《米》，另一篇是張抗抗的《殘忍》，兩篇都是3000多字，希望對樓主有幫助。

靈魂的還鄉 ——論蘇童的小說《米》

在蘇童早期的「楓楊村的故事系列」的小說《1934年的逃亡》、《飛越我的楓楊村故鄉》、《逃》等作品中,有大量的關於人們逃離故鄉去城市謀生的描述，這是蘇童在較長一段時期內小說創作的一個母題。小說中籠罩著的是逃亡者對自己生生不已，魂牽夢繞故鄉的追憶緬懷和強烈的歸鄉心緒，使人難以忘懷。逃亡者雖以不同的方式逃離鄉村進入城市，卻以相同的心態尋找歸鄉之路，踏上歸鄉之途。在《1934年的逃亡》中，蘇童借「敘述人」之口傾訴了逃亡者的心曲「我的楓楊樹老家沉沒多年\我們逃亡到此便是流浪的黑魚\回憶的路途永遠迷失。」這是楓楊樹人的迷惘、惆悵在字里行間漸漸跳越，激盪；留給人不盡的遐思。我們可以說這些小說是逃亡者在城市異鄉向故鄉的一次次的眺望。

長篇小說《米》即是通過一個極富傳奇性的故事,描述了楓楊樹人的精神在異鄉城市的流浪，表現他們的存在與虛無，現實與夢想，罪惡與救贖。小說包含著深刻的生命哲理和豐厚的文化內涵，蘇童從容不迫的敘述讓人們的心靈產生深深的震撼。很明顯，這部《米》的內涵，主題表現已不同於他以往的原鄉小說的敘事抒情形態。小說既沒有緬懷故鄉風物的純朴固陋，也沒有追憶少年往事的真率和燦爛多姿，鄉里的奇情異事，而是一改過去盪氣回腸，柔美沉溺的敘述美學風格，在對城市之俗之惡的大加鋪陳中，綿亘著對故鄉往事凄慘沉痛的回憶；或關於貧窮，飢饉，洪荒，或關於漂泊無定，或面對時移往事靈魂深處的悲涼感傷，或喪失生命之根的內在隱患。我認為，在這里，原鄉題旨和小說的傳奇性故事本身一樣，僅構成了小說的表層形態，它的深層意蘊則是小說對人的命運、存在問題頗具文化、哲學意味的思考。

在沾染難以治癒的性病之後，五龍做過一次認真的反思：也許他會在暗病的折磨下丟失整個生命，他冷靜地尋找他不可饒恕的錯誤，他發現他的心靈深處始終仇視著這個城市生活。但他的肉體卻在向他們靠攏、接近，千百種誘惑難以抵擋，他並非被女人貽害，而是被一種生活的慾望和夢想所害。於是，五龍遭受阿保之子報玉的殘害後對城市徹底絕望。

實際上，蘇童寫作小說《米》的初衷以及文本本身展現的意旨並不在於對尋根意義的探詢，而是著力地表現人對無限漂泊的恐懼和客居異鄉異地靈魂的無定。靈魂最終的歸屬離不開故鄉的土地和「元氣」，因此，晚年的五龍滋生了強烈的歸鄉意念。對城市的現實佔領，並不能驅散他精神改造的孤獨感和失敗感。他只能以自己的詛咒來維持自己鄉村人格的平衡與自足。他之所以沒有在心靈上被都市同化，也同時顯現了鄉村文化因子在他血液中積淀的深厚。「這就是城市，它是一個巨大的圈套，誘惑你自投羅網。為了一把米，為了一文錢，為了一次歡情，人們從鐵道和江邊碼頭湧向這里，那些可憐的人努力尋找人間天堂，他們不知道天堂是不存在的。」這是五龍對城市的徹悟，是他反躬自省之後的一種絕望的叫喊和詛咒！一旦清醒，五龍對城市人格的清掃就相當輕松，他買了三千畝地，買了兩車大米，他設計的「衣錦還鄉」的場面，給了他鄉村人格巨大的滿足。

前面我們提到，蘇童這部小說不同於現代傳統的「原鄉小說」，除故鄉意識、意象是小說故事的表層意蘊之外，這部小說與傳統「原鄉小說」還有這樣幾點差異：一是故鄉本身的傳奇性在小說中衍生成主人公五龍的傳奇經歷。五龍在洪水襲擊故鄉之後孑然一人逃向城市，開始長達幾十年的異鄉闖盪，在瓦匠街乃至整個城市的種種，直至客死歸鄉之路，構成從威風八面到孤寂沉淪的傳奇生涯。個人的傳奇性演義，取代了故鄉的傳奇色彩。二是「楓楊樹」故鄉的淳樸民俗、安寧吉祥、浪漫情致、村野軼聞並沒有得到鋪陳演繹，有關故鄉的這一切即使在五龍的記憶中也是一掠而逝。而在五龍心中永遠揮之不去、不堪回首的只有那場造成楓楊樹人空前災難的毀滅性洪水，這是小說中最沉重的「鄉愁」。三是小說沒有像以往「原鄉小說」那樣，主人公對自己的「楓楊樹故鄉」寄託浪漫的烏托邦式的「幻象」以平慰在異鄉的破碎的心靈。五龍的「神話」就是把自己在異鄉的「收獲」運回故鄉，實現「衣錦還鄉」的夢想，然後在自己購置的三千畝稻田中成為土地和「米」真正的主人。

五龍在生命即將老去之際，被喚醒「還鄉」意識，這是他渴望在故鄉洪水中飄浮的靈魂飛翔起來的夢想。五龍在城裡並沒有找到精神之鄉，一個楓楊樹男人的夢想即使在異鄉異地得以實現也並不能安妥他浮躁的無根無本的靈魂。五龍就如同生命線上的一點，連接城市與故鄉，不安定的靈魂渴望在還鄉中得到拯救，獲得解脫。

五龍的歸宿是死於還鄉之路，這是追尋靈魂錨地以求安息而不得的終極之旅。五龍最後的虛空表明：人為一種註定得不到的東西而求索，這就是求索的本質，無論生存還是死亡，人都要尋求一條路。因此，五龍靈魂的還鄉就只能在夢中完成，五龍所能實現的也只能是充滿恐懼、哀傷的虛幻感覺。整部小說通體都籠罩著那種哀婉、沉重的氤氳，時有時無，時隱時現，似意似境，語言打通了感覺與世界的對應，使作品灌注著生命的氣息。

小說基本實現了蘇童寫作時的想法：《米》主人公五龍是一個理念的化身，我嘗試一種強硬的人生態度，它對抗貧窮、自卑、奴役、暴力、孤獨，在對抗中他的生命沉浮著，發出了我喜歡的呻吟、狂喜和痛苦的聲音。

現代存在主義大師雅斯貝斯在論述人的自由選擇時強調，人的本然的自我存在只有通過非理性的，自由的，無條件的選擇才能實現。他認為：人永遠不能窮盡其身，人的本質不是不變的，而是一個過程；他不僅是一個現有的生命，在其發展的過程中，他還有意志自由，能夠主宰自己的行動，這是他有可能按自己的願望塑造自身。[2](P209)這一觀點可以說正是對小說主人公五龍的一種理性詮釋。「楓楊樹人」少年五龍，因為一場空前的洪荒逃離故鄉楓楊樹鄉村而進入城市，以此開始他的異鄉異地的漂泊生涯。這種對陌生世界——城市的「進入」，可以說是情理之中無奈的選擇，自古至今正成為許多人的一種生存選擇的模式。問題在於，五龍的進入城市，不僅徹底改變了他生命的深層本性，而且，幾十年的謀生與闖盪，城市依然沒有成為他棲居的所在，相反，靈魂絲毫沒有獲得片刻的安寧，城市像攪拌機旋轉起五龍的燃燒的慾望。 小說真實地刻畫了五龍逃離鄉村，流浪於都市的精神和生命歷程。五龍的都市流浪生涯無疑是《米》故事表層的核心。五龍是懷著對故鄉的依戀和對城市的幻想踏上逃亡旅程的。一方面，這種逃離有著歷史和現實的強制性（水災）；另一方面，又有著個體的主動性，盡管這種主動性在潛意識中也許是一種與曾經的五龍在楓楊樹鄉村的自足而安的生活態度呈完全相反的運動方向。這就是五龍的都市流浪不可避免地帶上了矛盾色彩，其現實流浪與精神流浪的背離趨勢必然會影響和伴隨他即將面臨的流浪生涯。

在五龍的都市流浪生涯中，生命成為一種不可饒恕的罪過，每個人似乎都必然的具有某種疾患的特徵。生命由絢爛的極致趨向死亡的極致。生命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惡毒與骯臟的猙獰面目在文本中呼吸與漂浮，一切綱常倫理和秩序准則全被顛倒和破壞了，一切生命的尊嚴、崇高、純潔、健康和美麗在詩一般的文字中滅亡殆盡。五龍並非懷揣陰謀與邪惡闖入城市的。但是，善良、淳厚的楓楊樹鄉風卻無法抵禦城市慾望的侵襲，城市文明的衍生物——人性之惡像毒蛇一樣迅速地纏繞著五龍。城市刺激起五龍的人性之惡，生命的原始慾望和野性迅猛地膨脹。在瓦匠街馮氏米店為背景的城市生活中，五龍漸漸地蟬蛻掉許多善良美好的品性，成為一個殺人越貨的地地道道的惡霸。狡猾、兇狠、無賴成為他的脾性。五龍在進城市後憑借其旺盛的生命力而使自己成為自己命運的主宰者。這表現在他首先很便捷地解決了溫飽和棲身之所，這是個人生命存在的先決條件。進入馮氏米店，使他徹底擺脫了飢餓給他帶來的恐懼，「米」的獲得和殷實，也使他得以繼續滿足其它慾望的實現。

小說濃墨重彩地刻畫了幾個城市家族的敗落，從而整體上寓言式地揭示了一種歷史的頹敗。《米》的基調是灰暗和壓抑的，充滿著一股冷氣。小說對五龍流浪命運的描述，是在整個都市生存群體的生存窘境和沒落氣象的背景上展開的，小說中的其他人物無一例外地掙扎著走向他們生命的黃昏。沉重的窒息感壓迫著小說主人公的同時，也壓迫著讀者的神經。小說是從家族的角度來串聯人物演進情節的，馮老闆的「大鴻記米店」家族的變質和衰敗是小說主體。

五龍橫行稱霸，為所欲為宣洩慾望的心理依據是他強烈的復仇意識。這是潛隱在五龍血液中的「情結」，它映現五龍生命中另一側面的品性。五龍與所有的人都處在一種敵對的矛盾關系中，他與地方鄉紳六爺呂丕基是仇恨的 ，最後五龍使他客死他鄉；他與阿保是仇恨的，一紙文書投給呂丕基，阿保葬身魚腹。而那八個可能使他染上性病的妓女，無一倖免地投入河中，溺水而死，甚至他也不放過他先後的兩個妻子織雲和綺雲，他對她們充滿仇恨和鄙視。用他的話講：「我靠什麼才有今天？靠的就是仇恨，這是我做人最好的資本，你可以真的忘記爹娘，但你不要忘記仇恨。」沒有任何精神追逐的五龍，在無聊中讓牙醫敲掉了全部健全的牙齒，鑲上滿口的純金假牙，以滿足他在楓楊樹鄉的兒時夢幻。金牙開口，這是富貴顯耀的標志，這是五龍走向虛妄的開始，「心靈始終仇視著城市以及城市生活，但他的肉體卻在向它們靠攏、接近，千百種誘惑難以抵擋。」
再次通讀小說《米》，我們再次聽到了這種聲音：《米》主人公五龍是一個理念的化身。我嘗試寫一種堅硬的人生態度，他對抗貧窮、自卑、奴役、暴力、孤獨，在對抗中他的生命沉浮著，發出了我喜歡的呻吟、狂喜或痛苦的叫聲。

解剖靈魂的一種選擇—評張抗抗中篇小說《殘忍》

每一寸中國的土地上都有知青的影子投影，每一個中國人的靈魂中都有知青的神經牽連。「知青」，這個獨具中國特色的人文景觀，既是說不完的跨世紀的社會現象，又是寫不完的跨世紀的文學題材。「知青」當年面臨怎樣的生存狀態？「知青」今天又將做出怎樣的命運選擇？有著八年北大荒兵團知青生活體驗，有著二十餘年知青題材寫作積累的著名作家張抗抗，直面人生，用她的中篇小說《殘忍》，把一代人的靈魂推到「文學」的手術台上，用「小說」這把手術刀進行了「殘忍」的解剖，對自己擅長的知青題材作了一次重大的超越，在思考的透徹和深刻中顯示出大家氣度。
《殘忍》寫的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那個年代，三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的故事，一個發生在北大荒黑士地上的「殘忍」故事：知青們遭受「殘忍」的迫害，牛錛為了心上人楊泱不被玷污，夥同馬嶸一起用「殘忍」的方式活埋了頂頭上司傅正連，自己大義凜然獨擔責任走向刑場，讓馬嶸活了下來，楊泱卻永遠失蹤。
讀完《殘忍》，回頭一看，毛骨悚然：

「殘」——雙方持「 戈」格鬥，寒光凜冽，鏗然有聲，留下一堆枯骨，走向生命的終結。
「忍」——鋒利的刀刃，插在滴血的心上，雪原蒼茫，萬籟俱寂。

這並非是故作神秘的文學索隱，而是動魄驚心後的警醒和反思。「殘忍」，一個飄浮於心靈世界的象徵符號，一個徘徊在「黑土地」上的黑色幽靈，把更多的思考留給了讀者。

傅正連——一種「殘忍」的存在

傅正連，這個「全方位籠罩了13連全體」的「說一不二的大連長」，存在的「價值」是在他「消失」以後體現出來的。「沒有連長 的日子過得很快很輕松」：「13連地界上方的天空格外晴朗、白雲格外溫柔、小河格外纏綿、莊稼格外招搖……就連指導員本人，眉頭都緩緩地舒展開來，人們大口大口地呼吸著深秋爽朗的空氣，大聲地談笑，再也不必左顧右盼，隨時提防著連長從背後忽然出現。」
為什麼連長的「消失」會給人們帶來這么多自由？連長是個惡魔，為什麼這個惡魔又能成為兵團的「先進典型」「光榮地存在」？
傅正連專制、獨裁，有著一切奴役者的共同「嗜好」：對權、色、財的瘋狂佔有。他的「手錶多多，北京天津上海表哪樣沒有」，可以私設公堂，吊打不服從命令的知青，安排看上的女知青做特殊的工作，禍害的人多了，作家較多地藉助工作組的手來揭露其惡行，而這些揭發的「證詞」對傅正連本人還是團部都十分不利，只有把他的「殘忍」合法地藏匿隱瞞。
傅正連本名叫傅永傑，不叫傅連長 、正傅連長而叫傅正連，因為這個名字能夠全面體現連長 的種性及職務。傅正連仗著叔伯當官，「種姓」是對傅正連靈魂剖析的一種定位。剝開傅正連「光榮」的紅色表皮，靈魂中浸透的完全是封建領主，甚而是奴隸頭人的思想毒液。
「一種人活著，那麼另一種人便不得不去死，他們無法容於同一片天空底下，就像牛錛和傅正連」，既然傅正連是一種「殘忍」的存在，牛錛也將採取相應的手段，用「殘忍」的方式將其懲罰。

牛錛——一種「殘忍」的報復

牛錛，這個為知青除害，懲處邪惡，代表「正義」的血性男兒，既秘密地挖掘陷阱活埋了傅正連，又為了不讓傅正連以「烈士」的名義 盜名欺世，大義凜然地挺身而出，公開了只有「天知地知」的除害懸案，救下了無辜的楊泱，庇護了同謀馬嶸而慷慨赴死，無疑是小說中最具個性最有光彩的人物，作家在嚴厲的批判中始終傾注著較多的同情和贊嘆。
牛錛浸透著作家強烈的主體意識，張抗抗深諳沈從文、汪曾祺「緊緊貼到人物來寫」，「氣氛即人物」的小說之道，更以凌厲的氣勢直面人生，重點場景總是塗抹濃烈的象徵色彩，「天人合一」，蘊含著深沉的哲理和詩情。牛錛在「最後的時刻」說出埋葬傅正連的地方，「天空霎時就暗了，太陽模糊成鐵青的冷光。雪和草的原野一片紫醬色」。「黑的血、白的泥土、血紅的草莖、灰綠的天空」組成小說的意象，擴充了人物的精神，拓展了思想的容量，「地球被掘出一個黑洞，洞穴漸漸擴大，像一個地獄的入口」。牛錛最後的形象，「一個黑色的影子，漸漸融入血紅色的天空。就像是荒野上慢慢移動著的一棵樹。蒼茫無垠的天地間，絕無僅有的一棵樹」。情緒化的感覺，將「自我」融入渾然一體的宇宙現象中。
牛錛和馬嶸對落入陷阱中的傅正連的審判，是《殘忍》中泣鬼驚神的篇章，也是他們「最為輝煌的一日」，「正義之神與他們同在」。傅正連長期迫害知青，逍遙法外，罪不可赦，但走向死亡的直接原因是想玷污牛錛的心上人楊泱。為了楊泱，牛錛終於以「殘忍」的方式報復了傅正連的「殘忍」。「老子是替天行道為民除害，我哪怕明天就死也不能讓你這樣的人再在世上多活一天！」牛錛的靈魂中流淌的仍是「水滸」式的梁山好漢意識。人類進入文明的20世紀。還以中世紀的方式「替天行道」，不能不說是時代的悲哀，而作家解剖的也正是這種生存狀態下人的靈魂。《殘忍》的開頭有個富有象徵意義的細節：牛錛把楊泱的搪瓷口杯碰掉在地，「廣闊天地」四個紅字中的「天」字磕破，成了「『廣闊地』沒有『天』」。「那時的中國惟獨沒有法院」。既然世道已「無法無天」，牛錛的「替天行道」當屬於時勢造英雄了。
出乎牛錛意外的是：牛錛為了楊泱，楊泱給他的說法是「殘忍」；牛錛為了馬嶸 ，馬嶸認為自己在以後的歲月里獨受記憶的折磨，牛錛的行為也是「殘忍」；13連全體知青為牛錛鳴冤請願，認為他伸張正義，將個人安危置之度外，藉以控訴傅正連的罪行，私下裡許多人都說牛錛下手太狠。其實，牛錛在當紅衛兵時，就用一把老虎鉗把一個被遣送老頭嘴裡的金牙一傢伙撬下來，這個張抗抗親自目睹過的「下手太狠」的細節，曾在她的《赤彤丹朱》等小說中寫過。牛錛是喝「狼奶」長大的，他沒有感覺到這是「殘忍」，而是一種革命的「正義」。牛錛至死也不明白，他的行俠仗義，只不過是在一種畸形的生存狀態下培養出的「殘忍」。

楊泱——一種「殘忍」的毀滅

楊泱，一朵美麗的鮮花，「當年連隊幾乎所有的男生，假如政策允許，都願意為她決斗一次」。決斗，意味著一種「殘忍」的毀滅。
傅正連，妄圖以權力佔有她這個連隊的兼職文書，楊泱用水果刀扎傷了他的胳膊，保護了自。因為楊泱，傅正連被牛錛「殘忍」地處決，楊泱成了激怒牛錛的主要動力。
牛錛，認為楊泱非已莫屬，在臨死前對馬嶸單獨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日後你替我娶了她吧，拜託了！他把楊泱當作自己的私有財產轉贈他人，其行為能說不是一種「殘忍」？
楊泱在傅正連失蹤後重新「露面」（從陷阱中挖出來）時失蹤，消失得沒有一點影子。楊泱，這朵美麗的花，領略了傅正連式的「殘忍」，目睹了牛錛式的「殘忍」，除了消失，她還能有什麼選擇？傅正連不能強占她，馬嶸不配得到她，牛錛永遠離開了她，她知道牛錛也只有牛錛才敢於為了她，為了爭一口正義之氣獻出生命，做出「無法無天」也是撼天動地的壯舉，這個世界上值得留戀的人消失了。楊泱在牛錛這個名字後面「究竟是一個問號，還是一個驚嘆號，或是一個句號。這個標點對於解釋楊泱在牛錛死後的失蹤至關重要」，飄散在空氣中的模糊的符號，再也無法捕捉，留下許多難解之謎，正是作家對人物命運的一種睿智的處理，對讀者接受心理的一種充分尊重。
楊泱的那床印著粉紅色牽牛花的被子成了一個美好的記憶，一種美麗的象徵。馬嶸曾在楊泱失蹤時伸手去被窩里摸了一把，作者捕捉了這個稍縱即逝的細節，道出馬嶸潛意識中的慾念。直到小說的結尾，馬嶸眼前還掠過楊泱那條粉紅色牽牛花的被面，在晚霞中漫過天邊。
馬嶸曾經苦苦地尋找楊泱，為了不違背和牛錛之間的生死誓盟。當他告別最後的「荒原」，進入新的「邊境」，去砍價、殺價的時候，他玩世不恭地似有所悟：幸好沒有娶楊泱，「真娶了楊泱，身邊那些女人們還能呼之即來揮之即去么？鬧不好打了離婚，他的財產還得分給楊泱一半吶……」

馬嶸——一種「殘忍」的解剖

馬嶸是「殘忍」中唯一的倖存者，整個「殘忍」的故事由他來串連，並由他的回憶復活到「原始狀態」。馬嶸因牛錛的豪俠而苟活，因改革的機遇而風光。「殘忍」是他總結人生，思索了20年後得到的一個「符號」。這個「符號」更是作家直面人生，從人的靈魂的解剖中提取的一個血淋淋的精核。
作家的解剖刀直逼馬嶸的靈魂。和牛錛相比，出身不好的馬嶸始終缺少男兒的豪氣和血性，顯得猥劣和狡黠。埋人的陷阱驚醒他的噩夢，荒原的幽靈使他不得安寧，他甚至認為牛錛用生命讓他活下來是為了讓他獨自一人承受記憶的折磨，而視牛錛的行為是「殘忍」。
告別荒原的獨白，是作家讓馬嶸靈魂的徹底暴露：牛錛真傻，為了一個女人，為了看不見摸不著的正義，搭上了一條命，要是活著多好，要是有錢，什麼樣的女人搞不到手。他甚至想到，「假如牛錛活到現在，同他一起搭檔做買賣，老闆恐怕就輪不到自己來做了。牛錛將永遠是老大，他充其量是給牛錛打工的，就牛錛那樣的人，如有一天要整治馬嶸一傢伙還不是白玩兒么？」牛錛地下有知，又當如何？
金錢的利刃割斷了人與人間相互依存的情感紐帶，也割斷了束縛精神的條條繩索，驅動了人的進取和創造。馬嶸在邊境貿易中大顯身手，他今天擁有的，非但當年傅正連用權力佔有的那丁點兒遠不可比，就是「兵團」的首長恐怕也遠沒有馬嶸今日的氣派和風光。金錢的利刃也切開了人性善良的薄膜，把一切潛藏的慾望甚而罪惡也統統放出。金錢可以把人間最美麗的東西「殘忍」地佔有，也可以把人間最寶貴的東西「殘忍」地毀滅。當拜金主義濁流把人的靈魂肆意污染的時候，留給世間的可能只有赤裸裸的「殘忍」。
《殘忍》從歷史的隱秘之處撬開了一道生銹的閘門，「黑土地」上有無悔的青春，慷慨悲壯，也有殘忍的故事，動魄驚心。正義以「殘忍」的方式表現，「替天行道」；卑劣以「革命」的名義包裝，把「殘忍」變成合法。既然面臨著一種「殘忍」的生存狀態，靈魂的「殘忍」也就不可避免。告別那個演出「殘忍」故事的荒原，面對社會轉型的拍岸濤聲，文學又該做出怎樣的響應？
「真正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對靈魂無情的解剖，「殘忍」能說不是一種勇敢的選擇？

⑥ 現代文閱讀如何賞析每次做語文試題總是現代文預讀部分丟分最多，哪位高人能指點一下迷津

讀的,套用這些,比較快.
語文解題方法歸類
一、表達方式：記敘、描寫、抒情、說明、議論
二、表現手法：象徵、對比、烘托、設置懸念、前後呼應、欲揚先抑、托物言志、借物抒情、聯想、想像、襯托（正襯、反襯）
三、修辭手法：比喻、擬人、誇張、排比、對偶、引用、設問、反問、反復、互文、對比、借代、反語
四、記敘文六要素：時間、地點、人物、事情的起因、經過、結果
五、記敘順序：順敘、倒敘、插敘
六、描寫角度：正面描寫、側面描寫
七、描寫人物的方法：語言、動作、神態、心理、外貌
八、描寫景物的角度：視覺、聽覺、味覺、觸覺
九、描寫景物的方法：動靜結合（以動寫靜）、概括與具體相結合、由遠到近（或由近到遠）
十、描寫（或抒情）方式：正面（又叫直接）、反面（又叫間接）
十一、敘述方式：概括敘述、細節描寫
十二、說明順序：時間順序、空間順序、邏輯順序
十三、說明方法：舉例子、列數字、打比方、作比較、下定義、分類別、作詮釋、摹狀貌、引用
十四、小說情節四部分：開端、發展、高潮、結局
十五、小說三要素：人物形象、故事情節、具體環境
十六、環境描寫分為：自然環境、社會環境
十七、議論文三要素：論點、論據、論證
十八、論據分類為：事實論據、道理論據
十九、論證方法：舉例（或事實）論證、道理論證（有時也叫引用論證）、對比（或正反對比）論證、比喻論證
二十、論證方式：立論、駁論（可反駁論點、論據、論證）
二十一、議論文的文章的結構：總分總、總分、分總；分的部分常常有並列式、遞進式。
二十二、引號的作用：引用；強調；特定稱謂；否定、諷刺、反語
二十三、破折號用法：提示、注釋、總結、遞進、話題轉換、插說。
二十四、其他：
（一）
某句話在文中的作用：
1、文首：開篇點題；渲染氣氛（記敘文、小說），埋下伏筆（記敘文、小說），設置懸念（小說），為下文作輔墊；總領下文；
2、文中：承上啟下；總領下文；總結上文；
3、文末：點明中心（記敘文、小說）；深化主題（記敘文、小說）；照應開頭（議論文、記敘文、小說）
（二）
修辭手法的作用：（1）它本身的作用；（2）結合句子語境。
1、比喻、擬人：生動形象；
答題格式：生動形象地寫出了＋對象＋特性。
2、排比：有氣勢、加強語氣、一氣呵成等；
答題格式：強調了＋對象＋特性
3；設問：引起讀者注意和思考；
答題格式：引起讀者對＋對象＋特性的注意和思考

反問：強調，加強語氣等；
4、對比：強調了……突出了……
5、反復：強調了……加強語氣
（三）
句子含義的解答：
這樣的題目，句子中往往有一個詞語或短語用了比喻、對比、借代、象徵等表現方法。答題時，把它們所指的對象揭示出來，再疏通句子，就可以了。
（四）
某句話中某個詞換成另一個行嗎？為什麼？
動詞：不行。因為該詞准確生動具體地寫出了……
形容詞：不行。因為該詞生動形象地描寫了……
副詞（如都，大都，非常只有等）：不行。因為該詞准確地說明了……的情況（表程度，表限制，表時間，表范圍等），換了後就變成……，與事實不符。
（五）
一句話中某兩三個詞的順序能否調換？為什麼？
不能。因為（1）與人們認識事物的（由淺入深、由表入里、由現象到本質）規律不一致（2）該詞與上文是一一對應的關系（3）這些詞是遞進關系，環環相扣，不能互換。
（六）
段意的歸納
1．記敘文：回答清楚（什麼時間、什麼地點）什麼人做什麼事
格式：（時間＋地點）＋人＋事。
2．說明文：回答清楚說明對象是什麼，它的特點是什麼，
格式：說明（介紹）＋說明對象＋說明內容（特點）
3．議論文：回答清楚議論的問題是什麼，作者的觀點怎樣，
格式：用什麼論證方法證明了（論證了）＋論點

⑦ 有沒有作家的現代文和它的賞析啊

巴金和他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

隨著新文學運動的成長發展，有越來越多的作家，形成自己獨特的思想藝術風格，並且通過不同的創作途徑，在不同的藝術領域內，作出了重大的貢獻。最初，是「五四」的風暴，使他們的思想受到震動和鼓舞，同時激發了他們對於新文學的興趣。從二十年代中後期起，他們陸續投身於文學工作；到了三十年代，就成為深受歡迎的著名作家。他們的文學主張和創作實踐，繼承發揚了「五四」文學革命的戰斗傳統，堅持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的政治要求和為被侮辱與被損害者呼號的現實主義的藝術原則，把新文學創作推向新的水平。其中，取得了突出成就的，是巴金、老舍、曹禺三位作家。

巴金，原名李芾甘，一九�四年出生於四川成都一個官僚地主家庭，少年時代曾目擊封建大家庭內當權勢力的種種腐朽丑惡生活，青年們受壓迫以壓犧牲的遭遇，「下人」們的極為悲慘的命運；這使他產生深切的激憤。在「五四」浪潮沖擊之下，他由最初朦朧的覺醒進而形成了強烈的民主主義革命要求。早年的這些生活和思想經歷，在他後來的創作中都有反映。一九二三年，他從封建家庭出走，到上海、南京等地求學。一九二七年初赴法國，在更為寬廣的天地里，接觸到各種社會思潮。其中，最吸引他的是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所揭示的民主主義理想。後來，他曾經說過：「我們都是法國大革命的產兒」(註：《巴金短篇小說集第二集·法國大革命的故事》)。一些俄國虛無黨人的主張和行為，也使他受到鼓舞。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這些內容復雜的思想影響的深淺不同的印記。

巴金的創作生活開始於一九二七年的旅法期間。當時，正當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由於大資產階級的背叛，從蓬勃展開的大好局面一下子跌進失敗的深淵。革命轉入低潮。美國政府不顧世界輿論的抗議，處死巴金奉為「先生」的無政府主義者凡宰地的消息，更使他感到震驚和悲痛。這些，都給他最初的創作帶來一種特殊的不安、騷亂的氛圍。早期作品《滅亡》、《新生》、《愛情三部曲》等都寫一群知識青年在軍閥統治的環境中所從事的種種活動。作者揭露封建軍閥統治的殘暴與不義，懷著很大的熱情塑造了杜大心、陳真、吳仁民、李佩珠等人物形象，贊美他們憎恨黑暗現實、追求光明未來和勇於自我犧牲的精神。這樣的思想主題，和人民革命的反帝反封建任務是一致的。因此，作品在當時不資產階級青年讀者中曾經引起較大的反響，有助於激發讀者變革舊現實的熱情；而通過上述人物的失敗和犧牲的命運，客觀上也顯示出了個人反抗的悲劇。但這些正面形象的思想性格中都有以「救世主」自居、脫離群眾和狂熱、偏激等毛病，他們自由散漫，肯定行刺暗殺等個人恐怖手段，視犧牲為自己唯一的神聖責任，這正突出地表現了他們的弱點和錯誤。作者在描寫中對他們採取了無批判的態度，事實上就是贊揚了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和極端民主自由的思想。在《愛情三部曲》的第三部《電》中，這種傾向表現得極為明顯。作品從工會，婦女協會、學校等各方面錯綜地描寫了某小城市中一個激進團體的反軍閥活動，著重寫了團體內部一群青年的生活、斗爭和死亡。雖然其中的陰郁氣氛已較最早的《滅亡》等作品有所減少，但從這個寄託了作者理想的革命團體的活動中，卻可更具體地看到思想方面的弱點和生活方面的破綻。這里沒有嚴密的組織和紀律，沒有堅強的群眾基礎，只有一些彼此思想接近的青年，憑著自己的熱情和勇敢就企圖在殘暴的反動統治下立刻打開一個局面。作者對那種只是出於狂熱，並不能給革命事業帶來切實好處的單純的獻身精神，也採取贊美的態度。這是一些瑕瑜互見的作品，在主要是鼓舞讀者向黑暗現實展開斗爭的同時，也不免會發生一些消極的影響。

在寫作《愛情三部曲》的同一個時期里，巴金曾於一九三一年冬到一個礦區生活了短時期。兩年後利用所得的素材寫成《萌芽》(《雪》)，因遭禁，兩度改名後自費出版。前此的小說《砂丁》，已經寫了礦工的苦難；而到《萌芽》，則進一步寫出礦工們改變現狀的強烈願望和團結一致地進行的斗爭。面對著新的生活題材，作者一時來不及充分熟悉，因此有些人物形象寫得不夠真實，但是，在這些作品中，作者不僅開拓了新的描寫領域，而且把憎恨黑暗現實的激情同對工人生活斗爭命運的真摯關切結合起來，表現了較有現實意義的內容。這是巴金創作的一個發展。

他的代表作是《激流三部曲》，包括《家》(一九三一年在《時報》連載發表，一九三三年初版)、《春》(一九三八年初版)、《秋》(一九四�年初版)三部，內容是通過一個大家庭的沒落和分化來寫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潰和革命潮流在青年一代中的激盪。作者以很大的激情對封建勢力進行揭露，歌頌了青年知識分子的覺醒、抗爭並與這種家庭決裂。對題材的熟悉的作者感受的深切，使這部作品獲得強烈的感染力量。在對青年進行反封建的啟蒙教育方面，《激流三部曲》，尤其是其中的《家》，曾起了很大的作用。

作品以「五四」的浪潮波及到了閉塞的內地——四川成都為背景，真實地寫出了高家這個很有代表性的封建大家庭腐爛，潰敗的歷史；用作家自己的話說：他「所要展示給讀者的乃是描寫過去十多年間的一幅圖畫」(註：《〈激流〉總序》)。高氏豪門外表上詩禮傳家，書香門第，但遮掩在這層帷幕之後的，卻是內部的相互傾軋，明爭暗鬥，腐朽齷齪，荒淫無恥。為了維護這個作為封建制度的支柱而又面臨崩潰的家庭，以高老太爺和克明為代表的那些衛道者，竭力奉持著禮教和家訓，壓制一切新的事物，甚至不惜以犧牲青年為代價。這就又加深了新與舊、當權勢力與被壓迫者的矛盾，並使年輕人遭受巨大的痛若。在《家》中，就有梅的悒鬱致死，瑞珏的慘痛命運，鳴鳳的投湖悲劇，婉兒的被逼出嫁，——這些青年女性的不幸遭遇，無不是封建制度以及禮教、迷信迫害的結果。作者通過這些描寫，表現了深切的同情和悲憤，並向垂死的制度發出了「我控訴」的呼聲。

然而這個家裡的新舊矛盾，畢竟已發生在「五四」時代。「五四」的浪潮掀起了青年一代的熱情和理想，也回深了他們對於舊的制度和生活的憎恨。《家》中的重要人物覺慧，便是這種受到新思潮沖擊的新生的民主主義力量的代表。他堅決反對大哥覺新的「作揖哲學」和「無抵抗主義」，他的信念很單純，對舊勢力 「不顧忌，不害怕，不妥協」。他的確是「幼稚」的，對周圍的一切還不能作出科學的分析，甚至感到「這舊家庭裡面的一切簡直是一個復雜的結，他這直率的熱烈的心是無法把它解開的。」但基於「五四」時代對舊的一切表示懷疑和否定的精神，他知道這個家庭是「無可挽救的了」。他並不想對「家」寄託什麼希望，而熱心於交結新朋友、討論社會問題、編輯刊物，創辦閱報社等等社會活動，「誇大地把改良社會、解放人群的責任放在自己的肩上」。即使在他與鳴鳳熱戀的時期，他在外面也「確實忘了鳴鳳」，只有回到那和沙漠一樣寂寞的家裡時，才「不能不因思念她而苦惱」。最後，覺慧無所顧忌地離開家而遠走了。作者通過覺慧寫出了革命潮流在青年中的激盪，寫出了包含在舊家庭內部的新力量的成長，也通過覺慧來對覺新的「作揖主義」和別人的懦弱性格作了批判。在《春》與《秋》中，從淑英、淑華等人的成長過程，可以看到覺慧的行動對這個家庭所產生的巨大影響。這一性格的確是給讀者帶來了鼓舞、帶來了「新鮮空氣」的。覺慧到上海是為了嚮往那裡的「未知的新的活動」，「還有那廣大的群眾和新文化運動」；作品並沒有正面地具體描寫覺慧離開家庭以後所走的道路，但對封建家庭的叛逆，常常是知識分子走上民主革命的起點。根據覺慧性格的邏輯發展，在中國具體歷史條件下，他是有可能經過較長時期的摸索而找到人民革命的主流和領導力量的。雖然環境氣氛和時代精神在《激流三部曲》中表現得不夠充分，使人不能十分真切地感受到那個家庭與當時各種社會關系的聯系，但作品寫到了「五四」革命浪潮的影響，寫到了四川軍閥混戰對人民的騷擾，也寫到學生們向督軍署請願和罷課的斗爭，以及地主派人下鄉收租等情況。這一切都表示這是一個人民革命力量正在觀苦鬥爭和不斷壯大的時代，而這種背景就給覺慧這些青年人的叛逆性格和出路提供了現實的根據。

覺新和覺民是始終貫串在《激流三部曲》里的人物，特別是覺新，作者對他所花的筆墨最多，而且可以說是整個作品布局的主幹。這是一個為舊制度所薰陶而失掉了反抗性格的青年人，心底里雖然有著是非和愛憎的界限，也理解奪去了他的幸福和前途、奪去了他所最愛的梅和瑞珏的是「全個禮教，全個傳統，全個迷信」，但他無力掙扎，只能傷心地痛哭，忍愛著精神上的痛苦。他是舊禮教制度下的犧牲者，但同時又不自覺地扮演了一個維護者的角色。作者對他是有一些批判的 (通過覺慧，曾多次批判他的怯弱)，但更多的是同情和原諒。讀者只有在把他當作一個犧牲者的心情下才可能產生一點惋惜；這種情緒卻往往又為人物自己的行動所否定了。覺民的性格是沉著的，也是比較定型的；作者給他安排了一個比較順利的遭遇，使他勝利地得到愛情，跨過了逃婚的斗爭。他也有改變和發展，但都是順著一條路向前的，他自信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在《春》和《秋》中，他已站在斗爭的前緣，不妥協地和那些長輩們當面爭辯，並衛護著淑英、淑華的成長。在給覺慧的信中，他說：「我現是在『過激派』了。在我們家裡你是第一個『過激派』，我便是第二個。我要做許多使他們討厭的事情，我要製造第三個『過激派』。」這第三個就是淑英，淑英的成長和出走，是貫串在《春》裡面的主線，而覺民的活動就為這件事的開展准備了條件。

在青年女性中，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犧牲者外，作者在《家》里還寫了琴和許倩如，這是正面力量的萌芽，雖然許倩如只是一個影子，而琴還正在覺醒的過程中。到《春》里，這種正面力量就有了成長，不僅琴的性格得到進一步的發展，而且出現了淑英。她從覺慧的出走引起了心靈的波動，從蕙的遭遇又深切地感到擺在自己面前的危機，於是在覺民、琴等人的鼓舞下，逐漸變得堅強起來，終於走上了覺慧的道路，理解了「春天是我們的」這話的意義。《春》和《秋》中所展開的是比《家》中更加深化了矛盾。在長輩們的虛偽與墮落的襯托下，《春》裡面主要描寫一些心靈純潔的少年男女的活動，為淑英性格的成長和覺醒提供了條件。情節的開展比《家》來得迂緩，而精神仍是一貫的。淑華的活動主要在《秋》里，這是一個性格單純開朗的少女，她的爽直快樂的聲音常常調劑了某些場面中的憂郁情調，給作品帶來了一些明朗的氣氛。她最後也逐漸成長起來，有了「戰斗的慾望」，而且與舊勢力進行了面對面的爭辯。和她成為對比的是淑貞的命運，正當淑華爭取到進學堂的機會的時候，淑貞就跳井自殺了。這是個生活在愚蠢和淺妄的包圍中而從來沒有快樂過的木然的少女，通過她的遭遇暴露了那些長輩們的虛偽和丑惡，說明了封建主義對於人們的精神上和肉體上的嚴重的摧殘。這些少女們的活動，包括綺霞、倩兒、翠環等人，是作品中的重要構成部分。

對於那些虛偽、荒淫和愚昧的老一代的人們，作者並沒有把他們漫畫化，卻仍然投予了深刻的憎恨和無情的詛咒。從高老太爺和《秋》裡面死去的克明身上，揭露了舊制度的衛護者們那種表面十分嚴峻而其實極端虛偽和頑固的本質。《春》裡面作者更多地勾畫了克安、克定等人的荒淫墮落的活動，他們的盜賣財物、私蓄娼優、玩弄丫頭奶媽等行徑是不堪入目的；而在他們的放縱和影響下，覺群、覺世等小一輩品質的惡劣也已逐漸成型，這正說明了這種制度和教育的腐朽、野蠻和殘酷。《秋》裡面所寫的面更擴大了，已不限於高家的范圍，周家和鄭家也佔了很大的比重；通過周伯濤、鄭國光、馮樂山、陳克家等不同人物性格的描寫，所謂書香縉紳之家的虛偽、墮落和無恥的面貌是更多方面地揭露出來了。這就不只補充了對高家那些「克」字輩人物精神墮落狀況的揭露，而且說明了這是一個制度的產物，充分地顯示了這些形象的社會意義。另外一些庸俗、潑辣和愚蠢的女眷們的活動，例如陳姨太、王氏、沈氏等，更以她們的丑惡形象引起了人們的深深的厭惡。而通過一些性格善良的人們的犧牲，例如蕙的死和葬，枚的死，以及一些不幸的丫環的命運，封建統治階級的「吃人的」面貌和作者的極端憎惡的感情就表現得更為鮮明。

在《秋》的最後，覺民說：「沒有一個永久的秋天，秋天或者就要過去了。」作者曾說他「本來給《秋》預定了一個灰色的結局，想用覺新的自殺和覺民的被捕收場」，但在友情的鼓舞下，他決定「洗去了這本小說的陰隨的顏色」(註：《〈秋〉序》)。這個預定的計劃更接近於他在《愛情三部曲》或者《滅亡》、《新生》等作品中一再作過的藝術安排；但在願望給讀者以樂觀和鼓舞的情緒支配下，他終於改變了預定的計劃，給作品增添了健康和明朗的色彩。早期作品中有所流露的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影響，在這里已經很難找到了。小說關於新的力量和新的道路雖然都還寫得相當朦朧，但仍然有很大的鼓舞力，能夠吸引讀者憎恨那種腐朽沒落的制度，並為美好的未來而斗爭。封建社會在中國經歷了特別漫長的歷史歲月。到了現代，在狂風暴雨般的人民革命的連續打擊下，它的解體仍然是極其緩慢的；而且一面走向列亡，一面繼續虐待、摧殘、殺害各階層的人們，包括封建階級成員自身。所以，以控訴封建家庭、封建制度的罪惡為主旨的《激流三部曲》，具有強烈的戰斗意義，它曾激動了幾代青年讀者的心靈。

巴金還有《復仇》、《光明》、《將軍》等短篇小說集，從更多的方面，反映動盪不安的社會生活。如《還鄉》寫鄉民們反對惡霸鄉長的尖銳的斗爭；它的姊妹篇《月夜》描寫了這個惡霸殺死了參加農會的農民的慘象。《煤坑》通過一個初下窯的礦工的感受，描寫了煤礦工人的悲慘生活。也有許多篇從各種不同的角度描繪了知識分子的不同面貌，如《知識階級》和《沉落》都是揭露某些大學教授的卑劣行徑和虛偽的丑態的。《春雨》里則寫了一個不滿哥哥只求混飯吃而自己勇敢地走向革命的知識分子。此外，作者還根據自己廣泛的經歷和知識，寫過好些篇取材於外國社會生活的小說。《馬賽底夜》描寫了隱藏在資本主義豪華都市中的罪惡和荒淫。《馬拉的死》取材於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重要歷史事件。《神·鬼·人》短篇集中的幾篇則寫出了某些日本人的精神空虛的面貌。《將軍》描寫流落在中國的白俄貴族的沉淪。這些短篇一般都是攝取一個生活片斷或就一兩個人物的性格來寫的，不只反映的生活面較長篇廣闊，在構思和藝術表現的集中精煉上，也有它獨特的成就。有些作品，如《狗》、《幽靈》等，主要採用象徵的筆法，描繪現實生活中嚴酷的矛盾和斗爭。這些短篇，處處都顯示出作家對於人世間不幸和苦難的高度敏感，迷漫著由此而來的內心不安和痛苦，同時卻又激盪著對於美好前景的憧憬和追求：它們都是巴金短篇小說共同的思想特色。這些作品，大多具有浪漫主義的色彩。

這個時期里，巴金還有《憶》、《短簡》、《旅途隨筆》、《生之懺悔》等散文集，其中大部分是談自己的生活、思想和創作的。在中國現代作家中，巴金可能是最喜歡跟讀者談論自己的作家了，而且總是那麼親切，那麼坦率，從不掩飾自己的愛憎、歡樂和懊喪。這些散文清麗流暢，將敘事和抒情融合在一起：感情在敘述中回盪，事實隨著情緒的急流展開，虛實相間，揮灑自如，寫得很有魅力和光彩。

抗戰期間巴金寫了長篇小說《火》，共分三部。前兩部描寫抗戰爆發後上海青年的抗日救亡活動，以及上海淪陷後由這些青年人組成的戰地服務團所進行的各種抗戰宣傳和組織民眾的工作情形，比較鮮明地刻劃了其中一些成員的性格特點，表現出了作者的愛國主義熱情和對侵略者的憤慨。第三部寫於一九四三年，抗戰後期國民黨統治區的政治情況給作者帶來了陰隨失望的情緒，因此它和前兩部雖然在故事情節上尚有一些聯系，但氣氛和情調卻顯然不同，而且通過一個基督徒來宣揚「人類愛」，在思想上既有明顯弱點，在藝術上也比較枯燥。

作者這種陰郁失望情緒也表現在他一九四四年以後所寫的幾部作品裡。在長篇《憩園》、《第四病室》、《寒夜》和短篇集《小人小事》中所寫的故事，可以說都是生活在「寒夜」中的一些「小人小事」。這些作品的內容大致都是通過那些善良人物的不幸遭遇，揭露國民黨黑暗統治的後果，表現了作者對那個社會的悲憤的控訴和抗議。作者在《第四病室》的《小引》中說：「我一個朋友剛剛害霍亂死去，這里的衛生局長(用我們家鄉的土話解釋，他倒是名符其實的『衛生』局長了)還負責宣言並未發現霍亂。」他對國民黨反動統治懷有不可抑止的憤怒，不過在早期作品中較多見的作家主觀熱情的宣洩，已被對於社會生活的細致刻劃所代替了：同樣是對於舊世界的抨擊，在表現手法上卻有所不同。這些小說所寫的都是些平淡而悲痛的故事，雖然氣氛比較低沉，但並未失去對生活的信心和希望，對黑暗勢力的揭露仍然相當有力。

在《〈沉落集〉序》中，巴金曾說他的作品都是在「憤慨的情緒下寫成的」，而且自述：「態度是一貫，筆調是同樣簡單。沒有含蓄，沒有幽默，沒有技巧，而且也沒有寬容。這也許會被文豪之類視作淺薄、卑俗，但是在這裡面卻跳動著這個時代的青年的心。我承認我在積極方面還不曾把這個時代青年的熱望完全表現出來，但是在消極方面我總算盡了我的力量：在剪刀和朱筆所允許的范圍內，把他們所憎恨的陰影畫出來了。」這段話大體上是可以概括他的作品的特色的。作者創作力量旺盛的時代是青年時期，他筆下的人物也大致都是青年，而他的作品的讀者主要也是青年。在《家》的《後記》中，他說：「我始終記住：青年是美麗的東西。而且這一直是我的鼓舞的泉源。」事實上，巴金正是把自己的作品看作青年的贊歌的：他歌頌青春的美麗和成長，而詛咒那些與青春為敵的摧殘生命的勢力。這里顯示了他創作的特點，也包含了他創作的弱點。青年知識分子熱情勇敢，富有朝氣，易於接受新思想，自然值得贊美；但這些小資產階級的知識青年雖然渴望進步，而出身和教育所賦予他們的缺點也很多，作者未能站在更高的水平上來看待這種進步力量，引導他們克服自己的缺點，卻往往站在同一水平來同情的原涼他們，這就不免帶來某些消極影響。巴金的這種創作態度，和創作品風格特色也是有密切聯系的。因為是青年人彼此間的熱情的鼓舞和心靈的交流，所以它不需要含蓄或幽默，也沒有餘裕來從事藝術的雕鏤；它需要的是單純、熱情、坦白、明朗，這樣才能夠溝通彼此間的感情，打動對方的心曲。加上巴金的語言流暢，就更容易使人很快為作品中人物的命運、他們的悲哀和歡樂所吸引，而且自然地引起了人們的激動。貫串在他作品中的那種對舊制度強烈的憎恨和熱情地鼓吹反抗和變革的精神，鼓動了許多青年讀者的正義感和不滿舊現實的激情，並引導他們走向反抗和革命的道路。「五四」以後的新文學，就整體而言，很長一段時期里都是以學生、青年知識分子為主要讀者對象的。盡管如此，和其他許多作家比較起來，在與青年讀者關系之密切、影響之廣泛等方面，巴金的作品仍然獲得特殊的成就。他一直是位深受青年喜愛的作家。

魯迅曾經稱贊說，「巴金是一個有熱情的有進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數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註：《且介亭雜文末編·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他在舊中國的二十多年的創作生涯中，先後寫下四百多萬字的作品，具有廣泛的國際影響；同時，巴金還有大量的譯作，其中包括屠格涅夫等人的文學名著。由他主編的《文學叢刊》，編選出版了許多優秀的文學作品，內中不少是青年作家的處女作。他還編過《文學季刊》、《文季月刊》等刊物。所有這些，都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⑧ 中國當代小說賞析

從蘇童身上我們看到，中國電影因其創造的獨特形象，在使法國公眾接受中國當代文學時起到不容懷疑的作用。但電影在為蘇童吸引了異域關注的目光的同時，也對異域觀者產生了誘導，強化，而不是修正了其文化思維模式和民族集體想像；對於被接受的作家而言，這並非是一種豐富因素，而是一種固化因素，它對作家完整的、真實的文學形象的樹立產生了阻力。

新時期以來的中國當代文學，憑借其強大的爆發力和創新力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發展。緊貼中國現實的時代氣息，豐富多樣的寫作主題，不拘一格的寫作手法，形態各異的文學思潮，使得這一文學在國際上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

法國是一個有著悠久漢學歷史的國家，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法國漢學界就敏銳地捕捉到新時期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的新趨勢，翻譯了當時很多「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的代表作。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中國當代文學在法國的翻譯更出現了持續穩步上升的態勢，中國文壇的主力人物幾乎都擁有了法譯本作品。近年來，中法文化交流尤為頻繁，特別是中法文化年期間，巴黎圖書沙龍首度邀請中國作為主賓國，將中國當代文學作為主推對象，三十餘名中國作家應邀赴法，與法國讀者直接接觸，進一步引發了法國出版界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出版熱情和法國公眾對中國當代文學的閱讀興趣，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當代文學在法國的翻譯出版，進一步擴大了中國作家在法國的影響力。

如果談到在法國受到關注較多，影響較大的中國當代作家，蘇童是一個不得不提的名字。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起，法國先後出版了六部他的作品：《妻妾成群》（Epouses et concubines,1991年，弗拉馬利翁出版社）、《紅粉》（Visages fardés,其中還收錄了《婦女生活》，1995年，畢基耶出版社）、《罌粟之家》（La Maison des pavots，1996年，中法文對照版，友豐書局）、《米》(Riz,1998年，弗拉馬利翁出版社)、自選小說集《紙鬼》（Fantómes de papiers，其中收錄十八篇短篇小說，1999年，德克雷德·布魯韋出版社）,以及去年剛剛出版的《我的帝王生涯》（Je suisl'empereur de Chine，2005年，畢基耶出版社）。

蘇童的文學創作始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但真正令他為廣大中國讀者所熟知，並為他帶來國際性聲譽的，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小說《妻妾成群》的問世。蘇童也同樣是憑借著這部作品吸引了法國人的視線，登上了法國的文學舞台。在張藝謀獲獎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的光環照耀之下，《妻妾成群》迅速擁有了法譯本，普通本出版不久便又出了袖珍本，並以鞏俐的倩影作封面，封底則標明小說為電影原本。《妻妾成群》在法國的發行量達到六萬冊，成為在法國最暢銷的中國當代小說之一，蘇童的名字也在一夜之間為法國的漢學界、文學界和普通讀者所知曉。在法國出版界，兩三千冊的銷量就可以收回成本，一般的中國文學作品達到六七千冊的銷量，已經是不錯的表現，因此，作為蘇童在法國被翻譯的第一部作品，《妻妾成群》六萬冊的銷量是一個很高的起點。改編電影的成功，帶來了蘇童小說商業上的成功，令蘇童從眾多的中國當代作家中脫穎而出，迅速走入法國讀者中間，贏得了較大的讀者市場，這是很多隻求被翻譯就好，並不計較銷量的中國作家難以企及的，這也使得蘇童成為一個法國出版商從其身上能看到相當商業價值的作家。

同時，與電影的緊密關系，使得蘇童在法國的接受方式成為一個特例。大多數在法國得到譯介的中國當代作家，首先是以某一方面獨特的文學品格（作品敘述層面的先鋒實驗性、思想層面的探索性或哲學性、內容上的現實性和批判性等等）吸引了某一位或某一些法國漢學家的注意，然後藉助其推薦，逐步得到翻譯和出版，在一個並不短暫的過程中，逐漸獲得法國漢學界更廣泛的認可，最終引起文學批評界和法國大眾的注意。而蘇童在法國被發現、被譯介、被接受的過程直接而迅速，幾乎沒有任何過渡。可以說，因為改編電影成功而帶來的強大的商業連鎖反應，使得法國漢學界、文學界和普通讀者對蘇童的認識和接受幾乎是同步的，漢學界在後兩者的認識和接受過程中，並沒有起到原有的引導作用，作家的形象不是依靠漢學家有選擇的翻譯和有側重的推介而逐步塑造出來的，而是由電影以其強大的傳播力和視覺影響力，在讀者閱讀文本之前，先入為主地、直接而直觀地植入了讀者的腦海。

蘇童在法國的這種起步方式對他日後在法國的譯介產生了微妙的影響，而要分析這種影響，我們必須先了解法國人是怎樣來解讀《妻妾成群》的。

法國的一家雜志這樣評論蘇童的《妻妾成群》：「蘇童不動聲色地描寫最殘酷的折磨，最隱秘的痛苦。喊叫、暴力，甚至是巫術都像在一層薄霧中，或者是在一層紗幔後出現。一些富有詩意的細節，例如知更鳥的歌唱，蜿蜒的紫藤，奇特而引人側目。這種奇異的視角，不僅遠沒有減輕閱讀的焦慮，反而令人更加恐懼。表面上簡單的文字，實際上是一座迷宮。沒有一個人物可以作為標准，因為沒有一個人令人同情，也沒有一個人令人厭惡。這些黑色的靈魂同時也是受害者。發瘋的頌蓮，不停地圍著棄井轉來轉去，是最為恰當的形象。」這樣的評論具有相當的代表性，我們無權去指責這樣的解讀，從闡釋學的角度來說，每個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妻妾成群》，更何況很多中國讀者所讀到的《妻妾成群》也正是上文所描述的形象。但是從這樣的解讀中我們不難發現，法國文化背景下特有的接受視域，使得法國讀者對於蘇童作品的某些因素尤為敏感。蘇童所精心營造的陰森恐怖的氛圍，神秘詭譎的意象，暗合了法國讀者對於陌生而遙遠的東方世界的集體想像；頌蓮們的悲劇命運，又能夠引起法國人對於生活在黑暗制度下的東方女性的深刻同情。漢學家安妮·居里安曾經從法國人的角度談到改編成電影的當代中國小說和西方讀者的關系問題，她寫道：「許多中國作家希望看到自己的作品搬上銀幕，這既能使他們出名，又能為他們帶來可觀的收入；因此他們的寫作受到誘惑，追求強烈的視覺風格和可能引起西方人的興趣、使他們入迷的意象，而他們展示的是西方人可能已經了解的那個中國，帶著古典色彩，卻不是當代中國（然而小說和電影都是當代的）；為此，他們求助於中國文化中一些對西方而言富有異國情調的乃至公式化的意象，如《妻妾成群》的大宅或有人在抽鴉片的屋子。」蘇童寫作的初衷當然不是為了取悅西方讀者，但安妮·居里安的話印證了蘇童作品中的某些因素，特別是敘述層面的某些因素，即使在作者的創作意圖中並非最重要的部分，卻恰恰是可以引起法國讀者興趣的閱讀興奮點。

蘇童曾說，「我的終極目標不是描繪舊時代，只是因為我的這個老故事要放在老背景和老房子最為有效。試想一下，如果我把《妻妾成群》改寫，拋開外表所有可以剝離的東西，那些院子、宅子等，我可以把它處理成當代生活中四個機關女職員和一個上司之間的關系，這樣寫不是也很有趣嗎，會變成完全不同的另一篇小說。」對於蘇童而言，歷史僅僅是一件外衣，一個襯託人物表演的布景，他的目的是以歷史為道具，描寫、探索人性中復雜的方面。然而，正是因為以遙遠的時代為背景，有了與現實拉開距離的敘述空間，才使蘇童的敘述才華得以充分地發揮，恣意綻放。細膩的心理描寫，含糊玄妙的意境，准確的細節將《妻妾成群》的故事講得如此生動、如此逼真、如此精彩；而蘇童的描寫越是靈氣十足，越令法國讀者感受到作品強烈的異國情調，令其為之入迷，流連於作品華麗的外表，深陷於作者引人入勝的故事，卻失去了撥開情調、意象的迷霧去追尋掩藏其中的內在實質的意識，忘記了作者並不是為了講故事而講故事。蘇童意欲擺脫的具體的歷史背景和故事情節，卻牢牢地吸引住了法國讀者的視線，精彩絕倫的故事帶來的「感官性」的享受主導了他們的閱讀。如果真的將《妻妾成群》的故事改為四個機關女職員和一個上司的故事，離開陰沉恐怖的舊宅院和裹足的小腳，也許蘇童作品的思想性、普世性會得到更為有力地凸現，會更為有效地傳達給法國讀者，但蘇童在法國的命運也許也將改變了。

《妻妾成群》內在思想性的被忽視是不是意味著蘇童的敘述才華和寫作風格得到了法國讀者充分的肯定？問題似乎並不這么簡單。安妮·居里安在談到法國新小說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影響時說道：「雖然新小說較晚被翻譯到中國，但它產生了巨大的精神影響。例如薩羅特、羅伯-格里耶，他們的理論著作和小說都被翻譯成中文，並且得到廣泛討論。像《古典愛情》和《在細雨中呼喊》的作者余華，以及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小說原本的作者蘇童，他們在新小說技巧的影響下開辟了一條新的道路，打破了敘述的線性，採用多視角的寫作。」在安妮·居里安的描述中，蘇童是一個具有先鋒實驗性質，在敘述技巧上有獨特追求的作家。《妻妾成群》雖然講述的是一個舊派的故事，也借用了一些古典小說的元素，但它並不等同於傳統小說，蘇童有意識地在其中融合了具有現代性的敘述手法，並創造了獨特的敘事風格。他在行文中取消人物對話的標點符號，使得小說人物和敘述融為一體，相互制約相互輔助，在閱讀和感官體味上更為流暢；他採用語言「陌生化」手法，以產生特別的審美感覺和深邃意味，令小說的敘述話語創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語言表達範式。同時，他大量使用句號，而不是具有強烈感情色彩的感嘆號，以處於零點的情感狀態、盡量不動聲色的態度進行敘述，使讀者的感受不再是從語句中被動地獲得，而是從相關的情景和細節中主動地獲得。作者冷卻了自己的主觀情緒，以不褒不貶的態度敘述一切，退讓出闡釋空間，由讀者在閱讀中獲得了一種能動的判斷。他還大量地運用長段，以控制小說的節奏，小說的敘述語調也變得平緩從容，不動聲色，形成舒緩沉靜的敘述風格。

然而在《妻妾成群》的法譯本中，原文的行文方式與結構被改變，原文中本沒有引號的對話全部加上了引號，多處對話結尾的句號被改換為感嘆號這樣具有明顯感情色彩的標點，原文中很多長段被斷成短段。事實上，由於中法兩種語言的差距較大，將原文中的一些形式進行改變，使之符合法語的表達習慣、易於讀者接受本無可厚非，但進行這種改變需要十分謹慎的態度，因為作者的語言特點、整部作品的風格是與其表達形式密切相關的，上文提到的無引號對話、句號標點及長篇段落可以說直接體現著作者的風格，甚至本身就是作者風格的組成部分。但它們卻在翻譯出版過程中流失了，這種流失不論是譯者的選擇還是出版商的選擇，其用意都在於將作品淺析化，減少閱讀障礙，增強作品的可讀性，從而將讀者的閱讀重點指向作品的故事層面。經過這樣的翻譯處理，很難想像蘇童的敘事魅力是否還能較為完整地傳達給法國讀者。

事實上，中國當代文學在法國的出版具有兩種較為明顯的並行不悖的特徵。一是追求具有轟動性的作品，例如獲獎電影的原本小說，或是在中國引起巨大爭議，能夠刺激法國公眾神經，顛覆西方人對中國的傳統印象的作品；例如，李碧華的《霸王別姬》、李曉的《門規》，衛慧、棉棉作品的翻譯，這種翻譯追求的更多的是一種短期的商業效應，更多地反映的是出版商的選擇，而不一定是漢學家的偏好。二是著眼於作家的文學創作品質和創新獨到之處，力求反映中國當代文學特有活力和創造力，例如對先鋒派作家余華、格非、馬原等的譯介，對尋根派作家韓少功等的譯介，這種翻譯較少考慮商業因素，主要著眼於促進法國社會對中國當代文學的了解，逐步樹立作家的國際聲譽。

應該說蘇童《妻妾成群》的翻譯屬於第一種類型，因此也就不難理解在《妻妾成群》的翻譯中，譯者和出版商強化作品中能夠引起讀者閱讀興趣的因素，而忽視在文學審美層面上具有重要意義的敘事手法的傾向。而在《妻妾成群》之後，作為一個在法國已經獲得商業成功和一定知名度的中國作家，蘇童似乎也因此失去了成為第二種出版對象的機會。即使翻譯家希望在翻譯中保留蘇童的敘述特徵，也可能在和更看重商業利益的出版商的周旋中妥協。《米》的翻譯者諾埃爾·杜特萊就曾提到：「在形式方面，蘇童將對話融於敘述之中，沒有使用引號將其明顯地標示出來，有時會令人難以分辨這些話是出自對話還是人物的內心獨白。英文版保留了這種手法，而遺憾的是法國出版社並沒有這樣做。」

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法國出版界、文學界還是普通讀者，對蘇童的印象始於《妻妾成群》中所創造的那個充滿神秘的中國意象的舊宅院和悲劇性的東方女性形象。可以說，《妻妾成群》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固化了蘇童在法國讀書界和普通讀者心目中的形象。因此，蘇童被翻譯成法語的作品大都屬於所謂的「新歷史小說」和「婦女系列」，所有關於蘇童作品法譯本的評論和介紹，無一不提到蘇童是《大紅燈籠高高掛》小說原本的作者。時值2005年，法國出版社寧可選擇蘇童1992年的作品《我的帝王生涯》，而不考慮蘇童較為新近的《蛇為什麼會飛》這樣的現實題材作品。雖然蘇童也在法國出版了短篇小說自選集，但其影響遠不及《妻妾成群》之後的《紅粉》和《米》。

2004年巴黎圖書沙龍介紹受邀中國作家的手冊上，關於蘇童的條目基本上概括了法國公眾對蘇童的印象：「蘇童非常擅長描寫模糊遙遠的歷史，他的小說經常以中華民國和封建時代作為背景。令他名聲鵲起的是描寫女性的作品，例如1989年被張藝謀搬上銀幕的《妻妾成群》。他的筆觸敏感細膩，具有內斂的詩意，傳達出悲劇意味，在苦難、墮落和頹敗的背景上，描繪現代人物和歷史人物復雜、猶疑的精神狀態。」如果說，不通曉中文的法國讀書界和普通讀者對於蘇童的印象來源於他第一部在法國獲得成功的作品，這並無可厚非，那麼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情況相當熟悉的漢學家對蘇童又有怎樣的認識呢？

有中國評論家說：「蘇童是一位善變的作家，他從不願意固定自己的風格，他甚至視風格為一種『陷阱』。從『楓楊樹』、『香椿街』到『婦女樂園』，從歷史到現實，從古典到現代……蘇童的創作視點始終游移不定，他每次都以迥然不同的形象刺激著讀者的閱讀習慣。」但在法國，漢學界對蘇童的認識卻並非如此。正如我們在上文所提到的，由於蘇童在法國的一炮走紅，使得漢學界與普通法國公眾幾乎在同一時間接觸到蘇童，很多漢學家對蘇童的印象也始於《妻妾成群》，從而忽略了蘇童其他類型的創作，例如為蘇童博得中國文學界最初贊揚和肯定的「香椿街」的故事和蘇童晚近的關注現實的作品。同時，由於蘇童在法國已經具有一定知名度，法國出版商在出版蘇童作品時具有相當的主動性，漢學家的注意力可能更集中在另一些需要其大力推介的作家身上；而出版商對蘇童作品有選擇性的出版，在不斷強化《妻妾成群》對讀者造成的印象的同時，也對漢學家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使其只將目光放在蘇童女性題材和歷史題材的作品上，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米》的法語本譯者諾埃爾·杜特萊在他的《中國當代文學愛好者使用概要》中這樣概括蘇童的創作：「蘇童喜歡將他的小說置於他並不了解的歷史背景中，並且擅長描繪女性形象。」

上文我們提到專攻中國當代文學的漢學家安妮·居里安曾把蘇童與余華相提並論，指出新小說對他們的影響，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安妮·居里安注意到蘇童在敘述層面上的獨特性和文學品質，並不受制於蘇童作品的歷史外衣。但這樣的聲音似乎顯得十分微弱，更多的漢學家執著於蘇童所虛構的歷史，所塑造的女性形象，這種傾向貫穿了對蘇童《妻妾成群》之後的作品的解讀。以《紅粉》為例，從故事情節上看，蘇童在其中描寫了舊時代妓女秋儀、小萼在新中國成立後幾經沉浮的生活，寫就了一曲女性曲折凄婉的命運悲歌。我們且不論作者寫作的立意究竟是什麼，讓我們來看一看法國漢學家是怎樣進行解讀的。

「在《紅粉》中，蘇童描寫是在1949年後，在共產主義制度剛剛建立的最初階段，兩名被帶進勞改營進行改造的妓女的生活。」

——諾埃爾·杜特萊

《中國當代文學愛好者使用概要》:蘇童的小說「以虛構的方式表明了雖然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極力禁止，但舊中國的某些東西依然存在，無法被消滅：那就是不符合社會規范的對性的慾望，那種遠不是潔身自好的賢妻良母所應具有的女人的慾望……蘇童筆下的女主人公的腦子里在想些什麼呢？性慾，她們強烈的性慾，似乎為她們畫出了人生的軌跡。毛澤東強調男女平等，甚至是男女無別，而這些女人卻費盡心機想要在男人的生活中佔有一席之地，靠男人過日子。」

——瑪麗-克萊爾·於奧

《紅粉》法譯本序言：「兩名在解放後被強制改造的妓女，厭棄可以自主，卻失去性生活的辛勞生活，死心塌地地要依靠男人過日子。這種女性觀是否與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彌漫在文學話語里的女性厭惡論同出一轍？至少，這一觀點表現的是對任何形式的烏托邦的拒絕，對舊式小說的永恆真理的認同——直至作者的風格也是如此：男人永遠是男人，女人永遠是女人，金錢永遠是金錢。」

——安熱爾·皮諾和伊莎貝拉·拉碧《1994年-1997年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作品綜述》

被帶進勞改營進行改造，只是《紅粉》中情節的一部分，而諾埃爾·杜特萊則把它放大為小說的主要內容，在他的概括下，《紅粉》儼然成為一部反映敏感的政治問題的具有揭露性的小說。瑪麗-克萊爾·於奧則將重點放在了「性慾」兩個字上，在她的不乏女性解放意味的話語中，秋儀、小萼這兩個舊的靈魂在新的生活來臨之際的失重與掙扎，實為「性慾」與壓抑女性慾望的社會制度之間的激烈沖突。而安熱爾·皮諾和伊莎貝拉·拉碧則對作者的女性觀提出了質疑，從作品中讀到的是作者「男性話語霸權」的嫌疑。

蘇童一再強調：「我把女人當成男人來寫。」「我首先關注的是人的問題，人性的問題，人的生存處境，性別特徵是裹在裡面涌現出來的。其他問題都是次要的。」然而，這樣的表白無法阻止法國漢學家在截然不同的意識形態、知識結構的支配下，對他的作品所作出的解讀。誠然，秋儀和小萼可以是兩個抽象的靈魂，但既然在作者的筆下，她們生活在剛剛解放的中國，她們是妓女，她們有著依附男人的意識，從她們身上就有可能讀到政治、性和男性霸權。如果說這是蘇童有意識或無意識的表達，不如說這是西方社會最為敏感，最為關注的話語在蘇童作品中的影射。

當漢學家的眼光也往往局限於蘇童作品的經驗層面，忽視作品的隱喻意義，無法跳出蘇童無意中挖掘的歷史陷阱的時候，不難想像法國媒體和普通讀者是否有能力走出這個其實由他們自己編織的中國幻象。讓我們再來看看法國媒體和出版界是怎樣來評價蘇童想要表達「一種不確定性，包括人的身份和處境的不確定性」的作品《我的帝王生涯》的。

「作者細致的描繪，讓我們沉浸在一段想像的中國歷史中。由於出生在歷史被全盤顛覆的文化大革命時期，蘇童懷有一種重塑歷史的激情。」

——菲利普·畢基耶出版社網站

「在歷史與虛構之間，蘇童描繪的世界極端殘酷，帶著一點中國式的感性的情色肉慾色彩。」

——馬賽某書店負責人

「這是一部構思精巧的小說，充滿異國情調，精緻的中國風物俯拾皆是。」

——法國《讀書》雜志

無可否認，這樣的介紹有嘩眾取寵之嫌，強化蘇童作品中的政治性、地域性和性色彩在一定程度上是出於商業目的的有意之舉。但從中我們似乎可以看到蘇童的尷尬：作為一個已經走入法國讀者中間，並在法國出版界獲得一席之地的中國作家，蘇童在逐漸擺脫自己文學地位的地域性，融入法國文學系統的進程中，卻不斷地在被強化其文學作品的地域色彩。被法國文學、文化系統接納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受制於法國文化定勢，無條件地接受「他者」對「我」的文化定位的過程。

從蘇童身上我們看到，中國電影因其創造的獨特形象，在使法國公眾接受中國當代文學時起到不容懷疑的作用。但電影在為蘇童吸引了異域關注的目光的同時，也對異域觀者產生了誘導，強化，而不是修正了其文化思維模式和民族集體想像；對於被接受的作家而言，這並非是一種豐富因素，而是一種固化因素，它對作家完整的、真實的文學形象的樹立產生了阻力。

文學作品所包含的豐富因素為我們提供了多種角度去解讀它，蘇童的小說也不例外，更何況文化的差異，截然不同的接受視野有時會為解讀一部作品、一個作家提供意想不到的角度，開拓另一種曲徑通幽的可能。然而，我們忍不住去期待，是否有一天，在法國，人們能夠撥開彌漫在蘇童作品之上的或陰郁、或凄婉，充滿誘惑的迷霧，去發現那個為他們所忽視的，也許是一個更本真的蘇童呢？走出了中國的蘇童，什麼時候能夠走出這層迷霧，在更宏大的文學宇宙中得到釋放呢？

⑨ 求一篇現當代文學賞析方面的文章

1 我國現代小說繼承我國古典小說創作的優良傳統，借鑒別國小說創作的寶貴經驗，隨著「五四」運動的發生發展而產生發展，具有鮮明的現實主義色彩。魯迅在五四運動爆發前夕，創作出《狂人日記》這我國現代文學的第一篇小說，繼而寫出《孔乙己》、《葯》等，共十四篇小說編成《吶喊》；接著創作出《祝福》等十一篇小說，編成《彷徨》。魯迅創作小說，「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我怎樣做起小說來》）。他的這些短篇小說，取材廣泛，塑造出各種類型的典型性格，揭露出封建社會、封建禮教的吃人本質，揭示了舊社會的種種病根，具有寬廣深刻的社會意義。特別是《阿Q正傳》，塑造出一個辛亥革命時期農民的典型，意義更為深遠。阿Q從物質到精神都受到殘酷壓榨、嚴重戕害。他從被壓迫者的樸素直感歡迎革命，但不理解革命，終被混入革命的反動勢力當作搶犯殺害，從而反映了舊中國農民的悲慘命運，揭示了辛亥革命的歷史教訓，提出了喚醒農民覺悟的重要問題。阿Q的「精神勝利法」，以虛幻的勝利代替實際上的失敗，不能正視自己被壓迫的悲慘地位，更概括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各種各樣的人的病態心理，暴露了「國民的弱點」和舊社會的病根，能夠引起療救的注意。魯迅是我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茅盾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開始小說創作。《蝕》，包含《幻滅》、《動搖》、《追求》三個中篇，各篇獨立，人物互異，表現了當時一些知識青年所經歷的曲折、痛苦的路程；《虹》，表現了女主人公沖出家庭牢籠、走向集體主義的道路；《路》、《三人行》，表現了青年學生在嚴重白色恐怖下逐漸覺醒參加斗爭的過程。這些作品標志著茅盾在現實主義創作道路上的前進。1932年前後，茅盾先後創作出了傑出的長篇小說《子夜》，和著名的短篇小說《林家鋪子》、《春蠶》。《林》反映出當時民族工商業風雨飄搖的處境，《春》表現了當時農民豐收增債的命運。1941年，茅盾創作出了《腐蝕》，控訴了特務組織殘酷鎮壓進步青年的罪行。《子夜》，是茅盾的代表作。它以民族資本家吳蓀甫和買辦資本家趙伯韜之間的矛盾斗爭為全書的主線，以上海為中心，反映了1930年前後波瀾壯闊的社會生活和錯綜復雜的矛盾斗爭，顯示了革命力量的蓬勃發展。它塑造了眾多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特別是塑造了吳蓀甫這個民族資本家的典型形象。吳蓀甫野心勃勃、精明強悍、果決專斷、冷酷無情，很有發展民族工商業的雄心和魄力，但終於逃不出趙伯韜的魔爪，幾乎用自殺來結束自己悲劇性的命運。《子》，通過塑造吳蓀甫這個典型形象，深刻地揭示出半封建半殖民地舊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破產的必然性，暗示出他們只有參加工人階級領導的革命斗爭才有真正的出路。茅盾以《子》等不朽作品和其他文學活動，奠定了他在我國現代文學史上非常重要的位置。


2 巴金在1929年初，發表了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說《滅亡》，表現了在北洋軍閥血腥統治下的上海，一些在「五四」新思潮鼓舞下，尋求社會解放道路的知識青年的苦悶和抗爭。「愛情三部曲」：《霧》、《雨》、《電》，一部側重描寫人物在戀愛中的性格表現，二部側重描寫人物處理革命與戀愛的關系，三部愛情描寫不多，側重展現某城一個激進團體的反軍閥斗爭。以上作品的青年主人公，都是舊世界的判逆者，但還沒有找到正確的革命道路，反映了當時不少知識青年類似的矛盾和苦悶。「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是巴金的代表作。它在「五四」新思潮波及閉塞內地的歷史背景中，聯系著成都這個社會環境，展現高家這個封建大家庭的生活情況，表現出封建階級分子的頑固腐朽、荒淫殘酷，他們之間的明爭暗鬥、互相傾軋，他們和覺醒青年之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提示了封建制度必然崩潰的命運。它塑造了眾多的各種人物的形象：有高老太爺、克明這樣舊制度維護者的形象，有克安、克定這樣荒淫卑污的形象，有鳴鳳、淑貞這樣以死表示反抗的形象，有覺慧這樣覺醒反抗的形象，更有覺新這樣內心矛盾的形象。覺慧無所顧忌地離家遠走，固然閃爍著叛逆性格的光彩，覺新這個內心矛盾的典型形象，卻更別有深刻意義。覺新既受舊禮教毒害甚深，也受到新思想的觸動。他庇護反抗封建秩序的弟妹們，資助他們逃出家庭牢籠；但他雖然理解是禮教、傳統、迷信奪去了他最愛的梅、瑞珏和幸福、前途，卻總是逆來順受，只會痛哭。「長房長孫」的特殊地位，使他承擔著沉重的精神負累，成了封建家族制度的殉葬品。覺新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重要的藝術典型。巴金以「激流三部曲」等優秀作品，奠定了他在我國現代文學史上非常重要的位置。

另外：鑒賞文學小說，主要是鑒賞典型性格。鑒賞典型性格，要扣住故事情節的發展，著意體會作品對人物所作諸多描寫的表現力量。要在腦海中展開故事情節，展現生活圖景，浮現人物形象，展開人物活動，鋪開相關人物語言、行動所體現的矛盾斗爭，著意體會典型人物在這矛盾斗爭中的語言、行動……的表現意義，深刻理解典型人物的性格特徵；從接觸活生生的人物形象當中受到形象的感染，從體會人物個性當中理解人物性格的典型意義，理解作品的主題及其社會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