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日本小說集魯迅周作人
1. 周作人與魯迅關系如何變化
有瓜葛。正當周氏兄弟都在苦苦地反思自己的人生選擇，以至自身的生存意義時——在這樣的時刻，他們本應互相支持、補充，攜手共進，卻於一天早上，宣布決裂，從此，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說，「東有啟明，西有長庚」，「兩星永不相見」。見陳漱渝：《東有啟明，西有長庚——魯迅與周作人失和前後》(載《魯迅研究動態》1985年5期)。此句語出《詩經·小雅·
大東》。陳文引述了魯迅母親對許欽文四妹許羨蘇所說一段話：「龍師父給魯迅取了個法名——長庚，原是星名，紹興叫『黃昏肖』。周作人叫啟明，也是星名，叫『五更肖』，兩星永遠不相見。」這樣的結局，無論是魯迅，還是周作人，都不曾料及，甚至可以說，是他們所不願意接受的。
但事情畢竟還是發生了，而且來得那麼突然。
查周作人與魯迅日記，直到「失和」事件發生前夕，他們兄弟的感情都極為融洽。這是1923年1月至7月的有關記載——
1月1日，周氏兄弟共同邀請沈士遠、沈尹默、張鳳舉、徐耀辰、孫伏園吃雜煮汁粉。據沈尹默回憶，五四前後，有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每逢元旦，八道灣周宅必定邀請友人宴集，座中大部分是北大同人，談話范圍極其廣泛，有時也不免臧否當代人物……
1月17日，《晨報副鐫》同時發表周作人《愛羅先珂君的失明》與魯迅《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從〉以後的幾句聲明》。
1月20日，周作人與愛羅先珂共同宴請日本友人今村、井上、丸山、清水等，魯迅也在座。
2月17日，周作人約友人茶話，到者有郁達夫、張鳳舉、徐耀辰、沈士遠、沈兼士、馬幼漁、朱遏先等，魯迅也在座。這是郁達夫與周氏兄弟第一次見面。
3月8日，周作人在《晨報副鐫》上發表《綠洲七·兒童劇》，文章憶及童年時代與魯迅一起在桂花樹下自編自演兒童劇的情景。
4月8日，魯迅、周作人攜豐一共游中山公園，章川島、李小峰亦在。
4月15日，魯迅、周作人共同出席《北京周報》總編丸山昏迷為16日歸國的愛羅先珂與20日離京的藤鄰舉行的宴會。席間，愛羅先珂、魯迅、周作人、徐祖正、藤鄰等合影。宴會後又共同出席北大學生許欽文、董秋芳等組織的文藝社團春光社集會，魯迅、周作人均為該社指導。
5月10日，周作人與魯迅小治餚酒共飲三弟建人，並邀孫伏園。這是周氏三兄弟最後一次歡聚。
5月13日，上午周作人與魯迅又同赴春光社集會。
5月14日，日本東洋音樂學校講師田邊尚雄在北大二院講《中國古樂之價值》，周作人口譯，魯迅也在座。
5月26日，周作人治酒邀客，客人有澤村、丸山、徐耀辰、張鳳舉、沈士遠、馬幼漁等，魯迅也在座。
6月3日，《北京周報》六十七期發表以魯迅與周作人的談話為依據的《「面子」和「門錢」》，署名「兩周氏談」。
6月26日，周作人與魯迅在祿米倉張鳳舉家相遇，同飯。
6月29日，周作人與魯迅同往北大新潮社，並與李小峰、孫伏園在北大第二院食堂就餐。
6月，魯迅、周作人合譯的《現代日本小說集》由商務印書館初版發行，署周作人譯，內收魯迅譯作十一篇，周作人譯作十九篇。
7月3日，周作人與魯迅同至東安市場，又至東交民巷書店，又至山本照相館。買雲岡石窟佛像寫真十四枚，又正定本佛像寫真三枚，共六元八角。
但在7月14日，魯迅日記中突然出現了這樣的記錄：「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餚，此可記也。」周作人日記中卻無一字記此事，但這畢竟透露了一點「消息」。
7月17日，周作人日記記載：「陰。上午池上來診。下午寄喬風函件，焦菊隱、王懋廷二君函。」周作人承認，這則日記原來大約還有約十個字涉及他與魯迅矛盾的內容，但被他「用剪刀剪去了」。周作人：《知堂回想錄·一四一，不辯解說(下)》，第424頁。但「池上來診」卻頗值得注意：池上是常來八道灣看病的日本醫生，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有癔病。據俞芳回憶，魯太夫人曾對她說：「信子患有一種很奇怪的病：每當她身體不適，情緒不好或遇到不順心的事，就要發作，先是大哭，接著就昏厥過去。」俞芳：《我所知道的芳子》，載《魯迅研究動態》1987年7期。那麼，信子是否也發生了類似的病呢?這一天，周作人所住的後院里肯定是不寧靜的。
7月18日，周作人給魯迅寫了一封信，全文是——
魯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難，——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里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親兄弟失和--周作人與魯迅決裂真相(2)
據說，這天晚上細雨霏霏。周作人曾訴過深夜聽雨之苦：「北京除了偶然有人高興放幾個爆仗以外，夜裡總還安靜，那樣嘩啦嘩啦的雨聲在我的耳朵已經不很習慣，所以時常被它驚醒，就是睡著也彷彿覺得耳邊粘著面條似的東西，睡得很不痛快……」周作人：《雨天的書·苦雨》，第6頁。那麼，這一夜，周作人又有幾度驚醒呢?
7月19日，周作人日記中有「寄喬風、鳳舉函，魯迅函」一句。魯迅日記中也只寥寥幾字：「上午啟孟自持信來，後邀欲問之，不至。」節制的簡勁的敘述背後，又隱藏著怎樣的情感的大風暴呢?
下午，一場大雨從天而降。
接著是沉默的一周。
7月26日魯迅日記：「晴。上午往磚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書籍。」魯迅決心離開兄弟朝夕共處的八道灣了。
8月2日，周作人日記：「下午L夫婦移住磚塔胡同。」L即指魯迅。同日，魯迅日記：「雨，午後霽。下午攜婦遷居磚塔胡同61號。」雨後的八道灣應是安謐的，彷彿一切都沒有發生。當魯迅向它投去最後一瞥，心裡在想什麼呢?
接著又是漫漫的難耐又難堪的沉默。
十個月以後，終於爆發——
1924年6月11日，魯迅日記：「……下午往八道灣宅取書及什器，比進西廂，啟孟及其妻突出罵詈毆打，又以電話招重久及張鳳舉、徐耀辰來，其妻向之述我罪狀，多穢語，凡捏造未圓處，則啟孟救正之。然後取書、器而出。」據說周作人拿起一尺高的獅形銅香爐向魯迅頭上打去，幸虧別人接住，搶開，才不致擊中……
魯迅、周作人兄弟一場，竟發展至「罵詈毆打」，旁觀者看來，簡直難以置信。
當事人又何嘗不是如此。細心的讀者不難注意到，在失和事件從發生到發展的全過程中，魯迅與周作人，始終處於神情恍惚、失控的狀態中。周作人說：「我昨天才知道……」魯迅則「邀欲問之」，他們對事情的發生不僅毫無思想准備，甚至感到莫名其妙。以後的行動：搬家，相罵，以至毆打，都是鬼使神差，自己也把握不住。彷彿兩個人都在驚恐地問道：怎麼了?到底發生了什麼?!……
真是誰也說不清楚。
周作人不說話了。魯迅也不說話了。對於這件事，魯迅本人在他生前沒有一個字發表。周作人也一再表示：「不辯解。」他說：「大凡要說明我的不錯，勢必先說對方的錯。不然也總要舉出些隱秘的事來作材料，這都是不容易說得好，或者不大想說的，那麼即使辯解得有效，但是說了這些寒傖話，也就夠好笑，豈不是前門驅虎而後門進了狼嗎?」周作人：《知堂回想錄·不辯解說(上)》，第423頁。
於是，正像一位研究者所說，魯迅與周作人失和這件事，就蒙上了一層神秘色彩陳漱渝：《東有啟明，西有長庚》，載《魯迅研究動態》1986年第5期。。這里僅能根據有關材料作一點探索。
魯迅、周作人雖聲明「不說」，但暗示卻是有的。1924年9月，魯迅輯成《俟堂專文雜集》，署名「宴之敖」；1927年4月，在所作《鑄劍》中，又用「宴之敖」命名復仇者「黑的人」。據許廣平回憶，魯迅對這筆名有過一個解釋：「宴」從門(家)，從日，從女；「敖」從出，從放(《說文》作，游也，從出從放)，意「即是被家裡的日本女人逐出的」。那麼，魯迅是將兄弟失和的責任歸之於周作人夫人的。
周作人前述「不辯解」的宣言中已經暗示：兄弟失和關系著一些「隱秘」而說出來又會使雙方都陷入被動的事情。周作人晚年(1964年10月17日)在寫給香港友人鮑耀明的信中曾明確表示：1964年香港友聯出版公司出版的趙聰的《五四文壇點滴》，「大體可以說是公平翔實，甚是難得。關於我與魯迅的問題，亦去事實不遠，因為我當初寫字條給他，原是只請他不再進我們的院子里就是了。」同年11月16日致鮑耀明的信又說：「魯迅事件無從具體說明，惟參照《五四點滴》中所說及前次去信約略已可以明白。」查趙聰《五四文壇點滴》中有關周氏兄弟失和的文字，除引證魯迅日記中有關兄弟失和的記載外，也僅有如下幾句：「許壽裳說過，他們兄弟不和，壞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據說她很討厭她這位大伯哥，不願同他一道住。」——看來，周作人只肯定了一點：兄弟失和的原因是，他的夫人不願同魯迅一道住，至於為何「不願」，周作人迴避了。
再看看與魯迅、周作人關系最為密切的有關人的看法。魯老太太曾對人說：「這樣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這真出於我意料之外。我想來想去，也想不出個道理來。我只記得：你們大先生對二太太(信子)當家，是有意見的，因為她排場太大，用錢沒有計劃，常常弄得家裡入不敷出，要向別人去借，是不好的。」俞芳：《我記憶中的魯迅先生》
周建人在《魯迅與周作人》一文中說，正好當年5月14日他離京赴滬，未能目擊這場家
庭糾紛，事後魯迅也未跟他談過；但他認為，魯迅與周作人的分手，「不是表現在政見的不同，觀點的分歧，而是起源於家庭間的糾紛」。朱安夫人曾「很氣憤地」向人說過：「她(信子)大聲告誡她的孩子們，不要親近我們，不要去找這兩個『孤老頭』，不要吃他們的東西，讓這兩個『孤老頭』冷清死。」俞芳：《周建人是怎樣離開八道灣的》，載《魯迅研究動態》1987年第8期。
許廣平則在《魯迅回憶錄》「所謂兄弟」一節中說：「魯迅在八道灣住的時候，起初每月工資不欠，不夠時，就由他向朋友告貸，這樣的人，在家庭收入方面是一個得力的助手」，這時，家庭關系是好的，「後來，由於欠薪，加以干涉別的人事方面」，就妨礙了周作人夫人信子的權威，「『討厭起來了』，於是就開始排擠魯迅」。許廣平回憶，魯迅還對她說過，「我總以為不計較自己，總該家庭和睦了吧，在八道灣的時候，我的薪水，全部交給二太太，連同周作人的在內，每月約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請日本醫生來，過日子又不節約，所以總是不夠用，要四處向朋友借，有時候借到手連忙持回家，就看見醫生的汽車從家裡開出來了，我就想：我用黃包車運來，怎敵得過用汽車運走的呢?」魯迅還回憶說，周作人「曾經和信子吵過，信子一裝死他就屈服了，他曾經說：『要天天創造新生活，則只好權其輕重，犧牲與長兄友好，換取家庭安靜。』」許廣平還回憶說，周作人「惟整日捧著書本，其餘一切事情都可列入浪費精力之內，不聞不問。魯迅曾經提到過，像周作人時常在孩子大哭於旁而能無動於衷依然看書的本領，我無論如何是做不到的」。
魯迅的好友與周作人也有在日本同住的情誼的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中說：「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對於魯迅，外貌恭順，內懷忮忌。作人則心地胡塗，輕信婦人之言，不加體察。我雖竭力解釋開導，竟無效果。致魯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廳而他總不覺悟，魯迅遣工役傳言來談，他又不出來；於是魯迅又搬出而至磚塔胡同。從此兩人不和，成為參商，一變從前『兄弟怡怡』的情態。」
同為魯迅、周作人朋友的郁達夫在《回憶魯迅》中說：「據(與周作人關系密切的張)鳳舉他們的判斷，以為他們兄弟間的不睦，完全是兩人的誤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說魯迅對她有失敬之處。但魯迅有時候對我說：『我對啟明，總老規勸他的，教他用錢應該節省一點，我們不得不想想將來。他對於經濟，總是進一個花一個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從這些地方，會合起來，大約他們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當時與魯迅、周作人雙方都有密切交往的章廷謙(川島)曾對魯迅博物館工作人員說：「魯迅後來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謠說魯迅調戲她。周作人老婆對我還說過：魯迅在他們的卧室窗下聽窗。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為窗前種滿了鮮花。」②轉引自陳漱渝：《東有啟明，西有長庚》。說到周作人夫人與魯迅關系緊張的原因時，川島則說：「主要是經濟問題。她(羽太信子)揮霍得不痛快。」②
以上直接、間接的材料說明了什麼呢?可能得出的結論僅僅是，魯迅與周作人的失和不是出於政治、思想、人生選擇上的分歧，而純屬家庭內部的糾紛。如果再要進一步判斷其中的是非，就很難說了。盡管前述證人中有不少人偏向於對周作人夫人的譴責，本書作者卻願持更謹慎的態度。把一切罪責(大至國家興亡，小至家庭離合)都歸於女子，倒是中國的傳統，但卻為魯迅、周作人一致反對。還是中國的一句古話說得對：「清官難斷家務事，」對於家庭內部的糾紛，旁觀者為什麼一定要亂插嘴，當「法官」呢?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還是「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吧。
也許周氏兄弟對這件事的心理的、情感的反應，才是我們更應當關注的。
魯迅在「被八道灣趕出後」(魯迅語)，即大病一場，前後達一個半月之久。而且，從1923年至1927年長達四年時間里，魯迅一些文章的字里行間都透露出魯迅對失和一事時時刻刻不能忘懷，每有觸及，即引起揪心的苦痛與難忍的憤怒。我們可以把有關材料排列於下：
1923年8月兄弟失和，魯迅搬出八道灣，遷居磚塔胡同61號。
1923年10月1日—11月18日魯迅大病。
1924年5月魯迅移居西三條胡同新居，因回八道灣取書，兄弟再次發生沖突。
1924年9月魯迅輯成《俟堂專文雜集》一書，署名「宴之敖」，內含「被家裡的日本女人驅逐出去」之意。
1925年3月16日魯迅《犧牲謨》發表，對專要別人犧牲的「利己主義者」予以嘲諷。
1925年6月29日魯迅作《頹敗線的顫動》，表現了一個被家庭逐出的老女人的復仇意志。1925年11月3日魯迅以周作人1917年在北京患病的經歷作素材，寫小說《兄弟》，無情地揭示所謂「兄弟怡怡」的不可靠。
1927年4月3日魯迅作《鑄劍》，用「宴之敖」命名復仇者「黑的人」。折磨著魯迅的，是一種「被利用」的感覺；他為他的所愛者作了最大限度的自我犧牲，在失去了利用價值之後，就被所愛者無情地放逐，這是魯迅絕難忍受的。一時間，「眷意與決絕，愛撫與復仇
，養育與殲除，祝福與咒詛」交織於心魯迅：《野草·頹敗線的顫動》，《魯迅全集》第2卷，第206頁
。……
周作人又如何呢?從表面上看，他比魯迅平靜得多，他照樣地作文，上課，出席各種會議。但1924年6月，在兄弟間大打出手後的第二個月，他寫了一篇《「破腳骨」》。據川島說，這是針對魯迅的。在文章中，他暗示魯迅是個「無賴子」，並且作了一連串的「考證」：「破腳骨官話曰無賴曰光棍，古語曰潑皮曰破落戶，上海曰流氓，南京曰流屍曰青皮，日本曰歌羅支其，英國曰羅格……《英漢字典》中確將『流氓』這字釋作劫掠者，盜賊等等也。」這惡毒的咒罵出自溫雅的周作人，幾乎是難以置信的；足見他心中怨恨之深。
折磨著周作人的，是一種強烈的「上當受騙」感。1923年7月25日所寫的《自己的園地·舊序》里，他重復了7月18日給魯迅的字條里所說的「過去的薔薇色的夢都是虛幻」這樣的話。他確實有一種幻滅感：他覺著在受了自己最信任的人的欺騙以後，就很難再相信人生的美好和諧。所以他說「現在所見的」充滿了殘酷的、欺騙的、虛偽的不和諧，不完全的人生「或者才是真的人生」。但他在《自己的園地·舊序》里又說：「我已明知過去的薔薇色的夢都是虛幻，但我還在尋求——這是人生的弱點……」他要「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這就是不再追求「薔薇色」的浪漫主義的理想，而選擇一條「在不完全的現世享樂一點美與和諧」的享樂主義的人生道路。這樣，與自幼保護、指導著自己的大哥永遠決裂，就意味著周作人與童年時代，以至青年時代的理想主義人生的真正訣別。
就這樣，現代最具有智慧和獨立個性，最相愛，也最相知的兄弟倆，都為被最愛的人欺騙與利用的幻覺而痛苦得不能自製。他們最相知，一旦發生誤解就永遠不可解；他們最相愛，一旦失去了愛，就只會轉化為恨；他們最具有智慧，一旦為情感所左右，失去了理性，就會盲目得看不見一切，以至做出了最愚蠢的行為而不自知；他們最有獨立個性，都是決定了什麼就要干到底的男子漢，一旦開始錯了，就只有一直滑下去，不會轉彎，甚至也不會想到彌補，自然也無悔恨可言……
掙扎吧。
盡管這時周作人已經預感到「吾輩罔識忌諱，干冒尊嚴，對於日本人與南京政府都要說些閑話，真正危乎殆哉，有如跳舞於火山之上」，周作人：《隨感錄·三六，火山之上》，《語絲》第148期。但他心有不甘，還要在「火山」上作最後的「跳舞」：10月12日作《國慶日頌》，「深感在中國生存之不易，到處要受監伺，危機四伏……令人有在火山之感焉」；周作人：《永日集·國慶日頌》，嶽麓書社1988年9月長沙第1版，第114頁。10月15日出版的《語絲》第153期發表《隨感錄·六五，功臣》，借一位老友之口，指出：「南方之事全敗壞於清黨」，「黨既以清而轉渾，政治軍事均以不振，北伐事業轉為一場春夢」，而發動清黨的吳蔡諸元老實為北洋「中央政府之功臣」。
一個星期以後，周作人在日記中記下歷史的一筆：「北新書局因事停止營業，《語絲》停刊，154期以後移交上海，由北新接辦」，這是意料之中的結局。兩天之後，周作人與劉半農暫避菜廠胡同一日本友人家中。這是周作人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逃難，記憶自然是十分深刻的。同為難友的劉半農後來對於當年的避難生活有過真切的回憶：「紅胡(按，指張作霖)入關主政，北新封，語絲停……余與豈明同避菜廠胡同一友人家。小廂三楹，中為膳食所，左為寢室，席地而卧，右為書室，室僅一桌，桌僅一硯。寢、食相對，枯坐而外，低頭共硯寫文而已，硯兄之稱自此始。居停主人不許多友來視，能來者余妻豈明妻而外，僅有徐耀辰兄傳遞外界消息，日或三四至也。時為民國十六年，以10月24日去，越一星期歸。」劉半農：《雙鳳皇磚齋小品文·四十五，記硯兄之稱》，載《人間世》第10期。周作人沒有留下更多的文字回憶，在《知堂回想錄》中也只是說：「所雲菜廠在北河沿之東，是土肥原的舊居，居停主人(友人)即土肥原之後任某少佐也。」但可以肯定，在避難期間，周作人的思考一定是很多的，他終於在歷史的進退之間作出了新的決斷。——周作人的五四時代從此結束
2. 魯迅和周作人為什麼不和
有瓜葛。正當周氏兄弟都在苦苦地反思自己的人生選擇，以至自身的生存意義時——在這樣的時刻，他們本應互相支持、補充，攜手共進，卻於一天早上，宣布決裂，從此，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說，「東有啟明，西有長庚」，「兩星永不相見」。見陳漱渝：《東有啟明，西有長庚——魯迅與周作人失和前後》(載《魯迅研究動態》1985年5期)。此句語出《詩經·小雅·
大東》。陳文引述了魯迅母親對許欽文四妹許羨蘇所說一段話：「龍師父給魯迅取了個法名——長庚，原是星名，紹興叫『黃昏肖』。周作人叫啟明，也是星名，叫『五更肖』，兩星永遠不相見。」這樣的結局，無論是魯迅，還是周作人，都不曾料及，甚至可以說，是他們所不願意接受的。
但事情畢竟還是發生了，而且來得那麼突然。
查周作人與魯迅日記，直到「失和」事件發生前夕，他們兄弟的感情都極為融洽。這是1923年1月至7月的有關記載——
1月1日，周氏兄弟共同邀請沈士遠、沈尹默、張鳳舉、徐耀辰、孫伏園吃雜煮汁粉。據沈尹默回憶，五四前後，有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每逢元旦，八道灣周宅必定邀請友人宴集，座中大部分是北大同人，談話范圍極其廣泛，有時也不免臧否當代人物……
1月17日，《晨報副鐫》同時發表周作人《愛羅先珂君的失明》與魯迅《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從〉以後的幾句聲明》。
1月20日，周作人與愛羅先珂共同宴請日本友人今村、井上、丸山、清水等，魯迅也在座。
2月17日，周作人約友人茶話，到者有郁達夫、張鳳舉、徐耀辰、沈士遠、沈兼士、馬幼漁、朱遏先等，魯迅也在座。這是郁達夫與周氏兄弟第一次見面。
3月8日，周作人在《晨報副鐫》上發表《綠洲七·兒童劇》，文章憶及童年時代與魯迅一起在桂花樹下自編自演兒童劇的情景。
4月8日，魯迅、周作人攜豐一共游中山公園，章川島、李小峰亦在。
4月15日，魯迅、周作人共同出席《北京周報》總編丸山昏迷為16日歸國的愛羅先珂與20日離京的藤鄰舉行的宴會。席間，愛羅先珂、魯迅、周作人、徐祖正、藤鄰等合影。宴會後又共同出席北大學生許欽文、董秋芳等組織的文藝社團春光社集會，魯迅、周作人均為該社指導。
5月10日，周作人與魯迅小治餚酒共飲三弟建人，並邀孫伏園。這是周氏三兄弟最後一次歡聚。
5月13日，上午周作人與魯迅又同赴春光社集會。
5月14日，日本東洋音樂學校講師田邊尚雄在北大二院講《中國古樂之價值》，周作人口譯，魯迅也在座。
5月26日，周作人治酒邀客，客人有澤村、丸山、徐耀辰、張鳳舉、沈士遠、馬幼漁等，魯迅也在座。
6月3日，《北京周報》六十七期發表以魯迅與周作人的談話為依據的《「面子」和「門錢」》，署名「兩周氏談」。
6月26日，周作人與魯迅在祿米倉張鳳舉家相遇，同飯。
6月29日，周作人與魯迅同往北大新潮社，並與李小峰、孫伏園在北大第二院食堂就餐。
6月，魯迅、周作人合譯的《現代日本小說集》由商務印書館初版發行，署周作人譯，內收魯迅譯作十一篇，周作人譯作十九篇。
7月3日，周作人與魯迅同至東安市場，又至東交民巷書店，又至山本照相館。買雲岡石窟佛像寫真十四枚，又正定本佛像寫真三枚，共六元八角。
但在7月14日，魯迅日記中突然出現了這樣的記錄：「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餚，此可記也。」周作人日記中卻無一字記此事，但這畢竟透露了一點「消息」。
7月17日，周作人日記記載：「陰。上午池上來診。下午寄喬風函件，焦菊隱、王懋廷二君函。」周作人承認，這則日記原來大約還有約十個字涉及他與魯迅矛盾的內容，但被他「用剪刀剪去了」。周作人：《知堂回想錄·一四一，不辯解說(下)》，第424頁。但「池上來診」卻頗值得注意：池上是常來八道灣看病的日本醫生，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有癔病。據俞芳回憶，魯太夫人曾對她說：「信子患有一種很奇怪的病：每當她身體不適，情緒不好或遇到不順心的事，就要發作，先是大哭，接著就昏厥過去。」俞芳：《我所知道的芳子》，載《魯迅研究動態》1987年7期。那麼，信子是否也發生了類似的病呢?這一天，周作人所住的後院里肯定是不寧靜的。
7月18日，周作人給魯迅寫了一封信，全文是——
魯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難，——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里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親兄弟失和--周作人與魯迅決裂真相(2)
據說，這天晚上細雨霏霏。周作人曾訴過深夜聽雨之苦：「北京除了偶然有人高興放幾個爆仗以外，夜裡總還安靜，那樣嘩啦嘩啦的雨聲在我的耳朵已經不很習慣，所以時常被它驚醒，就是睡著也彷彿覺得耳邊粘著面條似的東西，睡得很不痛快……」周作人：《雨天的書·苦雨》，第6頁。那麼，這一夜，周作人又有幾度驚醒呢?
7月19日，周作人日記中有「寄喬風、鳳舉函，魯迅函」一句。魯迅日記中也只寥寥幾字：「上午啟孟自持信來，後邀欲問之，不至。」節制的簡勁的敘述背後，又隱藏著怎樣的情感的大風暴呢?
下午，一場大雨從天而降。
接著是沉默的一周。
7月26日魯迅日記：「晴。上午往磚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書籍。」魯迅決心離開兄弟朝夕共處的八道灣了。
8月2日，周作人日記：「下午L夫婦移住磚塔胡同。」L即指魯迅。同日，魯迅日記：「雨，午後霽。下午攜婦遷居磚塔胡同61號。」雨後的八道灣應是安謐的，彷彿一切都沒有發生。當魯迅向它投去最後一瞥，心裡在想什麼呢?
接著又是漫漫的難耐又難堪的沉默。
十個月以後，終於爆發——
1924年6月11日，魯迅日記：「……下午往八道灣宅取書及什器，比進西廂，啟孟及其妻突出罵詈毆打，又以電話招重久及張鳳舉、徐耀辰來，其妻向之述我罪狀，多穢語，凡捏造未圓處，則啟孟救正之。然後取書、器而出。」據說周作人拿起一尺高的獅形銅香爐向魯迅頭上打去，幸虧別人接住，搶開，才不致擊中……
魯迅、周作人兄弟一場，竟發展至「罵詈毆打」，旁觀者看來，簡直難以置信。
當事人又何嘗不是如此。細心的讀者不難注意到，在失和事件從發生到發展的全過程中，魯迅與周作人，始終處於神情恍惚、失控的狀態中。周作人說：「我昨天才知道……」魯迅則「邀欲問之」，他們對事情的發生不僅毫無思想准備，甚至感到莫名其妙。以後的行動：搬家，相罵，以至毆打，都是鬼使神差，自己也把握不住。彷彿兩個人都在驚恐地問道：怎麼了?到底發生了什麼?!……
真是誰也說不清楚。
周作人不說話了。魯迅也不說話了。對於這件事，魯迅本人在他生前沒有一個字發表。周作人也一再表示：「不辯解。」他說：「大凡要說明我的不錯，勢必先說對方的錯。不然也總要舉出些隱秘的事來作材料，這都是不容易說得好，或者不大想說的，那麼即使辯解得有效，但是說了這些寒傖話，也就夠好笑，豈不是前門驅虎而後門進了狼嗎?」周作人：《知堂回想錄·不辯解說(上)》，第423頁。
於是，正像一位研究者所說，魯迅與周作人失和這件事，就蒙上了一層神秘色彩陳漱渝：《東有啟明，西有長庚》，載《魯迅研究動態》1986年第5期。。這里僅能根據有關材料作一點探索。
魯迅、周作人雖聲明「不說」，但暗示卻是有的。1924年9月，魯迅輯成《俟堂專文雜集》，署名「宴之敖」；1927年4月，在所作《鑄劍》中，又用「宴之敖」命名復仇者「黑的人」。據許廣平回憶，魯迅對這筆名有過一個解釋：「宴」從門(家)，從日，從女；「敖」從出，從放(《說文》作，游也，從出從放)，意「即是被家裡的日本女人逐出的」。那麼，魯迅是將兄弟失和的責任歸之於周作人夫人的。
周作人前述「不辯解」的宣言中已經暗示：兄弟失和關系著一些「隱秘」而說出來又會使雙方都陷入被動的事情。周作人晚年(1964年10月17日)在寫給香港友人鮑耀明的信中曾明確表示：1964年香港友聯出版公司出版的趙聰的《五四文壇點滴》，「大體可以說是公平翔實，甚是難得。關於我與魯迅的問題，亦去事實不遠，因為我當初寫字條給他，原是只請他不再進我們的院子里就是了。」同年11月16日致鮑耀明的信又說：「魯迅事件無從具體說明，惟參照《五四點滴》中所說及前次去信約略已可以明白。」查趙聰《五四文壇點滴》中有關周氏兄弟失和的文字，除引證魯迅日記中有關兄弟失和的記載外，也僅有如下幾句：「許壽裳說過，他們兄弟不和，壞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據說她很討厭她這位大伯哥，不願同他一道住。」——看來，周作人只肯定了一點：兄弟失和的原因是，他的夫人不願同魯迅一道住，至於為何「不願」，周作人迴避了。
再看看與魯迅、周作人關系最為密切的有關人的看法。魯老太太曾對人說：「這樣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這真出於我意料之外。我想來想去，也想不出個道理來。我只記得：你們大先生對二太太(信子)當家，是有意見的，因為她排場太大，用錢沒有計劃，常常弄得家裡入不敷出，要向別人去借，是不好的。」俞芳：《我記憶中的魯迅先生》
周建人在《魯迅與周作人》一文中說，正好當年5月14日他離京赴滬，未能目擊這場家
庭糾紛，事後魯迅也未跟他談過；但他認為，魯迅與周作人的分手，「不是表現在政見的不同，觀點的分歧，而是起源於家庭間的糾紛」。朱安夫人曾「很氣憤地」向人說過：「她(信子)大聲告誡她的孩子們，不要親近我們，不要去找這兩個『孤老頭』，不要吃他們的東西，讓這兩個『孤老頭』冷清死。」俞芳：《周建人是怎樣離開八道灣的》，載《魯迅研究動態》1987年第8期。
許廣平則在《魯迅回憶錄》「所謂兄弟」一節中說：「魯迅在八道灣住的時候，起初每月工資不欠，不夠時，就由他向朋友告貸，這樣的人，在家庭收入方面是一個得力的助手」，這時，家庭關系是好的，「後來，由於欠薪，加以干涉別的人事方面」，就妨礙了周作人夫人信子的權威，「『討厭起來了』，於是就開始排擠魯迅」。許廣平回憶，魯迅還對她說過，「我總以為不計較自己，總該家庭和睦了吧，在八道灣的時候，我的薪水，全部交給二太太，連同周作人的在內，每月約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請日本醫生來，過日子又不節約，所以總是不夠用，要四處向朋友借，有時候借到手連忙持回家，就看見醫生的汽車從家裡開出來了，我就想：我用黃包車運來，怎敵得過用汽車運走的呢?」魯迅還回憶說，周作人「曾經和信子吵過，信子一裝死他就屈服了，他曾經說：『要天天創造新生活，則只好權其輕重，犧牲與長兄友好，換取家庭安靜。』」許廣平還回憶說，周作人「惟整日捧著書本，其餘一切事情都可列入浪費精力之內，不聞不問。魯迅曾經提到過，像周作人時常在孩子大哭於旁而能無動於衷依然看書的本領，我無論如何是做不到的」。
魯迅的好友與周作人也有在日本同住的情誼的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中說：「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對於魯迅，外貌恭順，內懷忮忌。作人則心地胡塗，輕信婦人之言，不加體察。我雖竭力解釋開導，竟無效果。致魯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廳而他總不覺悟，魯迅遣工役傳言來談，他又不出來；於是魯迅又搬出而至磚塔胡同。從此兩人不和，成為參商，一變從前『兄弟怡怡』的情態。」
同為魯迅、周作人朋友的郁達夫在《回憶魯迅》中說：「據(與周作人關系密切的張)鳳舉他們的判斷，以為他們兄弟間的不睦，完全是兩人的誤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說魯迅對她有失敬之處。但魯迅有時候對我說：『我對啟明，總老規勸他的，教他用錢應該節省一點，我們不得不想想將來。他對於經濟，總是進一個花一個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從這些地方，會合起來，大約他們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當時與魯迅、周作人雙方都有密切交往的章廷謙(川島)曾對魯迅博物館工作人員說：「魯迅後來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謠說魯迅調戲她。周作人老婆對我還說過：魯迅在他們的卧室窗下聽窗。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為窗前種滿了鮮花。」②轉引自陳漱渝：《東有啟明，西有長庚》。說到周作人夫人與魯迅關系緊張的原因時，川島則說：「主要是經濟問題。她(羽太信子)揮霍得不痛快。」②
以上直接、間接的材料說明了什麼呢?可能得出的結論僅僅是，魯迅與周作人的失和不是出於政治、思想、人生選擇上的分歧，而純屬家庭內部的糾紛。如果再要進一步判斷其中的是非，就很難說了。盡管前述證人中有不少人偏向於對周作人夫人的譴責，本書作者卻願持更謹慎的態度。把一切罪責(大至國家興亡，小至家庭離合)都歸於女子，倒是中國的傳統，但卻為魯迅、周作人一致反對。還是中國的一句古話說得對：「清官難斷家務事，」對於家庭內部的糾紛，旁觀者為什麼一定要亂插嘴，當「法官」呢?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還是「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吧。
也許周氏兄弟對這件事的心理的、情感的反應，才是我們更應當關注的。
魯迅在「被八道灣趕出後」(魯迅語)，即大病一場，前後達一個半月之久。而且，從1923年至1927年長達四年時間里，魯迅一些文章的字里行間都透露出魯迅對失和一事時時刻刻不能忘懷，每有觸及，即引起揪心的苦痛與難忍的憤怒。我們可以把有關材料排列於下：
1923年8月兄弟失和，魯迅搬出八道灣，遷居磚塔胡同61號。
1923年10月1日—11月18日魯迅大病。
1924年5月魯迅移居西三條胡同新居，因回八道灣取書，兄弟再次發生沖突。
1924年9月魯迅輯成《俟堂專文雜集》一書，署名「宴之敖」，內含「被家裡的日本女人驅逐出去」之意。
1925年3月16日魯迅《犧牲謨》發表，對專要別人犧牲的「利己主義者」予以嘲諷。
1925年6月29日魯迅作《頹敗線的顫動》，表現了一個被家庭逐出的老女人的復仇意志。1925年11月3日魯迅以周作人1917年在北京患病的經歷作素材，寫小說《兄弟》，無情地揭示所謂「兄弟怡怡」的不可靠。
1927年4月3日魯迅作《鑄劍》，用「宴之敖」命名復仇者「黑的人」。折磨著魯迅的，是一種「被利用」的感覺；他為他的所愛者作了最大限度的自我犧牲，在失去了利用價值之後，就被所愛者無情地放逐，這是魯迅絕難忍受的。一時間，「眷意與決絕，愛撫與復仇
，養育與殲除，祝福與咒詛」交織於心魯迅：《野草·頹敗線的顫動》，《魯迅全集》第2卷，第206頁
。……
周作人又如何呢?從表面上看，他比魯迅平靜得多，他照樣地作文，上課，出席各種會議。但1924年6月，在兄弟間大打出手後的第二個月，他寫了一篇《「破腳骨」》。據川島說，這是針對魯迅的。在文章中，他暗示魯迅是個「無賴子」，並且作了一連串的「考證」：「破腳骨官話曰無賴曰光棍，古語曰潑皮曰破落戶，上海曰流氓，南京曰流屍曰青皮，日本曰歌羅支其，英國曰羅格……《英漢字典》中確將『流氓』這字釋作劫掠者，盜賊等等也。」這惡毒的咒罵出自溫雅的周作人，幾乎是難以置信的；足見他心中怨恨之深。
折磨著周作人的，是一種強烈的「上當受騙」感。1923年7月25日所寫的《自己的園地·舊序》里，他重復了7月18日給魯迅的字條里所說的「過去的薔薇色的夢都是虛幻」這樣的話。他確實有一種幻滅感：他覺著在受了自己最信任的人的欺騙以後，就很難再相信人生的美好和諧。所以他說「現在所見的」充滿了殘酷的、欺騙的、虛偽的不和諧，不完全的人生「或者才是真的人生」。但他在《自己的園地·舊序》里又說：「我已明知過去的薔薇色的夢都是虛幻，但我還在尋求——這是人生的弱點……」他要「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這就是不再追求「薔薇色」的浪漫主義的理想，而選擇一條「在不完全的現世享樂一點美與和諧」的享樂主義的人生道路。這樣，與自幼保護、指導著自己的大哥永遠決裂，就意味著周作人與童年時代，以至青年時代的理想主義人生的真正訣別。
就這樣，現代最具有智慧和獨立個性，最相愛，也最相知的兄弟倆，都為被最愛的人欺騙與利用的幻覺而痛苦得不能自製。他們最相知，一旦發生誤解就永遠不可解；他們最相愛，一旦失去了愛，就只會轉化為恨；他們最具有智慧，一旦為情感所左右，失去了理性，就會盲目得看不見一切，以至做出了最愚蠢的行為而不自知；他們最有獨立個性，都是決定了什麼就要干到底的男子漢，一旦開始錯了，就只有一直滑下去，不會轉彎，甚至也不會想到彌補，自然也無悔恨可言……
掙扎吧。
盡管這時周作人已經預感到「吾輩罔識忌諱，干冒尊嚴，對於日本人與南京政府都要說些閑話，真正危乎殆哉，有如跳舞於火山之上」，周作人：《隨感錄·三六，火山之上》，《語絲》第148期。但他心有不甘，還要在「火山」上作最後的「跳舞」：10月12日作《國慶日頌》，「深感在中國生存之不易，到處要受監伺，危機四伏……令人有在火山之感焉」；周作人：《永日集·國慶日頌》，嶽麓書社1988年9月長沙第1版，第114頁。10月15日出版的《語絲》第153期發表《隨感錄·六五，功臣》，借一位老友之口，指出：「南方之事全敗壞於清黨」，「黨既以清而轉渾，政治軍事均以不振，北伐事業轉為一場春夢」，而發動清黨的吳蔡諸元老實為北洋「中央政府之功臣」。
一個星期以後，周作人在日記中記下歷史的一筆：「北新書局因事停止營業，《語絲》停刊，154期以後移交上海，由北新接辦」，這是意料之中的結局。兩天之後，周作人與劉半農暫避菜廠胡同一日本友人家中。這是周作人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逃難，記憶自然是十分深刻的。同為難友的劉半農後來對於當年的避難生活有過真切的回憶：「紅胡(按，指張作霖)入關主政，北新封，語絲停……余與豈明同避菜廠胡同一友人家。小廂三楹，中為膳食所，左為寢室，席地而卧，右為書室，室僅一桌，桌僅一硯。寢、食相對，枯坐而外，低頭共硯寫文而已，硯兄之稱自此始。居停主人不許多友來視，能來者余妻豈明妻而外，僅有徐耀辰兄傳遞外界消息，日或三四至也。時為民國十六年，以10月24日去，越一星期歸。」劉半農：《雙鳳皇磚齋小品文·四十五，記硯兄之稱》，載《人間世》第10期。周作人沒有留下更多的文字回憶，在《知堂回想錄》中也只是說：「所雲菜廠在北河沿之東，是土肥原的舊居，居停主人(友人)即土肥原之後任某少佐也。」但可以肯定，在避難期間，周作人的思考一定是很多的，他終於在歷史的進退之間作出了新的決斷。——周作人的五四時代從此結束。
本文節選自《周作人傳》一書，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
參考資料：http://cul.sina.com.cn/y/2005-05-11/1740125975.html
3. 請問周作人是魯迅的弟弟嗎周作人可以幫忙介紹下嗎
【周作人】 （1885～1967）
現代散文家、詩人。文學翻譯家。原名柵壽。字星杓，後改名奎緩，自號起孟、啟明（又作豈明）、知堂等，筆名仲密、葯堂、周遐壽等。浙江紹興人。魯迅二弟。1901年入南京江南水師學堂。1906年東渡日本留學。1911年回國後在紹興任中學英文教員。1917年任北京大學文科教授。「五四」時期任新潮社主任編輯，參加《新青年》的編輯工作，參與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發表了《人的文學》、《平民文學》、《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論文章，並從事散文、新詩創作和譯介外國文學作品。他的理論主張和創作實踐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影響，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五四」以後，周作人作為《語絲》周刊的主編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寫了大量散文，風格平和沖淡，清雋幽雅。在他的影響下， 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廢名等作家在內的散文創作流派，一個被阿英稱作為「很有權威的流派」（《現代十六家小品·〈俞平伯小品〉序》）。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思想漸離時代主流，主張「閉戶讀書」。30年代提倡閑適幽默的小品文，沉溺於「草木蟲魚」的狹小天地。此時直至40年代所寫的散文，格調「一變而為枯澀蒼老，爐火純青，歸入古雅遒勁的一途」（郁達夫《〈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導言》），影響日益縮小。
抗日戰爭爆發後，居留淪陷後的北平，出任南京國民政府委員、華北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等偽職。1945年以叛國罪被判刑入獄，1949年出獄，後定居北京，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從事日本、希臘文學作品的翻譯和寫作有關回憶魯迅的著述。主要著作有散文集《自己的園地》、《雨天的書》、《澤瀉集》、《談龍集》、《談虎集》、《永日集》、《看雲集》、《夜讀抄》、《苦茶隨筆》、《風雨談》、《瓜豆集》、《秉燭談》、《苦口甘口》、《過去的工作》、《知堂文集》，詩集《過去的生命》，小說集《孤兒記》，論文集《藝術與生活》、《中國新文學的源流》，論著《歐洲文學史》，文學史料集《魯迅的故家》、《魯迅小說里的人物》、《魯迅的青年時代》，回憶錄《知堂回想錄》，另有多種譯作。
周作人出任偽職成為漢奸是一個歷史事實。
最近讀了抗戰前周作人的文集《談虎集》。這個周作人與日後成為漢奸的周作人怎麼也不象是同一個人。幾年前，有報道說李葆華等同志出面為周作人當漢奸的歷史事件辯護，認為當時周作人出任偽職是根據北平中共地下組織的意見而非本人甘當漢奸，但旋即又被有關方面否定。但從中原因，我以為並非空穴來風。讀抗戰前周作人的文集《談虎集》後，我有以下觀點，請大家批評指正。
首先，周作人與李葆華的父親李大釗烈士（中共主要創世人之一）關系密切，在李大釗烈士犧牲後確實關心與幫助過李葆華等人，並在抗戰時設法把李葆華等人送到延安。
第二，周作人的思想左傾。當然他不是共產主義者，但也是一個充滿無政府主義思想，或者傾向社會主義的人。在李大釗烈士犧牲後，當時的北洋軍閥的報紙曾經極盡污衊之能事，而周作人卻對李大釗非常崇敬，撰寫文章為李大釗辯護，矛頭直指北洋軍閥。（見《談虎集》）
第三，周作人不滿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在北伐後，國民黨清黨時，周作人是當時反對國民黨屠殺愛國青年的少有的幾個著名學者。在這點上，他比蔡元培、胡適要強得多。當然比吳稚輝這類積極鼓動清黨的反動文人不知強多少倍。而其兄魯迅也不及他。雖然當時他在北平，甚至還是在北洋軍閥的統治下，他能著文抨擊。（同見《談虎集》）
第四，周作人雖然娶日本女子為妻，但在抗戰前是非常反日的。當時北平的日本辦的漢文《順天時報》一直是周作人的抨擊對象，認定它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國的一張機關報。（同見《談虎集》）
4. 魯迅和周作人兄弟鬩牆事件的來龍去脈是什麼
查周作人與魯迅日記，直到「失和」事件發生前夕，他們兄弟的感情都極為融洽。1923年1月，他們曾經共同邀請沈士遠、沈尹默、張鳳 同年的3月8日，周作人還在《晨報副鐫》上發表《綠洲七·兒童劇》，文章憶及童年時代與魯迅一起在桂花樹下自編自演兒童劇的情景，充滿手足之情和對往事的美好回憶。 此後，他們還曾經共游中山公園，一起出席北大學生許欽文、董秋芳等組織的文藝社團春光社集會，並共同擔任該社指導。 6月，兄弟兩個合譯的《現代日本小說集》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署周作人譯，內收魯迅譯作11篇，周作人譯作19篇。 7月3日，周作人與魯迅還同游東安市場，又至東交民巷書店，在日記中留下「買雲岡石窟佛像寫真十四枚，又正定本佛像寫真三枚，共六元八角」的記載。 但是，在1923年7月19號，周作人卻突然把一封絕交信丟給魯迅。這封信很短，是這樣寫的：「魯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誰，——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里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據說，這天晚上細雨霏霏。周作人曾經在《苦雨》里訴過深夜聽雨之苦：「北京除了偶然有人高興放幾個爆仗以外，夜裡總還安靜，那樣嘩啦嘩啦的雨聲在我的耳朵已經不很習慣，所以時常被它驚醒，就是睡著也彷彿覺得耳邊粘著面條似的東西，睡得很不痛快……」那麼，這一夜，魯迅是否也被幾度驚醒呢？ 7月19日，周作人日記中有「寄喬風、鳳舉函，魯迅函」一句。魯迅日記中也只簡單的一句話提到此事：「上午啟孟自持信來，後邀欲問之，不至。」啟孟即周作人。顯然，當魯迅想和周作人溝通的時候，被自己的弟弟拒絕了。 於是，魯迅從當天開始就和周作人家分開吃飯，不久魯迅就搬出了八道灣，並把朱安和母親一塊接到新家。 8月2日，周作人在日記里記載：「下午L夫婦移住磚塔胡同。」L即指魯迅。顯然，在周作人的日記里，已經不願再提到魯迅的名字。同日，魯迅也在日記里寫下：「雨，午後霽。下午攜婦遷居磚塔胡同61號。」簡單的一語帶過，讓人們今天已經無法知曉，當年魯迅從八道灣里搬出去的時候，心裡在想什麼。 1924年6月11日，魯迅、周作人的關系惡化到了極點。當天魯迅在日記里憤怒地記下了下面的幾句話：「……下午往八道灣宅取書及什器，比進西廂，啟孟及其妻突出罵詈毆打，又以電話招重久及張鳳舉、徐耀辰來，其妻向之述我罪狀，多穢語，凡捏造未圓處，則啟孟救正之。然後取書、器而出。」據說，當時周作人曾經拿起一尺高的獅形銅香爐向魯迅頭上打去，幸虧別人接住，搶開，才不致擊中。而周建人也曾經聽母親說過，魯迅在西廂隨手拿起一個陶瓦枕（一種古物），向周作人擲去，他們才退下了。 魯迅、周作人兄弟一場，竟發展至「罵詈毆打」，旁觀者看來，簡直難以置信。 到底發生了什麼?真是誰也說不清楚。 關於個中情由，作為當事人的魯迅和周作人在生前基本保持沉默。對於這件事，魯迅本人在他生前沒有一個字發表。周作人也一再表示：「不辯解。」他在《知堂回想錄·不辯解說(上)》里表白說：「大凡要說明我的不錯，勢必先說對方的錯。不然也總要舉出些隱秘的事來作材料，這都是不容易說得好，或者不大想說的，那麼即使辯解得有效，但是說了這些寒傖話，也就夠好笑，豈不是前門驅虎而後門進了狼嗎?」 於是，當年在八道灣里發生過的事情，就蒙上了一層神秘色彩。 眾說紛紜 關於周氏兄弟的反目，從1923年8月開始社會上就流傳著各種各樣的猜疑，有的說是魯迅偷看羽太信子洗澡被發現了，造成了「五四」雙星的失和；也有人說是魯迅趁周作人不在，調戲弟媳，遭到羽太信子的拒絕後，兄弟失和；也有人說周氏兄弟因為文化上的觀點不同，再加上羽太信子的從中挑撥，造成了那樣的結果；更有人以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學說來套魯迅，說他本來對羽太信子就垂涎已久，性壓抑得不到釋放，所以試圖勾引弟媳，被拒絕後，便惱羞成怒，與周作人夫婦打了一架後離開了八道灣。諸如此類，讓世人好奇不已。 今天，對於魯迅兄弟失和這件事，學者們根據有關材料，進行了許多各不相同的推測。但是有一點研究者們卻看法一致，那就是，魯迅與周作人的斷交，不是出於政治立場和為人原則不同之類的大問題，而是因為一些雞毛蒜皮卻又糾纏不清的家庭矛盾所致。 正如周建人在《魯迅與周作人》一文中認為的那樣，魯迅與周作人的分手，「不是表現在政見的不同，觀點的分歧，而是起源於家庭間的糾紛」。周建人1923年5月14日離京赴滬。 未能目擊這場家庭糾紛，但是，他作為魯迅與周作人的弟弟，看法自然不會太錯。不過，人們接下來還是情不自禁地要問：這所謂的家庭糾紛又是些什麼事呢？ 正是在這個問題上，研究者們眾說紛紜。但是，這些形形色色的說法，卻都和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有關。 魯迅的好友、與周作人在日本有同住情誼的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中說：「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對於魯迅，外貌恭順，內懷忮忌。作人則心地胡塗，輕信婦人之言，不加體察。我雖竭力解釋開導，竟無效果，致魯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廳而他總不覺悟。魯迅遣工役傳言來談，他又不出來；於是魯迅又搬出而至磚塔胡同。從此兩人不和，成為參商，一變從前『兄弟怡怡』的情態。」 曾經是周氏兄弟學生的俞芳也回憶說，朱安夫人曾「很氣憤地」向人說過：「她(信子)大聲告誡她的孩子們，不要親近我們，不要去找這兩個『孤老頭』，不要吃他們的東西，讓這兩個『孤老頭』冷清死。」 顯然，在知情人看來，羽太信子對魯迅和他的元配夫人朱安是非常不滿的。關於這點，魯迅、周作人雖聲明「不說」，但暗示卻是有的。1924年9月，魯迅輯成《俟堂專文雜集》，署名「宴之敖」；1927年4月，在所作《鑄劍》中，又用「宴之敖」命名復仇者「黑的人」。據許廣平回憶，魯迅對這筆名有過一個解釋：「宴」從門(家)，從日，從女；「敖」從出，從放，也就是說「我是被家裡的日本女人逐出的」。這個日本女人自然就是羽太信子。 關於這點，周作人在自己的晚年也有承認。1964年10月17日，周作人在寫給香港友人鮑耀明的信中曾明確表示：1964年香港友聯出版公司出版的趙聰的《五四文壇點滴》，「大體可以說是公平翔實，甚是難得。關於我與魯迅的問題，亦去事實不遠，因為我當初寫字條給他，原是只請他不再進我們的院子里就是了。」同年11月16日，他在給鮑耀明的信里又說：「魯迅事件無從具體說明，惟參照《五四點滴》中所說及前次去信，約略已可以明白。」但是，翻閱趙聰《五四文壇點滴》中有關周氏兄弟失和的文字，除引證魯迅日記中有關兄弟失和的記載外，也僅有如下幾句：「許壽裳說過，他們兄弟不和，壞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據說她很討厭她這位大伯哥，不願同他一道住。」看來，周作人肯定了一點：兄弟失和的原因是，他的夫人不願同魯迅一道住。但是，為什麼「不願」呢？周作人卻沒有說。這就為研究者們的各種猜測提供了空間。
5. 據說，魯迅和他弟弟關系本來很好，可後來好象弄僵了，誰知道他和周作人之間的事
1924年6月11日，魯迅、周作人的關系惡化到了極點。當天魯迅在日記里憤怒地記下了下面的幾句話：「……下午往八道灣宅取書及什器，比進西廂，啟孟及其妻突出罵詈毆打，又以電話招重久及張鳳舉、徐耀辰來，其妻向之述我罪狀，多穢語，凡捏造未圓處，則啟孟救正之。然後取書、器而出。」據說，當時周作人曾經拿起一尺高的獅形銅香爐向魯迅頭上打去，幸虧別人接住，搶開，才不致擊中。而周建人也曾經聽母親說過，魯迅在西廂隨手拿起一個陶瓦枕(一種古物)，向周作人擲去，他們才退下了。
魯迅、周作人兄弟一場，竟發展至「罵詈毆打」，旁觀者看來，簡直難以置信。
到底發生了什麼?真是誰也說不清楚。
關於個中情由，作為當事人的魯迅和周作人在生前基本保持沉默。對於這件事，魯迅本人在他生前沒有一個字發表。周作人也一再表示：「不辯解。」他在《知堂回想錄-不辯解說(上)》里表白說：「大凡要說明我的不錯，勢必先說對方的錯。不然也總要舉出些隱秘的事來作材料，這都是不容易說得好，或者不大想說的，那麼即使辯解得有效，但是說了這些寒傖話，也就夠好笑，豈不是前門驅虎而後門進了狼嗎?」
於是，當年在八道灣里發生過的事情，就蒙上了一層神秘色彩。
眾說紛紜
關於周氏兄弟的反目，從1923年8月開始社會上就流傳著各種各樣的猜疑，有的說是魯迅偷看羽太信子洗澡被發現了，造成了「五四」雙星的失和；也有人說是魯迅趁周作人不在，調戲弟媳，遭到羽太信子的拒絕後，兄弟失和；也有人說周氏兄弟因為文化上的觀點不同，再加上羽太信子的從中挑撥，造成了那樣的結果；更有人以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學說來套魯迅，說他本來對羽太信子就垂涎已久，性壓抑得不到釋放，所以試圖勾引弟媳，被拒絕後，便惱羞成怒，與周作人夫婦打了一架後離開了八道灣。諸如此類，讓世人好奇
不已。
今天，對於魯迅兄弟失和這件事，學者們根據有關材料，進行了許多各不相同的推測。但是有一點研究者們卻看法一致，那就是，魯迅與周作人的斷交，不是出於政治立場和為人原則不同之類的大問題，而是因為一些雞毛蒜皮卻又糾纏不清的家庭矛盾所致。
正如周建人在《魯迅與周作人》一文中認為的那樣，魯迅與周作人的分手，「不是表現在政見的不同，觀點的分歧，而是起源於家庭間的糾紛」。周建人1923年5月14日離京赴滬，未能目擊這場家庭糾紛，但是，他作為魯迅與周作人的弟弟，看法自然不會太錯。不過，人們接下來還是情不自禁地要問：這所謂的家庭糾紛又是些什麼事呢？
正是在這個問題上，研究者們眾說紛紜。但是，這些形形色色的說法，卻都和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有關。
魯迅的好友、與周作人在日本有同住情誼的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中說：「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對於魯迅，外貌恭順，內懷忮忌。作人則心地胡塗，輕信婦人之言，不加體察。我雖竭力解釋開導，竟無效果，致魯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廳而他總不覺悟。魯迅遣工役傳言來談，他又不出來；於是魯迅又搬出而至磚塔胡同。從此兩人不和，成為參商，一變從前『兄弟怡怡』的情態。」
曾經是周氏兄弟學生的俞芳也回憶說，朱安夫人曾「很氣憤地」向人說過：「她(信子)大聲告誡她的孩子們，不要親近我們，不要去找這兩個『孤老頭』，不要吃他們的東西，讓這兩個『孤老頭』冷清死。」
顯然，在知情人看來，羽太信子對魯迅和他的元配夫人朱安是非常不滿的。關於這點，魯迅、周作人雖聲明「不說」，但暗示卻是有的。1924年9月，魯迅輯成《俟堂專文雜集》，署名「宴之敖」；1927年4月，在所作《鑄劍》中，又用「宴之敖」命名復仇者「黑的人」。據許廣平回憶，魯迅對這筆名有過一個解釋：「宴」從門(家)，從日，從女；「敖」從出，從放，也就是說「我是被家裡的日本女人逐出的」。這個日本女人自然就是羽太信子。
6. 關於周作人及周作人的新文學
周作人是魯迅（周樹人）之弟，周建人之兄。中國現代著名散文家、文學理論家、評論家、詩人、翻譯家、思想家，中國民俗學開拓人，新文化運動的傑出代表。
《知堂文集》、《周作人書信》、《知堂回憶錄》、《葯堂雜文》等。文學專著有：《新文學的源流》、《歐洲文學史》等。譯作有：《現代日本小說集》、《烏克蘭民間故事集》、《陀螺》、《黃薔薇》、《現代小說譯叢》等。建國後的著作有：《魯迅的故事》、《魯迅的青少年時代》、《魯迅小說里的人物》等。
= =你還是網路一下吧...
7. 列出魯迅家三兄弟所作過的文章或者書
1923年6月，魯迅、周作人合作完成的譯本《現代日本小說集》（署「周作人編譯」）作為「世界叢書」之一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而到下一個月，周氏兄弟因家事鬧翻，從此不再來往，更談不到合作從事譯著。廣陵散從
此絕矣。
「周氏兄弟合譯文集」另外三種——《紅星佚史》、《域外小說集》和《現代小說譯叢（第一集）》
http://www.gmw.cn/02blqs/2006-04/07/content_442792.htm
下面是引用的別人的回答簡單明了，符合你的要求，有一點需要補充的是，魯迅與周作人的失和，不僅是由於二人本向的性格和追求不同，周作人的日本妻子也是導致二人失和的最最最重要原因之一。雖然對此事，二人三緘其口，但從他們的文章和其它朋友的回憶性文章來看，這的確是事實呀！
下面這個網站希望對你更深入地了解他們有所幫助，其實，你只要在網路上搜一下，關於魯迅兄弟的文章很多，自己找一些你想要的吧
周作人與魯迅兄弟決裂探因
http://www2.upweb.net/index208-img/index.php?63956
據我所知，魯迅先生兄弟關系失和，1923年8月24日魯迅日記寫道：「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餚，此可記也。」他們兄弟三人，樹人、作人、建人。樹人和作人是新文化運動的戰友、先鋒、共同戰斗，不分彼此。可能是太好了，上天妒忌吧，後來就終生不再來往。其真情至今是個迷，雖然很多學者研究過，但缺乏可靠的材料，難下結論。表面是家庭糾紛。周作人的日本夫人羽太信子主持著高消費的整個家庭生活。魯迅是個大家庭的奉獻者。他說自己的錢是以黃包車拉進來，人家用汽車送出去。周作人當面呈給魯迅一封絕交信，稱他為「魯迅先生」，說「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里來」。魯迅很快搬出了八道灣住宅，家務事我們不好評價，但此事對雙方打擊都很大，等於是骨肉分離。對於中國文壇來說，也是巨大的損失。後來兄弟二人思想越來越遠，一個繼續戰斗，一個退隱到終於為日本侵略者做事。抗戰勝利後作人被國民政府處以漢奸罪。假如兄弟不失和，周作人的失節，也許可以避免。
http://..com/question/7027096.html?si=1
8. 魯迅與周作人是怎麼反目成仇的
魯迅三兄弟搬住一家後，家政大權便握在了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手中。魯迅當時的月收入為400大洋左右，他除留下香煙錢和零用花銷，絕大部分薪水交給羽太信子掌管。
在生活上，羽太信子擺闊氣講排場，花錢如流水，用度上沒有計劃和節制。家裡雇了六七個仆佣，每餐飯如果稍不合口味，便撤了另做。孩子上學，雇有專門的黃包車夫。遇有家人偶感風寒，必延請索價不菲的日本醫生。
從當時魯迅兄弟的收入情況看，600個大洋摺合成現時的人民幣，約為3萬元左右，只要安排得當，一家人的日子會過得舒適安逸。然而，羽太信子除了肆意揮霍外，根本不會持家。至於周作人，從不問這類凡間俗事，一頭扎進他的「苦雨齋」，潛心治學。
魯迅從兄長的角度出發，當然不能容忍羽太信子如此揮霍無度，待至後來，因校方拖欠，他的薪水往往不能按時交出來，一家人的開支無形中短出了一截，加之他曾數度規勸弟媳，於是，矛盾便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魯迅日記里出現與二弟的反目，是1923年7月。14日夜，魯迅開始一個人在自己的屋子裡吃飯，不再跟周作人們在一起用餐。魯迅是這樣記載的：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餚，此可記也。很大的矛盾，在魯迅的日記里，好像十分平淡和平常。
19日上午，魯迅收到周作人的信，兩個人的關系徹底破裂，親兄弟二人從此公開反目。魯迅接到信，就開始整理書籍和行李，重新看房子，搬出了八道灣。
(8)現代日本小說集魯迅周作人擴展閱讀
羽太信子，許多寫周作人的文章都會捎帶零星地涉及一些她的行跡，其中有贊有彈，褒貶不一。但有一點，大家似乎不約而同地同意，即，她對周作人生活和人生道路的影響非同小可。
周作人一生中至少有兩件大事，羽太信子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一是周作人與乃兄魯迅的決裂，二是周作人「七七事變」後沒有南下而留在北平，並最後落水出任偽職。
周建人似乎對這個日本嫂嫂頗有微詞。他在《魯迅與周作人》一文中有如下的記述：「增田涉說：『他（指魯迅）常買糖果給周作人的小孩（他自己那裡沒有小孩），周作人夫人不讓他們接受而拋棄掉。他用充滿傷感的話說：好像窮人買東西也是臟的，這時候使我想起他常說的寂寞這個詞來。』魯迅對我說的是，他偶然聽到對於孩子有這樣的呵責：『你們不要到大爹的房裡去，讓他冷清煞。』」
在周建人看來，魯迅與周作人夫婦的隔閡主要源於彼此生活方式的不同。羽太信子慣於揮霍，可以說「揮金如土」。「周作人不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還把多年的積蓄賠了進去，有時還到處借貸，自己甚至弄得夜裡寫文章時沒有錢買香煙和點心。」
魯迅在1926年6月11日的日記中記載那天下午他去八道灣取東西，與弟弟和弟媳發生的一場沖突。中有「其妻向之述我罪狀，多穢語」等語。根據魯迅這個記載判斷，這個羽太信子的性格可能是相當潑悍的。
對這一性格特點，周建人還舉了一個例子，他說：「早在辛亥革命前後，他（周作人）攜帶家眷回國居住在紹興時，他們夫婦間有過一次爭吵，結果女方歇斯底里症大發作，周作人發愣，而他的郞舅、小姨指著他破口大罵，從此，他不敢再有絲毫『得罪』。相反，他卻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到日本使館去講話。」
周建人說周作人是意志薄弱、性情和順，卻不辨是非。魯迅對周作人的評價是「昏」。這兄弟倆的意見倒也一致。
9. 誰能告訴我周作人的生平及其作品
生平：光緒十年（甲申）臘月初一（1885年1月16日）生於浙江紹興。魯迅二弟。現代散文家、詩人、文學翻譯家，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原名櫆壽，又名奎緩，字星杓，自號啟孟、啟明（又作豈明）、知堂等。筆名仲密、葯堂、周遐壽等。
1903年進江南水師學堂學習海軍管理，改名為周作人，畢業後考取官費留學日本。1906年7月到日本攻讀海軍技術，後改學外國語。此間與羽太信子(1888-1962)結婚。1911年回國後在紹興任中學英文教員。辛亥革命後，任浙江省軍政府教育司視學、紹興縣教育會會長、省立五中教員。1917年任北京大學文科教授。
「五四」時期任新潮社主任編輯，參加《新青年》的編輯工作，1921年參與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發表了《人的文學》、《平民文學》、《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論文章，並從事散文、新詩創作和譯介外國文學作品。
他的理論主張和創作實踐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影響，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五四」以後，周作人作為《語絲》周刊的主編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寫了大量散文，風格平和沖淡，清雋幽雅。在他的影響下， 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廢名等作家在內的散文創作流派，一個被阿英稱作為「很有權威的流派」（《現代十六家小品·〈俞平伯小品〉序》）。
1927年4月李大釗被殺害，曾保護李大釗之子李葆華避居自家一個月之久。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出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長。
抗日戰爭爆發後，居留淪陷後的北平，出任南京國民政府委員、華北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等職。
49年以後曾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從事日本、希臘文學作品的翻譯和寫作有關回憶魯迅的著述。主要著作：
有散文集《自己的園地》、《雨天的書》、《澤瀉集》、《談龍集》、《談虎集》、《永日集》、《看雲集》、《夜讀抄》、《苦茶隨筆》、《風雨談》、《瓜豆集》、《秉燭談》、《苦口甘口》、《過去的工作》、《知堂文集》，詩集《過去的生命》，小說集《孤兒記》，論文集《藝術與生活》、《中國新文學的源流》，論著《歐洲文學史》，文學史料集《魯迅的故鄉》、《魯迅小說里的人物》、《魯迅的青年時代》，回憶錄《知堂回想錄》，譯有《日本狂言遜》、《伊索寓言》、《歐里庇得斯悲劇集》等。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沖擊，曾被紅衛兵無恥粗暴對待，於1967年5月6日去世。
作品：孤兒記（文言小說） 1906年6月，小說林社
自己的天地（散文集） 1923年9月，北京晨報社
澤瀉集（散文集） 1925年月12月，北京，北新書局
談龍集（文藝雜論集） 1927年12月，上海，開明書店
談虎集（上下集）（雜文集） 1928年月1月，上海，北新書局
永日集（散文集） 1929年5月，上海，北新書局
過去的生命（詩集） 1929年11月，上海，北新書局
看雲集（散文集） 1932年10月，上海，開明書店
知堂文集（散文集） 1933年3月，上海，天馬書店
周作人書信（書信集） 1933年7月，上海，青光書店
苦雨齋序跋文（序跋集） 1934年3月，上海，天馬書店
夜讀抄（散文集） 1934年9月，上海，北新書局
苦茶隨筆（散文集） 1935年10月，上海，北新書局
苦竹雜記（散文集） 1936年2月，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風雨談（散文集） 1936年10月，上海，北新書局
瓜豆集（散文集） 1937年3月，上海，宇宙風社
秉燭談（散文集） 1940年2月，上海，北新書局
葯堂語錄（散文集） 1941年5月，天津庸報社
葯味集（散文集） 1942年3月，北京，新民印書館
葯堂雜文（散文集） 1944年1月，北京，新民印書館
書房一角（散文集） 1944年5月，北京，新民印書館
秉燭後談（散文集） 1944年9月，北京，新民印書館
苦口甘口（散文集） 1944年11月，上海，太平書局
立春以前（散文集） 1945年8月，上海，太平書局
魯迅的故事 1953年，上海出版公司
魯迅小說里的人物 1954年，上海出版公司
魯迅的青年時代 1957年，中國青年出版社
過去的工作（散文集） 1959年，香港，新地出版社
知堂乙酉文編（散文集） 1961年，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
兒童雜事詩（詩集） 1973年，香港，崇文書店
知堂回想錄（散文集） 1972年，香港，三育圖書公司